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扬
在北美漂泊，有时心理很累，梦里不知身是客，总把他乡当故乡.。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在烦闷的工作之余，诗情画意，陶冶情操。也许人到中年,有了经历和阅历.万事看的很淡了,也许自己活的很精彩,也许自己活的很平庸,但大体上我都无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了,活的自由些没有野心做
在我精致的影集内珍藏着自己首次由上海赴蒙特利尔的机票票根，虽说它已有33个年头了，票面上用圆珠红笔书写的娟秀字迹有些模糊，可我感觉宛如昨日，还能一眼清晰辨认:
第一张机票：
1990年8月5日下午4点50分（北京时间）由上海虹桥机场启程飞往多伦多。
第二张机票：
1990年8月5日深夜10点15分（加拿大东部时间，多伦多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5个小时）再由多伦多转机飞往蒙特利尔。
都说男人只有年过花甲以后，才热衷怀旧，更容易伤感。在怀旧中寻找昔日岁月的痕迹，于伤感里表露缠绵微妙的情殇。
退休后的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神清气爽。于是思故之情油然而生。空闲之余宅在家里便时不时的拿出珍藏多年的泛黄机票仔细端详。
呵呵！时间流水般的已经过去33年之久了，可如今将这两张颜色红蓝相间的单程机票捧在手心自己感觉依旧沉甸，因为它的价格不菲总计竟然高到要3806元人民币。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每月的工资外加奖金从来没有超过100元人民币啊。
分量沉重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它满满的倾注着慈母对我这个远行游子的悠悠情厚厚意，因为其中的2500元人民币是她慷慨资助的，而这毕生的积蓄大都是娘亲嫁到朱家后长年累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虽然老人家离世有6年之久了，可她的脊背，一点一点点的最后终于完全佝偻成一轮弯弯的残月，却永远永远的挂在我的心灵上空。
每当我一遍又一遍的凝视着这机票票根，常常情不自禁的就会眼眶潮湿。
记得那年上海临行前，我的兜里总共揣着外滩“中国银行”用人民币兑换的40美元以及铁哥们那里借来的200加币，身上所有财产折合人民币都不到3000元。抵达蒙特利尔后首先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80加币在Maisonneuve西街一套简陋的二室一厅公寓和名叫章民(化名)的上海老乡合租了客厅，然后又以35加币购买了一张市内交通卡，所剩的银两便寥寥无几了。
顺便简单说几句同室的这位老章，由于当时的他是以上海园林专家的身份被高薪聘请来这里参与蒙特利尔《梦湖园》的中国园林建造的，所以在我面前有强烈的优越感，在和我的交谈中常常牛皮哄哄的不可一世，有一次竟然恬不知耻的向大家公开炫耀他上海的前女友在文革中曾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王司令关系暧昧有一腿。
好景不长的是三个月以后随着工程的竣工赖在加拿大的他没有了经济来源，或许一直沉浸在以往昙花一现的辉煌之中，申请难民后的老章高不成低不就索性躺平一直靠领取政府救济金650加币维持生存。也许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以及心情压抑的原因，十年前老章突发脑中风，虽抢救及时捡回一条老命却留下了口眼歪斜、手脚无力、说话不清的严重后遗症，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雪每天清晨傍晚都能见到他拄着拐杖独自一人在唐人街步履艰难的四处游荡……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那时的我踌躇满志胸怀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励志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在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的第三天，就坚定的暂搁学业，心急火燎的跑到一家远离市区的位于Lasalle的2101, ave. Dollard由香港佬开的名曰“Le Buffet Chinois Mandarin”（中文名是文华自助餐）餐馆洗碗打杂了。
只是万万没有料到仅仅工作了两个星期就被老板无情的炒了鱿鱼，原因之一是我没有经验洗碗速度跟不上，原因之二是自己不会法语和听不懂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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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与北京、上海时差是十三个小时，夏令时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时针拨快一个小时，这样就相差十二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