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味道（之四）

大西洋的味道（之四）大西洋的味道，野性，张扬，平静，沉寂，孤独，宽容，博达，华丽，性感，咸湿。这是我一生都在用命去追踪的男人的味道。当我清晨6点登上渡轮时，我为这漫长的、犹如坐监的17个小时郁闷不堪，愁肠百结。但我第二天深夜1点，抱着我的相机，半睡半醒地等待下船时，一个个在船上新结识的朋友，都过来跟我说：“Tia，当心喔”“Tia，行好运啊”“Tia，玩得开心点，不要太贪心哦”认识他们不过几个小时，可每个人的眼睛都满泻着他们诚意的关心。17个小时，象飞一样地过去。我既没玩够，也没睡够。第一个认识的人，来自于安大略的伦敦，他们昼夜兼程，夫妻轮换着开，24小时，从London 到 North Sydney。一上船，就将摄像枪架到了船舷边。临时抱佛脚，是我一贯的学习方式，看他们很专业的器材和架势，就抱着我没用过几次的相机，上前请教。可他们是玩摄像的。而且玩主是妻子，她卖录像带给电视台。可刚刚开了6小时的车，她去睡觉了。真的很佩服北美的女人，什么都自己干，工作，开车，抽烟，园艺，家务。这大概也是他们离婚率高的原因吧。经济、思维、生活习性的独立，女人没有必要去忍受男人的婚外情，也没必要去发展自己的婚外情，有了新的爱，也就率性而为。就像台湾大女人陈文茜所说，人生最怕格局小，男人，得之何喜，失之何忧。这艘船大概有六层，船边挂着不同样式的救生艇。我不知道救生艇的席位是否跟船上乘客数量一致。1912年4月15日，那个恶魔般的冰冻的凌晨，Titanic 就是在这片海域，与大西洋的冰山相撞沉没的。而当年救生艇的数量只够乘客的一半。如果救生艇足够一人一席，生还的人就会多得多。因为有机会上艇的老人妇人孩子，在那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根本无法控制好艇，很多都翻了。看我在观察救生艇，有人过来向我讲解它们的结构，可我已经困顿不堪，赶紧回到睡仓，在头与枕相触的第一秒钟，我已沉入睡乡。Ferry 像一只巨大的摇篮，此刻的海洋，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母亲，遥远的涛声，是妈妈妮妮喃喃的催眠曲••••••四五个，五六个，或六七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之后，我饿醒了。酒吧里有秀，两个吉他手在唱着Newfoundland 民歌，穿插着故事和笑话，一个默默地弹着吉他。另一个边弹、边唱、边说。总是把故事里最笨、最黄的那个主角换成他自己，逗人一笑。他唱得怎样我不知道，但他唱和说都很投入，因而听的人也乐在其中。他休息时过来找我聊天，他叫Dave，住在Newfound 的 Glovertown，聊起Newfoundland的国家公园，我们都十二万分激动，一再叮嘱我要小心。这时驴友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真是人以类聚。驴友的身边象糖黐豆似的黐了一个昵称水手（sea dog）的人。一整船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开心快乐，可水手的脸上阴沉得可以挤出水来。并且他与驴友老是将未喝完的啤酒交给我看管，然后一起消失。难道他们断臂？趁水手短暂消失的机会，我很八卦的审驴友：“你去过落基山吗？”“我告诉过你，去过”挺对立的语气。“《断臂山》就在哪儿拍的，对不对？“嗯”“看过那电影没有？”“没有”“可是你喜欢那电影吗”“不喜欢”我不知再怎么问下去。我好像得到了，又好像没得到答案。驴友不喜欢我没头没脑的问题，将我带到了另一桌他的朋友旁--Grace和Nina。如果水手有着整船人最痛苦的面孔，那Grace和Nina是整船快乐的人中最快乐的。她俩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毛细孔都洋溢着快乐。手执不知从哪儿摸出来的汤勺和饭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为Dave凑兴。驴友让我跟Grace谈谈我的旅游计划。Grace是St. John’s人。他认为她们可以给我一些有益的建议。我是一个对自己内心有着清晰的深刻的认识的人。我喜爱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我一清二楚。别人的建议只能给我一些TIPS, 不可能改变我的行程。可是驴友，既不知他要什么，也不知他将会得到什么，只因为Grace说，冰山已经看不到了，哪里都可以看鲸鱼，就决定砍掉St. Anthony，只因Nina说，她到了St. John’s 三次，也因大雾，没去过鸟岛，就决定砍掉Cape St Mary。我都快要气晕了。我们发生了旅途中第一次最激烈的冲突，不是言语的，而是心里的。过了不一会，驴友就从酒吧消失，而且再也没在这里出现过。过后想想，我们的计划对他有点不公平，因为太忙，大家从没就具体行程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想要一个很Relax的旅行，可我们对Relax 有着很不同的理解。Grace和Nina，没有因为我的固执而不理我，说说笑笑中，她们不断给我一些Tips，言语之间，充满关心和诚意，我也能感觉到她们的担忧，分手时，我们来了一个大大的Hug, Nina 不断嘱咐我，“ Tia,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make your daily plan” Daily Plan，她强调了不止十遍。没人知道驴友去了哪里，水手在不断找他。这个痛苦的水手，原来不是天生长得痛苦，而是真的在走一段人生中最痛苦的旅程。他是陪他女朋友回St. John’s 探望她女儿的。他女朋友得了癌症，医生说，她只能活六十天到六个月了。这是他陪伴他女朋友的告别生命之旅。她从小在St. John’s 长大。他痛心疾首地说，她天天抽烟，六十天也不能活了。我安慰他，如果抽烟能让她开心点，活六十天和五十天又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在生命的尽头，有一个矢志不渝的爱人，日夜牵手陪伴，也应是幸福的吧。可我一直没见过她，她总是躲起来，抽烟，睡觉。酒吧打烊后，几乎每个人都去睡啦。凌晨1点多船靠岸时，每个人都迷迷瞪瞪的，活象一船的醉猫。我终于抵达Newfoundland了。空气中，悬浮着潮湿的撕扯不开的浓雾。高速公路上，从船上下来的车流蜿蜒蠕动。公路两旁，很多小旅店都在开门延客。在灯光照射下，一团团晕黄的浓雾中，深夜里，Argentia 小镇旅馆的看门人，都三三两两地站在马路边。这是我在北美从来没见过的景象。可大部分的车，都像我们一样，在朝150km 开外的首府St.John’s 开去。到酒店时，已是凌晨4点，我倒在床上，就像倒在地里的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