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成功发展建基于“改革开放”。谈论“改革开放”的历史，似乎没有甚么人会想到毛泽东。
在大部份人眼中，毛泽东代表的是“自力更生”，“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完全对立。但若大家细心思考到底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甚么国内及国际上的有利条件，令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展，和研究毛泽东在其晚年近乎独排众议地推行的一些影响深远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便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很重要地建基于在毛泽东一力主催下，文革前夕开始实施，其后一直推行的普及基础教育政策。而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复出掌权，其实离不开毛泽东的决定。
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政策，到底有否，或如何，为其毕身追求的中国现代化革命事业在其身后得以继续发展埋下伏线?
中国文革期间高调反美，反资，反帝。而毛在文革时故意将年青红卫兵以群众运动把当权派拉下台的消息发布至外国，导致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关系紧张。(因西方政府害怕“文革”的传播会为60年代西方世界左翼年青人示威浪潮火上加油。)但毛后来却于1972年突然和依靠打击美国国内亲共份子上台的大右派尼克松总统握手言欢。历史资料显示，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是抵挡着国内的强力反对而和美国开展合作关系。到底毛这些十分矛盾的行动背后真正动机为何?
不少评论说中美当时开展接触主要是因为中国面临苏联入侵威胁而有求于美国。但他们忽略毛文革间高调反美时，美国却反而开始抛弃过去敌视中国的态度。1966年2月，美国国务院表示准备容许中国记者访美。1967年7月约翰逊总统更表示愿意和中国讨论核不扩散等重要问题。尼克松亦早在当选美国总统前的一年，1967年10月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中便表示要和中国加强联系。而毛泽东似乎为回应美方示好，在1968年三月要求中国有关机关不要把革命讯息传到外国。
另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期八天，是当时历史上美国总统离开本土为时最长的一次访问。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物质基础十分薄弱，综合国力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天差地远。若非美方当时有求于中国，美国总统是绝不可能在未有中国领导人到访前对中国作出历史性访问。
对美国来说，除因为从越战中顺利脱身需要中国配合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促使其积极拉拢中国?若果是为了要中国在美苏对立中站在美国的一边，为何美方不在五十，六十年代积极拉拢?是什么事情出现了变化，令美国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如此巨大的转变?
“改革开放”中的“开放”是指中国对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在投资上开放。所以正如详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开放”的突破其实始于尼克松访华。在‘大阿哥’开始主动向中国示好后，其它西方国家便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建交，进行贸易, 及后为来中国带来现代化所需的先进技术.
毛泽东这位杰出的策略家，到底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下，以弱胜强，充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取到难得的政治及经济战略利益，现代化所必需的发展机遇?
社会发展，物质繁荣，但伴之而来的却往往是精神空虚，迷失方向。人们似乎未能好好善用提升了的物质水平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不断追求物欲，变成舍本逐末，往往带来更大的困扰。
研究物质基础薄弱的六，七十年代的一段历史，其实可带来重要的启发。
面对巨大的青少年和儿童人口，而成年人相对较少的情况，一方面成年人难以分散精力应付这么多的青少年及儿童。另一方面社会上各种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短时间内很难大幅增加以满足需要，以法国为例，1954年高校约有140，000学生，1961年上升至200，000人，而1968年更上升至500，000人。教育资源的短缺很容易激化天生反叛的年青人不满。
而再加上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很难短时间内为大量毕业生创造满意的就业机会。因而更突显教育资源对他们将来就业的影响。年青人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便很容易演化成示威抗议。所以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示威浪潮是无可避免的。
欧美的高出生率在1964美国推出口服避孕药及投入越战后便大幅下降，因而八十年代初”青年膨胀”便完全退潮，而年青人示威浪潮亦不再出现。
而在六，七十年代年青人同样占人口颇高比例的计划经济国家，由于工作岗位数目由国家随意增加，就业由国家分派，和学生就读科目、学校无关。不同岗位工资差异不大，更大大降低了年青人对工作的期望。所以便避免了同样的危机。
己公开的的历史档案隐约显示，毛泽东当时抓住了西方国家面对这乱局的机会。
1960年，毛开始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态度。把美国种族问题与对“美帝“的斗争拉起来。另一方面又和苏联公开分歧。1963年八月，毛发表了一篇支持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言论，首次公开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毛在1965年11月会见日本左派访客时亦谈及其对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和黑人学生示威的分析。而在同年夏天会见法国戴高乐总统特使，文化部长，著名作家马尔罗时便说自已将要“孤独地与群众站在一起”。后来这位左翼的马尔罗在1967年在法国公开发表当年与毛的这番谈话，大大增强了法国左翼青年对毛的崇拜。
研究当时西欧情况资料发现，1967-1969年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发生的示威主要由中学开始，然后发展至大学。抗议焦点都在教育改革。示威学生其实都是得到毛泽东，胡志明及卡斯特罗的启发。而意大利更陷入连串的罢工，示威浪潮达十年之久，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参加者包括工人，学生，左翼，右翼等不同阶层:
而法国1968年五月更发生了一连串令全国陷入了两星期瘫痪状态的示威，这次群众运动由左翼青年发起，“毛派分子”是主要的发动者之一，其中一句著名口号便是“比毛更红”。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是一位左派，他和毛派份子有密切关系。该示威浪潮间接导致右派的戴高乐总统在一年后下台。
在日本，左翼学生亦要求教育及政治改革，1968年6月便有60间大学被学生占领，其后示威不断升级。1969年的入学考试甚至因而取消。
浪潮席卷西欧，而东西方冷战桥头堡的西德1969年左翼政府上台更是对美国势力的严重挑战。西德在六十年代因左翼思潮影响而出现了倒向苏联的倾向。令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面临了巨大的困局。在1965年后，德国出现了一个左右翼共同执政的情形，而外交部长布兰特便开始了一些亲东欧的政策。随着法国在1968年5月出现的示威抗议，欧洲左翼冒起，德国在1969年出现了一个四十多年未见的左翼政党执政现象，执政的便是社会民主党(SPD)。总理布兰特上台后，政策便大幅倒向亲东欧及苏联，以期东西德早日走上统一。1970年西德便和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其后并把关系发展至东欧各国。1971年9月，布兰特在克里米亚和布里涅列夫进行“私人会面”，事前并未同西德的西方盟友协商。美国国务卿，犹太人基辛格就曾谈及当时情况令美国十分担忧。此情况令人想起1920年代苏德透过Rapallo的紧密合作. 更麻烦的是71年时北欧国家似乎很有兴趣追随德国。
而在法国方面，1958年戴高乐总统上台后，即采取和美国对抗立场。1960年，法国成功引爆核弹，1964年法国海军退出北约舰队，1966年戴高乐更迫令驻法北约部队(大部份为美军)全部撤离法国。69年上台的蓬皮杜虽然没有戴高乐这么反美, 但他改变了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立场, 令英国向和西欧一体化踏上重要一步.
英美更完全是 “金钱夫妻”, 大难临头各自飞。威尔逊首相不单在越战中隔岸观火, 更对美苛索贷款。70年上台的希斯则对欧洲热情, 和美国关系冷淡, 71年又拿手中30亿美元要求美国兑换黄金。 (注1)
在这种情势下，若西德完全倒向苏联，东西德真的统一，北约组织便面临瓦解。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便受到严重威胁。欧洲人口比美国多，工业水平一点都不落后于美国，欧洲若一旦一体化或和甚至和苏联结盟，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美国便只有与中国合作，利用中，苏长达六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来牵制苏联。对其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压力。
其实西欧的 “背叛”和美国这位“印美钞”的“大哥”美钞不再值钱有关. 60年代美国由于越战及社会福利开支巨大, 贸易赤字恶化, 不愿意让法国把手中所持美金依二战末订下的布雷顿森林协订所订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安排兑换黄金, 戴高乐认为这样是法国变相支持美国的向外扩张及社会福利, 西欧当时认为美国是向西欧输出通账. 后来美国在赤字日益恶化下索性在1971年取消布雷顿森林协订下的金本位制. 73年后自由浮动。
但在这情形下要维持 “美元霸权”, 美国便必需把部份较低端的国内工业转到其它成本低廉地方, 而美国本土则转为发展较高技术产业。美国的贸赤便由欧洲转到东亚。东亚各国的中央银行则购入美国国库券来支持这贸赤。由于落后的东亚及无天然资源的日本得到他们需要的技术及美国军事确保了石油,天然资源供应, 所以都只有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其实就是透过这种方法支付了技术转让费和“保护费”。以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况来说, 东亚分散而欠缺资源的小邦最适合担任美国的 “分包商”。非洲, 南美, 印度都无这些优点。但美国要在亚洲有对资本主义企业有利的投资环境, 便不可缺少中国的合作。
而68年尼克松上台时面对着西德及日本兴起对美国的挑战，和中国合作便马上削弱了日本的地位, 西德左翼政府亦因为苏联被中国牵制而失却支持。
实际上，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后不久，国际形势便朝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73年中东战争及石油危机后, 缺少石油的西德及日本经济更是大受打击, 货币大幅贬值。因美国掌控中东石油, 美元便又重新确立他的地位。
对中国来说，72年开始与美国合作抗苏为中国现代化带来必须的外国技术。反映毛泽东善于观察形势，把握罕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其实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提出重要的“一边倒”理论，意即需在美苏之间选择其一为结盟对像，以获取外国技术。从49年时的地缘政冶角度出发，和中国远隔太平洋的美国其实比苏联更乐于提供先进技术，因获得技术的中国可有效地牵制苏联，而不会对美国本土构成任何威胁。而对苏联来说，中国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美国入侵的屏障，所以始终不会愿意向这人口比之多超过一倍的邻国输出甚么重要技术。但毛泽东最终决定和苏联结盟，除因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外，很可能是考虑到当时苏联刚从二战中恢复过来。在这时侯过早地和美国结盟，便完全窒息了苏联的发展机会，中国对美国的利用价值亦很快消失。
五十年代暂时和苏联结盟，六十年代终止合作但又不和美国结盟，除令解放初期的中国获得一些基础工业科技外，其实亦为苏联提供了防止外敌入侵的屏障，令苏联获得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的机会，为社会主义阵营在殖民地独立浪潮中注入动力，推动左翼思潮的迅速冒起，进一步造成美苏抗衡的局面。
1959年赫鲁晓夫向美国摆出缓和姿态，及要求在中国国内建立供苏联远东舰队使用的无线电台后，毛泽东便断然在1960年与苏联决裂。这除了基于中国国家安全考虑外，亦因为当时美苏合作便意味着欧洲被完全边缘化，而世界势力便全由美苏两国瓜分。欧洲和中国亦会沦为美苏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只有美苏拥有能使用的核阻吓力量，而英国的核武技术是由美国提供。所以美苏缓和下的中苏合作，对中国是完全不利的。
72年开始中美合作，一方面由于60年代推行普及教育和文革中出现了重大的权力交替后，中国因“开放”而沦为半殖民地的风险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国际战略平衡中亦多了法国这个新兴核大国可供结盟，中国60年代获得的核阻吓又令苏联不敢以发动对华战争来妨碍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无需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及支持便能对苏联带来致命的核打击，意味着苏联不可能透过和美国达成秘密协议来保障其在中苏冲突中免受灾难性的伤害。
1972年其实是透过和美国展开合作，开始吸收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最佳时机。中国经过60年代毛泽东“人多好办事”号召后，人口己接近九亿。由于中国领导层内有亲苏倾向的都在文革中失势，人口只有二亿四千万的苏联若入侵中国，在传统战争中必定失败。而美国由于极需中国牵制这在60年发展速度比美国还高，1965年后大量布署ss-9及ss-11洲际导弹, 因而成为唯一能与其平起平坐的苏联，和把部份生产基地转至中国和东亚, 以重建美元霸权及缓解70年代国内高通胀压力，亦不可能放弃与中国结盟。
从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因而丧失美苏较量中的利用价值，美国转而对中国不友善看来，文革间毛泽东排除亲苏阻力及1972年与美国开始合作，可说是令中国坐上现代化的“末班车”。因为若推迟十年，中国便不可能在苏联解体前建立起足以吸引西方资本集团，占世界人口20%的市场经济。而中国90年代及以后的现代化发展便缺少了此一极重要的和平保障。
毛泽东文革间身穿红卫兵服饰，看似冲动冒进。其实毛是历史上罕有头脑冷静，思想周密，但深懂如何打动群众内心的策略家和宣传大师。
讨论苏联解体，很少人谈及赫鲁晓夫。其实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罢免，早为91年苏联解体埋下引线。当时毛泽东有否预见此一结局?现在无从得知。但1959年赫鲁晓夫尝试与美国合作，肯定令毛提高了警觉，相信俄罗斯终有重新和美国合作的一天，而到时中国的处境便会转为危险。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其中一个主因是他希望订下干部固定任期制。而勃列日涅夫则因保障官僚的稳定工作而获支持。主张实行较多市场经济及干部定期更替的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后，苏联的统治阶层人事架构变得疆化，在70年代无法推行必需，但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
苏联的经济数字显示勃列日涅夫任内18年间人均收入约增长50%，而约四分之三的增长均是在其任内头九年间，即1964-1973年间获得。期间增长率与西欧相约，比美国高，人均国民收入为西欧的一半。但1973年后，苏联的增长率便开始落后于西欧。
苏联1973年后经济走下坡的原因之一是可令其在60年代以高投入带来高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环境己不再存在(主要因俄罗斯出生率60年代开始下降)。令其在年青劳动力过剩的60年代较美国相对成功的计划经济，国家安排就业，在70年代中期后却变成苏联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中央计划经济优点在于粗放性地迅速调动大量而种类较单纯的资源(例如原材料，人力，资金)，对应付基本单一的目标颇为有效。但中央计划经济对以提高效益来达致“精密性”的增长便很不济。完全依赖计划经济会令个体缺乏主动性，不容易透过提升劳动效率，例如鼓励创意等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由于在七十年代苏联已经完成初期资源动员阶段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增长便十分依靠提高效益。而在固定价格，国家分配就业，缺乏市场机制的情况下，资源难以很有效地分配到最合乎经济效益的领域，提高效益便十分困难。另外七十年代后苏联工业机械严重老化，劳动力增长又因婴儿潮已过而急剧减慢。但苏联却无法以资金投入来取代劳力投入，便使问题更严重。所以苏联在体制不改革下1973年后经济发展便日走下坡。在80年代更和已摆脱“年青膨胀”困局的美国走势差天共地。
近年美国劳动人口约占总人口46%，但在1964年最低谷时此比例只为37%。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负担其实很重。60年美国婴儿潮一代开始就业后，年青人就业市场转趋恶化。为避免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动乱，必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纵使70年代通胀不断爬升(1979年美国通胀高达23%)，但卡特政府不愿利用高利率来压止，原因是害怕大量失业。卡特年代的美国联储局局长伏尔克亦曾在其著作中谈及因卡特政府不愿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所以无法控制通胀。近年欧洲国家失业率长期高企，但中央银行仍是着意于控制通胀，不愿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就业，是因为绝大部份家庭只有一到两名子女，年青人纵使失业，很容易获得父母照顾，不会随便参与动乱。人口中年青人比例比六，七十年代低许多，一旦发生大型示威亦很容易安抚平息。
八十年代美国青年膨胀开始退潮，因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统冶危机的风险已比60及70年代大大降低。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以其魅力“麻醉”国人，忘记剧痛后，便可透过把利率提高至18%来击退通胀。随后里根鼓励加剧市场竞争及大增高科技国防投资，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再加上劳动人口比例在青年膨胀退潮下一路上升，经济便快速改善。
反观苏联，在政冶方面，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地方官僚享有前所未有的近乎“终身制”岗位保障。除为他们带来了贪污腐败机会，亦令中央难以驾驭地方。另外苏共中央委员会亦几乎变成终身制，老的中央委员不离任，只能靠不断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席位数目来吸收新血。因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在60，70，80年代便不断上升，在苏联解体前接近60岁。造成中央及地方领导严重老化。
在人口组成方面，70年代俄罗斯人约占苏联一半。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出生率如西欧般低，但穆斯林占多数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出生率却特别高(现在这些国家人口中许多都是年青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曾对俄罗斯人会在苏联变为少数表示担心。在70年代欧洲俄罗斯城市人口减少时，穆斯林人口却每年以2。5%增长。若苏联90年代不解体，相信现在俄罗斯人在苏联已变成少数民族。
当时俄罗斯人很害怕人口不断增加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会对其在苏联的领导地位带来挑战。为了加强俄罗斯人对苏联中央政策的控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在1966年至1981年间的俄罗斯人比例便增加了约20%。但这却令地方精英份子对苏联中央政府更缺乏热情。
俄罗斯1917年10月革命后与白俄进行了数年内战，于1922年成立苏联，众多加盟共和国加盟后，俄罗斯人口变得只占一半多些，到列宁去世后更由格鲁吉亚人，年少时曾是东正教修士的斯大林接任。后来成立共产国际，支持各落后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其目的都在于为俄罗斯提供实现国家现代化所必须的屏障和与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苏联中工业化程度最高而资源颇多的俄罗斯要负担对众多加盟共和国的补贴及对各盟友如古巴，北韩等经援，解体后便可把这些包袱通通甩掉。实际上，1991年苏联解体关键时刻，俄罗斯不愿意留在苏联之内，而加盟共和国普遍是愿意保留苏联。苏联解体特点是“不流一滴血”，完全和基层市民参予无关，反映解体纯粹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一次“选择”。情况一如已落伍的大企业，员工薪金高昂，生产效益低下，与各供应商及客户组成的网络老化。而“售卖”的“意念”又包装多年不变，缺乏“新思维”，吸引不到新客户。董事局内的少壮派便索性把公司解散，换过招牌，甚至邀请从前竞争对手“入股加盟”。
俄罗斯统治精英通过放弃共产主义及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迎来西方资本主义集团，顺便把其对国营企业工人保障，和对盟国的补贴统统甩掉，同时免除众多加盟共和国人口超越俄罗斯人而引发的统冶危机，换来对其阶层最大的利益和发展机遇。虽然苏联的老百姓是这巨变的最大受害者，当时普遍反对，但也无可耐何。
俄罗斯90年代的国会议员中，约有一半为前苏联统治阶层成员。2000年底叶利钦突然离职，交棒给几乎毫无政治背景的普京。而普京上台不久，未经任何流血革命，便令俄罗斯社会近似脱胎换骨。和美国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令俄在油价及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下尽获其利。(八十年代美国拖垮苏联经济，除靠挑起军备竞赛外，便是和沙特阿拉伯在国际市场上压低油价。)，足见普京背后那群官僚在90年代俄罗斯动荡日子中丝毫无损，权力其实十分稳固。正如撒切尔夫人曾在其著作中透露: “不可忽视俄罗斯”。毕竟前苏联留给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和军工集团仍保障着其免受入侵和大国地位，工业现代化后的俄罗斯，是否有加盟共和国提供的屏障己不太重要。其实若美国不能继续为俄罗斯带来在石油，天然资源等轻易获利的市场环境，俄罗斯不会继续在国际事务上和美国采取合作的态度。
俄罗斯摒弃苏联，迎来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打破了冷战中的三脚凳格局，把资源从军事转到经济发展。亦使各国加速了所谓“全球化”的趋势。后果是令西方国家统治阶层与其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掏空了西方一些工业部门的根基。
毛泽东当年的政策十分正确，无论苏联解体与否，俄罗斯终有重新和美国合作的一天。而中国要做的是先改革自身的官僚体系，以确保在美俄重新合作的一天来到前中国己隐健地踏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方面，看重历史的毛似乎从苏联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苏联衰落原因是赫鲁晓夫试图改革官僚体系，但遇到庞大反对而失败下台。不少人提出的是苏联官僚集团不愿让位很可能与斯大林于1937-38年以极血腥方法进行“大清洗”，强行换届有关。当时苏联中高层官僚过百万人被斯大林枪决。斯大林身边最重要的助手莫洛托夫在1970年曾说过，大清洗是为了在法西斯入侵来临前清除国内的“第五纵队”，即一切可能在入侵时投向德国的潜在敌人。( 透过1922年和德国签订 Rapallo 协议, 苏联获得许多来自德国的军事和工业技术, 但在希特勒1932年上台后广泛的合作便终止.) 可能真的因为这急剧的大清洗，苏联后来在极端惨烈，死亡人数高达二千多万，即超过人口10%的二战中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入侵。
但血腥大清洗却造成极大的后遗症，令官僚们害怕一旦下台便会随之丧命。苏联成立于1922年，而斯大林于成立后15-16年进行血腥大清洗强行换届，巧合的是身体十分健壮的斯大林在大清洗后刚好15-16年的1953年突然去世。不少人便怀疑斯大林是被当时苏联高层毒杀，因为苏共高层害怕斯大林要推行另一次血腥大清洗，所以发动这样一场“政变”。
很多人未有注意的是，毛发动文革的时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约16 - 17年。而文革其实亦是一次中高层的广泛强行换届。毛是否受到其偶像斯大林的启发?这点不得而知，但历史学家比较中国文革及苏联大清洗时便发现，文革下台的干部绝大部份面对的只是再教育及体力劳动工作，而且下放期间工资照发，岗位保留，和斯大林时代苏共中高层面对的悲剧完全不同。毛有可能是吸取了苏联的经验，以不流血的方法达成强行换届，大大降低了将来换届的阻力。
十分有趣，实行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独立约15年后亦在李光耀坚持下1980年开始换届。李光耀在1979年人民行动党的刊物中便说:“甚么是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自我更新。”人民行动党的权力核心“中央行政委员会(CEC)”由党干部选出，而党干部则全由CEC委任，李光耀曾说此制度是启发自梵蒂冈由教皇委任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制度。其实，梵蒂冈不只启发了李光耀，亦启发了列宁，列宁式的政党奉行的亦是类似的选举方法。李光耀坚持1980年人民行动党开始换届是否受到苏联经验或毛泽东的启发?认识李光耀的可趁他尚还健在弄个明白。
中国能于今天立足世界强国之列，离不开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超卓技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意识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彻底忠诚.。
周恩来在1971年会见一班美国年青学者时便说:“在我们的革命中，我们许多同志牺牲了生命。毛主席常常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对毛的后人来说，可能他们真的不如蒋的后人般幸运。但对现在绝大部份中国人来说，得到毛泽东领导解放后的中国肯定是非常幸运。中国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毛不关心其家人和后人能否过上风光的生活，而只关心广大人民的将来和国家的前途。国民党当年的失败是因为其领导层十分关注他们后人的幸福，而非中国人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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