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文字在人间─忆王小波兼忆李银河(3)

留得文字在人间─忆王小波兼忆李银河(3)

刘继杰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银河是在她出国前几天，准备行装的时候。我说李银河你到了美国能不能把邮票给我留着啊。李银河说，哎呀对不起，你说得太晚了，早就有人跟我预定了。

 

那大概是八三年左右的事儿了。李银河走了大概一年左右，小波也走了。走了之后我们有通信往来，但不是很多。出国后要给很多人写信，很辛苦，我有体会。你不写别人会以为你看不起他了。

 

我研究生最后一年，也准备出国了。就写信问小波，说你让李银河帮我打听打听，报那所学校比较好，不要太有名儿的，也不要太差的。小波回信说，我老婆建议你报北卡。她有一次开会，和哪儿的一个老头儿教授挨着坐，还聊了会儿天，所以有印象。

 

于是我就报了北卡，也被录取了，还给了我全额资助。北边另外一所学校给了我半额资助。我还跟人家磨唧，说能不能多给点儿。后来没希望了才去的北卡。去了才知道，北卡比那所学校强多了，总排名全国第十几，我那个系是全国排名前五。

 

我做了博士研究生，那个老头儿教授就成了我的导师。其实他并不老，只不过头发是白的。但资格倒是蛮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一个学术领域的带头人。但人不爱张扬，那个领域那时还没引进到国内，所以当时不是很为人所知。不过后来我没跟他念完，博士也没拿到。这是后话。

 

我问小波要带点儿什么。小波说别的不需要，带点儿避孕套儿来吧。美国要花钱买，很贵，因此很珍惜，经常要忍着。而且花钱做爱不纯洁，失去了爱情的本来意义。每每想起不免沮丧，因此往往不能尽兴。别的东西都有人带，但这玩艺儿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我脸皮儿薄，不好意思去要。我那新婚的娘子就带着一张青春灿烂的脸，跑遍了京城大小药店，要来了一大堆那玩艺儿，给我放进了行囊，到了美国之后，我生怕耽误了一晚上，第一时间用一级快递给小波寄去了。

 

国内还是有很多优越性儿美国没有的。

 

又恢复频繁联系是我出国以后。哪会儿往国内打电话很贵，不能常打，没事的时候就给小波打电话，从买什么牌子的车到如何办我老婆出国，都要和小波咨询。给我老婆办出国时需要经济担保，小波说这好办，让我老婆写一份儿就好了。过几天，寄来一份儿九千块钱的经济担保书。

 

后来知道，他们两夫妇不光给我老婆出过但保书，也给别的人出过，包括我们系不同年纪的同学。由此可见小波夫妇的古道热肠。

 

我出来不久，小波有一次来电话，说胡耀邦下台了，留学生在给中央写公开信呼吁，大家都在签名呢，你知道吗？我说知道这码事儿，但没人找过我。小波说，我现在就找你来了，你要不要签？要签我把你加上。

 

我说照说我是不同意胡耀邦下台的。但这是党内的事儿，我就不好置喙了。我们连党员都不是，就插手党内的人士安排，这是不是有点儿太专断了？一般和党有关系的事儿我都躲得远一点儿，因为我觉得跟我没关系。

 

小波说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我不管那么多了。当初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是胡耀邦给平反的，工作也是他给安排的。于我们家有恩。现在他倒霉了，我不说话就是忘恩负义。

 

小波上大学的时候，他爸爸还赋闲在家，后被胡耀邦请出来。那会儿已经做古了。

 

我说也对，那你就签吧，我留在外边儿，也有个照应。于是他和李银河都签了名儿，登在了报纸上。我没有签。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有点儿太迂了，没有考虑到国情。在我们国家，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总书记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了。牵一发而动全局。上面打个喷嚏，到下面就变成瓢泼大雨了。国家是党的，那党也是我们大家的党。我是国家的公民，当然不能由着党内几个人胡搞了。因为搞坏了不是一个党的事儿，国家和人民都要跟着遭殃。既是党天下，那天下兴亡，我这个匹夫也是有责的。不过这觉悟都是后来才有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都没好意思跟小波说。我那会儿有点儿胆小怕事。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老丈人。说来话长，但是还得说。当初我老婆跟我私底下好上了，她老爸不同意，因为我的政治背景不是那么傲人的，而且有点儿复杂。我那没过门儿的老婆和他老爸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照过去说就是与我私奔了。小波写过一篇小说儿叫红拂夜奔的，说得就是类似的故事，但不是以我老婆和我为雏型儿的。

 

我跟哪个后来成了我老婆的女孩儿不起波纹儿地结了婚。但里面还套着另外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因为这儿时间有限，而且跟小波没关系，我就略过不表了。哪天有空儿了，我单独码一个博。这儿先赊上一笔，算我欠大伙儿的。

 

我本来说扯了证儿就算结了婚了，因为没有娘家人出席，不好意思婆家单方面办婚礼，好像新娘子是走私来的似的。我妈不甘心。说好歹把你们同学请几个来吃一顿饭，起码是那么个意思。于是我就把小波还有几个单身的朋友找来到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却瞒着我妈没告诉他们为什么。那顿饭吃得很沉闷，大家都没说什么话，只有我妈站在一旁高兴地不住地劝菜。

 

我大哥帮我在东四七条的一条小胡同儿里租了一间八平米的小平房儿，两口子就扎堆儿过日子了。床是我自己做的，寸半厚的木棱子，用电钻打了洞，再用直径一公分的螺拴拧上的，上面儿放一座楼都塌不了。那床比一般的双人儿床宽，里边一溜儿是书架。象伟大领袖一样，躺在床上随手就能拿到书。

 

再把折叠桌儿的桌面儿拆了，拧上一个大案板。可以切菜秆面条儿。做完饭擦干净了当饭桌儿。吃完了饭，铺上块塑料布就成了写字台。高低柜儿是我那上大学没学哲学但会做木匠活儿的二哥打的，上面还有一台我那没上过大学但爱摆弄电器的大哥自己组装的九寸电视，黑白的。

 

小屋里煤气冰箱洗衣机样样儿全，但没有上下水，也没有厨房洗手间。水龙头在院子里，公共厕所在大街上。

 

我老婆只有在他老爸不在的时候才偷偷儿回去看老妈一眼，有时我跟她一起去。去了能让丈母娘好好儿看看我，还能多带点好东西回来，她一个人拿不了许多。我那丈母娘也到我们那小屋儿看过我们，是瞒着老丈人来的。丈母娘对我们很好，但不敢得罪老头子─那是天下所有丈母娘对老丈人的专用称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