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10点，换了旗帜”

“那里，10点，换了旗帜”

2009-8-27

 

这不是诅咒，在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2022年左右，决很少有机会超过四十年时间里，‘红旗将落下’，‘祖国将分裂成民族国家’，德不堪重，这是一种退化，将会流血，令人非常遗憾，但却可以因此而获得稳定。

无论如何，人们将在新的制度下展开新的生活。

“没什么，想什么。”，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对我的形容。

有一次在他家里夜谈，儿子起来‘濃濃’，完毕上床继续睡觉，我们也继续谈话。不幸的是，此件小事，在随后的一次聚餐时却成了笑谈，这小子颇为得意的对众人讲：“人啊，没什么，想什么，XX上次去我那，我儿子撒尿，他的眼睛就盯着不动了！”，我笑着说：“幸亏小那东西我也有，要不然你还不得打我一顿！”

笑谈。

在7.5事件之后，胡锦涛在新疆视察时讲：“、、、二是要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社会稳定是新疆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维护新疆稳定作为当前新疆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把促进改革发展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保持新疆社会稳定，首先要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落实各项治本措施，提高各族干部群众思想觉悟，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筑牢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切实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主题词：‘稳定，统一，治本，团结’----胡说的，我看了看，叹了口气，“唉！没什么，想什么。”

也许，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制式冲锋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可以获得稳定、获得统一，但很有限，每个死者背后都站着最少十几个心怀仇恨的亲属，和几十个愤怒的亲朋故友；每个伤残者，都会讲述他的痛苦与愤怒；可以治本吗？可以团结吗？

估算一下，一个正常人的平均亲属及友人，就会明白‘稳定’的代价，每一次‘稳定’之后，都是放大了几十倍的仇恨、痛苦与愤怒。

算法简单，却没有一个数学家计算得出来，再打几个记者，也就更计算不清楚了，全香港的记者都穿着黑衣上街了，因为他们非常明白：暴行必须制止，谁都可能是‘下一个’。

也许，仇恨、痛苦与愤怒可以被遗忘、被压制、被收藏，同样，他们也可被唤醒，带着‘罚息’醒来，‘罚息’是以时间为计量的，是复利，压抑得越久，‘罚息’就会越重。

请相信我。

新疆，西藏，青海，中国的车臣。

格拉乔夫，叶利钦的国防部长。

    还在1992年，当格拉乔夫刚当上国防部长时，发表意见说，应当熄灭民族间的冲突：

   “应当经常见见面。应当来这里，在桌子旁坐下来谈谈，讨论讨论，研究冲突的根源，找到能够共同接受的方案，要实行妥协。其他途径是没有的。用刺刀，冲锋枪既不能解决经济，也不能解决政治。这话是我说的，是玩了一辈子武器的人说的。令人惊奇的是，自称为职业政治家的人确不懂得这一点。”---《沉沦之师》，P187页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面对华丽的城市，我常想，华丽的基础是什么？深圳是一座日益华丽移民城市，绝大部分人在深圳没有归属感，给我的感觉是，我随时可以提着箱子离去，没有丝毫的留恋，反倒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快感。

为什么？文化，深圳是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中国的西部，牛仔的城邦。

发生过这样的案列，富人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旁观者百思不解，为何？家庭文化所至，孩子并不缺什么，只是非常不满意其家里的气氛----家庭文化。

中国，富的流油，我们少什么吗？好像什么也不少，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至少，有一部分人如此，但我们愉快吗？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再复制一遍我们的生活？看一下那些以各种理由移居海外的青年人，中年人，就会有答案，他们是什么？‘离家出走的富家子弟！’

邓小平的孙子生在美国；江泽民的孙子生在美国；曾庆红的儿子移居澳洲；胡锦涛的女儿嫁给了美籍华人；刘延东的双胞胎外孙生在香港，邓质方、李小鹏、江锦恒用的是美国居留卡，李小勇移民新加坡、、、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对未来都没有信心，身在曹营，像我一样随时准备‘提着箱子离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为什么希特勒、墨索里尼会崛起，很多人从经济、政治、社会诸多方面都有分析，哪个我也不信服，说服不了我，但至少，前人的手都摸到了大象的身上，我的观点是：信仰，他们因信仰而生，亦因信仰而亡。

希特勒、墨索里尼是在一股强有力的信仰下成就了其害人的事业，他们以文化专制达到了专制文化。

这不是文字游戏，‘文化专制’强调的是过程；‘专制文化’则是结果；‘文化专制’也并不一定能达到‘专制文化’的目的。唯有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专制’才能达到‘专制文化’。

手边有一个很好的案例。

2001年的‘三代’说。那段时间，所有的媒体不分时段地，连篇累牍地宣讲‘三代’，那段时间，我索性不听电台，不看电视，不进网站，不读报纸，就像那四只呆猴：不看、不听、不闻、当然，更不会不讲了。

‘媒体不分时段地，连篇累牍’、强迫各级公务员写万字心得，还不得打印！够专横了吧？随后还把‘三代’写进了党章，这就是我所讲的‘文化专制’。但是这种专制没有形成‘专制文化’，社会没有其所必需的社会土壤，因为，‘三代’说不具有可操作性，并没有救民于水火，甚至，多少有些令人感到厚颜无耻，因此而欠缺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推行‘文化专制’时，至少解决了他们社会所面临的经济与政治的困境，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从财政部领工资的。人，就是这样现实，自然也就不会有其想要的果实：‘专制文化’了。

这种‘文化专制’不是时代的需求，但要是早20年，就很难讲了，挺好的理论，却搞得来同‘天蓬元帅转世’一样，神不神，鬼不鬼的，生不逢时。

《非诚勿扰》，秦奋：‘可惜了的，挺好的姑娘！’，看上去很美，听起来不错，结果却不能操做，很糟糕！

现在还有人谈论它吗？我知道，下次修改党章的时候它就会被取代，诸如：‘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理论所取代。

又是“没什么，想什么。”

回到主题，希特勒、墨索里尼因信仰所致的‘专制文化’而崛起，在他的崛起过程中有无数忠诚的党员信徒可以为之毫不犹豫地献身，我们有吗？有，很多！所以我们得到了政权，此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现在呢？忠诚的中共党员何在？够得上‘两位数’吗？‘忠诚’成了一种交易，‘信仰’成了谁也不捅破的欺骗，成了公众的谎言，如果做一次不记名的全民公投，结果需要我告诉你吗？很多人都知道答案，到底谁在骗谁？此谓：失道寡助。

现在，共产党人很虚弱，虚弱得到了不敢见到‘两个人耳语’，看到三五成群的人便心慌，甚至连私人的博客也感到恐惧，更忍受不了任何一个独立的民间团体的存在。

党已不党。

同理，还有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同她们的崛起一样，她们也因其信仰败落而瓦解。

纳粹受到攻击而亡，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的分裂；意大利的法西斯生而亡，换了王朝；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信仰，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了，东欧各国获得了新生、、、

信仰！信仰瓦解体制。

信仰瓦解体制，有一个很好的佐证。

改革之初，政府并没有给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民营经济有个蔑称：‘个体户’，（到目前为止也未见改，我的好几朋友，几百人的工厂，执照上还是写的‘个体工商户’，简称：‘个体户’。此乃闲话。），成立了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每个特区都在外经贸部批有一个全国报关权，经营内容含盖了全部的商品的‘特区进出口公司’，真可谓：威风十足。现在呢？你还能找到一个正常运营的‘特区进出口公司’吗？都被蛀虫吃了，连骨头都吃了。

‘特区进出口公司’在成立之后，拼凑而就，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信仰，私欲纵横其中，同事间除了酒、肉、小姐是真的以外，彼此没几句真话。信仰瓦解了体制。

问题的另一面是民营企业的壮大，他们因利益、信仰而生，不可遏制。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运行总是伴有系统信息的传递，如果，系统传递的信息都是假的伪信息，那么这个系统可以正常运行吗？系统运行的成本会非常之高昂，系统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

深圳没有文化城市，牛仔的城邦；想想看，没有道德与文化的孩子，长大能干什么呢？

道德、文化皆无，不用讲，废人一个；有文化，无道德，那倒真的像张春桥所讲的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阴损奸猾，无毒不有，看看我们身边的‘假冒伪劣’的事与物，何以至此？‘有知识，无道德’！遗憾的是，学知识不难，但守道德却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南橘北枳、昔孟母择邻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德才兼备的人呢？被有才而无德的人给‘黑’了，边缘化了，老百姓的感觉就是‘好人吃亏’，很朴实。这种感觉，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劣币淘汰良币---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条件下，任何一种的体制所必然的功能，这就好像一部只有油门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开起来以后的必然结果：车毁人亡。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非常不恰当：家长乖僻、虚伪、专横、无良，孩子会好吗？同理社会。

深圳，牛仔的城邦，兴而不旺。

顺便提一下，深圳的美丽，是以贪腐为动力的美丽，被我的一个朋友精确地描述为：“看上去能挣钱的生意，都不是生意人做的。”，每一个政府工程，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地皮，都是以暗流推动的。

如万科。万科在深圳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公司，在深圳，没有拿过一块好地皮，中心地区的好地，多在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家手上，巧！真是够巧的！

为什么？王石不行贿！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090826/1147379.shtml ：

、、、“我不行贿就是万科不会行贿，这是制度上的设计。”王石说自己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宁可事业无成，也不愿意委曲求全。

、、、

王石：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

王石，给人‘黑’了。

深圳，并非个案，北京、上海、广州、东莞、石家庄、新疆、、、这个名单很长，均如此。

我也很难描绘我们的价值观的崩溃路径，但我清楚地知道，除了自己和朋友以外，谁也不敢信，“不要与陌生人讲话”，是文学作品，却成了生活戒律，书记讲的，教条、空泛，连他自己都不敢认真，不能信；行政官员讲的，朝令夕改，春行秋废，我不信，再说，他们只是潜伏在行政机关里的商人，利益之徒；商人的，巧言令色，言过其实，我不信；军警宪特的，我不信，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这个制度有的只是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少数人的利益；教授、专家的，不乏利益，缺少良知，我不信；医生的，我不信，他们以我们的肉体，敲诈我们，医院是买药的，仅此而已；法官讲的，就更不能信了，其一，我不知道‘老大哥’是如何指示法官的，其二，我永远搞不明白，给法官的除了证据以外还要加些什么，其三，我不知道我的对手除了给法官提供证据以外还给法官供了什么，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这官司怎么打？所以，见了穿制服的躲着点---古律，至少在中国不曾失效，别管他们是如何自称的。

在彼岸，公平与正义之神，‘忒弥斯’，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而在此岸，我们却被‘公仆’之神以‘正义’的名义蒙住了眼睛。

‘公仆’？以‘公’为‘仆’也，主人：公屋、茅棚，耕田、洗菜，自行车；仆人：别墅、吃喝、奥迪车列队，另类主仆关系。

而现实的是，打个电话给妓女，她们却总是会如期而至的，抛开职业与人品，至少，她们是言行一致的，出卖的也只是自己。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每个阶层里都有很多有良知，恪守道德的好人，我的身边就有很多，笑眯眯的，隐忍着，背后藏着拳，但他们构成不了主体，成不了主流，被边缘化了，很少能听到他们的正义的言辞，正义成了隐身人，成了伺机而扑的侠客。

每个阶层、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而这个城市没有共同的，可以公开谈论的真实的，言行一致的价值观。

可悲。

一座美丽的城市，光有美丽是不行的，没有文化与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他只是一座空城，没有底蕴，没有未来。

这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姑娘，没有文化与道德一样，也许，她不乏追求者，但会有人与她厮守一生吗？天一亮，就分手，与她相吻的永远只是嫖客。而生活的现实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相爱容易，相处难，热恋之后是分歧，随后分手。或许，我们可以娶个维族美女试试，看看没有共同文化基础的婚姻可以走多远；看看没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朋友，可以维持多久？

我们与新疆、西藏、青海可以相处吗？我们可以让穆斯林、佛教徒及回教徒信仰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我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信徒，能上得了两位数吗？对各级书记而言，共产主义，只是权宜的选择。甚至，我们举国上下找不到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权威’，陈伯达呢？死了，死得很不舒服。

我们自己都打哈哈的东西，你能让新疆、西藏、青海的百姓们认真吗？据知情者讲，有大量的藏族干部，白天学‘马列’晚上拜达赖，达赖一声号召，全部的人都不穿皮毛衣服，而穿戴皮毛却是藏民的传统！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我们的道德，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眼前与未来，‘厚德载重’，无德则不堪重负----这是不言而喻的，看看我们的历史与现实就不难明白这一点，遗憾的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知者不言。

做个游戏，估计一下金正日的王国，她还有多少寿命？难死人了，谁知道下周几点下雨？更何况是一个政权！

不过，我猜，金正日一死，他的王国权就会政变，压抑得太久了，官逼民反。

金氏家族支付不起‘罚息’，要破产，就像佐罗给威尔塔上校的婚礼献辞一样：教堂钟声响起，佐罗出现在教堂屋顶：“这是给你敲的丧钟，威尔塔上校，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

佐罗：“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佛兰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杀一个罪人就不那么容易，来吧，准备招架！”

金正云之列的徒子，除了进监狱之外，最好的结局就是流亡，也许，可以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建个流氓政府，写错了，流亡，尽管可能性不大，但机会还是有的，谁敢保证美国没有神经错乱的时候？她已经227岁了；现实些，来中国做个小混混，与毛新宇作个伴，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把金日成将军的诞辰、祭日都列入法定假日，分别名为金庆日及金哀日，大家该乐时乐，该哭时哭，不过，我却很担心国人的记忆力，把节日过倒了，无论怎样，还是先来吧，我们的纳税人也只当是多养了个宠物，添几分娱乐。

Game Over，北韩，德不载重。再思考一下历史，德国、意大利、苏联及东欧各国，还不清楚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林彪。

多年后，在那里，在坦克开过的广场上，10点整，将有一个幸运的士兵，在旗杆下以标准的军人姿势永久地降下那面旗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在旧货摊上买个好价钱，带给他‘一种说不清楚的快感’。

我仿佛听到了愤怒的责骂声，也许，他们并不同意我的观点，‘红旗变色’，那还得了？

好，还是现实些。大陆与台湾要统一吗？统一以后用谁的旗帜，五星还是青天白日？用谁的都有困难，要不然，再用‘烈士们的鲜血’染旗？我反对！我绝不会用我的血染旗帜，我绝不当这样的烈士，要‘见见面。应当来这里，在桌子旁坐下来谈谈，讨论讨论，研究冲突的根源，找到能够共同接受的方案，要实行妥协。’---格拉乔夫的劝谕，商量一下，抛开党派见解，共同设计一面旗帜，体现我们的民族的理想，体现人类的共同里想以及那些不言而喻真理。

港、澳、台、中，‘见见面，在桌子旁坐下来谈谈，讨论讨论’，我们共同设计一面国旗，以体现我们人类共同的、民族的理想与希望。

我猜，这面旗帜，一定不是红色的，‘红色’，看上去很美，却让人联想得太多，我们有很多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红色审美疲劳症’，心生恐惧；我想，她可能是蓝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玫瑰色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我猜不出来，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沟通与不断的妥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国旗，不是红色的，或许有，那也不会是主色调，或许，我们可以在旗杆上加一个装饰用的，红色的，旗穗。‘不得了’，之了。

万寿有疆，甚至，有些人，还活着就已经死了---这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存在即有限，万物均有界。

后记：2009 9 29

‘下周几点下雨？’，‘金正日的王国，她还有多少寿命？’，‘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三个疑虑，我一个都猜不出来，但我猜，金正日之流一定想在破产以前卸下我项上的人头。

金正日之流，还是要早做准备，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我的满月吉言，比佐罗客气多了。

主人孩子满月，我却奉上贺词：“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不通情理；学学季羡林老先生，“假话不说，真话不说全”，那可真够憋屈的，‘真话不说全’，也学不像，我从来都怕‘看不明白’，所以，也就极力地要‘说清楚’了。

假话要说，不说，不行！更别想‘办大事’，在这里，无论谁的眼睛里都要放些沙子，否则你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沙眼’是生存的前提条件；真话要对人讲，勿费；我就曾见过穿西装戴领带的猴子，我猜，虎豹狼豺、鱼虾鳖蟹也会有穿西装的时候，所以，见到什么，讲什么话，要学学‘哑巴吃饺子’。

有一次，在酒吧里，我的朋友问我，‘遇到鬼你说什么？’，我答曰：‘什么都不说，速逃！’，朋友告诉我，人有形，鬼无形，安逃法网？，我说：我喊救命，他说：‘人能治鬼，何须救命？’，我说，‘那我死定了！’，他笑着说：“把你的身家都给他，然后，对鬼讲‘我是新鬼，请教我几招！’，当然，要用鬼能听懂的言词。”，此谓：破财免灾。

我暗想，见到书记呢？背‘三个代表’呗。

后来，我看到，列宁在《*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也曾经研究过：‘妥协或每个变相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也曾主张‘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

附件1：7.5事件后胡锦涛在新疆的讲话 

京港台时间：2009/8/26　 消息来源：综合　               

http://news.backchina.com/2009/8/26/gb2312_54282.html

附件2：毛新宇称应将开国领袖诞辰列入法定假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9/0926_17_13654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