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听大人唠叨“想当年”，如今轮到我想说说当年的那些事儿时，怎么就觉着不好意思开口呢？冬去春来，花落花开，那个生在文革中，长在文革后，脖子前当啷着一串钥匙的小破孩儿，颠簸在升学压力的惊涛骇浪里，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无限春光中，转眼间也成大人了。故事就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那个天灾人祸和欢天喜地掺杂在一起的一年里，我其实什么也没明白，唯一知道乐的，就是不用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再去弹我家那架旧钢琴了。用我妈的话说“你可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第一次被罚站
在太平路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昏暗的日光灯照射下，二年级的学生们都埋头写着课堂练习，四个管灯坏了俩，过去大庙改成的教室里永远看到的都好像是阴天。课堂上静悄悄的，突然“唉呦”一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脸朝我这边转了过来。“报告老师，周晨征把我眼镜打坏了。”听到坐在我旁边的李爱国的告状声，班主任白老师的圆脸上立刻变成了长脸“怎么回事？”“他，他越过三八线了。” “所谓三八线，就是男女同桌之间假设的一条分界线，谁的胳膊也不能越过到旁边同学的领土上。带着誓死捍卫女生领土的决心，我据理力争。“我橡皮掉到你桌子底下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里，这种男女生之间的禁忌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在老师眼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耽误了她宝贵的上课的时间，让她很不爽。她不由分说走到我面前：“那你也不应该打人，去到后面站着去，班长，家长联系本上给她记下来。”
我委屈又愤愤不平地站在最后一排同学的旁边，他们偶尔偷偷地抬头瞟我一眼，我就装着没看见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面对着前面四十个后脑勺，还有教室前面两个掉了漆的粗粗的柱子，再抬头看见的是那跟落满了蜘蛛网的房梁，趁着老师背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我悄悄地挪了个地方，身体刚好被靠门口的大柱子挡住，虽然脸上不在乎，心里还是觉得挺丢脸的，这可是我这个语文课代表，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罚站。他是男生，他就是不能到我们女生的地方来，这男女之间分得如此清晰的界限，到底是谁传授给我的，我也说不清，不过没多一会儿，我的心就飞了，飞到了谁都看不到的地方。
十年动乱结束了，学校里恢复了正常教学，对于我们小孩儿来说，更留恋的是不上学时在家属大院疯跑疯玩的日子。春天揪花儿，夏天沾蜻蜓，秋天拔老根，冬天打雪仗。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穿新鞋的日子，一年就能穿上那么一双新鞋，蹦得多，跳得快，就跟解恨似的，一双鞋没多久就昏头土脸地露了脚指头。每当我妈刚拿回来我的新鞋，我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它，然后一阵风地就跑没影儿了。踩水坑，垛煤堆，踢树干，反正是能让我使劲儿乐的事，我都干了。最让我妈气大的是穿着她为了我参加运动会而买的白球鞋，去爬锅炉房旁的煤堆，真是立竿见影，白鞋立马成了灰鞋。就在我妈准备数落我的时候，我胸有成竹地回了一句“没事儿，明天我抹点儿大白就成了。”这就是我，一个全班女生里个头最高，又黑又瘦，长得跟麻杆差不多的小孩子最爱做的事。不过在我妈心里，她可不觉得那有多乐，相反她最担心的是我再这样疯玩下去，心总有一天会玩野了。
“周晨征，你站好了，别晃来晃去挡着别人看黑板。”就在我天马行空回味着那些自由的日子时，我被老师的话惊醒了。我妈说我没错，站没站相，怎么一会儿工夫就挪了地儿了？那天放学时，我实在是没有脸面跟着同院孩子的路队一起回家，我偷偷地说了声上厕所就溜跑了。
就在独自一个人没精打采地边走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时，同院的马军在背后把我吓了一跳。“周晨征，你先别回去，不知道是谁把你罚站的事儿告诉你妈了，她刚开完会正在找你呢？”谁这么嘴欠，我小声嘀咕着，一脸紧张地问：“你看见我妈了？她什么表情？”“没看清楚，我正好出去买酱油。”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么半大的孩子，煮面洗菜打酱油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爸，你怎么回来了？” 我站起来急忙拍拍屁股上的土，一脸惊奇地看着他。我爸是军医，他工作的军队医院离家很远，差不多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跟我妈比起来，他常常是沉默不语，或许文革时，因为爷爷是地主，他一直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如今全家的话基本都让我和我妈说了。那时大哥住在大姑家，我妈说是为了他补习功课方便。二姐刚刚考上了外语学校，很快就要住校了。所以那天我一看我爸特别兴奋，拉着他也不顾手上的煤灰，边走边擦汗，那形象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检查着我平时的作业，看着都是一个个的对勾，我妈和我爸也没有再深究我罚站的事。特别是当我把我写的毛笔字奉献到我爸眼前时，就知道今晚的日子好过了。那时候为了培养我坐得住的耐心，我爸开始教我写毛笔字，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但是这是我唯一可以讨他和我妈欢心的法子。看，果然奏效。
就在那天晚上，我睡在那张窄小的木板床上，听到我妈一直跟我爸嘀咕着：“这么下去，晨征早晚都得给耽误了，得想办法给她转个好学校去。”转学？我的学校不好吗？什么是好学校？我没有见过，哪怕是做梦，也没梦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