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文章：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第一批内蒙古知青的故事 (2008-05-13 04:37:04)
本刊记者 阳 敏
1967年11月16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1967年5月2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牧场的“六月风暴”
“文革”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那时，满都宝力格牧场就分为两派。一派因保牧场党委书记哈木图，被称为保守派，绝大多数成员是当地的贫下中牧；另一派叫“6•18”，专造哈书记的反，坚决支持“挖肃”运动，骨干多为“盲流”，再加上新迁来的布林大队——因为大雪灾布林队失去了草场，旗里让他们迁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离乡背井，心里有怨气。
所谓“盲流”，在当地指一些从东北农区辗转逃荒来草原的汉人和东北蒙古人，他们聚集于场部，干些零碎活儿，春天捡蘑菇，夏天打獭子。牧民指责“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盲流”则抱怨自己没有放牧的“特权”，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积怨在“文革”中爆发，外来人组成“6.18”与贫下中牧唱对台戏，坚决造哈书记的反。
经过一段时间，刘小佈和姜戎从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了公认的知青领袖。这回大队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刘小佈经知青推选出来，成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场部办学习班，开始讨论“革命委员会大联合筹委会”的问题。
临别北京，刘小佈的姥爷送给他一条毛主席语录，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毛主席给王震、王恩茂同志的电报指示：“你们到那里去，要本着替历史上无数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 于是，刘小佈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贫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贫下中牧说哈书记是好书记，知青就理所应当拼死保护他，应当反对“挖肃”。
经过一番斗争，酝酿多时的“筹委会”终于成立，成员包括哈木图等3名场部领导另加两名“6•18干将”。可惜，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又垮台了。不久，场部传来消息，“6•18”又把哈书记揪了出来。接下来的批斗变本加厉，挨打、挂牌子……3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只好向刘小佈这些知青求助，最后大家决定：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
知青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保护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与“6•18”派闹翻了。当时，场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头一回，几个知青去场部，遭“造反团”打手李树人（化名）一顿毒打。接着，姜戎和闵琦高烧不退，去场部看病，李树人又找上门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还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赶牛车去场部买粮，李树人扣押了牛车，还恐吓知青不得再去场部。
1968年6月1日，“抢牛车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愤，集合起来到场部找李树人算账，哈木图书记拦也拦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讲理，不动手，即便动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让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过，事情没有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发展，知青们进屋就把李树人打趴下了。
陶森队知青一走，“6•18”骨干们抬起李树人，塞到卡车上。造反团的中坚，木医生（化名）给李树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把他平放在卡车上，颠簸300里，直奔旗医院，到医院后人死了。
几天后，旗革委会和军管会派武装部政委等人下来，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号，武装部政委又带一帮人到牧场，准备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个大队的牧民集体抵制，旗里的第一次抓人行动未果。不过，“六一事件”并没有不了了之，最终酿成了牢狱之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