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民族和文化特征，使得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民族个性产生一个概念化的印象。比如，法国人浪漫、不拘小节；英国人保守，有绅士风度；德国人严谨，遵守纪律；意大利人灵活，热情奔放；美国人开放，敢做敢为。日本人勤勉，善于模仿。这种概念化的印象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本国以外的人们眼里的形象。

      你或许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一艘客轮碰上了暗礁，大副声嘶力竭地在甲板上叫喊：“请船上的男士们都跳到海里去！否则整个船都要沉了。”看到大家无动于衷的样子，船长上前制止了大副，然后分别在每一个男性乘客的耳边嘀咕了几句。此举果然有效，男人们纷纷听话地跳到了海里。大副不解地问船长：“您都和他们说了些什么？”老谋深算的船长笑答道：“我对瑞士人说：‘这种体育活动比滑雪还要刺激！’；对英国人说：‘现在是表现你绅士风度的时候了！’对法国人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的吗？’对德国人说：‘要服从命令！’对美国人说：‘放心跳吧，我们已经给每位乘客都买了人寿保险！’对日本人说，大家都下去了，你还等什么？……”

      虽然是调侃，却也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不同民族的不同个性。这个笑话没有提及中国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也有个中国人在那艘快要沉没的轮船上，深知各国民族特性的老船长会对他说什么，才能让他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呢？

      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可以回溯到13世纪中期。在此之前，欧亚大陆的交通尚未打通。地理上的隔断使得西方对于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的认识，仅限于朦胧虚幻的想象和穿凿附会的传说。只有当成吉思汗的铁骑将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展至欧陆，西方的文化视野中才开始有了中国的影像，并由此出现了对于中国的最初表述。

      自元朝以来的七百多年中，各种各样的西方人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记录，观感、研究和评论。这些西方人有的是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有的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有的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和律师，还有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他们有的在中国生活多年，深入体验、认真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有的只是短期羁留，惊鸿一瞥，却也得到一些浮光掠影、似真亦幻的印象。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建立起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了一部《蒙古行记》。10年后，鲁布鲁克出使蒙古归来，写出了一部《东行记》。虽然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二人的足迹都不曾真正到达中国，但他们游记中所介绍的“契丹”，实际上就是中国。

      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的200年间， 以柏朗嘉宾的《蒙古行记》（1247年）和博嘉·布拉希奥里尼的《万国通览》（1447年）为代表，西方出现了许多涉及中国的文本，有游记、书信和通商指南，也有史志、小说和诗歌。这些文本中记述的契丹和蛮子，体现了西方话语中最早的中国形象。在这些早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眼里，大汗统治下的中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这个国家的人民温和善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的品德。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来说，中国人可能是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与欧洲人最为接近的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全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他们与西方人在历史、宗教和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西方人深感中国人非我族类，是种族和文化上的他者。

      16和17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从传奇式的异域幻影变得比较真实清晰起来。这主要应归功于两本关于中国地理、历史和中国人特点的书的问世。一本是1585年出版的门多萨神父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志》，另一本是1615年在德国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也译作《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两本书分别以对中国人历史及文化的研究和作者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为依据，为西方人勾画出了较为客观可信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所描绘的中国人，既有温文尔雅，礼数周全，尊师重教，才艺卓越的一面，又有迷信多疑、怯懦和虚伪的一面。

      从17世纪笛卡尔开始，到18世纪的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这些代表着不同思想流派和文明理想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把以儒学思想为文化主体形态的中华文明视为值得西方学习的理想文化模式。西方人在对中国道德哲学与思想智慧的向往中，把中国人当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伏尔泰曾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智力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

      但到了18世纪中期，对这一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否定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响亮起来。被一些西方思想家们极力推崇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性遭到另一些思想家们的理性分析和批判。比如对于中国的礼教，孟德斯鸠就认为，在中国“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然而，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欺骗在中国是允许的”。既然恪守礼教并没有让中国人变得诚实可信，作为中国道德精神支柱的礼教是否值得西方人推崇和学习就很值得怀疑了。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黑格尔的评价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

      18世纪中期出版的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1742年）和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基本上是以否定的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前者呈现的中国贫穷而愚昧、堕落；后者则对统治中国的暴政和中国人的贪婪和欺骗的特性大加笞伐。

      这些否定中国的著述，不管其对中国文明及中国人的介绍和评论与真实的中国有多大的不同，也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实际的经验而不是想象、臆测和主观的理念，它们的出现都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于中国人整体形象的构筑。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秋，英国国王派遣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访问中国，试图与中国开展贸易，互派使节。结果，英国人的要求非但未获骄傲自大的乾隆皇帝的准许，反而在晋见皇上时，遭遇“跪礼”之辱。此次英国使团访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经济与政治成果，却在西方世界造成了对中国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使得西方人心目中已经恶劣的中国形象得到“实际的”证明。于是，在18世纪后半叶，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自出现契丹传奇以来已在西方延续了五个世纪之久的美好而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此时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东方黑暗的中心，一个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至此，欧洲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中国巨大光环，仿佛黎明前的月亮，渐渐淡去。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像退潮一样地消失了，启蒙思想家们曾经高唱的“中国之歌”也终于归于沉寂。

      造成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是中国的现实发生变化了吗？

非也，发生了变化的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实力对比。首先，西方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文化观念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使欧洲脱离了封建时代而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当着西方大踏步地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时候，仍在原地踏步、盲目自大的中华封建专制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而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使命的西方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另外，这一时期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与政治军事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凸现出政治军事优势。此时的中西贸易已从自由合作贸易的重商主义时代进入以殖民掠夺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东方老大封建帝国，怎能够再让如日中天的西方国家仰慕和重视？与欧洲的中国茶跌价的同时，欧洲的中国形象也落花流水春去也。在东西方两个全然不同的文明发生真正实质性碰撞的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再没有了过去的热情和推崇，而代之以贬抑与厌恶，冷漠和遗忘。西方文化史家将这一时期概括为“中国摒弃期”。

      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巨大的转变，从想象中的东方乐园到愚昧落后的专制帝国，其间固然有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自身积贫积弱的问题，也与当时作为中西文明之间沟通媒介的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观感和态度有很大关系。当时亲临中国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他们当中，除了理雅各等极少数外，大多赞同卫三畏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半陷落”的荒野文明。来华传教士对构筑西方的中国形象所起的重要影响随处可见，例如，“夷”字的翻译就曾严重影响到英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夷”字早期原是译为“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国人）的，显示这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贬损之意。但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当英国国会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英国传教士郭实腊却把“夷”字译为“野蛮人”（barbarian），使英国主战派借机大做文章，煽动英国朝野对中国的反感和愤怒。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 （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21次之多。中国清政府竟敢口口声声把大英帝国的臣民叫做“野蛮人”，不能不使英国上下一片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自尊，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从而为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借口。

      西方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中期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终于完成。这时中国形象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野蛮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上。正好用于反衬现代西方自我定位的形象：自由与进步。中华帝国的专制落后形象一旦确立，便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定型、丰富，并且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观察中国的视野以及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和西方对华政策。

      这种模式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传教士的社会历史著作中，出现在文学家的虚构作品中，也出现在哲学家严肃的思考中。不同叙述者可以有不同的知识与经验背景，有不同的动机与方法，应用不同的文本形式甚至讨论不同的主题，但他们表现的中国形象，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否定的中国形象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什么变化。

      20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方文化所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可憎和可怕的，是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的地狱，这种已在西方人头脑中形成固定模式的概念，通过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以及文人的诗歌和小说，通过有关“黄祸”与义和团运动的传说而变得生动和具体化。但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意识形态中长期存在过的中国形象中可敬与可爱的一面仍然若隐若现。像《中国佬的来信》，就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牧歌式的人间乐园，让黑暗的中国形象闪现出些许令人向往的光亮。

      20世纪上半期也有少数对中国怀有好感的西方知识精英，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或许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种理念在30-40年代赛珍珠的小说与亨利·卢斯主持的《时代》、《生活》对中国的报道中，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然而这段“闪亮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再次变得黑暗。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一直把共产党接掌后的红色中国想象成一个受专制集权控制，被贫穷饥饿困扰的东方异己，它对西方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构成极大的威胁。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当西方青年和“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反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中国形象至少在西方新一代和左派人士的心目中又变成了光明的偶像。在他们眼里，正狂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年轻人仿佛成了他们隔洋相通的盟友，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红色中国成了他们眼里的“美好新世界”，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毛主席语录、大麻和摇滚乐一度成为这些游走在柏林、伦敦、和旧金山街头的西方年轻人的流行符号。

      但到了70年代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西方的中国红色乌托邦形象又被瓦解了。“后文革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可谓明暗参半，一方面，文革阴影犹在，改革的春风一时还扫荡不了十年狂热革命带来的阴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让西方人从中国看到了某种 “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外在于西方，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东方文明堡垒或许能够经由改革之路向西方靠拢，成为西方的同道者。

      当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1978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讲话，要求全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让事实而非意识形态决定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从那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走上了一条极端注重实效而相对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的现代化道路。由于中国终于开始了不是靠外力强迫，而是靠内力推动的改革开放，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西方商人的市场化中国、西方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愿望，一时间似乎都有了实现的可能。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封闭，使中国的形象在西方视野中变得明朗起来。一方面，去除了竹幕之后，在一些欧美人60年代和70年代一厢情愿的想象中的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被颠覆了。60年代大饥荒的证据解构了红色中国“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毛泽东时代“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使西方人得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中国，这是一个力图摆脱落后，诚恳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朝着现代化目标迅跑的东方巨人形象。这个中国形象在80年代的西方观感中越来越具有积极的和正面的意义，在西方世界中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

      麦克拉斯写于90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说，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总体上讲明显是肯定的。从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的结果看，1979年该民意测验表明，对中国的态度偏向肯定的，只占29%，而第二年，1980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42%。同时期的另一则民意调查表明，5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有好感”（Mildly favorable），17%的人喜欢中国（Highly favorable）。麦克拉斯总结道：“80年代尽管绝对反面的中国形象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公众意见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国形象。”

      有人把这段历时十年之久的较为正面的中国形象称作一个“小阳春”，因为它在80年代结束的时候又一次被颠覆，转折点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把西方对中国未来新形象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中国共产党的掌门人用武器的批判对付批判的武器，以绝对强硬的姿态向西方以及中国对西方式民主自由心向往之的人们表明，在中国，此路不通！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使80年代引人注目的以学习西方为主流的文化热骤然降温，呼吁在改革中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声音被扼制，被粗暴地定性为“全盘西化论”。既然政治改革这条腿被禁锢住，经济改革这条腿也无法继续向前迈进。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时呈现出徘徊不前，甚至有倒退复旧的趋势。

      在六.四事件的阴影下，90年代初西方眼里的中国形象又回复到50年代邪恶的、专制集权的红色妖魔。西方社会失望而愤怒地认识到，让中国按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改造自己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每当西方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民主的曙光时，总是有一个黑暗和倒退的时期紧随其后。所以这个东方巨人在经济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政治面貌却一直没有大的改观。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专制集权体制与争取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六.四事件摧毁了中共政权统治的道义基础，这个政权的崩溃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不管西方眼里的中国形象怎样在光明与黑暗两个极端之间交替变换，中国仍然根据来自内部的需要，迈着自己固有的步态，朝着并非完全如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前进。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遏制了六.四事件后阻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极左逆流，使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踯躅不前中又重新启动。虽然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的制约令政治改革无法有实质的进展，但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了。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应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该报用头版头条大幅报道说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还附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当时出现这样的报道不免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几乎都在谈论中国的危机，预测着中国哪一天垮台。好像转瞬之间，调子变了。

      如今，中国的经济起飞已不是预测，而是不争的事实。大量令人眼晕的统计数据向世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总额居世界第九。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增长了1600%，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15%。历史上，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场”，现如今，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店沃尔玛为例，在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2004年，单是这一家美国公司就从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元的产品。作为这样一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虽然其经济水平一时还不能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相比，但中国已经是全球竞技场上的主要新力量，这一点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美国人花了近两百年造就出成千上万个大富翁，同时也生成了一个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中国改革开放后仅仅二十多年就打造了一个人数众多、富甲一方的大款集团，但似乎忘记了顺捎连带出一个中产阶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然后圈地建厂发展工业区。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花了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土地的近乎无偿的占领和征用。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是过去五十年间积累下来的，而中国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取代了日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如今的中国是奇迹的发源地，变神话为现实的梦幻工厂，冒险家的乐园，投资者的天堂，精英们的摇钱树。

      对于中国的经济起飞，西方可以说是喜忧参半。经济起飞是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包括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鼓励三资企业发展，逐渐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等。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前所未有地扩大，中国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行会组织WTO，在在显示了中国正与其口头宣称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世界靠拢。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上的飞速成长和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相异于西方又让西方感到强烈的不安。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只睡狮，它一旦苏醒，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西方现在只能心怀恐慌地看着这只睡狮的苏醒，感觉它不断逼近的力量。于是90年代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否定阶段，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就像世纪初的“黄祸论”一样，世纪末的“中国威胁论”中既有真实的担忧，也有居心叵测的挑拨。   

      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担忧，并不令人惊讶。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有一些传教士、商人和政客为中国魂牵梦绕——传教士们沉迷于拯救不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商人惦记着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政客们则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这个异类加以改造，将其纳入西方的价值体系中来。但无论是哪一种西方人的中国情结，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中国的国情是一大二贫，历史悠久，传统力量根深蒂固。虽然中国在世界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努力追赶潮流，但政治上集权、经济上贫穷、军事上落后的状况从来没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以如此引人注目的巨大规模进行。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是西方国家较力的竞技场，中国这个“东亚病夫”过去从无上台竞争的资格。现在中国迈着东方巨人的步伐大踏步地上场了，这对西方来说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个吉兆。新来者或者融入或者挑战原有的秩序，或者遵循或者无视既定的规则，他的加入即使不造成混乱，也很有可能带来压力和紧张状态。这是否意味着西方从拿破仑时代就隐隐担心的“中国威胁”噩梦就要成真？面对中国这个崛起于东方的新力量，西方应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威胁和机会？如何处理由新的力量对比状态决定的与中国的关系？这是西方世界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6年3月25日于枕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