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主子弟
冷明
乌珠穆沁女儿不外嫁，锦达兄说的不错，牧民间盘根错节，亲套亲，兴安队与呼吉图是近邻，那些年两队较着劲，一是争草场，二是斗富。论牲畜数量总是呼吉图占优，生活水准平分秋色，兴安队的牧民干净、会过是不争的事实。两个队既是冤家又是亲家，息息相关往来密切。
锦达的另一篇博文《假冒喇嘛引出一户牧民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前些年我队牧民苏那木的儿子，吐门高力涛来北京看病一事。牧民们信任锦达，一来他是医药界的专家，人脉广，更重要的是他对牧民有着一颗超乎寻常的热心。在锦达的带领下，兴安知青倾巢而出，有为小孩联系医院的，有让他们住到家里的，三四岁的孩子住在友谊医院两个多月，总算痊愈而归，吐门高力涛媳妇一直住在一位女知青家里。我领着吐门高力涛夫妇在世界公园玩了一天，照了不少相片，没想到竟成绝唱，孩子病好了，他年轻的媳妇回去的第二年突然离开了人世。
吐门高力涛媳妇是兴安队小吾日塔的妹妹，看到锦达的博文我才想起，吐门高力涛的母亲就是兴安队萨木斯愣的亲姐姐。
话说解放前萨木斯愣的大伯和叔叔为逃兵役，一个真喇嘛一个假喇嘛，跑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含辛茹苦抚养大萨木姐俩，萨木斯愣成家立业，成长为优秀的队干部，他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想必一家人穷怕了，嫁给了呼吉图大队最富有的牧主子弟苏那木。
1968年8月我们到呼吉图插队后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在批斗会上，苏那木的父亲、母亲作为牧主悉数上场，他的亲叔叔，彦吉嘎庙的上层喇嘛朝鲁孟更是首当其冲。据说朝鲁孟在庙里的职位最高，文革中对上层喇嘛的批斗也让人匪夷所思。
私下里有牧民偷偷向我们说起了朝鲁孟的过去。在草原上大喇嘛一度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朝鲁孟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花喇嘛，那些年，他看上了谁，去他家，主人就得好吃好喝好招待，让出睡觉的地方。
僧侣们找性伴侣古今中外也是常有的事，外国的大主教们时不时曝出私生子的丑闻。被冠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娶妻生子，人前是大师，人背后过着凡人的正常夫妻生活。莫非古往今来的圣人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圣经都是念给别人听的？
牧民家的蒙古包如白蘑一样浑圆洁白，门前摆着一长串牛车，牛羊成群，奶豆腐、手把肉、奶茶应有尽有。苏那木等牧主家的蒙古包是黑色的，毡子上打着补丁，包外只有一两辆残破的勒勒车，全家没有一根牲口毛，一家十来口挤在一个蒙古包里，我去他家看过病，牢牢记住了牧主家的脏、破、穷、黑暗。
赶大车在牧区是桩苦差事，只有出车才给记几个工分，牧主子弟道尼德、结林台、苏那木长期住在大队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每天打扫干净大队的马圈，把大车马和领导们的马饮饱喂足，随时听喝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下贱活。
几个车老板尽心尽力把大车马养的膘肥体胖，看他们赶大车，装草真是一种享受。秋天，知青们把割下的草胡乱挑上大车，车老板在上面码放整齐，一车青草方方正正，把辕马的身子都罩住了。
后来知青们自己赶大车，才知道其中的甘苦。饲养大车马费力不讨好，知青车老板把马养的如刀蛉一样骨瘦如柴，知青们装的草车上上下下圆咕隆咚，走不出二里地就会散架。
牧主子弟们在贫穷和歧视下度日如年，偏偏祸不单行，一场噩梦雪上加霜。请看拙作《为了你走遍草原》的片断：
幽默善良、心胸宽广、与世无争的大车把式希日布，并没因他的善良得到好报，相反，他做梦也没想到老老实实赶大车竟然祸从天降。
这天，希日布拉着一车牧民和知青，赶着大车从公社买粮回家的路上，边赶车边用蒙语高声唱着革命歌曲。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恰逢一只野兔子从大车前跑过，他正巧唱到第二段“毛主席著作像......”顺口接着唱“野兔子”。
坐在大车上的孙满福大吼一声：“好呀！你个希日布，你敢说毛主席著作是野兔子！”
歌声突然中断了，过了一会儿，希日布强打起精神，沙哑地拖着长音又唱了起来。“毛主席著作像太阳……”从他那龇着牙的嘴里迸出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越来越刺耳的狼嗥。
“希日布，牧主子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孙满福坐在大车上一字一顿口中念念有词，说完将他那张不饶人的嘴巴微微一撇，嘴角竟漾起了一丝笑意。
看到孙满福变了脸，一副认真的样子，希日布自知口误闯了大祸，一个劲央求孙满福：“孙大哥，我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哪敢瞎唱呀，正好赶上那只兔子，钟伟明，钟大夫在车上，他能作证，钟大夫，你快给我求求情，钟……”
希日布的哀求丝毫没能感动孙满福，这个该死的汉人一下车立即到大队部告了状。
“文化大革命”中胆敢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何况还是个牧主子弟。孙满福的话音未落，几个北京知青冲出了办公室，一把将希日布揪下大车，不待他辩解，苏铁伸出双手，一个如雷贯耳，打得希日布两眼冒金花，不等阶级敌人缓过劲来，要武一个猛虎扑食，将希日布扑倒在地，几个身强力壮的老红卫兵冲上去一阵拳打脚踢，希日布立刻口鼻出血，趴在地上不知所措。
这正是苏那木在文革中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写作时犯了难，苏那木篡改的那段歌词实在不雅，难以启口。拙作上“毛主席著作像......野兔子”，实际他唱的是“毛主席著作像......大J-B”。
苏那木让知青们暴揍一顿，被打得七窍出血，牧主子弟兼现行反革命，以后的批斗会他就不光是看客，而是与他的父亲、母亲、叔叔一起挨打挨骂了。
苏那木的媳妇也挨过斗，她眉头微蹙，一语不发，怎么看都不像面目狰狞獐头鼠目的阶级敌人，不，她原来美极了，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身材苗条，面容清秀，长长的黑发，尽管身穿破烂不堪的蒙古袍，都难掩盖她的与众不同。
看了锦达的博文让我茅塞顿开，原来她出身贫寒，来自巴林右旗，难道这就是她与别的牧民妇女不一样的原因？牧民妇女大都晒得黝黑，她却天生丽质。她永远沉默不语，无奈而又绝望地望着这个疯狂的世界。看着丈夫挨打挨骂，任人宰割，自己却无能为力，她此时的心情与圣母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惨遭涂毒何其相似。
应该立一尊名曰“文革受难者”的雕像。无数地富反坏右所谓的黑五类被打的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美丽的妻子、慈祥的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哀，四周是欢呼的人群。遗憾的是不要说雕像，如果有人提起文革似乎都是大逆不道。知青们很少提起这样的一幕一幕，牧民们也从来不说。
一天晚上，在乌力吉家召开小型批斗会，北京男知青王某叫骂着，见苏那木低头不语，不禁恶从胆边生，想想毛主席的教导，他义愤填膺，顺手抄起在火炉边的铁熨斗。在牧区插过队的知青都知道，牧民家的熨斗有个长长的柄，熨斗是个小小的三角型实心铁，一个大小伙子抡起来威力可想而知。
王某人抡起来了，打下去了，扑哧一声，苏那木的头血流如注。
文革过后，我没听到“文革受难者”们任何报怨的话，牧主、富牧及其子弟们也从不说起文革前家庭的状况，放在今天叫“炫富”。
牧主富牧们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牛羊，数不尽的珠宝首饰，银鞍具，波斯地毯德国望远镜翡翠嘴烟袋，绫罗绸缎，雪白的蒙古包，抄家过后什么都没了。据说国家象征性地赔了一点点，牧主们好像都很知足，感激涕零。阿弥陀佛，不打不骂，能与大家平起平坐就皇恩浩荡了。
改革开放后，牧民们平分了大队的牲畜，所有人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实有不少贫下牧民、队干部私下里养了自留畜，比牧主家庭的底子要厚实的多。
苏那木是文革中被整的最惨的牧主子弟，文革过后再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好在他的儿子吐门高力涛长大了，小伙子长的高高大大，极其聪明仁义，在队里口碑不错。天道酬勤，不几年的功夫，苏那木家的牲畜数量又在全大队名列前茅。原来牧主子弟是牧区最聪明能干的人。而有几户贫下牧民家的牲畜，像被堵住了屁股眼，繁殖的不多，卖的不少，最后只得沦落为给新一代牧主家打工为生。
苏那木们永远不懂，为什么父辈辛辛苦苦，靠劳动，靠一代一代的积累，却背上了牧主的恶名，就该杀，该打，该抄家；为什么现在的富豪们靠权靠关系靠拼爹，就可以巧取豪夺一夜暴富富可敌国；过去的牧主是剥削，现在的权贵是功臣。
理论家们请不要再瞎白活什么舶来的邪恶理论，什么土生土长的思想，什么三个戴表四个戴表，钱放在别人兜里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就是剥削阶级，就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钱放在自己包里，放在皇子皇孙的包里就是红色接班人，就是特色，就是红色江山万年牢。
插队上山下乡纵有千般不好，这一桩好处我是记住了：认清了谁在撒谎。
我常常会想起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牧主子弟苏那木，他既没有搞过阶级报复，也没有暴风雪中抢救集体羊群的壮举，在我没饭吃没茶喝的时候，他会把装好了炒米、奶渣子的碗递给我，轻声说：“米尼杜，切吾。（我的兄弟，喝茶。）”
2011、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