蒋百里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祖父
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
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
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
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
扶桑留学。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
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
梁启超的
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06年留学德国。
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
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
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3年同
胡适组织新月社。 1925年任
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 1937年9月,他以
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百里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在我看来,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百里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留日期间,蒋百里还参与创办《浙江潮》,亲笔撰写发刊词。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
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1910年,他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在同龄人中却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
武昌起义后,蒋百里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参议。1912年,他出任保定军校校长,不久即上演了文初的那一幕。
1916年袁称帝,蒋百里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挂掉后,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此后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当时也致力鼓吹“湖南省自治”,也许正受其影响。(事实上,18年后毛的“论持久战”抗日理论,也可能有蒋百里的烙印,下文将谈到)。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
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但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我总觉得,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是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
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
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
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
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日后
白崇禧、毛泽东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百里的影子。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同年11月,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蒋百里一定算是奇人,但不一定是军神。近年有舆论将他过度拔高,我不大以为然,所谓“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日本军校第一名毕业,第二次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我们看《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老虎总长”
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关于他的女儿:1941年,蒋英从德国柏林音乐大学毕业后,转入瑞士卢塞恩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掌握了大量德国、法国艺术歌曲、传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音乐作品,对古典、浪漫时期及近现代歌剧作品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生活艰苦,她经常在地铁买个面包充饥。她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一定要把西方音乐学到手!”, 1946年,蒋英结束了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到了祖国。她已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兰心大剧院开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
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
蔡锷、
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也都成为非凡人物。三人生年差不多,死的也都较早。蔡锷1916年死于日本,年仅34;张孝准1925年死于饮酒过量,年仅44;蒋百里死于1938年,享年56,是“三杰”中活得最长的,但也只能算中寿。若天假以年,“三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蒋百里又会不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真正指挥战役,甚至胜出?这是有趣的问题,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另:同期共有四名中国留学生,另一人为许崇智,粤军名将。)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
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
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
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蔡锷和蒋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
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
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原文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书房出的《陆军士官学校関系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实际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建校于1874年,一直到旧11期才改制,第一期始于1890年,蒋百里1904年入学,应该是17期。蔡锷是1904年毕业回国,应该是16期,两个人不是一期的!
小矶国昭是从陆士第十二期毕业的。而且陆士优等生的赏赐品一开始是望远镜,后来换成了银表!没说有佩剑!只有陆大前六名毕业生才有天皇赐刀。号称军刀组。而进陆大需要陆士前20%的成绩和日本部队的推荐,外国人只能是旁听生,没有那个是真的
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当年
荒木贞夫和
真崎甚三郎是毕业了,不过是陆大毕业的,和陆军士官学校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陆士17期(明治37年(1904年)入校、明治38年(1905年)3月30日毕业、明治38年(1905年)4月21日任官、363名) 大将:东条英机(陆相);后宫淳;前田利为 中将:饭田贞固;筱冢义男;铃木重康;岩松义雄 。这一期的优等生是:17 筱冢义男(歩)松村正员(歩)佐枝义重(歩)饭田贞固(骑)国分平四郎(野戦炮)河内権五郎(要塞炮) 村井二郎(工)今井基成(辎)
荒木贞夫毕业于陆士第九期(1897年,那年,蒋百里15岁)9期(明治30年(1897年)11月29日毕业、明治31年(1898年)6月27日任官、650名) 大将:
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
本庄繁、
松井石根;
荒木贞夫(陆相);
林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