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战”;认为朝鮮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鮮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無論福澤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導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觀點,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