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庆 感 言

国 庆 感 言

郑若麟

 

    不久前，在回国途中，我重读了英国外交官威廉·马丁写于1935年的一本书：《必须理解中国》。马丁受国联委派前来中国。更令他震惊的，是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极度蔑视。“一个欧洲人邀一位中国政府部长前来作客，他的一位朋友居然问：你怎么开始在家里款待苦力了？” 当时正好爆发一二八淞沪战争。马丁发现，在沪外国人竟毫不掩饰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赞颂，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一钱不值。马丁一针见血指出：导致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出现，是缘于殖民者的特权。殖民者掌握着强大的武器和贸易的权力，使得他们“自以为是中国真正的主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视为奴隶，这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的状态。

    法国著名记者布隆贝尔热在采访我的92岁高龄的父亲、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后问我，为什么在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后，他们这一代人仍然痴心不改，对执政的共产党那么宽容，对中国的未来如此充满信心？我告诉他，就是“独立”这两个字。三十年代我父亲从越南经港回沪求学，令他最为震惊和难以接受的，“是上海租界的存在，连我下船上岸的地方，执法者居然是外国人。”这对当时一个渴望保持中国人尊严的热血青年郑永慧来说，其内心的感受，是毕生难忘的。到上海沦陷时，中国人更是变成了二等公民：“你能想象中国人必须向日本哨兵鞠躬敬礼是何种情景吗？”所以，对于老一代来说，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中国真正和彻底的“独立”，就如同戴高乐将军于1944年8月25日重返巴黎标志着法国战胜纳粹德国一样。

    1964年时，我才九岁。当时的我，是不可能理解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的历史性含义的：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当时作为影迷的我，曾似懂非懂地去看了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今天，在报道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经历了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目睹了台海危机、朝核危机之后，我当然参透了当今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确实，共和国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如同世界上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当我们在反省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时，千万不能忘记，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悄悄问世，因此，才有了1964年10月15日 这一天，因此，积贫积弱的中国才得以跻身核大国行列，从而保证了我的祖国自1840年以来，真正彻底摆脱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厄运。

    据说，拿破仑曾将中国形容为“睡狮”，并警告西方勿去惊醒之。但历史告诉我们，睡狮还是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重翻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史册，可以看到，尽管我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遍体鳞伤，但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困，那么曾经创造了如此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对于我来说，弱冠之年，目睹了共和国最后的一个踉跄。当时我们曾经“敌人遍天下”。全球惟一盟友，是“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一个仅三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国。那是中国过去六十年中最为艰险的年代。十年文革给共和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如果说，我是参悟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特征是“独立”的话，那么我则是“亲身经历”了后三十年的“崛起”。1985年我第一次踏上法国领土，满目望去，都是日本产品的海洋。当时动了心眼，到“春天”、“拉法耶特”等大商场遍寻“中国制造”，大海里还真给这也是六十年必须记住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捞到了一根“针”：上海生产的一个小小的木制玩具钢琴！我悔未将这历史的见证买下来，留作纪念……今昔相比，令人感慨。从八十年代读阿兰·佩雷菲特的名著：《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颤抖》；到新世纪读《中国改变世界》（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著），两本书，截然两个中国！令我们这些常年飘泊海外的中国人，“能不忆江南”？

    这一崛起是全方位的。甚至连“天”都知道，因为有了“神舟”……

    崛起，甚至就是在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今年我年初、年中两次回国，近距离观察中国危机。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是微观、一种是宏观。前者观察每一棵树木的成长、后者审视一整片森林的长势。尽管我们也许在每一棵树上都能观察到一些蛀虫、枯枝……但森林却在茂盛地成长着。我们既应该仔细善待每一株树木，同时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森林的茂盛而振奋？很多法国友人问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我看到的一切均与法国相反，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坐以待毙。危机中的中国恰显英雄本色。我曾参观最具劳动密集型特征的服装企业雅戈尔集团。危机以来，没有裁员、没有停产。出口少了，但却趁机实现战略转移，开始冲击过去都一直是国外名牌包揽的国内高端市场。其最终目标是创出能够打开国际市场一个缺口的中国名牌。这就是谓之“化危机为契机”的中国式智慧。

    当然，危机的冲击肯定是现实存在的。但中国将更有可能会成为危机中的大赢家。综观中国近两百年历史中，这还是第一次在世界性的危机中，中国如此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甚至可能起到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作用。就在六年前法国埃维昂G8+11非正式对话峰会上，中国还仅仅叨陪末座而已；而今天匹兹堡20G峰会上，尽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依然低调、谦和，但中国的地位却已无可否认。甚至出现G2或“中美国”（Chinamérique）的“誉词”（或“谀词”？）的说法。无论毁誉，任何一位客观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在中国驻法大使孔泉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竟出现了两位前总统、一位前总理，以及国民议会现任与前任议长、政府部长等多位现职官员。对比威廉·马丁在他书中的描写，“苦力”今天已经真正“站起来了”。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国人喜欢比较：与自己比，与他人比，与过去比，与强者比，与弱者比……我身在法国，因而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国家与法国来比，尽管这样的比较实际意义并不大。法国从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强国、逐渐演变到今天成为“相对大国”，其轨迹正好与中国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成世界性强国南辕北辙。就我到法国以来，“中国”在法国媒体上也正在进行着令人感慨的“长征”。二十年前我刚抵法国做记者时，法国媒体鲜有中国的报道。九十年代初综合电视、电台和报刊，一周有一、两篇涉及中国的报道就算很多了，且大多集中在人权等“超”政治性话题上。今天则无一日没有中国。仅九月以来，《世界报》网站上直接报道中国的文章多达50多篇，间接涉及中国的达到150多篇！而且从绝对负面，正在渐渐走向相对平衡。这难道不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另类”注脚吗？

    今天的欧洲，对60年来正在强劲崛起的中国产生的是敬畏之情—“畏”甚至大于“敬”。这里既有政治意识形态遣留下来的历史阴影，亦有白种人潜意识里的“黄祸”情结，一种被掩饰的种族主义。这并非中国所愿意见到的。因为这种关系往往会演变成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二元对立斗争哲学”。2008年就是令国人永难忘怀的一个例子。今天在两国民众和领袖的努力下，“中法关系重新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是令人欣喜的。我个人甚至认为，这条快车道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法国人和欧洲人正在逐渐认识到，60年已足以证明中国的崛起也同样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学会与明天的中国打交道，已经成为每一个欧洲领袖的必修课。

    就在西方学习与中国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亦应该承认，尽管60年来中国通过学习西方、通过加强与世界的关系、利用全球化进程，找到了崛起之路。但当我们走到世界第三、甚至第二大强国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失去了模仿的榜样。我们突然明白，对世界的了解既不全面，更乏深刻。根本原因是因为两百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仰视西方。我们一直在对西方的一切不求甚解地囫囵吞枣。我们以为西方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60年恰好是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今天，是到了中国平视西方的时候了。至少，在我的心理上，一个平视西方的民族，才是一个找回自己尊严的民族。

    60年前的中国，找回了自己的“独立”；60年后的中国，向世界宣告了她的“崛起”。再过60年呢？

    我渴望着这新的一轮60年的开始……★

（注：作者是《文汇报》驻法国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