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评歪曲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的若干言行（之一）
阴谋史学当前为什么如此猖獗
作者：吴光宗
文章之一：
阴谋史学当前为什么如此猖獗
——要害在“改朝换代”
文章之二：
评“夺权论”
——是“夺权”，还是被夺权
文章之三：
评“整人论”
——是“整人”，还是被人整
文章之四：
评“个人崇拜论”
——“个人崇拜”不是“个人迷信”
文章之五：
评“浩劫论”
——是一场“浩劫”，还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一次伟大的、失败了的演习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评歪曲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的若干言行（之一）
阴谋史学当前为什么如此猖獗
党中央的一次新号召
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会议代表并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党史工作“要牢牢地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他强调指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1]
这是当前形势下党中央发出的一次新的号召。
一石激起千层浪。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受到左派的热烈欢迎，却遭到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都明白，如何评价党的历史和她的领袖，关系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和基础。左派要坚决维护这个前提和基础，右派却要千方百计摧毁这个前提和基础。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习近平的讲话，强烈刺激了右派敏感的神经，辛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以《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用阴谋史学的手段歪曲党的历史，妖魔化毛泽东而走红的辛子陵，迫不及待地攻击习近平的讲话，说什么讲话“使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深感失望，使习近平的威信大受损失”。
他还说“习近平托了其父的荫庇和自己的优良表现，进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党内改革派希望习近平继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协助胡锦涛完成邓小平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遗嘱”。“一九八九年如果习仲勋当总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决办法。本着这个精神处理政务，既（即）使成不了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也是一个贤德的领导人。这就足以告慰习仲勋同志的英灵了。”
“希望习近平以先父为榜样，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2]
请看，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这个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而出名的“政治精英”的面目勾画得清清楚楚了。
第一，这位自称“党内改革派”的“政治精英”竟然相信“神灵庇护”一类的昏话；
第二，习近平的讲话，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以致“深感失望”；
第三，以继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操守相要挟，令其协助完成“重新评毛”的遗嘱，即歪曲党的历史，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任务；
第四，以委婉的形式，实际上是警告习近平要做一个“有贤德的领导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这正表露了这批搞阴谋史学的人，害怕他们的言行以后将被清算的阴暗心理。
总之，辛子陵的言论反映了党内外的“政治精英”们，试图对“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对“十八大”的政治走向施加影响，以达到他们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而恣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正是当前我国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混乱的根源。
阴谋史学的兴起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编纂和描述历史的人，却总要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的历史观。
阴谋史学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清代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要灭其史，欲灭其族，必要灭其文化”。阴谋史学的要旨就包含其中。
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需要论证其朝代更替的正确性，就要利用编纂权，诋毁前朝的历史，为改朝换代提供事实上的支持。
封建主义国家利用历史的编纂权为封建社会辩护，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它为美化资本主义服务。一个杀戮了几千万印第安人并让其几乎完全灭族的美国，一个贩卖黑奴并导致几千万人失去生命的美国，一部由血与火构成的美国的历史，竟被塑造成人权民主的历史。他们懂得“欲亡其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3]
当代中国的阴谋史学，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目的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抹黑毛泽东时代，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阻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为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作好舆论准备。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或者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无端迫害，或者由于对文化
大革命中某些现象不满，发过牢骚，说过一些过头话，客观上符合这股思潮，但他们与阴谋史学的炮制者是根本不同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30多年来，阴谋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将阴谋史学即“否定毛泽东”思潮简称为“否定思潮”）。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否定思潮”重点在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否是思潮”由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到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三阶段，新世纪，“否定思潮”的目标在“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要害在“改朝换代”。
1971年林彪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怀疑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便开始出现，不过那时采取的还是一种隐蔽的形式。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7年初，北京出现了公开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此后，关于毛泽东的各种流言蜚语逐渐传开。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一些人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敞开了大门，以批判“四人帮”为名，行否定毛泽东之实。1980-1981年，在起草、讨论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更是在党内开展了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的组织者，其目的是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其结果却是党内某些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声讨毛泽东。以致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两次采访邓小平同志时，开头便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昝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对这个尖锐的提问保持了沉默。[4]
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从3月18日—4月3日，由党中央召开，改名《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开得越长，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5]，被称为“理论界最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用错误的方法对错误的对象进行的一场错误的革命”。他的讲话，不仅在内部发表，还通过迂回方式，拿到香港报刊上发表，把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讲话，在港报上公开。此后又在香港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出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新发现的毛泽东》等文稿，恣意攻击党和毛泽东，说什么“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毛泽东把中国拖上了绝境”，他“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他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胡乔木把他的思想归纳为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与之相呼应，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了上风，上海举办了“民主讨论会”，有人咒骂毛泽东为“暴君”，是“不道德的人”。并出现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政机关、占领办公室等情况。还有人打出大幅标语：“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香港的刊物上还刊登了“民主人士”刘晓波的文章《混世魔王毛泽东》，说什么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权”“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
这一时期，“否定毛泽东”思潮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主要发生在党内一些中高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强烈冲击的人、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很深的人以及一些涉世较浅、不了解历史的人当中。他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②内容虽然也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为大批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扫除“障碍”。
③否定的形式，大多在内部会议上，采取隐喻式的，旁敲侧击的形式，在政治生活中，在舆论媒体上还很难有公开的合法的席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否定思潮”的重点由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到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改革在1986年遇到了困难；1989年“政治风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的窗口打开，西方思潮大量涌入；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谷。于是，在我国政界、理论界、知识界，有那么一些人，不满足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把“否定思潮”之火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哲学思想，总之，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有人公开主张搞私有制，提出要“补资本主义之课”；在探索改革开放道路的旗号下，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的口号下，公开批判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批判和丑化毛泽东的个人品质。有人走得更远，声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们不仅把“否定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是把它从国内推到国外、境外，和西方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奏起了贬损中国共产党、丑化毛泽东的合奏曲。香港某些刊物竟然声称：“一定要重新估价中国的历史”，要“完全摆脱毛泽东的阴魂”，说什么“上海人士认为，毛泽东的独裁从掌权之日就开始了”，“彻底否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阴谋史学的炮制者当中，最为恶劣的代表是李志绥和李锐。
自称“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志绥，跑到美国之后，在西方精英的策划乃至捉刀代笔之下，写出了长达600页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9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和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声称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影响”，“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了毛泽东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那时，中国没有“私人医生”。李志绥被公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开始的时间是1957年7月6日，而不是“回忆录”中写的1955年4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记的1954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宣扬自己跟随毛泽东22年，“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侍在毛泽东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泽东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时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你看，这是多么亲密无间啊！但是，一个保健医生，能够陪同“出席任何会议”，“出巡任何地方”，这可能吗？他把时间提前2-3年，更深的用意是，便于他就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大做文章。他把自己打扮成亲历者，以便证明，“八大”是一场“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的转折点。“回忆录”的中心内容，是以中共八大为起点，以文化大革命为终结，刻意描述他称之为“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作为“回忆录”的全部立论的重要基点。
事实上，正是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增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四位副主席，推举邓小平为总书记。在邓小平婉拒总书记职务时，毛泽东还说过如下一段话：“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中国的秘书长。”我看邓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说不行，我看行”。
“回忆录”还说什么“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泽东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事实上，当时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954年12月专门发了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今后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这个通知，离正式召开“八大”还有一年零九个月。设立名誉主席的建议也是毛泽东为了国家安全着想而提出来的。李志绥硬把它拉到“权力斗争”上，甚至出奇地编造说：“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指‘八大’报告），就知道毛泽东一定会大为震怒”。
仅此一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2年”的保健医生，是怎样制造谎言、编造历史的。他在书中提到的所谓“亲自经历”的事件，都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诸如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动机问题，不惜“死掉人类一半”的“战争狂”问题，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问题，所谓批判陈云同志“一贯老右倾”的批语问题以及对毛泽东实行人身攻击的四人“大被同眠”问题，都是李志绥不择手段，造谣惑众，诋毁中国共产党，诽谤毛泽东，把一位根本改变了我国面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描绘成一个“残忍的、虚伪的、玩弄权术、生活糜烂的、独裁的封建君主”，以达到反共反华的目的，其影响之恶劣是人所周知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的人，在被人利用完之后，于1995年莫名其妙的从美国彻底消失了。[6]
李锐，这个自称“在党内生活了70年”（包括1959年开除党籍后的20年）的“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逝世后，却成了攻击、否定毛泽东的急先锋。所谓“秘书”，其实只是一个“兼职秘书”，即各部委都设置的通讯员。1958年初，他作为水电部“三峡问题”反对方的代表，列席了成都会议。据他自己说，辩论结束后，“毛泽东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推辞，结果还是要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谈起这样一位秘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也未提及此人。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怎么会因为“工作繁忙”而推辞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怎么会由“兼职秘书”变成了“秘书”？怎么会由一个兼职19个月的通讯员而将“批判”的内容涵盖达50年？他就是要打着“毛泽东秘书”的招牌，又以“手记”、“实录”的形式，欺世盗名，造谣撞骗，欺骗、蒙蔽了国内外许多人。
李锐诬蔑、否定毛泽东的活动，从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由于某高层领导为他平反，又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十七大”召开时又被指定为特邀代表，给他戴上了一个个耀眼的光环，被人捧为“老干部的代表”、“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权威学者”。
“四千人干部会”上他崭露头脚，1989年发表《庐山会议实录》（后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1999年出版《毛泽东晚年悲剧毛泽东秘书手记》。后又陆续发表《大跃进亲历记》、《如何看待毛泽东》、《李锐说毛泽东》等多篇文稿。他还在国外发表反毛泽东的讲演。《如何看待毛泽东》就是他送给哈佛大学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书面发言稿。稿中攻击毛泽东是“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他还把攻击的罪名强加在陈云的头上，说什么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用一句话来评价毛泽东，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7]
李锐口口声声宣称：“我只根据我掌握的确确实实的情况来写”，信誓旦旦：“平身为文，从来谨慎，已出版的几十本书，可以为证”。可是2009年11月7日人民网上刊登张杰的文章《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却揭穿了李锐的谎言，彻底暴露了他政治骗子的真实面目。
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此前，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意见书”。当天晚上，周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原毛泽东秘书）、李锐（50年代前期曾在湖南省工作过）三人跑到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住处发牢骚。后来彭德怀来了，大家一起说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话题。出来时正好遇见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几天后，李锐写信给毛泽东，隐瞒了“晚年”等敏感话题，且发誓“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后来黄克诚在小组讨论会上讲到了“晚年”问题。而李锐给毛泽东的信又已印发会议。于是一颗炸弹就这样爆炸了，撒谎的李锐品质成了问题。8月11日李锐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发言中全盘认账，发言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活动的扼要交待》，承认“蓄意欺骗主席”，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有宗派关系，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更为可恶的是，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夜闯美庐（毛泽东住地），跪在毛泽东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与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德怀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稿，也给彭德怀看过，彭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7月23日晚，他们订立了攻守同盟。彭不是晚去的，而是早就去了，等等。
周惠在接受张杰采访时，张问周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周惠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周小舟告诉他的。周小舟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出差广州时告知他以上的情况。
周惠还说：李锐对自己检举过了还给那么重的处分（撤销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心存不满，“落差最大”。李锐当年42岁，很有才华，又受领导赏识，自认为有总理之才，自许在50岁以前当上国务院总理。
从周惠的揭发中不难看出，李锐是一个抱有极大政治野心，不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欺骗领导，欺骗群众的伪君子。
新世纪，“否定思潮”的目标在
“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要害在“改朝换代”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量变到质变。私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口号下，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主体。国家的财富，在“企业改制”“股份制企业是最好的公有形式”等名义下，已经大量涌进了私人的腰包。政治精英、权贵子孙及暴发户，大发改革财，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人数可观的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公开或半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理论主张。那些隐藏下来的共产党的叛徒、政治精英和新老右派（被错定的、应该平反的除外），掀起了又一轮否定毛泽东的浪潮，其猖狂程度，无以复加，达到了新的顶峰。他们一再鼓吹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公然篡改党的历史和我国的现代史，污蔑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一党专政”，实行“轮流坐庄”，搞资本主义形式的民主，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利用舆论阵地，公开地、全面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这要首推1999年出版的《辞海》。编纂人员接受“美方的修改意见”，“依照国际惯例”，违背史实，颠倒是非，编撰出了一本“中国权威大型辞书”。该《辞海》否定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否定毛泽东首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贬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贬低、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思想路线，战略策略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贬低和否定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及其胜利；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新老修正主义翻案；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及我国的投降派翻案；为蒋介石翻案……等，它成了新世纪“否定风”、“翻案风”的一大源头。[8]
在新一轮的“否定思潮”中，除了李锐之外，最突出的还有贺卫方、辛子陵、谢韬、郭道晖与祝世华。
2006年，在“新西山会议”上，就是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人说：“过去我们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取消“一党专政”，实行“轮流坐庄”，狂妄地提出：共产党非法，“胡锦涛当总书记非法”。
辛子陵，国防大学退休研究员，正师级干部。2007年在香港出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洋洋洒洒，70万言。
李锐为这本书写序，标题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说什么，1949年取得胜利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他写的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辛子陵除了照搬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等书中的观点和“材料”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打着中央高层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欺骗和恐吓人们。其一，他自己标榜曾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授意，1974年撰写了《林氏春秋的破产》，1986年又受命代写了邓小平在刘伯承追悼会上的悼词；其二，这本书披露了邓小平在1993年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讲话，胡锦涛关于“要解决好”、“处理好”这个问题上的承诺。
作者毫不讳言，他这本书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实现邓小平关于若干年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深谋远虑”。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批判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毛泽东，试图作出“倒三七开”结论的恶浪。
该书抛出一份史料：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十四届全体常委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参加，邓小平作了如下一段讲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要放一放”，“可以放到下个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
在该书的附注中，特别说明：江泽民提出，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人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
作者在书中说：“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时机成熟了。”[9]
对此，人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①这么机密的材料为什么不是由党中央公开，而由名不见经传的人加以公布？辛子陵就他的资历和地位，不可能见到党中央的机密档案，他是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是什么人向他提供的？
②这本书出版后，党中央有关部门为什么不予揭露或者证实？为什么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听之任之，不置可否？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向党员公布、传达？如果是捏造的，为什么不揭穿，以免给人以“默认”的感觉，从而误导党员和广大群众。
③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与他在“决议”起草、讨论过程中所作的九次谈话，究竟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违心的？一位高层领导人讲话，出尔反尔，前后不一，叫人们相信哪一个？
④说“决议”有历史局限性，这倒是真的。不过，理解各不相同。制定这一“决议”的本意，当然不是要歌颂毛泽东，而是要批判毛泽东，尤其是否定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但是当时党内，特别是高层，意见严重分歧，看法尖锐对立。那些坚决维护毛泽东英名和功绩的同志，坚持主张至少要作出“功过七三开”的评价。如果强行通过“过大于功”的意见，势必造成党的分裂。按照某些人的主张，想出了一个“腰斩”毛泽东的办法，即肯定毛泽东的前半辈子，肯定从党的成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功绩，否定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否定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把毛泽东打扮成一个民主革命派。根据陈云的意见，“决议”加写了一段“建国前28年的回顾”，虽然与“决议”的名称不甚相符，但也满足了维护毛泽东功绩的同志们的愿望，会议才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对“决议”越来越不满意。因为“决议”基本上是按“正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这成了他们妄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障碍。于是把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决议”重新拿出来大做文章。
这在辛子陵一书的结尾《重新评价 此其时矣》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可见，这些改革精英们要搞的就是资本主义，但又怕背上复辟的罪名，就千方百计地否定十七年，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80年10月，中央召开的讨论“决议”草案的干部会议，原本是一次内部会议，为了进一步掀起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浪潮，2010年《炎黄春秋》第4期，刊登出郭道晖的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以扭曲的方式将会议内容公之于众。[10]
郭道晖自称为四千人大会上“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他依据一个小组的讨论情况和会议简报，概括出四千老干部“大讨论记略”，把某些人的只言片语，作为四千人大会的总体评价加以渲染。文章首先列举了“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评价”，不同意“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是讨论中的第二大问题”，认为“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也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有人还对邓小平说的“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提出质疑。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克思主义罩面”。还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
郭道晖认为，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最后，他与辛子陵相呼应，说什么现在是“按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决议”势必重写不可。
郭道晖对于“四千人大会”的表述是否真实呢？我们试将《党史文汇》上刊登的《改革开放之初重新评价毛泽东内情》一文，与之作一对比分析。[11]
①“内情”一文指出了“决议”的核心问题。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决定，集中全党智慧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郭文却要颠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
②郭文说，会议“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文章所写的全都是毛泽东的过，不见毛泽东的功，这是为什么？
③郭文所要反映的是会议的总体情况，可是文章内只列举了个别人的分散的而且都是否定性的意见，人们无法从中了解会议的全貌，这是不是郭道晖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种表现？而“内情”一文却明确指出：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也有人不赞成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功大、错大、罪大”，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④郭文打着“老干部”的旗号，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说“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请问，你所引用的发言人中，有几位中央委员？几位政治局委员？几位老革命？几位老将军？事实上，没有一个是高层老干部。而“内情”一文却明确地指出：老同志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他在与“四千人大会”几乎同时的中纪委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报告，言词恳切，生动感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曾因彭德怀问题牵连，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他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党的历史的关键时刻，不计个人恩怨，挺身而出，以双目失明、抱病之躯，作了长达2个小时的重要讲话。[12]他首先指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主席，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然后，他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讲到井岗山斗争，讲到湖南暴动，指出：“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接着，他又从遵义会议讲到长征，从抗日战争讲到解放战争，指出：“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他也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说“他晚年的雄心壮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
他严肃地指出：“对待毛泽东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愤不平出发”。“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他尤其尖锐地指出：“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
黄老的讲话，多么鲜明，真是一针见血，既深刻，又具有极大的远见性。这是对反毛言论的最好回答，也是对他们的严重警告。“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以后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郭文对黄老的讲话是不屑一顾的，对原国家副主席老将军王震的讲话更是不愿提及的。王震1993年3月12日病逝于广州。他在临终前发出了“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叹！[13]黄克诚的讲话和王震的遗言，才真正表达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
在这股反毛恶浪中，还必须提及的另一个人，就是祝世华。他原是某杂志社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被关9年，之后经过15年的“研究”、“探索”，收罗各种反毛著作于一身，经过逻辑推理“探索”出一个所谓“真实的毛泽东”，探索出一本120万字的“巨著”《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反思录》把“否定毛泽东”的思潮，由文化大革命推至17年，又由17年推到解放前22年，他们的否定，真正是全面了，彻底了！从井岗山时期的“整人”，到遵义会议上的“夺权”，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排斥异已”到“七大”登上权力顶峰，无一不囊括在内。
他引用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的话：我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
他在书中诅咒：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也是我国我党的“耻辱史”，是毛泽东的“罪恶史”，并且引用季羡林的话：是“最残酷”、“最黑暗”、“最愚昧”的“暴政史”。他说：“毛泽东根本不懂民主、自由为何物，只是一位‘权力狂’，一心一意要达到权力的最高峰”。
社会上的“政治精英”也跟着叫喊：“毛泽东是‘人渣’”，“纪念堂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浸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学教师袁腾飞）。“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窃据大陆60年？我的答案是：“中国人是支那劣种，是地地道道的劣等民族！”“将来的民主政府将会清算共产党反动派”。“我估计，中国在5年左右，10年内，共产党会垮台。”（余杰）“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是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叶永烈）
他们的攻击是如此的歹毒！不仅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连我们的老祖宗整个中华民族也否定了，沾污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自己不就是“劣等民族”中的劣等分子吗？[14]
略举一二，不难看出，这批“政治精英”，对于毛泽东的攻击、丑化、仇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把新中国的诞生，看作仅仅是一次“皇权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那么，现在他们要搞另一次“皇权更迭”了。拿李慎之的话说，就是要跟着美国走，“做美国的孙子”。这正是当前阴谋史学疯狂掀起“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浪潮之要害所在，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改社会主义之“朝”，换资本主义之“代”。
请看看西方世界那些有远见的政要们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联合国大会主席说：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
安理会主席说：毛主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英国首相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与伦比的纪念。
法国总统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美国总统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也客观地指出：“目前中国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不论错误与否，毛泽东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
他还说：“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所有的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15］
那些丑化毛泽东的尊敬的先生们，你们读了托尼·赛奇的话，难道不感脸红，不感到羞耻吗？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的文章：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章介绍了俄国近40位学者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书中称：“列宁是德国特务”，是一个“暴君”，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政变”，斯大林“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需要战争”。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阴谋史学。可是《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却称颂：“这本书的作者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望着俄罗斯的复兴，期望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文章作者们的用意十分明显，这是要用他国之石，攻我国之玉，幻想在中国也如法炮制，演出一部“去史灭国”的话剧来。
1981年，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党中央定，集中全党智慧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之前，中央提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表示，如果“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现在，这个“全党智慧”的产物，却要被一批曾经参与制定它的人抛弃了，被一批“政治精英”践踏了。他们要给予毛泽东以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人们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工人会不会答应？贫下中农会不会答应？真正的共产党人会不会答应？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不会答应？
持续发展的“毛泽东热”
——对阴谋史学的反动
在每一次“否定思潮”之后，都会兴起一股“毛泽东热”，且一浪高过一浪。
1986年，首先在工农群众中，继之在大学生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热。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肯定的态度和崇敬的心情去怀念毛泽东，而大学生普遍地是去寻找毛泽东、认识毛泽东。1966-1976年，毛泽东故居年均参观者达100万人次，其中1966年最多，高达290万人次。1980年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仅有21万人次。1985年以后，中外参观者平均以10%的比例逐年递增，1989年达65万人次，1992年120万人次，1986-1998年之间，总共有1400万人（次）走访了韶山冲。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一度曾招来台下观众的嘘声，而在1989年北京大学生文艺节开幕式上，这首歌曲却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1989年，毛泽东画像印刷了37万帧，第二年则上升到230万帧，1991年达5000万帧。《东方红》音乐磁带在1991-1992年的一年时间内售出600万盘。美国朋友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第一版），1998年初卖出120万册，而它的1999年最新全译本又于2006年出版。［16］进入21世纪五个年头之后，在国内更是涌动一股“呼唤毛泽东”的热潮，人们已不停留在情感上的怀念毛泽东、向往毛泽东，认知上的寻找毛泽东，而是理性上的呼唤毛泽东，热切希望新的毛泽东的出现，来领导我们党和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政治精英”的攻击、丑化越猖狂，人民群众的反响就越激烈，对毛泽东思想呼唤也越强烈。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脑海中不断映现出那个时代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就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治下去了；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绝迹了；工业战线上的“王崇伦和时间赛跑”、“老孟泰的以厂为家”、纺织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王进喜倡导的“大庆精神”、陈永贵代表的“大寨精神”；科技战线上的“两弹一星”等等新事物不断涌现。那时，人们生活虽不富裕，但人人有工作，有吃有穿，有病能就医，孩子能上学，不受剥削，不受欺压，社会平等，安定有序。干部不搞特殊化，毛泽东带头降低工资（他的工资低于元帅，低于艺术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普通群众一样粮食定量，主动不吃肉。世界上那个国家有这样的领导人？中国历史上那个朝代有这样的“皇帝”？“毛泽东热”所表达的正是人民群众对公正、平等、安定、幸福的企求，对世道不公的无奈和愤怒。
在“毛泽东热”中，有几件事情令人特别感动。
其一、河南省禹州，一位71岁的老人齐春信。她在毛主席刚刚逝世的时候，就萌生了建立纪念馆的念头。1997年开始，用了10年时间，在禹州与新郑交界的陉山崖边，人工开凿出一块260多平方米的平地，花去夫妻俩的退休金和群众捐款50万元，建起了一座毛主席纪念馆。方圆百里的群众都知道了。邻近三个县的百姓，包括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自带干粮，不远百里，上山干活，最多时达200人。
其二、河南焦作，一位60岁、有着40年党龄的农村妇女林解放，花光家里的积蓄13万，又贷款5万元，修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厅。2006年农历9月开工，2007年农历2月落成。
其三、山东东明县朱上村，由石成等六位村民发起，拆掉自己宅基地上的三间新房，自2007年8月1日开始，兴建一座毛主席纪念堂。[17]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对我国的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深深地热爱祖国的人民，当他去世之后，纯朴的中国农民，曾被他热爱的祖国人民，同样深深地眷恋着这位伟人。
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广阔的大地上。事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她存在的根基。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他是人民的领袖，是人民的希望之所在。这是那些撒谎者、造谣中伤者、恶毒攻击者、诅咒者根本不可能动摇的。阴谋史学炮制者的倒行逆施，只会使他们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上历史的骂名。我们承认，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解放事业上，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有过失误和挫折，有过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过失。但是伟大的党和她的领袖的失误以及党内外的善意批评，与野心家、阴谋家、背叛者及卖国者的诅咒，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立场不同，手段不同，目的不同。让阴谋史学者们去诅咒吧！我们将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0年12月3日完稿，12月26日定稿
附
注
［1］《北京日报》，2010年7月22日。
［2］辛子陵《学习习仲勋》，《百度文库》，2010年9月22日。
［3］《阴谋史学—— 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2010年9月22日，乌有之乡网。
［4］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第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改革开放之初重新评价毛泽东内情》，《新周报》(文摘版)2008年第44期。
［5］王若水，194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任《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副总编辑等职。80年代被劝退除名，2002年死于美国。
［6］林克等《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参阅《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2008年2月9日)；《李锐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时间的真相》(康秀峰，2008年8月3日)；《请造谣者李锐回应这些质问》(2010年7月19日)；崔士忠《揭露所谓陈云的“四有谣言”》（乌有之乡，2010年5月30日）。
［8］蔡仲德《警钟声声》，《旗帜文萃》，2008年6-7合刊。
［9］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7年。
［10］据有关资料，郭道晖原为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长，反右派斗争中被开除党籍。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1］原载《党史文汇》，转自《新周报》(文摘版)2008年第44期。
［12］1981年新华社通稿，原载《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中流》1998年第12期重新刊登。
［13］《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王震遗言)》，新浪博客，2010年1月7日。原载《王震传》，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
［14］宪之《<炎黄春秋>与歪曲丑化党史倾向》，乌有之乡，2010年8月17日。
［15］刘日新《评当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新一轮“非毛化”恶浪》，旗帜网，2008年3月15日。
田嘉力《美国教授认为“对毛泽东的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的界限”》，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7月31日。
［16］吴方泽等《寻找毛泽东》第4-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最新全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17］吉茂英《“毛泽东热”深刻地反映着人民群众的呼唤》，《旗帜文萃》2009年10—11合刊。
《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2007年第12期第31—35页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