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魔咒大有可能摧毁中国的一切

文革魔咒大有可能摧毁中国的一切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明灾难，但是文革过去了三十余年之后，文革的阴影不是淡了，而是浓了。

一、当前社会难题为文革思维创造了有利借口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从文革思维的繁篱中艰难挣脱出来的。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每走一步都遇到思想上的巨大阻力。城市经济中，先允许个体户存在，然后分别是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物价放开、引进外资、私营企业有条件合法化、国有企业改制、开放股市和实行股份制等等。可正由于文革思维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每一次变革措施都必须打上文革的烙印。于是，每一次变革，都给社会投机制造了机会。比如很多国有企业改制，就变成原企业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赃；股市一开始的种种限制措施，原来的设想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性质，结果却为过度投机和内部操纵股市创造了绝佳的良机。

不同于前一种形式的私营企业发展，有几种不好的现象令人诟病。其一是这些私营企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在文革思维中挣扎求生存，他们最有效的手段是采用傍官家的办法。傍官家即为通过官员的权力获取自己的利润，有的是政府官员给予的直接项目，有的是政府官员给予的特殊信息，有的是通过政府官员获取的种种政策或税务上的优惠等等。其二是十分严惩的偷漏税。其三是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

同时，部分垄断领域的怪异市场化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机。这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房产和被垄断企业控制的某些行业。这种市场化并非真正市场化，而只是乱涨价而已。相应机构及企业变成贪婪的牟利集团，总是用尽手段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可怕的垄断状态只是些一家或数家，价格说涨就涨。涨价后的暴利，除税收和地方政府截流之外，则主要用于浪费（看看这些机构及企业修建的豪华办公楼就知道了）和大吃大喝、职工高工资和福利（尤其是管理层）、行贿（有些是变相形式）等。如今。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和高房价，已经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在此社会背景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人是比较性动物。凭心而论，我们的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并非先富起的人，却是为先富者创造条件的实际政策执行人。他们原来不过是享有一些特权而已。大致在1996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相当清贫。他们与企业的厂长经理、学校的校长、医院的院长等，原来同为国家干部，有不少是同学。但经理、校长、院长们富起来了，私营企业老板越来越有钱了，于是，这些政府官员也要加快致富步伐。他们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政策设计对他们有利。比如住房，各地公务员没过几年都住上了相当豪华的房子，而购房的花费比起变通民众，少得惊人。一是从初步出售权力转为主动出售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比较笨或者比较缺心眼的人直接受贿索贿，机灵一些的人则通过妻儿、亲属、情人等受贿索贿。后一种人更高明一点的是从不直接拿别人的钱，而是通过公司或在某企业任职高管等方法取得利益。为了使利益最大化，这些贪婪的政府官员又借用文革思维，有意无意地对正常的经营活动加以控制，如设立“馒头办”、禁止售卖外地产品等。有了控制，才有利益。在市场上设卡，自然产生“孝敬”之徒。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叫做“权力寻租”。

相当一部分有钱人富得没有道理，相当一部分官员富得令人愤怒。这种先天不足的改革，最根本之处是一直没有良好的法律设计和有效监督体系。而法治意识淡薄，又是文革思维的巨大硬伤。文革思维崇尚人治，膜拜神权，误以为什么事都可以靠“斗争”来解决，根本不相信法治。法治的基本存在环境是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有完善的舆论监督系统，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会打破文革思维的神权观念，也是文革帮必须坚决抵制的。

文革帮绝不会承认中国改革产生的问题是他们的因素造成的。他们只需要渲染当下的不正常现象，而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改革开放，就没有两极分化；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假冒伪劣商品；不改革开放，就没有“新三座大山”。“如果毛主席还在，认敢腐败？”他们将这类设问弄得振振有词。一句话，只要回到文革时代，什么都好了。如果不动脑筋思考，不去考证并不是太久远的过去，还真被他们忽悠了。中国虽然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不爱思考，以简单情绪判断来面对复杂问题的民众却还是大有人在。文革帮善于宣传和煽动。一位青年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辛苦收入却很低，有人说这都是邓小平害的，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这青年对比下富人的朱门洒肉，对比下贪官污吏，根本不需要研究文革时代是什么情形，便就信了。信了之后，就可能盲目跟随。毛发动了文革，但就是在文革之中，也有些好的事迹，好听的话语。再加上一些心理暗示和一些仪式，这青年便可以成为文革帮的坚定信徒。

二、文革思维继续泛滥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等主张改革开放的那一代领导人深受文革之苦，也痛恨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但中国长期受极左思维控制，他们认为不可能一夜间清除那种错误思潮。他们当时最大的顾忌是中国已经由于文革，令国家相当落后。在文革期间，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开始公然侵占我南沙诸岛，我们无力予以还击。我们高喊解放台湾。但美国的干涉台海事务，让我们无可奈何。当时，中美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实质因为文革等原因给拉大了。当时，一个激励国人的口号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反右和文革中，大量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售货员被“打倒”，要么到街头做扫垃圾，要么被发配到农村修地球，国家军事实力不被削弱才怪呢。我们有核武器，有些导弹，但那不管用。人家可轻易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你正要准备下令进攻，人家已经攻来了。你的军机、军舰没有人家快、准、狠，作战半径更远远不如人家。当然，除了军事力量对比外，民众的生活素质对比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改革开放也是不得已之举。

由于不能完全摆脱文革的羁绊，所以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必须戴着一只看不见的镣铐进行。又因为很多人对文革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人也误以为只要通过改革开放，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好日子，那么，人们对文革的评判到一定时候，也就很自然形成全面否定的共识。

另一方面，社会对西方社会制度有一种类似本能的恐惧情绪。西方的“民主社会”与苏俄“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对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尽管我们那阵子与苏俄并不是真正穿一条裤子。西方社会有一些人热衷于输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这似乎对中国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时候，一些极左派乘机发难，中国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贬义词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民众对中共的拥护度是非常高的。初步的改革开放很快大见成效，农产品丰富了，工业生活用品供应大大增加了，过去要票证供给粮食、油、豆腐、肉、缝纫机、自行车等，物品越来越充足。只是比较新一点的产品，像电视机、冰箱等，因社会需求量大增（也是全国几次提工资让城市市民购买力大大提高），形成所谓“紧缺商品”。紧缺商品依然要靠政府部门向社会配给。价格是政府管制的。紧缺商品实行“计划定价”，有些商品企业生产越多，利润反而越少。因为“计划定价”常违背基本经济规律，非常不合理。又由于商品紧俏，很多商品官价和地下市场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价格差异，滋生着以权谋私和腐败。如何解决中国这个重要经济问题，变成一件中国头等大事。可偏偏由于一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令中国的价格改革完全漠视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即极其重要的法治精神和监督意识。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除了个别人之外，其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总的来说，是站在建设性的角度为中国民主、自由和监督找出一些思路和具体的办法。知识分子被长期压制，邓小平说科学就是生产力，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期间，他们整体上感恩戴德。他们做着三件大事。一是赶时间。他们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或者说他们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一是传帮带。文革十年，重新回到建设的路子上来，忽然发觉没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做事。因此，要加快培育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文化、经济类的专业人才都归于这个称谓）。一是为国家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段时间，有什么重要的事“都必须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因为这些人是专业人才，而很多领导干部却是“大老粗”，啥都不懂。渐渐地，有相当一批专业人才干脆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他们做了官做起事来，果然效果好得多。这时候，知识阶层的整体目标是科学，民主被看作实现科学目标的好方法。是在谈民主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为民主要借鉴西方文明社会的一些具体做法。建设性主张者，并没有多少人主张全盘西化，但借鉴是必须的。可借鉴西方文明社会的东西，极左派就送来全盘西化的帽子。那时，全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研究很不够，思想禁区很多。个别人说的话，写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实际相当保守，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却被视作大逆不道的言论和思想。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场冷水泼在知识阶层的头上。

虽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没有像文革时代，演变成对知识分子全面的残酷整肃行为。但是，由于离文革时代距离很近，内心的失望情绪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漫延，一些人有了抵触情绪。此时此刻，极左派更是添乱。他们不断在很多问题上设立思想禁区，这也说不得那也做不得，知识阶层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日益加深。而一些走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有人自学或不自学地为极左派效劳，提出来的办法更伤人心。他们是迫于极左思潮的压力，为自保而做出的自私选择。如此这般，来自知识界的充分讨论少了，良知性建言也少了。这时候，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得不推行，便有了一些想不到的意外发生。物价长期处于管制状态，一天放开，普通商品的价格就像今天的房价一样无法控制。价格无法控制的暴涨，民众的生活全乱了。政府官员、国有企业职工等可以通过加工资等方式弥补损失，但工资上涨速度远不及物价快。增加工资即增加货币供应，形成通货膨涨，又不断推高物价。到这地步，政府又不得不对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采取更厉害的价格控制手段。如此一来，市场上价格投机的空间更大。社会传言一些高干子弟直接参与价格投机获取暴利。“官倒”一词有别的内涵，但主要是描述这一现象。一些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然后因胡耀帮逝世，中国产生那次严重的政治风波。

随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全面停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一个极可能是精心设计的新造神行动，文革思维经过一番打扮，以一种宗教式的表现方式，在民间粉墨登场。有人称出租司机挂毛像可以防车祸，很多司机开始在车子挂毛像。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反正毛像变成特殊的神物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中国人对于神事，总是宁可信其有。不管真相如何，反正这个新造神行动，将毛又一次抬为大众偶像。尽管物价影响到大家的生活预期，但日子比文革时代好了很多，却是大家都承认的。用民间的话说，好日子是邓小平给的，但新造神运动又成功将感激给了毛。这也和邓小平坚决反对将他个人神化有关系。如此，文革帮终于重新拥有了“群众基础”。

转眼到了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才有重新跨开了。非常难的价格改革猛虎也在这时候，变得温顺起来。这给后来的其他经济改革有了轻装上阵的可能。没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就开始走上快车道，这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尤其明显。可仍然因为受极左思维束缚，民主、自由、法治和监督等所谓西方的那一套，没有明显的迹象被用于经济改革的配套方面。一些人把西方政治制度仅仅简化为自由选举，令社会引进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很难取得共识。经济方面向前走的越快，社会悄悄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多。渐次，就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经济很繁荣，但没有太多的规矩。三资企业过低的工资，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纵容的结果。刚开始，外资企业工资相当高的。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平均工资，是我们的十多倍甚至二三十倍之多。一些企业发觉可以用血汗工厂的方式盘剥工人，这样其成本大大低于别的企业。高工资企业抗不住那种不公正竞争，或者经不起暴利诱惑，工资也跟着降下来。特殊环境，造成环境污染，很多外资老板在国外是不敢的，若污染了环境则可能坐牢。可到了中国，没有人认真进行环境执法。渐渐地，生产大污染，反而是“正常”现象了。

民众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新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当直接影响到他们生计或生命安全时，他们会站起来呼喊。他们一次次投诉、控告，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结果——社会法治环境不健全，很自然就产生这样的局面。这时候，有人说如果毛主席在，谁敢这样？他们已经淡忘了文革的痛，或者对文革的回忆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于是纷纷额首称是。此时，文革帮高调亮相，以华丽姿态跳出来歌颂毛，回炒所谓“红色经典”，正好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毛大热了。一批颂毛文艺作品，对文革有意回避。一个并不真实的毛，形象高大，在毛像神的基础上，又重新变成精神之神。毛像神和精神之神的共同强化，不少人重新坠入深深的崇毛情结中。

我们主张对毛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错说错，绝不能再把他弄成什么神。但就是这样的主张，要被文革帮人恨得咬牙切齿。

文革帮有几种群体。一种是专门在后面煽动和策划的政治失意者。这些人没有别的爱好，就是想弄权。他们是一些失意官员和学者，是文革思潮真正的推手。他们有人当真崇毛，有人根本就不是，只是爱毛的政治手腕而已。有些是特殊的老人，他们大部分人在文革中受过磨难，但随着老年失落和对现状看不惯，他们原谅了过去，只将情绪针对现在。有些是文革斗士、文革受益者或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相对少的人，他们此时正好五六十岁。人到这个年龄，也不愿意想太多，却把文革幻觉越想越美好。有些是在新造神行动中产生的盲信者，有普通民众，更有很多十七八岁到二三十岁的愤青。这些是人数相当大的社会存在，有些人容易冲动，甘愿充当打手。可正因为他们是盲信者，他们又非常容易改变“信仰”。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世界上信仰最不坚决的那种人。不过，文革帮中的推手正用尽手段来“坚定”盲信者的信念，并不断培养、发展和壮大这支队伍。

三、文革帮如果得势那将如何？

文革帮过去偏激，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手段。他们惯用的说道模式，就是毛主席当年对邓小平太宽容了。如果当年从肉体上将邓消灭，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了。在他们眼里，邓小平是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根子。邓小平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不好的，祸国殃民的。

他们定义的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现在的“官僚”集团、资本家集团、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杀伐之气非常强烈。杀掉所有当官的，杀掉所有有钱的。看起来只是情绪发泄，但如果条件适宜时，他们当真会这样干。

文革帮要进行大屠杀的心理诉求，恐怕现在的文革帮推手也不完全了解，并在他们得势之后难以控制。原因之一，社会的积怨没有较好的方式疏导，那就必然化为恐怖的戾气。之二，现代人对生命的敬畏感大大降低。连假药、毒大米、毒奶粉等都能大量制造的社会，是一些人生命敬畏感近乎零的表现状态。这些盲信者会变成盲动者。文革帮依靠盲信者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这些盲信者却很有可能一夜间变成不听任何命令和指示的暴民。之四，文革帮制造毛崇拜，这就注定了他们难以产生取代毛的人。没有毛的精神魅力和政治手腕，却又要进行他们的“文革事业”，他们只能放出魔怪而不能收服之。

在目前党政部门中，有些官员有意无意中作文革帮的帮手。这是自掘坟墓。很简单，他们属于“官僚”集团，是中国“修正主义集团”的受益者，文革帮可以利用他们一阵子，但到头来，会对他们加以无情镇压。有些企业主或小老板也站在文革帮一边。这些人却不知道文革帮同样不能容忍的也同样是他们。你有钱，只要比普通人稍微有钱一点，那就是罪过。如果文革帮得势，最滑稽的一幕是他们在斗完了别人之后，再内部进行恶斗。某些今天的文革吹鼓手，明朝则由文革帮将自己的“革命同志”推下历史的深渊。

至于普通民众，将在文革帮得势之后，将“享受”类似阿富汗塔利班那种管理模式的待遇。思想上严厉控制，稍微说点什么让文革帮疑惑或不满的话，即被严厉打击。经济上绝对控制，生死病死将你管死了，由不得你不听话，不服从。

有人不相信这种景象。可是，如此邪乎的事，过去在中国发生过，现在还在其他灾难国度反复进行着。为什么邪教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威胁？因为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会给邪教带来惑众的机会。文革帮的思维和邪教思维有些接近。在德国，由于纳粹思想给这个国家伤害甚大，所以国家立法禁止宣传纳粹思想。可在我们中国，我们没有文革进行过全社会的彻底反思。文革思维是有毒的藤，一直缠绕着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