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下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分为四级管理：中央，省直辖市，县市，乡，如果算上非正式的村，就有五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怎样产生这五级政府的领导人？选举还是任命？如果是选举，是全民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如果是任命，是上级人大任命还是上级政府任命？或者是同级或者上级党委任命？对于权责各异的五级政府来说，答案显然不是简单的选举或者任命。理论上讲，针对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应该有不同的产生方式，幻想通过同一种方式来产生所有五级政府领导人，恐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这样重大的问题并非关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你我小老百姓的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
先说最容易讨论的村长和乡长。在目前的中国农村，村长一般是本地人或者是本村人担任的，村长选举在许多地方也在推行，取得的成功经验不少，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关键的问题还是上级政府能否放开手脚的问题，能否做到真正不干预村长选举的问题。简单地讲，要实现真民主，让本村的老百姓能在完全没有上级政府的压力下参与选举，而候选人也应该是公平竞争，而不是靠走上层关系或者依靠家族势力，甚至依靠地方流氓打手黑社会势力，强拉选票，称王称霸上台。总的来说，村长的民主选举，不能走回头路，应该搞下去，作为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固定下来，稳定下来。
另一个有关村长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当村官。最近几年，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和农村治理的混乱，组织部门搞出了推荐大学生当村官的新招。新招对农村的发展利弊如何呢？我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不看好这种方式，其根本的缺陷是，农村利益错综复杂，空降一个大学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基本的方式应该还是村民自治，自选，自理，但是要依法，守法。因此，与其让大学生当村官，还不如鼓励大学生下乡给村民普及法制知识教育，普及公民权利教育，让老百姓明白自己的义务责任以及权利，从而更好地保证正当权益。
乡长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目前的中国农村，乡长有土生土长的，也有空降的。究竟哪种形式好，恐怕又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吏治问题：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我家乡的情况是，空降的不如本地的。本地人当乡长，尽管有时候可能偏袒自己所在村子的局部利益，但是，乡长也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也想留名，也想干点实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能秉公办事的。外来的乡长，大多是被贬下放，也就是过渡一下而已，其心思重点并非在本乡的发展。这些情况表明，上级政府任命的乡长往往不靠谱，乡长还是本地人选举本地人比较合适。中国政府在乡一级的治理上，也应该推行乡长直选的方式，来实现地方治理。当然，还是那句话，要依法，守法。
县长，我认为，可以任命，也可以选举，差别不是很大。如果是任命，应该是省（直辖市）的常委们在经过公开考查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投票任命；如果是选举，则全县老百姓直选或者间接由人大代表选举皆可。
省长，如果考虑民主和发展，当然是选举为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稳定和潜在的民族分裂问题，则任命制更好，特别是新疆西藏这些有分裂倾向的省份。如果地方领导人是选举上来的，则其执政的基础是地方民众，一旦闹分裂，则给中央政府出难题。由于任命制的官员必须对中央负责，其仕途升迁也由中央决定，因此，新疆西藏等省份，还是任命制比较靠谱。又比如，像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这样的经济大省大市，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这些省份都息息相关，如果地方领导人是选举，则难免会出现和中央唱对头戏的可能，引发潜在的国家稳定危机，因此，这些强省的领导人也应该搞任命制。对于内陆的其他省份，就其本身来说，选举和任命皆可，但考虑到全国除港澳以外，其他各省份应该地位平等，规则一致，因此，还是应该用任命制。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退出是最后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议题。从毛的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邓实行的太上皇制，到江的退休制但不完全退休制，以及将来胡的退休制，中国的进步不小。这样的进步已经克服了传统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怎样退出权力核心的问题所引发的宪政危机和治理危机。中国的进步意义在于，老人政治在中国将慢慢走向历史，而程序化的退休制和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传统将成为基本的制度，新加坡就是这样的典型。
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革命接班人）选拔的制度建设中，中国也取得了不小进步。毛时代，革命接班人是由毛根据政治斗争需要指定，先是刘，后是林，然后是邓，最后是华国锋，该上该下，是生还是死，都是毛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接班人制度和皇权时代无异，唯一的区别就是，接班人不是毛在血缘意义上的儿子，但是必须是毛政治路线和拥护毛政治权威的儿子。到了邓时代，接班人的选拔不是邓一个人说了算，也受到其他元老的制约尤其是陈云的影响，但邓是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个。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上台的，胡的被指定基本也是这样。这样由众多元老协商产生接班人的制度，和罗马的元老院制度有可比性，代表了一种进步。
到了今天，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选拔就更有意思了。目前来看，应该是党内各方力量妥协斗争的结果。习李之争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选拔过程中的妥协现状，那就是谁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至于第六代领导人的选拔，则更有可能是党内民主竞争的结果。
很多人主张中国学习美国的全民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制度。我不看好全民直选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全民选举的风险不小，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和势力利用，也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各个政府前后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续对国家和人民也造成伤害。与其如此，还不如向日本学习，让国会的多数党领袖自动成为政府首脑。对于一党执政的中国来说，就是让党内的多数派领袖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怎样产生党内多数派领袖呢？那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投票，在一定层级的范围之内（比如在职的中央委员和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公开推选最高领导人。这样的制度，可以视为在一党执政下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比较现实，可操作性强。我相信，中国将来会采用这样的模式产生最高领导人。或许，习李就是通过这样的党内推选产生的，只是还没有形成成文的制度罢了。
先说最容易讨论的村长和乡长。在目前的中国农村，村长一般是本地人或者是本村人担任的，村长选举在许多地方也在推行，取得的成功经验不少，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关键的问题还是上级政府能否放开手脚的问题，能否做到真正不干预村长选举的问题。简单地讲，要实现真民主，让本村的老百姓能在完全没有上级政府的压力下参与选举，而候选人也应该是公平竞争，而不是靠走上层关系或者依靠家族势力，甚至依靠地方流氓打手黑社会势力，强拉选票，称王称霸上台。总的来说，村长的民主选举，不能走回头路，应该搞下去，作为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固定下来，稳定下来。
另一个有关村长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当村官。最近几年，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和农村治理的混乱，组织部门搞出了推荐大学生当村官的新招。新招对农村的发展利弊如何呢？我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不看好这种方式，其根本的缺陷是，农村利益错综复杂，空降一个大学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基本的方式应该还是村民自治，自选，自理，但是要依法，守法。因此，与其让大学生当村官，还不如鼓励大学生下乡给村民普及法制知识教育，普及公民权利教育，让老百姓明白自己的义务责任以及权利，从而更好地保证正当权益。
乡长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目前的中国农村，乡长有土生土长的，也有空降的。究竟哪种形式好，恐怕又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吏治问题：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我家乡的情况是，空降的不如本地的。本地人当乡长，尽管有时候可能偏袒自己所在村子的局部利益，但是，乡长也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也想留名，也想干点实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能秉公办事的。外来的乡长，大多是被贬下放，也就是过渡一下而已，其心思重点并非在本乡的发展。这些情况表明，上级政府任命的乡长往往不靠谱，乡长还是本地人选举本地人比较合适。中国政府在乡一级的治理上，也应该推行乡长直选的方式，来实现地方治理。当然，还是那句话，要依法，守法。
县长，我认为，可以任命，也可以选举，差别不是很大。如果是任命，应该是省（直辖市）的常委们在经过公开考查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投票任命；如果是选举，则全县老百姓直选或者间接由人大代表选举皆可。
省长，如果考虑民主和发展，当然是选举为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稳定和潜在的民族分裂问题，则任命制更好，特别是新疆西藏这些有分裂倾向的省份。如果地方领导人是选举上来的，则其执政的基础是地方民众，一旦闹分裂，则给中央政府出难题。由于任命制的官员必须对中央负责，其仕途升迁也由中央决定，因此，新疆西藏等省份，还是任命制比较靠谱。又比如，像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这样的经济大省大市，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这些省份都息息相关，如果地方领导人是选举，则难免会出现和中央唱对头戏的可能，引发潜在的国家稳定危机，因此，这些强省的领导人也应该搞任命制。对于内陆的其他省份，就其本身来说，选举和任命皆可，但考虑到全国除港澳以外，其他各省份应该地位平等，规则一致，因此，还是应该用任命制。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退出是最后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议题。从毛的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邓实行的太上皇制，到江的退休制但不完全退休制，以及将来胡的退休制，中国的进步不小。这样的进步已经克服了传统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怎样退出权力核心的问题所引发的宪政危机和治理危机。中国的进步意义在于，老人政治在中国将慢慢走向历史，而程序化的退休制和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传统将成为基本的制度，新加坡就是这样的典型。
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革命接班人）选拔的制度建设中，中国也取得了不小进步。毛时代，革命接班人是由毛根据政治斗争需要指定，先是刘，后是林，然后是邓，最后是华国锋，该上该下，是生还是死，都是毛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接班人制度和皇权时代无异，唯一的区别就是，接班人不是毛在血缘意义上的儿子，但是必须是毛政治路线和拥护毛政治权威的儿子。到了邓时代，接班人的选拔不是邓一个人说了算，也受到其他元老的制约尤其是陈云的影响，但邓是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个。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上台的，胡的被指定基本也是这样。这样由众多元老协商产生接班人的制度，和罗马的元老院制度有可比性，代表了一种进步。
到了今天，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选拔就更有意思了。目前来看，应该是党内各方力量妥协斗争的结果。习李之争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选拔过程中的妥协现状，那就是谁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至于第六代领导人的选拔，则更有可能是党内民主竞争的结果。
很多人主张中国学习美国的全民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制度。我不看好全民直选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全民选举的风险不小，很容易被政治人物和势力利用，也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各个政府前后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续对国家和人民也造成伤害。与其如此，还不如向日本学习，让国会的多数党领袖自动成为政府首脑。对于一党执政的中国来说，就是让党内的多数派领袖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怎样产生党内多数派领袖呢？那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投票，在一定层级的范围之内（比如在职的中央委员和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公开推选最高领导人。这样的制度，可以视为在一党执政下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比较现实，可操作性强。我相信，中国将来会采用这样的模式产生最高领导人。或许，习李就是通过这样的党内推选产生的，只是还没有形成成文的制度罢了。
看起来为人民服务也是个忽悠，为了权力才是真。
在中国民主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革命或者大跃进的方式很可能有害的。当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很多，腐败很严重，但是激进的改革方式带来的后果几乎无法预料，至少目前看到的例子都让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