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内战与分裂（二十一）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富田事变”领导人最失败的恐怕就是给朱彭黄那封彷毛笔迹的伪信了。该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些，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泽东 1/12”
（信中曾为曾山、李为李韶九、陈为陈正人。陈、曾二人是毛派到赣西南“掺沙子”的，均为配合李抓人骨干。）
与这封伪信，同时送到彭处的还有一封以“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真信，道出了叛军的真实目的：信在一开头“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党内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党内的阴谋是永远无法揭破。” “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最后提出：“：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周（以栗）及其走狗一起扣留。”（可以看出，叛军只叛毛而不叛共。但为什么不列举事实来说服，非要用此低级招术而授人以柄呢！）
信中所谓“证据”是毛给古柏的密函。
此时，彭德怀奉命率三军团进至东山坝，与红20军对峙。并于12月17日与朱德、黄公略发表了支持毛的宣言。20日子夜，也就是彭部大兵压境3天后，这封写给彭、朱、黄3人信到了彭的手里。彭德怀当时在苏区被誉为“红军之狮”，可见其在军中地位。后来，一些人又据其脾气，称他为“张飞”，主要指他作战凶猛。但其实他心很细。如果不是造做者百密一疏，忽略了毛从不用阿拉伯数字的习惯，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拥兵两万的统帅会做出什么选择，不过可以肯定，只有两年党龄，且对毛也不无看法的大将军，恐怕未必有刘敌那样“甘受处罚的”觉悟，不会任毛宰割。
但彭断定“证据”是假的（已查明其乃事变领导人丛允中所为。可以说此实巧一大败招，至少在彭看来这比兵变本身更严重。更严重地是，这还彻底得罪了毛泽东，本来毛主要想对付的是李文林，客观地讲，李韶九之所为，并非全是毛所指使，这从他从抓到放刘敌一事，就可以看出，若无兵变，事后毛也许会因李民愤太大而抛弃。但有了伪信一事，毛反而更需要李这样的杀人狂了。最能说明问題的是，上世记80年代未，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共在为参予富田事变人员甄别时，专案人员还因刘敌反对毛泽东能否平反，有过激烈争论。可见此招有多笨了）。彭在次日三军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表明了态度： “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并通过了彭亲自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彭的表态，无疑具有底定胜负之作用。2万雄兵，第一战将，况且还有黄公略呼应，对双方都来讲，他倒向谁，胜利的天秤就会向谁倾斜。
彭德怀的反应不仅出乎红20军领导人意料，使他们企图以朱、彭、黄取毛而代之，以证明兵变沒错的离间策略破灭。也使毛从事变之初惊慌失措中走了出来（之前盛传，毛要调部队镇压，朱德以“那有红军打红军”为由，拒不签署命令。彭部被派去，也非镇压，更似监视防守。否则，为什么事变半年多，双方并无交火？若非命令如此，就只能认为是彭也不肯“红军打红军”。怪就怪兵变头头儿，耍小聪明，若不伪造毛信，彭还把这当党内路线斗争呢），他在前委的紧急会议上称：“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开创了党内反对某个领导，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共无论路线如何，党内斗争都是对事不对人。陈独秀威信那么高，脾气上来，拍了几下桌子，就被指责“家长作风”，老头儿只能认帐。陈以后，瞿秋白、李立三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错了就让位，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到了王明博古，打了败仗，大家不举他的手，遵义会议也是乖乖让贤。可见那时党内还是很民主的，至少反对个人，不会打你个反党分子。）甚至在35年后，也就是庐山会议6年后，毛还意犹未尽地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只有几千人的20军，当然不是三军团2万大军的对手。何况他们也根本不想与自己人打仗，从名方面的调查资料看，这次 “叛乱”纯属被“逼上梁山”，“叛军”在兵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未檀杀一个人，包括激反他们的李韶九，和古柏、曾山、陈正人等，跑了的沒有追，抓了的也放了。尤其是释放易尔士，充分表明了他们只反毛不反共的原则。此后，红20军虽然脱离了总前委，但没有一人投敌，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准备攻打白军占领下的吉安。后来，在项英调和下，他们也承认举措失当，服从中央局的领导。
项英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至死也不肯原谅的中共同僚之首。而对“富田事变”的认识与处理，则是项毛结怨的根本。项英是1931年初，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被派到达江西苏区的。在周恩来未到之前，由项代理中央局书记。项上人头一件事，就是富田事件。经了解情况后，项认为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过火了，他不相信那么多红军和共产党人是AB团。随即做出决定：“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并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回苏区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回到苏区，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随即红20军也回到了赣江以东的苏区。
但就在项英处理此事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清算李立三的决议，把项英也列入了打击对象。于1931年2月23日下发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否定了项英的意见：“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收毛的报告后，又于3 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决议，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4 月中，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他们定调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 4月17日，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央，项英被解除职务，由毛泽东接任。毛随即又命李韶九主持“肃反”工作。
4月18日，红20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谈判时被逮捕，不久即被处决。
7月，红20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 万多人先后被杀。
随后，中央把富田事变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各个苏区，引发了全党的“肃反扩大化”。也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令人窒息的“共产党杀共产党”的惨剧。
需特别注明地是，张国焘、夏曦、沈泽民、邓发和任弼时、王稼祥一样，也是在1931年从上海派到各苏区的“钦差大臣”，他们“肃反”残杀同志的作法，是效法毛泽东中央苏区之行径，是奉中央之命，是举着尚方宝剑杀人，较之毛之“肃反”，可谓有法可据，所以也更有持无恐。邓发等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无算，至使苏区的30个区委，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前车后辙，明显效法江西）。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著名红军将领都惨死在“肃反扩大化”之中。
富田事变后，当地老百姓对此流传着“李文林的江西籍干部基本上被处决的差不多了”“湖南人杀江西佬了！”“红军杀红军了！”等俚语。更可怕的是，中共建国以后,江西省很多区、县被作为 "老区",在政策、财政、物资等诸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富田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能享此荣光,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一片"红区"包围中的"白区"，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富田事变"。
由此可见，“富田事变”在中共历史上影响有多大，也就不难想见事过30多年后，毛泽东乍一听见陈钢的名字，为什么会那么失态了。
那么，“富田事变”究竟属何性质，应如何评价？肃反杀人潮又是谁制止的？70多年过去了，官方对此又持向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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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告白
承蒙博友厚爱，令吾自愧弗如，又深感学力不逮，生怕贻害青年。因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一一回复博友所问，特将几个问題，简复如下。
1、 史料问題，本人非仕途春风者，无任何内部资料来源，全是30多年的点滴积累，所釆用史实乃博取众家，其中不乏原文摘录（研究者，取料精选、去伪存真，非创造也），为文章通畅，全不加注及出处。还望见谅。
2、 历史人物评价问題，本博題为研究，乃一家之言，非历史公论。某主张以史为主，以论为辅。以史带论，以论取胜。摈奔“古为今用”之谬，坚持弘扬春秋大义。
3、 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为完善文革史研究系统，热切地欢迎专业人士，持以史求实，随时修正错误，光大春秋大义。能从法律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注，不是马列主义）、军事学、宗教学、美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医学和文化角度参予研究，以早日完成文革学基础建设。
4、 有鉴于此，本博决定从开博一周月起（8月28日），每周僻一百家谈专页，用以回复博友意见。望诸位能鼎力相助。
5、 但本博有言在先，对那些谩骂、抵毁，以及光凭感情而无事实，毫无道理的发泄，老夫一概不予理采。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谢谢！
2008、8、28
内战与分裂（二十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对“富田事变”的定论与评价，直到今天中共官方也没个明确说法。非常搞笑地是，参予兵变、惨遭屠杀的人，包括刘敌在内，均已甄别本反，但对事件本身却不予评价。关于对此案调查、甄别的过程，网上有更祥细资料，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想说的是，从事件过程看，称之为“兵变”并不过分（但暴乱与叛变却谈不上），对事变头目进行必要处分是应该的，但当“反共反革命”处死，则纯属“排除异己”滥用刑法。问題还在于，刘敌等人如不“兵变”阻止李韶九、曾山、陈正人、古柏等已非“极左”可以形容的乱杀乱捕，岂不等于坐以待斃？
换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把毛泽东与李文林掉个个儿，换上是李文林派刘敌去毛处乱抓乱杀，毛又会如何动作？什么事都怕换位思考，鬼才不相信毛会乖乖地任人宰割，其动作恐怕要十倍百倍地超过刘敌们。（实际上，从事发后，毛采取的手段，已证实他会怎么做了。）
项英对此案的判断与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事求是的。其所谓“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定论，被历史证明是客观公正，经的起历史考验的。
但这也正是毛泽东记恨项英的关键，居然把他也贬斥为“派别”，而且还“无原则”，须知，毛早已自认是党的化身，至少在江西苏区，他绝对是中共的唯一代表。
项英与毛在此之前，并无个人恩怨，所以不存在针对毛的问題，可以认为是从中共利益出发，谈不上什么私心。他能这么一针见血地点出毛的要害，足见其水平如何，却也是毛从此之后，对其又恨又怕，生前处处为难，死后也不放过他的原因。
从项英的一生看，可以说是个比较冷静的务实主义者。处理“富田事变”是一例，电至中央反对江青与毛结婚是一例。应当说都是为维护党的利益，但却被毛以为派别行为。项英不是完人，比如他在新四军与叶挺关系不睦，但他死后，把这当成他一大罪状，却是有悖史实的。叶脱党是事实，还未重新入党，属统战对象也是事实。项英基于此，不让他参如党的会议，不让他予闻党的机密，均是党纪规定，说不上错误。而叶挺虽有北伐铁军美誉，南昌起义失败后，就脱离再未参予过中共工作。中共利用他非党人士身分，提名他为新四军军长，主要是统战需要，实际上他这个军长主要任务也是利用他与国军将领关系，向政府要枪要饷（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一直是靠蒋政府养活着的），并沒委他什么军权（其任军长任内未闻有过讲得出口的战役，似可印证），恐怕也是为此，他才闹情绪要辞职，而中共挽留他，还是怕叶一走，蒋就不给新四军发饷了。总之，延安整风后，官方一直把项“排挤”叶，作为导致“皖南事变”的原因之一。却对叶挺檀杀新四军高级将领高敬棠，轻描淡写，其实那才是项叶不和的真正原因。至于把“皖南事变”归罪于项“迟疑不决，贻误战机”以及他不听中央命令，延误时间等，本身就很牵强，是在项死后，毛定的。（项是被自已人杀死的，官方定的是“谋财害命”）而据现已披露的文件看，上述指控，均不能成立。我甚至怀欵这是又一起“西路军案”，不过暂无确凿材料，到此打住。
1931年的项英不是斗不过毛泽东，而是输在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博古手上。不过，王明博古开始也并没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是接到毛以总前委名义与的事件报告后，才定的性，所以，把责任都算在王明头上是不对的。
另外，延安整风后的党史，总说中共“肃反扩大化”是受苏共斯大林“肃反”的影响，我不喜欢斯大林，但此说实在是冤枉了他，毛之肃反始于1930年，中共各根据地的肃后始于1931年春，而斯大林的大清洗则始于1934年，这时中共大规模肃反早已结束了。
关于事件本身，还应简单地讲讲，事件的男一号李文林。因为早被当AB团处决，不掀开“富田事变”这页发黄的故纸，人们几乎不知道早期中共武装斗争中还有这么一个与毛差不多可以齐名的人物。
李文林简历：
1900年生于吉水县。早期参加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军事教官。同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回赣西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7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同年9月，对吉安东固农民武装进行整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任团长兼政治委员。
1929年6月，红二、四团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任书记兼红二、四团政委。
1930年2月，任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等地的前委委员。不久，任中共赣西南委特常委。10月，任江西省行委书记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李文林领导红二、四团和革命群众以东固为根据地，游击于吉安、吉水、泰和、万安、兴国等近2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推动了赣西南的土地革命的开展，牵制敌人力量，配合了红四军、红五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他领导红二、四团创建了秘密割据的形式，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以东固、延福根据地为依托，用波浪式的推进策略，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人民军队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5月，李文林在万泰县被错杀。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时年32岁。
这是从网上全文照录的。
从中可以看出，李文林搞武装割据的时间与毛秋收起义一样，但其搞根据地比毛还早些。前面所提到的“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的井冈山当时并非指毛，而是指王佐和袁文才，但东固山则是指李文林。
朱毛成军后，转战到东固与李的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会师。李文林尽地主之谊，是又送钱又送棉衣，使毛朱很感动。毛对李的秘密割据评价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
李文林与毛的矛盾，前面已讲过一些，但更令毛不满地是，李式割据与毛钻山沟不同，他是在家乡土地上搞的，对毛“诱敌深入”到他的地盘，担心家乡被敌人蹂躏，而坚决反对，迫使毛只好另外选择战场。后来在土地问題上的分歧，可能更加深了毛对李不驯顺的反感，为统一政令，毛向李把持的赣西南派人去“掺沙子”。李文林当然不高兴，找了个理由罢免毛委任的赣西南主席刘士奇（毛的连襟，即贺怡丈夫）。但此时，毛并沒对李如何（可能因还沒足够的理由罢），在李按毛“肃反”打“AB团”的指令下，用刑讯逼供，搞的人心惶惶之时，突然在敌人档案里发现了李文林是AB团的证据（我疑此乃伪证，不是敌方离间，就是毛系伪造。李文林固然左的可恨，但绝无AB团之可能，我想这一点，毛也会想到），于是毛终于下手了。
李文林不愿屈身委毛，是毛消灭他的原因。但沒有证据表明，毛要消灭红20军。以后发生的事，完全是李韶九曾山等人在执行消灭李文林计划的 “扩大化”所引发的。
作为“富田事变”男二号，李韶九如果不是“富田事变”，恐怕活到建国，也能弄个上将中将的风光风光。他生于1904 年。其父“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肖克语）。1926年下广东，。参加了北伐，为军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一个连的指导员。1927年7月底，54团被派往南昌加强守备，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被俘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到了广东。起义部队溃散后，李被派往江西安源活动，并于 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他曾被派到李文林的江西红军独立2团工作。据肖克回忆，李韶九与李文林等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红四军主力从福建打回赣南，毛开始统一领导闽赣两省红军。李韶九时来运转，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政委；6月，由红4、6、12军组成第1军团，任军团前委秘书长；8 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训处长，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了富田事变。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0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李被留在江西苏区。
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陈为什么，陈答曰：他害死我老婆。
不管两种说法，哪个真哪个假，但他死时才31岁却没争议。
刘敌大概可以算男3号了。他死时还到不了30岁，而且还是被他抓住又放了的李韶九处死的，我不知道这位年轻红军团政委临死前心里都想了些什么，但我敢肯定，只要不割断他的喉咙，他肯定会高呼：“共产党万岁！”就和我们年轻时喊“毛主席万岁”一样。
从过程看，红20军将士被集体处决，是“富田事变”的结束，却是中共全面展开“肃反”的开始。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中共“肃反”（后毛称“肃反扩大化”）的“始作俑者”，那么是谁扑灭了“肃反扩大化”之火呢？是周恩来！
诚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认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后，用政治家的思维概括的那样：“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否过于迷信周恩来了。我知道近年网上有不少非议周的贴子，为此我反复研读了各种观点和各种来源的有关史料，发现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信息，再经过一些情绪化的修饰，催生了一些可以假乱真的所谓史实。可以说现在网上关于周负面的信息，多半都是以讹传讹的东西。我的文革研究，何以离題如此之远，都扯到文革发生前30多年了？因为这牵涉到了毛周关系，而且我以为只有从根儿上弄清这两人的关系，才能读懂文革中的周恩来，否则还会迷茫在假象中。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制止的这场党内残杀的呢？
他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闽西发现的问題，并当即通过中央，下令停止了这场血腥的残杀。
闽西发生的事情更荒唐，而且也有过与“富田事变”一样的兵变，甚至还逼反了一个在历史上，很有些名气的大将军！
内战与分裂（二十三）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从已披露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确认，“肃反扩大化”是周恩来制止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先知先觉，相反，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党祸”，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周是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政治局三常委的中共领导核心，周为实际负责人。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周在改选了中央政治局中，与向忠发、张国焘仍为最高权力核心。虽然，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工作还是周恩来为主。（此即中共七大后，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亦即说，接七大后，中共官方定义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到所谓“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期间，周均为中共核心决策者。因此，从组织原则上讲，周对这一时期中共的所有成败均难脱领导责任。
实际上，上海中央，或曰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与毛并无原则分歧，都肯定肃反的必要性。比如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两次指示，据考证，均出自周之手。
周恩来的责任主要原因是脱离实际。在他到苏区之前，决策完全靠听取汇报（说到这里那位消失了的段同志，恐怕也该为红 20军将士的悲惨命运担一些责任），而第一个最可能客观反映事实真相的人，就是易尔士。但易并不清楚李韶九们乱抓乱杀的情节，只知兵变是实，兵变者反毛也是实。所以周以中央名义下发的第一封信中，才说：“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并决定派任弼时等下去处理。但在总前委，也就是毛泽东的正式报告之后，周恩来才将事变定为“反革命行动”。但他在逐步了肃反的真相后，开始调整肃反政策。1931年8月30日，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
尽管，周恩来还并沒触及到事情的根本，但已足以令毛泽东记他一辈子了。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影响很大，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批评“富农路线”的指示，开始了对毛的不点名批评，把毛扣在李文林头上的这顶帽子，扣在了毛自己头上。以至于导致毛彻底丧失了苏区“列宁”的地位与权力。所以，毛在10年以后的延安整风期间，将这封信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有意思的是正像周当年始终没公开点他的名一样，毛批这封信的，也略去周的名字。但也正因没点名，这封信到文革结束以后，还被官方媒体当王明路线批判。
周恩来决心扑灭“肃反”野火，是他在1931年12月中从闽西进入到赣南的途中，具体了解肃反惨祸之后作出的。也就是说这回他不是听人汇报，而是身临其境，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才有了比较接近事实根本的认识，而作出的相对正确的决策。
此时闽西在中央下派的邓发领导下，正在轰轰烈烈的抓人、打人、杀人，名曰“肃社民党”。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邓到闽西后，即和当地的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邓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闽西苏区工作。虽从隶属关系上，邓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项英未曾过问闽西工作。
邓发与项英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的高级领导人（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題决议中，还把专门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做为王明路线的一条罪状，对象.就是指项邓）。邓发当时才刚25岁，比文革时的剻大富、韩爱晶也大不了两岁，自持无产阶级出身，少年得志，加上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气质，使他对农村盛行的打情骂俏以为“流氓作风”很看不惯，一次他在苏维埃文化部，看到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凭直觉认为，闽西党政机关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
就在邓发寻找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向谁的当儿，不到整肃理由，闽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向他报告，红12军有人公开喊“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反动口号。于是邓发便立刻开始了火烧“社民党”。
所谓反动口号事件，说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那是在12军举行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军政部主任李任予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讲完后，按惯例喊口号，100团青年干事吴拙哉，按报告里讲的，领喊了那几个口号。本来喊什么口号，对这些不识字，沒读过书，恐怕连自己名字全写不全的，十七八、二十浪当岁的穿上军装的农民子弟来讲，不过谐音而已，莫说那两个“伟大”的外国人，连他们跟着喊万岁的“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为何物都弄不懂。然而，这个傻子似的跟着哄，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还引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战士们啥都不懂，可100团的保卫干事却刚听过关于“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要各级党组织“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说的更明白：“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出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于是他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吓了一跳，马上要对方：“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保卫干事依旧坚持原则：“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政委不当回事，保卫干事真接去找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师范学校毕业的林一株，刚上任不久，听完汇报，立刻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邓发之冷血，至今还令闽西人为之悚然。其肃反方法与江西中央苏区一样，全凭肉刑和逼供，处理手段就是处决。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17人开始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24岁。在被害者中最小的只有十六岁。在公审处决大林梅汀等人的大会上，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反映了当年中共肃反运动的一个共性，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邓发林一株企图迫使这些老闽西在酷刑下，招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卢肇西、曾牧春至死也沒屈服。但邓林仍然在3月6日，发出了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古蛟区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的第23号通告，并于此为调集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
但“闽西王”傅柏翠，却不像红20军那么“忠于信仰”，立刻针锋相对地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组成3000多人枪，严阵以待，士气高涨。林一株带的部队却畏敌如虎，人心涣散，双方对峙了10余天，林一株只好下令退兵。这一仗虽没打起来，中共却从此失去了一员文武双全的大将。
傅柏翠却从此“独立”了18年，演义了中国现代史上真正的神话。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傅柏翠是何方神圣？他又演义什么样的神话呢？
百家言（1）
自序
今天是《百家言》第一期，我就拿博友王舒先生的问题：“很欣赏你写的《文革研究》，不知道是一边写一边贴出，还是已经全部成稿？关注~”来开始罢。
我开博写文革，是我一个30年的梦。对那段历史的刻骨铭心，使我决意用文字描绘出一幅那个年代的“清明上河图”。那时，我还年轻，政治上很不成熟，不可能有从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素质，但我欲罢不能，所以决定用文字形式来画这段历史。从1975年起，我以自己的身世、经历为主线，从18岁初恋开始，到1976年“.四五运动”止，把我亲身经历与文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用文学形式，揉和在一起，历时11年，各阶层人物200多个，写成了一部从个人命运透视文革的小说。当时，“伤痕文学”已是明日黄花，我那时才30出头，耐不住寂寞，急于出版。最初找到老鬼书的责编，但他已不在工人出版，复我一信，介绍我找了另一个编辑，我嫌他与我年龄、经历、感知相距太大，沒有再谈下去。其时，应景文学、侠怪作品已露峰芒，一个认识的出版人士，建议我往通俗故事上转，我便放弃了。后来，河南一出版社曾准备出版，但那位热心的责编建议我“少些政治，多些爱情”，因不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而作罢。以后又联系过几家出版社和文学期刊，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果。其中记忆较深的是《十月》的回函，让我知官方对以文革为素材的作品，有政治限制。另一个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位年轻女编辑十分热心，已将我的东西提交了编委会讨论，但因篇幅太大，决定让作者自费出版，被我拒绝。不过这位女编辑在对原稿提的诸多修改意见中，有一条却被我完全接受，那就是变第二人称为第一人称，为叙事方便，我采用了男女主角各自成章的“我”的文体，通过两个出身、经历完全不同的两个年轻人的心灵感受，道出了那场大革命在文化上对他们的毒化、扭曲与檀变的过程。这已是第九稿，不过我已不那么浮躁，再沒与出版商联系，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且在一年出500部长篇小说的浮华年代，我不想让我用青春与生命写出的东西，被煙沒在文学垃圾之中，我绝不当文丐。
书名我改了多次，从《人啊，我爱你》、《社会人》、《黑白人生》到《迷惘》，最后定名为《太阳儿女》。
我所以从这儿讲起，是因为我自文革后，就心远离政治，只做学问不做官。但7月中，一封意外的来信，改变了我。信是一位叫汤颜如的杭州人来的，他怕我忘了他，随信附来一张当年的老相片（就是本博相册里那张六个年轻人的老照片）。42年了，从无任何音讯，但我很快想起了他，原来是我文革初，组建“洪流战斗队”的老朋友！原来他找了我20多年了，老身份证查到了，但沒有联系地址，这次他通过公安网找到了我，按地址给我发了封快递。我真激动极了，立刻拨通电话，第三天，他就从上海到了北京。42年，42年啊！
当年才18岁，重逢时已年过花甲。哦，若不是我亲身经历，谁和我讲这事，我都不会相信是真的。为了记下这梦般的故事，我给北京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用新闻形式记录下了这次42年后的兄弟重唔。汤颜如的到来，使我又年轻了，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青春岁月。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正司令、副司令）的浪漫中，特别令我“气愤”地是，42年来一直比我小两个月的他，在喊了半天我爱人“嫂子”之后，借着酒劲儿，突然用身分证证实，原来我比他小两个月，于是“嫂子”马上变成了“弟妹”，弄得我半天沒缓过神儿来。我们的话題当然都是18岁，18岁，那是多美好的年龄呀。谈起往事，他终于问起1967 年，我为什么和他长谈一夜，让他认识了我以后，却突然不辞而别的在他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我回想起那个敞开心扉的不眠之夜，我能回答的只有：“我不想连累你们”。我沒有告诉他为什么，只能用“两派都在抓我”来说词。其实，我真正不辞而别的原因是，我对这场大革命失去了信念，而这在当时，莫说让别人知道了，就是我自己也有种犯罪的恐惧。我是想逃避，那怕去做强盗、浪迹天漄，也不愿在自己骄傲过的地方和人面前丢人现眼。奇怪吗？我们那代人心的历程，是别人很难理解的，但我们又都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理不断，剪还乱”思绪万千，难道我们当年的付出和牺牲，就这么随岁月白白流逝了吗？不，我还不老，血还是热的，于是送走了老友后，便萌生了文革研究的念头，并立刻付诸行动。
亦即说，在此之前我从没写过这类文章，确实是“一边写一边贴出”，但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是如何构思而已，否则每天几千字，我身体也吃不消。
起初，我只是想用事实，回击网上为文革翻案的势头。没想到一出手便受到众多博友欢迎，我从博友留言中，看到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求知欲何等强烈，也从中悟到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才有了对历史的反叛，所以感到了一种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一个退休之人，有生之年还能为青年人做点有益的事，同时还能圆我年轻时的梦，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乎。
开博以来，只有一天空白。人吗，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好。尤其是面对那些热心博友，我沒理由不用心去努力。
拉拉撒撒，权且算是序罢。
与博友切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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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其实我们现在的政策其实就是中国解放之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制定的基本路线。只是受到毛泽东的反对，以及他本人的统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维护他本人的权利最高化，他错误的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绝对的个人崇拜，来强化他的至高无上，是十足的封建帝王翻版。我想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们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那是没有感情，没有亲情，没有伦理，没有真理的年代，是处处血泪，处处死亡，处处背叛，处处恐惧。。。。。邓小平的胜利在本质上宣告了毛泽东及他的理论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人类历史必须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离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距离还很远很远，但是民主的步伐已经向我们慢慢走来，一个民主的人民中国定会来到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
股海浪人：毛泽东在上世纪中叶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封建帝王党争的翻版，只是披了一件所谓民主的狼皮而已。现在我们欣慰的是那个毛岸英早已不再人世啦，如果在的话，中国现在还不如北朝鲜，那样的话，饿死的就不是几千万人的问题啦，太可怕啦，那个惨无人道的黑暗社会，有多少人被整死、被饿死。
今天我们有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社会的腐败每天都在侵蚀着这个社会的财富，这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的改良已经不能拯救腐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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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关键词是“封建帝王党争的翻版，只是披了一件所谓民主的狼皮而已”（可谓一针见血）与“这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的改良已经不能拯救腐败的中国”。（定义不错。问題在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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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海情怀：国之大事非我辈所能弄明白的，探讨之费力费心。但是我知道，没有文革我不会有今天。文革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毕竟被不断证实了的历史事件。有生之年做学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减少精神压力，尽量轻松的生活，这就是我所需我所求。呵呵，胸怀壮志早已不在我这里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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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关键词是“没有文革我不会有今天”（人同此心，事实如此）“胸怀壮志早已不在我这里存在了”（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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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寒潭： 文化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文化,一条是革命,突出的特点是大,突出文化和革命两条根子可能更好,比如水浒传和文革就很值得研究
文革集古今权术斗争的大成,而权术斗争的起源应是哲学观念的分歧,真的要研究,历史是要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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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研讨方式，关键词是“一条是文化,一条是革命”（精僻。不解开文化这个结子，便还原不了那个革命的本来面目。毛谈水浒是有感而发，他为什么批江青的解读“放屁，文不对題”？因为江青完全沒读懂她老公。对此，本博将专文祥解），“历史是要重写的.”（会有这一天的。但不是重写，而是去伪存真，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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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太玄： 文革10年的这段历史，我只是见到了一个闭幕式，但也算见识过了。80年代初盛行的伤痕文学也充分的控诉了这个时代，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为至少要100年以后或许可以，50年太短了！
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遭受汉武帝宫刑之后，还能处于历史公正的位置审视历史，真正的历史学家往往会忘记自身的身份和立场，惟有如此才能立于公正，终于事实。
文革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当是一种宿命，之所以说是宿命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发生不是偶然于哪个时代发生了，而是说，早在这个新国家建立伊始，就决定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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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讨。关键词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为至少要100年以后或许可以，50年太短了！”（有一定道理，或许真理在你一边。但我不尽赞成，这是儒生“明哲保身”自辩之说。当代人研史，可能史评受制现实，所以有误，比如司马迁的汉武帝评，未必准确。但其用李陵之类的史实，告诉了历史真实，却是后人写不出来的。准确地讲，史实当代人较接近事实，史论则未必，比如中国教材书里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文革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当是一种宿命”（若具体为，是中共的宿命，则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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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国： 能选择这个题目，不仅仅需要胆量，当然现在的政治环境比文革好得多，不至于像张志新。但也需要胆量。再就是学识，无知的人除了谩骂就是牢骚怨恨。看了你的一两篇，总的来说，非常赞赏，欣赏你的态度。
不知博主中的一些秘闻出自何处，是否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是否有一些人与人为私怨争斗的推理“定式”，毛与邓的功过并非简单的几几开的问题，有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有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问题，有国家民族尊严的问题，有核心竞争实力的问题。毛邓晚年都犯了都很大的错误，一个把中国引向极左的“天堂”（对一无所有的穷人而言），一个把中国引向极右的“地狱”（对国家环境及资源财富的严重破坏流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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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键词是：“一些秘闻出自何处”（实无秘闻。所用史实均为各种媒体已公开披露，即公共资源）“是否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写文章不可能沒个人感情。人不是机器，沒感情也就不会写文章。史实不可改变，史论则依个人情感，或曰立场而定。）“毛与邓的功过”（论不能代史。只是一家之言。但对您的左右论点，我以为思维方式不对。首先，据实不对，毛把穷人引向极左天堂，于史不符，不能成立。邓把中国引向极右的地狱，亦无实可据。“环境及资源财富的严重破坏流失”是事实，但非自邓小平始。一个简单例子可说明问題：邓改革之前，中国是以砍树为主，之后则是以种树为主。至于左右，其出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以对立的两派（雅各宾党与吉伦特党）在国会所坐的位置而定的，本无其它函义。后因吉政策保守，雅政策激进，后人才赋于它了政治倾向之义。但亦并非好坏标准，到苏俄革命以后，列宁自称左派，把反对他的多数派称为右派，到中国便约定成俗的用于政治派别斗争。其实按中国文化看，稳健务实与激进浪漫，更能表达左右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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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中国人： 在描述史实时最好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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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乃网络日记，不需太拘文牍。加注会影响文章结抅。难道您沒这种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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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寒潭： 我到建议您这样,不必太直接评论人,只是就事论事的好,比如给毛主席五五开,这种观点最好让读者从文章里判断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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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以后会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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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 老先生写的好！我也读过一点文革的历史，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还有待研究吧。“毛时代毛拍板说了算，现在我拍板说了算”邓的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的政治体制至今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也看不出他会有很大的改变，任何一个独裁政府，他都不会自己改变独裁，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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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到这一层，说明你比我和你这么大时，聪明多了。关键词是：“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问題是你理解的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我们汉语里的“为民做主”或“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意思，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创立的一种政治体制。它的对立面是封建家族体制，它的基本原则是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换句话讲，就是取消封建等级政治。但人类社会不能沒有权力，而权力永远不能由大众执掌，为了社会公平，取消贵族特权，使权力为大多数人服务，创造出了议会、选举，社会契约等等，产生与制约权力者的一套办法，用法权取,代了特权，这就是西语中民主的函义。与你所理解的文革式的大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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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儿VS诺儿： 老先生也是打五笔的吧？呵呵。有些字您可能不记得编码了。贬mtp 瓮wcg 饮鸩止渴qphi 贿mde 我很敬重先生的思想见地及文采，希望我的吹毛求疵能让先生的文章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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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立即改正。关键词是：“老先生也是打五笔的吧？”（渐愧。我连五笔也不会打，是用手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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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魚論史山房： 不过，我们也完全不必在乎任何“左”派，毕竟掌权的是邓公一手提拔，胡公生前看重的接班人。未来的习、李更不待言。习的父亲仲勋，党内耿介之士，这些人掌权，文革翻案，等于痴人说梦！
还有，极左派99%地位低贱、水平低洼、脱离实际、目光浅薄，本质上，是一群很可怜的野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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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学他们这么粗俗呢。关键词是：“这些人掌权，文革翻案，等于痴人说梦！”（是客观事实。但胡习之后呢？还靠他们提拔的人？那与皇帝传子又有多大区别？台湾蒋经国提拨了个他信的过的人，结果又怎么样？关键在体制。而民众素质如何，又是体制完善之基础。摈弃三千年“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中国现代化一项最重要任务，也是最基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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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金融应急控制体系： 文革既然能发生就说明有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文革的评价由于利益关系或政治局限性,往往都带有情绪化功利化的倾向,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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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关键词是：“文革既然能发生就说明有产生的社会基础”（存在即合理，以前那种文革偶发论，掩盖了十七年中错误造成的矛盾，解释不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对此本博已用了大量史实予以澄清。问題是，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权力者抅造的所谓“路线斗争”。一个是广大民众对此前结下的恩怨的斗争。换句话讲：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混沌无序的民众的文革。比如四川人打李井泉，泄得是李在大跃进暴政饿死了多少人之愤，并不知什么路线不路线。很多具体单位的“革命”其实都是以往积下的怨，运动初，多以男女关系开路，很少有人关心中央有沒有“修正主义”。至于毛打刘少奇，别说当年，就是到了40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个人真能明白？）
后记：眼睛有些酸，就到这里吧。下周末，将出《百家言（2）》，博友如有想法，可参照上面模式留言。问題，最好附有个人见解。不同观点，不怕尖锐，但勿吐粗口。欢迎参予研讨。
内战与分裂（二十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傅伯翠被逼反后，在“肃社民党”恐怖中，傅伯翠盘据的古蛟区成了红军将士和党员干部逃避“肃社民党”造成“红色恐怖”捕杀的避难所。
傅柏翠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时，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回国后在上杭当律师，查出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 5万余元，领导民众将其扳倒。1926年北伐军打到闽西后，担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了国民党通辑。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介绍，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与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年3月，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邀傅来“见面一叙”。傅柏翠与朱毛一见如故。朱毛将傅部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任司令员。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攻克龙岩。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12月，傅以红四军前委委员身分，在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傅柏翠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张鼎承、郭滴人），不仅有常人难比的雄厚革命资本，和深厚的群众基，而且还深为朱毛青徕。从那方面讲都是中共的宝贝，既便从统战角度讲，也不应把他列人清除对象。邓发未到闽西前，傳因在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以张鼎承为首的党组织批评。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批评为“第三党观点”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就是说，傳确有错误，至少与当时中共的政策有相反做法。但张鼎承等考虑到傳的特殊身份与作用，批评处分的同时，把握了分寸，实际上把傳当做争取团结的统战对象，采取了姑息态度。
但邓发却不认为对傅的错误可以迁就，2月宣布开除傅的党籍， 3月6日，宣布傅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并派兵围剿，逼使傅不得不拥兵反抗。
邓发出兵攻打傳柏翠，使我想起了蒯大富30多年后，围剿分裂出去的“四、四派”的那场校园内战，时年蒯“总司令”23岁，比邓发当年只小两岁。所不同的是蒯的对手，与他一样也是20来岁的毛头小子，但邓发面对的傅柏翠已30多岁，而且其斗争经历与群众威望，都是他这个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不可企及的。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奇怪现象，邓发围剿傅柏翠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傅柏翠的古蛟区成了苏区干部战士，逃避邓发“红色恐怖”大屠杀的“避难所”，可见其政治上是如何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做为与闽西毫无渊源，所以也无恩怨的邓发本当有所反思，但年轻气盛，自以为多“无产阶级”的邓发，依然“原则”不变，对沒有“叛逃”投奔傅柏翠的忠于信仰的党员干部，依旧毫不手软。逼得红军将士，愤而反抗。5月27日，爆发了除时间短、规模小一些外，过程与“富田事变”如出一辙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是闽西杭武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为救被抓捕的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多被控“社党分子”的战友，5月27日，率众扣押了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邓发得知消息，立即定为“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镇压，5月29日，除少数人逃走，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邓发以闽粤赣省委名义作出决议：“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杀害。
邓发的镇压虽极为严厉，但反抗还时有发生。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据后来，官方披露，闽西“肃社民党”一案，共杀害干部战士六千多人。党员人数从8000减少为5000人。也就是说被杀害人中党员占了将近一半。
周恩来是在从上海赴苏区途中，目睹闽西肃反惨祸后，毅然改变了他之前对苏区肃反“支持加纠偏”原则立场，1931年12月18日，致信中央，要求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肃反。他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表示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1932年1月 7日，周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1月21日，上海中央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指示信，责令邓发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1月25日，周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虽只给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但却是对毛泽东高调肃反的一记杀手锏（不知为什么，周始终对毛小心翼翼），但周主持的所有会议和文件，都未直接批评过毛，对曾山、陈正人等直接责任人也没有触及。对“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的周兴，亦因他是毛的老部下，也只给其“留党察看”处分。但对闽西问題却非常决断，2月29日，再次致信批评闽粤赣省委“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派任弼时前往长汀指导在3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总之，由于周恩来少有的果断，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在1932年3月基本停止。
这里的关键词是：“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和“基本停止”。亦即说“中央苏区”之外，不在此列。而且并非彻低，只是 “基本”而已。所以如此，盖源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所迫，周从大局考量，尽量不去触及在苏区功与过都十分突出的毛泽东，必须纠正时也是将苏区中央局、闽西省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放在一起进行批评。但为控制局面，周调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派自己熟知信任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充实到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从组织上结束了乱捕滥杀的发生。显而易见，周恩来肃反决心不可谓不大，组织措施也不可谓不有力，但其要纠的是“扩大化”之偏，而非“肃反”本身。亦即说，仍认为“AB团”和“社民党”存在是事实，只是毛泽东、邓发处理问題时，沒有把握分寸。所以，在周结束了混乱状况后，改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依法”承担肃反事务，保卫局还是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6月以后，受苏联“肃托”影响，还发生过“工农剧社”案件，负责处理此案的邓颖超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 “私货”，还指控张爱萍与危拱之、王观澜接近是“对托洛斯基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由此可见，周恩来虽沒纠正弥漫在党内的左倾，但成功的将抓、捕、审、判权收了上来，有了一定的司法程序。从“工农剧社案”可以看出，倘若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在此之前，肯定必死无疑。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虽不彻底，但已功德无量，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会命丧黄泉。
然而，做为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第一责任人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将党内依然浓厚的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引导到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而他则不但沒责任，还是受害者。并利用编撰“党书”《六大以来》用两条路线斗争的伎俩，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成了纠偏的大善人。因为毛已掌握了党和军队权力，知情人或三缄其口，或为虎作伥，最后“肃反扩大化”反而成了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的大棒。
现在还是再说说傅柏翠。反了以后，傳到了福州，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的“福建事变”中，傅曾帮助共产党。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傅和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红军领导人达成了和平协议，红军游击队不到古蛟活动，古蛟地区也不对红军禁运物资，国民党进攻时，傅部参加时“枪口抬高”朝天放空枪。傳的地盘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这种状态直至1949年5月，他率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时，才告结束。
傅柏翠所以能在国共双方之间，太太平平搞了一个小“独立王国”，固然原因很多，但民心还是第一位的。比如，傅柏翠是古蛟最大的地主，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和年近古稀的父亲一起赤脚下田耕作。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地主都无偿地把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立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解除了农民的高利贷的盘剥之苦；发动群众集资入股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同时开通了蛟洋、郭车、西山下等5个墟场，活跃商品经济，解决民生物资供应问题。农民负担低，只要交“田产的5％～8％作为公共费用，借以拨付自治、教育、自卫及其他建设之经费。傅柏翠和干部没有工资，躬耕自养。
这样的独立王国，不就是人们心中的天堂吗？再加上，傅与国共两党的历史渊源，也乐见他保境安民，守一方净土。因此，才演义出了这个神奇。
邓发年过不惑时，在延安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勿庸置疑，邓发，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与远离苏区的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令有着相当关系，其中，分管苏区和军事的周恩来更是脱不干系。但是，周与毛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周是“知错就改”，全不顾个人面子和威望（而也恰是因此，才成就了他中共第一完人的形象），毛则是明知错了，为了面子也要死撑到底（结果是越陷越深，一旦被人识破真相，反而颜面全无）。所以如此不同，关键在他们的的动机不同。毛在“肃反扩大化”中，不是从全党大局出发，而是他个人的“山头”着眼，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在对待李文林和“富田事变”上，有相当排除异己的成分。亦即项英所说的“无原则派别斗争”，所以他要改也难。而周之错全无个人私心，主要是脱离实际，此外对共产国际的盲从也有相当关系。
毫无疑问，这可以说是周毛第一次政治较量，尽管周从苏区的实际考虑，沒有对毛进行必要的斗争，但周的到来不仅剝夺了他苏区一统天下，一言九鼎的威权，同时也失去了中央局核心层地位，在毛无疑是一次完败。以毛强硬的性格能容忍吗？
“富田事变”领导人最失败的恐怕就是给朱彭黄那封彷毛笔迹的伪信了。该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志：
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些，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泽东 1/12”
（信中曾为曾山、李为李韶九、陈为陈正人。陈、曾二人是毛派到赣西南“掺沙子”的，均为配合李抓人骨干。）
与这封伪信，同时送到彭处的还有一封以“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真信，道出了叛军的真实目的：信在一开头“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党内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党内的阴谋是永远无法揭破。” “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最后提出：“：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周（以栗）及其走狗一起扣留。”（可以看出，叛军只叛毛而不叛共。但为什么不列举事实来说服，非要用此低级招术而授人以柄呢！）
信中所谓“证据”是毛给古柏的密函。
此时，彭德怀奉命率三军团进至东山坝，与红20军对峙。并于12月17日与朱德、黄公略发表了支持毛的宣言。20日子夜，也就是彭部大兵压境3天后，这封写给彭、朱、黄3人信到了彭的手里。彭德怀当时在苏区被誉为“红军之狮”，可见其在军中地位。后来，一些人又据其脾气，称他为“张飞”，主要指他作战凶猛。但其实他心很细。如果不是造做者百密一疏，忽略了毛从不用阿拉伯数字的习惯，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拥兵两万的统帅会做出什么选择，不过可以肯定，只有两年党龄，且对毛也不无看法的大将军，恐怕未必有刘敌那样“甘受处罚的”觉悟，不会任毛宰割。
但彭断定“证据”是假的（已查明其乃事变领导人丛允中所为。可以说此实巧一大败招，至少在彭看来这比兵变本身更严重。更严重地是，这还彻底得罪了毛泽东，本来毛主要想对付的是李文林，客观地讲，李韶九之所为，并非全是毛所指使，这从他从抓到放刘敌一事，就可以看出，若无兵变，事后毛也许会因李民愤太大而抛弃。但有了伪信一事，毛反而更需要李这样的杀人狂了。最能说明问題的是，上世记80年代未，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共在为参予富田事变人员甄别时，专案人员还因刘敌反对毛泽东能否平反，有过激烈争论。可见此招有多笨了）。彭在次日三军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表明了态度： “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并通过了彭亲自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彭的表态，无疑具有底定胜负之作用。2万雄兵，第一战将，况且还有黄公略呼应，对双方都来讲，他倒向谁，胜利的天秤就会向谁倾斜。
彭德怀的反应不仅出乎红20军领导人意料，使他们企图以朱、彭、黄取毛而代之，以证明兵变沒错的离间策略破灭。也使毛从事变之初惊慌失措中走了出来（之前盛传，毛要调部队镇压，朱德以“那有红军打红军”为由，拒不签署命令。彭部被派去，也非镇压，更似监视防守。否则，为什么事变半年多，双方并无交火？若非命令如此，就只能认为是彭也不肯“红军打红军”。怪就怪兵变头头儿，耍小聪明，若不伪造毛信，彭还把这当党内路线斗争呢），他在前委的紧急会议上称：“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开创了党内反对某个领导，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共无论路线如何，党内斗争都是对事不对人。陈独秀威信那么高，脾气上来，拍了几下桌子，就被指责“家长作风”，老头儿只能认帐。陈以后，瞿秋白、李立三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错了就让位，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到了王明博古，打了败仗，大家不举他的手，遵义会议也是乖乖让贤。可见那时党内还是很民主的，至少反对个人，不会打你个反党分子。）甚至在35年后，也就是庐山会议6年后，毛还意犹未尽地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只有几千人的20军，当然不是三军团2万大军的对手。何况他们也根本不想与自己人打仗，从名方面的调查资料看，这次 “叛乱”纯属被“逼上梁山”，“叛军”在兵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未檀杀一个人，包括激反他们的李韶九，和古柏、曾山、陈正人等，跑了的沒有追，抓了的也放了。尤其是释放易尔士，充分表明了他们只反毛不反共的原则。此后，红20军虽然脱离了总前委，但没有一人投敌，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准备攻打白军占领下的吉安。后来，在项英调和下，他们也承认举措失当，服从中央局的领导。
项英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至死也不肯原谅的中共同僚之首。而对“富田事变”的认识与处理，则是项毛结怨的根本。项英是1931年初，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被派到达江西苏区的。在周恩来未到之前，由项代理中央局书记。项上人头一件事，就是富田事件。经了解情况后，项认为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过火了，他不相信那么多红军和共产党人是AB团。随即做出决定：“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并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回苏区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回到苏区，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随即红20军也回到了赣江以东的苏区。
但就在项英处理此事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清算李立三的决议，把项英也列入了打击对象。于1931年2月23日下发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否定了项英的意见：“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收毛的报告后，又于3 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决议，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4 月中，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他们定调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 4月17日，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央，项英被解除职务，由毛泽东接任。毛随即又命李韶九主持“肃反”工作。
4月18日，红20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谈判时被逮捕，不久即被处决。
7月，红20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 万多人先后被杀。
随后，中央把富田事变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各个苏区，引发了全党的“肃反扩大化”。也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令人窒息的“共产党杀共产党”的惨剧。
需特别注明地是，张国焘、夏曦、沈泽民、邓发和任弼时、王稼祥一样，也是在1931年从上海派到各苏区的“钦差大臣”，他们“肃反”残杀同志的作法，是效法毛泽东中央苏区之行径，是奉中央之命，是举着尚方宝剑杀人，较之毛之“肃反”，可谓有法可据，所以也更有持无恐。邓发等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无算，至使苏区的30个区委，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前车后辙，明显效法江西）。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著名红军将领都惨死在“肃反扩大化”之中。
富田事变后，当地老百姓对此流传着“李文林的江西籍干部基本上被处决的差不多了”“湖南人杀江西佬了！”“红军杀红军了！”等俚语。更可怕的是，中共建国以后,江西省很多区、县被作为 "老区",在政策、财政、物资等诸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富田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能享此荣光,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一片"红区"包围中的"白区"，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富田事变"。
由此可见，“富田事变”在中共历史上影响有多大，也就不难想见事过30多年后，毛泽东乍一听见陈钢的名字，为什么会那么失态了。
那么，“富田事变”究竟属何性质，应如何评价？肃反杀人潮又是谁制止的？70多年过去了，官方对此又持向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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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告白
承蒙博友厚爱，令吾自愧弗如，又深感学力不逮，生怕贻害青年。因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一一回复博友所问，特将几个问題，简复如下。
1、 史料问題，本人非仕途春风者，无任何内部资料来源，全是30多年的点滴积累，所釆用史实乃博取众家，其中不乏原文摘录（研究者，取料精选、去伪存真，非创造也），为文章通畅，全不加注及出处。还望见谅。
2、 历史人物评价问題，本博題为研究，乃一家之言，非历史公论。某主张以史为主，以论为辅。以史带论，以论取胜。摈奔“古为今用”之谬，坚持弘扬春秋大义。
3、 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为完善文革史研究系统，热切地欢迎专业人士，持以史求实，随时修正错误，光大春秋大义。能从法律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注，不是马列主义）、军事学、宗教学、美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医学和文化角度参予研究，以早日完成文革学基础建设。
4、 有鉴于此，本博决定从开博一周月起（8月28日），每周僻一百家谈专页，用以回复博友意见。望诸位能鼎力相助。
5、 但本博有言在先，对那些谩骂、抵毁，以及光凭感情而无事实，毫无道理的发泄，老夫一概不予理采。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谢谢！
2008、8、28
内战与分裂（二十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对“富田事变”的定论与评价，直到今天中共官方也没个明确说法。非常搞笑地是，参予兵变、惨遭屠杀的人，包括刘敌在内，均已甄别本反，但对事件本身却不予评价。关于对此案调查、甄别的过程，网上有更祥细资料，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想说的是，从事件过程看，称之为“兵变”并不过分（但暴乱与叛变却谈不上），对事变头目进行必要处分是应该的，但当“反共反革命”处死，则纯属“排除异己”滥用刑法。问題还在于，刘敌等人如不“兵变”阻止李韶九、曾山、陈正人、古柏等已非“极左”可以形容的乱杀乱捕，岂不等于坐以待斃？
换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把毛泽东与李文林掉个个儿，换上是李文林派刘敌去毛处乱抓乱杀，毛又会如何动作？什么事都怕换位思考，鬼才不相信毛会乖乖地任人宰割，其动作恐怕要十倍百倍地超过刘敌们。（实际上，从事发后，毛采取的手段，已证实他会怎么做了。）
项英对此案的判断与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事求是的。其所谓“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定论，被历史证明是客观公正，经的起历史考验的。
但这也正是毛泽东记恨项英的关键，居然把他也贬斥为“派别”，而且还“无原则”，须知，毛早已自认是党的化身，至少在江西苏区，他绝对是中共的唯一代表。
项英与毛在此之前，并无个人恩怨，所以不存在针对毛的问題，可以认为是从中共利益出发，谈不上什么私心。他能这么一针见血地点出毛的要害，足见其水平如何，却也是毛从此之后，对其又恨又怕，生前处处为难，死后也不放过他的原因。
从项英的一生看，可以说是个比较冷静的务实主义者。处理“富田事变”是一例，电至中央反对江青与毛结婚是一例。应当说都是为维护党的利益，但却被毛以为派别行为。项英不是完人，比如他在新四军与叶挺关系不睦，但他死后，把这当成他一大罪状，却是有悖史实的。叶脱党是事实，还未重新入党，属统战对象也是事实。项英基于此，不让他参如党的会议，不让他予闻党的机密，均是党纪规定，说不上错误。而叶挺虽有北伐铁军美誉，南昌起义失败后，就脱离再未参予过中共工作。中共利用他非党人士身分，提名他为新四军军长，主要是统战需要，实际上他这个军长主要任务也是利用他与国军将领关系，向政府要枪要饷（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一直是靠蒋政府养活着的），并沒委他什么军权（其任军长任内未闻有过讲得出口的战役，似可印证），恐怕也是为此，他才闹情绪要辞职，而中共挽留他，还是怕叶一走，蒋就不给新四军发饷了。总之，延安整风后，官方一直把项“排挤”叶，作为导致“皖南事变”的原因之一。却对叶挺檀杀新四军高级将领高敬棠，轻描淡写，其实那才是项叶不和的真正原因。至于把“皖南事变”归罪于项“迟疑不决，贻误战机”以及他不听中央命令，延误时间等，本身就很牵强，是在项死后，毛定的。（项是被自已人杀死的，官方定的是“谋财害命”）而据现已披露的文件看，上述指控，均不能成立。我甚至怀欵这是又一起“西路军案”，不过暂无确凿材料，到此打住。
1931年的项英不是斗不过毛泽东，而是输在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博古手上。不过，王明博古开始也并没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是接到毛以总前委名义与的事件报告后，才定的性，所以，把责任都算在王明头上是不对的。
另外，延安整风后的党史，总说中共“肃反扩大化”是受苏共斯大林“肃反”的影响，我不喜欢斯大林，但此说实在是冤枉了他，毛之肃反始于1930年，中共各根据地的肃后始于1931年春，而斯大林的大清洗则始于1934年，这时中共大规模肃反早已结束了。
关于事件本身，还应简单地讲讲，事件的男一号李文林。因为早被当AB团处决，不掀开“富田事变”这页发黄的故纸，人们几乎不知道早期中共武装斗争中还有这么一个与毛差不多可以齐名的人物。
李文林简历：
1900年生于吉水县。早期参加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军事教官。同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回赣西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7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同年9月，对吉安东固农民武装进行整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任团长兼政治委员。
1929年6月，红二、四团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任书记兼红二、四团政委。
1930年2月，任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等地的前委委员。不久，任中共赣西南委特常委。10月，任江西省行委书记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
李文林领导红二、四团和革命群众以东固为根据地，游击于吉安、吉水、泰和、万安、兴国等近2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推动了赣西南的土地革命的开展，牵制敌人力量，配合了红四军、红五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他领导红二、四团创建了秘密割据的形式，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以东固、延福根据地为依托，用波浪式的推进策略，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人民军队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5月，李文林在万泰县被错杀。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时年32岁。
这是从网上全文照录的。
从中可以看出，李文林搞武装割据的时间与毛秋收起义一样，但其搞根据地比毛还早些。前面所提到的“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的井冈山当时并非指毛，而是指王佐和袁文才，但东固山则是指李文林。
朱毛成军后，转战到东固与李的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会师。李文林尽地主之谊，是又送钱又送棉衣，使毛朱很感动。毛对李的秘密割据评价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
李文林与毛的矛盾，前面已讲过一些，但更令毛不满地是，李式割据与毛钻山沟不同，他是在家乡土地上搞的，对毛“诱敌深入”到他的地盘，担心家乡被敌人蹂躏，而坚决反对，迫使毛只好另外选择战场。后来在土地问題上的分歧，可能更加深了毛对李不驯顺的反感，为统一政令，毛向李把持的赣西南派人去“掺沙子”。李文林当然不高兴，找了个理由罢免毛委任的赣西南主席刘士奇（毛的连襟，即贺怡丈夫）。但此时，毛并沒对李如何（可能因还沒足够的理由罢），在李按毛“肃反”打“AB团”的指令下，用刑讯逼供，搞的人心惶惶之时，突然在敌人档案里发现了李文林是AB团的证据（我疑此乃伪证，不是敌方离间，就是毛系伪造。李文林固然左的可恨，但绝无AB团之可能，我想这一点，毛也会想到），于是毛终于下手了。
李文林不愿屈身委毛，是毛消灭他的原因。但沒有证据表明，毛要消灭红20军。以后发生的事，完全是李韶九曾山等人在执行消灭李文林计划的 “扩大化”所引发的。
作为“富田事变”男二号，李韶九如果不是“富田事变”，恐怕活到建国，也能弄个上将中将的风光风光。他生于1904 年。其父“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肖克语）。1926年下广东，。参加了北伐，为军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一个连的指导员。1927年7月底，54团被派往南昌加强守备，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被俘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到了广东。起义部队溃散后，李被派往江西安源活动，并于 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他曾被派到李文林的江西红军独立2团工作。据肖克回忆，李韶九与李文林等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红四军主力从福建打回赣南，毛开始统一领导闽赣两省红军。李韶九时来运转，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政委；6月，由红4、6、12军组成第1军团，任军团前委秘书长；8 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训处长，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了富田事变。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0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李被留在江西苏区。
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陈为什么，陈答曰：他害死我老婆。
不管两种说法，哪个真哪个假，但他死时才31岁却没争议。
刘敌大概可以算男3号了。他死时还到不了30岁，而且还是被他抓住又放了的李韶九处死的，我不知道这位年轻红军团政委临死前心里都想了些什么，但我敢肯定，只要不割断他的喉咙，他肯定会高呼：“共产党万岁！”就和我们年轻时喊“毛主席万岁”一样。
从过程看，红20军将士被集体处决，是“富田事变”的结束，却是中共全面展开“肃反”的开始。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中共“肃反”（后毛称“肃反扩大化”）的“始作俑者”，那么是谁扑灭了“肃反扩大化”之火呢？是周恩来！
诚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认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后，用政治家的思维概括的那样：“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否过于迷信周恩来了。我知道近年网上有不少非议周的贴子，为此我反复研读了各种观点和各种来源的有关史料，发现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信息，再经过一些情绪化的修饰，催生了一些可以假乱真的所谓史实。可以说现在网上关于周负面的信息，多半都是以讹传讹的东西。我的文革研究，何以离題如此之远，都扯到文革发生前30多年了？因为这牵涉到了毛周关系，而且我以为只有从根儿上弄清这两人的关系，才能读懂文革中的周恩来，否则还会迷茫在假象中。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制止的这场党内残杀的呢？
他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闽西发现的问題，并当即通过中央，下令停止了这场血腥的残杀。
闽西发生的事情更荒唐，而且也有过与“富田事变”一样的兵变，甚至还逼反了一个在历史上，很有些名气的大将军！
内战与分裂（二十三）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从已披露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确认，“肃反扩大化”是周恩来制止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先知先觉，相反，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党祸”，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周是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政治局三常委的中共领导核心，周为实际负责人。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周在改选了中央政治局中，与向忠发、张国焘仍为最高权力核心。虽然，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工作还是周恩来为主。（此即中共七大后，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亦即说，接七大后，中共官方定义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到所谓“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期间，周均为中共核心决策者。因此，从组织原则上讲，周对这一时期中共的所有成败均难脱领导责任。
实际上，上海中央，或曰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与毛并无原则分歧，都肯定肃反的必要性。比如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两次指示，据考证，均出自周之手。
周恩来的责任主要原因是脱离实际。在他到苏区之前，决策完全靠听取汇报（说到这里那位消失了的段同志，恐怕也该为红 20军将士的悲惨命运担一些责任），而第一个最可能客观反映事实真相的人，就是易尔士。但易并不清楚李韶九们乱抓乱杀的情节，只知兵变是实，兵变者反毛也是实。所以周以中央名义下发的第一封信中，才说：“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并决定派任弼时等下去处理。但在总前委，也就是毛泽东的正式报告之后，周恩来才将事变定为“反革命行动”。但他在逐步了肃反的真相后，开始调整肃反政策。1931年8月30日，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
尽管，周恩来还并沒触及到事情的根本，但已足以令毛泽东记他一辈子了。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影响很大，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批评“富农路线”的指示，开始了对毛的不点名批评，把毛扣在李文林头上的这顶帽子，扣在了毛自己头上。以至于导致毛彻底丧失了苏区“列宁”的地位与权力。所以，毛在10年以后的延安整风期间，将这封信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有意思的是正像周当年始终没公开点他的名一样，毛批这封信的，也略去周的名字。但也正因没点名，这封信到文革结束以后，还被官方媒体当王明路线批判。
周恩来决心扑灭“肃反”野火，是他在1931年12月中从闽西进入到赣南的途中，具体了解肃反惨祸之后作出的。也就是说这回他不是听人汇报，而是身临其境，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才有了比较接近事实根本的认识，而作出的相对正确的决策。
此时闽西在中央下派的邓发领导下，正在轰轰烈烈的抓人、打人、杀人，名曰“肃社民党”。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邓到闽西后，即和当地的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邓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闽西苏区工作。虽从隶属关系上，邓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项英未曾过问闽西工作。
邓发与项英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的高级领导人（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題决议中，还把专门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做为王明路线的一条罪状，对象.就是指项邓）。邓发当时才刚25岁，比文革时的剻大富、韩爱晶也大不了两岁，自持无产阶级出身，少年得志，加上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气质，使他对农村盛行的打情骂俏以为“流氓作风”很看不惯，一次他在苏维埃文化部，看到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凭直觉认为，闽西党政机关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
就在邓发寻找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向谁的当儿，不到整肃理由，闽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向他报告，红12军有人公开喊“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反动口号。于是邓发便立刻开始了火烧“社民党”。
所谓反动口号事件，说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那是在12军举行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军政部主任李任予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讲完后，按惯例喊口号，100团青年干事吴拙哉，按报告里讲的，领喊了那几个口号。本来喊什么口号，对这些不识字，沒读过书，恐怕连自己名字全写不全的，十七八、二十浪当岁的穿上军装的农民子弟来讲，不过谐音而已，莫说那两个“伟大”的外国人，连他们跟着喊万岁的“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为何物都弄不懂。然而，这个傻子似的跟着哄，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还引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战士们啥都不懂，可100团的保卫干事却刚听过关于“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要各级党组织“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说的更明白：“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出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于是他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吓了一跳，马上要对方：“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保卫干事依旧坚持原则：“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政委不当回事，保卫干事真接去找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师范学校毕业的林一株，刚上任不久，听完汇报，立刻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邓发之冷血，至今还令闽西人为之悚然。其肃反方法与江西中央苏区一样，全凭肉刑和逼供，处理手段就是处决。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17人开始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24岁。在被害者中最小的只有十六岁。在公审处决大林梅汀等人的大会上，林一株明确宣布惩处“社党分子”的三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其依据是，“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反映了当年中共肃反运动的一个共性，即在所有清洗运动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邓发林一株企图迫使这些老闽西在酷刑下，招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卢肇西、曾牧春至死也沒屈服。但邓林仍然在3月6日，发出了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古蛟区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的第23号通告，并于此为调集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
但“闽西王”傅柏翠，却不像红20军那么“忠于信仰”，立刻针锋相对地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组成3000多人枪，严阵以待，士气高涨。林一株带的部队却畏敌如虎，人心涣散，双方对峙了10余天，林一株只好下令退兵。这一仗虽没打起来，中共却从此失去了一员文武双全的大将。
傅柏翠却从此“独立”了18年，演义了中国现代史上真正的神话。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傅柏翠是何方神圣？他又演义什么样的神话呢？
百家言（1）
自序
今天是《百家言》第一期，我就拿博友王舒先生的问题：“很欣赏你写的《文革研究》，不知道是一边写一边贴出，还是已经全部成稿？关注~”来开始罢。
我开博写文革，是我一个30年的梦。对那段历史的刻骨铭心，使我决意用文字描绘出一幅那个年代的“清明上河图”。那时，我还年轻，政治上很不成熟，不可能有从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素质，但我欲罢不能，所以决定用文字形式来画这段历史。从1975年起，我以自己的身世、经历为主线，从18岁初恋开始，到1976年“.四五运动”止，把我亲身经历与文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用文学形式，揉和在一起，历时11年，各阶层人物200多个，写成了一部从个人命运透视文革的小说。当时，“伤痕文学”已是明日黄花，我那时才30出头，耐不住寂寞，急于出版。最初找到老鬼书的责编，但他已不在工人出版，复我一信，介绍我找了另一个编辑，我嫌他与我年龄、经历、感知相距太大，沒有再谈下去。其时，应景文学、侠怪作品已露峰芒，一个认识的出版人士，建议我往通俗故事上转，我便放弃了。后来，河南一出版社曾准备出版，但那位热心的责编建议我“少些政治，多些爱情”，因不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而作罢。以后又联系过几家出版社和文学期刊，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果。其中记忆较深的是《十月》的回函，让我知官方对以文革为素材的作品，有政治限制。另一个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位年轻女编辑十分热心，已将我的东西提交了编委会讨论，但因篇幅太大，决定让作者自费出版，被我拒绝。不过这位女编辑在对原稿提的诸多修改意见中，有一条却被我完全接受，那就是变第二人称为第一人称，为叙事方便，我采用了男女主角各自成章的“我”的文体，通过两个出身、经历完全不同的两个年轻人的心灵感受，道出了那场大革命在文化上对他们的毒化、扭曲与檀变的过程。这已是第九稿，不过我已不那么浮躁，再沒与出版商联系，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且在一年出500部长篇小说的浮华年代，我不想让我用青春与生命写出的东西，被煙沒在文学垃圾之中，我绝不当文丐。
书名我改了多次，从《人啊，我爱你》、《社会人》、《黑白人生》到《迷惘》，最后定名为《太阳儿女》。
我所以从这儿讲起，是因为我自文革后，就心远离政治，只做学问不做官。但7月中，一封意外的来信，改变了我。信是一位叫汤颜如的杭州人来的，他怕我忘了他，随信附来一张当年的老相片（就是本博相册里那张六个年轻人的老照片）。42年了，从无任何音讯，但我很快想起了他，原来是我文革初，组建“洪流战斗队”的老朋友！原来他找了我20多年了，老身份证查到了，但沒有联系地址，这次他通过公安网找到了我，按地址给我发了封快递。我真激动极了，立刻拨通电话，第三天，他就从上海到了北京。42年，42年啊！
当年才18岁，重逢时已年过花甲。哦，若不是我亲身经历，谁和我讲这事，我都不会相信是真的。为了记下这梦般的故事，我给北京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用新闻形式记录下了这次42年后的兄弟重唔。汤颜如的到来，使我又年轻了，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青春岁月。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正司令、副司令）的浪漫中，特别令我“气愤”地是，42年来一直比我小两个月的他，在喊了半天我爱人“嫂子”之后，借着酒劲儿，突然用身分证证实，原来我比他小两个月，于是“嫂子”马上变成了“弟妹”，弄得我半天沒缓过神儿来。我们的话題当然都是18岁，18岁，那是多美好的年龄呀。谈起往事，他终于问起1967 年，我为什么和他长谈一夜，让他认识了我以后，却突然不辞而别的在他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我回想起那个敞开心扉的不眠之夜，我能回答的只有：“我不想连累你们”。我沒有告诉他为什么，只能用“两派都在抓我”来说词。其实，我真正不辞而别的原因是，我对这场大革命失去了信念，而这在当时，莫说让别人知道了，就是我自己也有种犯罪的恐惧。我是想逃避，那怕去做强盗、浪迹天漄，也不愿在自己骄傲过的地方和人面前丢人现眼。奇怪吗？我们那代人心的历程，是别人很难理解的，但我们又都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理不断，剪还乱”思绪万千，难道我们当年的付出和牺牲，就这么随岁月白白流逝了吗？不，我还不老，血还是热的，于是送走了老友后，便萌生了文革研究的念头，并立刻付诸行动。
亦即说，在此之前我从没写过这类文章，确实是“一边写一边贴出”，但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是如何构思而已，否则每天几千字，我身体也吃不消。
起初，我只是想用事实，回击网上为文革翻案的势头。没想到一出手便受到众多博友欢迎，我从博友留言中，看到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求知欲何等强烈，也从中悟到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才有了对历史的反叛，所以感到了一种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一个退休之人，有生之年还能为青年人做点有益的事，同时还能圆我年轻时的梦，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乎。
开博以来，只有一天空白。人吗，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好。尤其是面对那些热心博友，我沒理由不用心去努力。
拉拉撒撒，权且算是序罢。
与博友切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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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友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其实我们现在的政策其实就是中国解放之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制定的基本路线。只是受到毛泽东的反对，以及他本人的统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维护他本人的权利最高化，他错误的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绝对的个人崇拜，来强化他的至高无上，是十足的封建帝王翻版。我想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们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那是没有感情，没有亲情，没有伦理，没有真理的年代，是处处血泪，处处死亡，处处背叛，处处恐惧。。。。。邓小平的胜利在本质上宣告了毛泽东及他的理论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人类历史必须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离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距离还很远很远，但是民主的步伐已经向我们慢慢走来，一个民主的人民中国定会来到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
股海浪人：毛泽东在上世纪中叶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封建帝王党争的翻版，只是披了一件所谓民主的狼皮而已。现在我们欣慰的是那个毛岸英早已不再人世啦，如果在的话，中国现在还不如北朝鲜，那样的话，饿死的就不是几千万人的问题啦，太可怕啦，那个惨无人道的黑暗社会，有多少人被整死、被饿死。
今天我们有了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社会的腐败每天都在侵蚀着这个社会的财富，这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的改良已经不能拯救腐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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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关键词是“封建帝王党争的翻版，只是披了一件所谓民主的狼皮而已”（可谓一针见血）与“这是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的改良已经不能拯救腐败的中国”。（定义不错。问題在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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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海情怀：国之大事非我辈所能弄明白的，探讨之费力费心。但是我知道，没有文革我不会有今天。文革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毕竟被不断证实了的历史事件。有生之年做学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减少精神压力，尽量轻松的生活，这就是我所需我所求。呵呵，胸怀壮志早已不在我这里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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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关键词是“没有文革我不会有今天”（人同此心，事实如此）“胸怀壮志早已不在我这里存在了”（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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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寒潭： 文化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文化,一条是革命,突出的特点是大,突出文化和革命两条根子可能更好,比如水浒传和文革就很值得研究
文革集古今权术斗争的大成,而权术斗争的起源应是哲学观念的分歧,真的要研究,历史是要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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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研讨方式，关键词是“一条是文化,一条是革命”（精僻。不解开文化这个结子，便还原不了那个革命的本来面目。毛谈水浒是有感而发，他为什么批江青的解读“放屁，文不对題”？因为江青完全沒读懂她老公。对此，本博将专文祥解），“历史是要重写的.”（会有这一天的。但不是重写，而是去伪存真，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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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太玄： 文革10年的这段历史，我只是见到了一个闭幕式，但也算见识过了。80年代初盛行的伤痕文学也充分的控诉了这个时代，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为至少要100年以后或许可以，50年太短了！
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遭受汉武帝宫刑之后，还能处于历史公正的位置审视历史，真正的历史学家往往会忘记自身的身份和立场，惟有如此才能立于公正，终于事实。
文革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当是一种宿命，之所以说是宿命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发生不是偶然于哪个时代发生了，而是说，早在这个新国家建立伊始，就决定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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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讨。关键词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为至少要100年以后或许可以，50年太短了！”（有一定道理，或许真理在你一边。但我不尽赞成，这是儒生“明哲保身”自辩之说。当代人研史，可能史评受制现实，所以有误，比如司马迁的汉武帝评，未必准确。但其用李陵之类的史实，告诉了历史真实，却是后人写不出来的。准确地讲，史实当代人较接近事实，史论则未必，比如中国教材书里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文革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当是一种宿命”（若具体为，是中共的宿命，则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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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国： 能选择这个题目，不仅仅需要胆量，当然现在的政治环境比文革好得多，不至于像张志新。但也需要胆量。再就是学识，无知的人除了谩骂就是牢骚怨恨。看了你的一两篇，总的来说，非常赞赏，欣赏你的态度。
不知博主中的一些秘闻出自何处，是否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是否有一些人与人为私怨争斗的推理“定式”，毛与邓的功过并非简单的几几开的问题，有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有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问题，有国家民族尊严的问题，有核心竞争实力的问题。毛邓晚年都犯了都很大的错误，一个把中国引向极左的“天堂”（对一无所有的穷人而言），一个把中国引向极右的“地狱”（对国家环境及资源财富的严重破坏流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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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键词是：“一些秘闻出自何处”（实无秘闻。所用史实均为各种媒体已公开披露，即公共资源）“是否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写文章不可能沒个人感情。人不是机器，沒感情也就不会写文章。史实不可改变，史论则依个人情感，或曰立场而定。）“毛与邓的功过”（论不能代史。只是一家之言。但对您的左右论点，我以为思维方式不对。首先，据实不对，毛把穷人引向极左天堂，于史不符，不能成立。邓把中国引向极右的地狱，亦无实可据。“环境及资源财富的严重破坏流失”是事实，但非自邓小平始。一个简单例子可说明问題：邓改革之前，中国是以砍树为主，之后则是以种树为主。至于左右，其出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以对立的两派（雅各宾党与吉伦特党）在国会所坐的位置而定的，本无其它函义。后因吉政策保守，雅政策激进，后人才赋于它了政治倾向之义。但亦并非好坏标准，到苏俄革命以后，列宁自称左派，把反对他的多数派称为右派，到中国便约定成俗的用于政治派别斗争。其实按中国文化看，稳健务实与激进浪漫，更能表达左右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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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中国人： 在描述史实时最好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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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乃网络日记，不需太拘文牍。加注会影响文章结抅。难道您沒这种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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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寒潭： 我到建议您这样,不必太直接评论人,只是就事论事的好,比如给毛主席五五开,这种观点最好让读者从文章里判断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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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以后会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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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 老先生写的好！我也读过一点文革的历史，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还有待研究吧。“毛时代毛拍板说了算，现在我拍板说了算”邓的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的政治体制至今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也看不出他会有很大的改变，任何一个独裁政府，他都不会自己改变独裁，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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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到这一层，说明你比我和你这么大时，聪明多了。关键词是：“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问題是你理解的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我们汉语里的“为民做主”或“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意思，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创立的一种政治体制。它的对立面是封建家族体制，它的基本原则是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换句话讲，就是取消封建等级政治。但人类社会不能沒有权力，而权力永远不能由大众执掌，为了社会公平，取消贵族特权，使权力为大多数人服务，创造出了议会、选举，社会契约等等，产生与制约权力者的一套办法，用法权取,代了特权，这就是西语中民主的函义。与你所理解的文革式的大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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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儿VS诺儿： 老先生也是打五笔的吧？呵呵。有些字您可能不记得编码了。贬mtp 瓮wcg 饮鸩止渴qphi 贿mde 我很敬重先生的思想见地及文采，希望我的吹毛求疵能让先生的文章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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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立即改正。关键词是：“老先生也是打五笔的吧？”（渐愧。我连五笔也不会打，是用手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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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魚論史山房： 不过，我们也完全不必在乎任何“左”派，毕竟掌权的是邓公一手提拔，胡公生前看重的接班人。未来的习、李更不待言。习的父亲仲勋，党内耿介之士，这些人掌权，文革翻案，等于痴人说梦！
还有，极左派99%地位低贱、水平低洼、脱离实际、目光浅薄，本质上，是一群很可怜的野狗。呵呵
回复
何必学他们这么粗俗呢。关键词是：“这些人掌权，文革翻案，等于痴人说梦！”（是客观事实。但胡习之后呢？还靠他们提拔的人？那与皇帝传子又有多大区别？台湾蒋经国提拨了个他信的过的人，结果又怎么样？关键在体制。而民众素质如何，又是体制完善之基础。摈弃三千年“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中国现代化一项最重要任务，也是最基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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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金融应急控制体系： 文革既然能发生就说明有产生的社会基础,对文革的评价由于利益关系或政治局限性,往往都带有情绪化功利化的倾向,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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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关键词是：“文革既然能发生就说明有产生的社会基础”（存在即合理，以前那种文革偶发论，掩盖了十七年中错误造成的矛盾，解释不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对此本博已用了大量史实予以澄清。问題是，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权力者抅造的所谓“路线斗争”。一个是广大民众对此前结下的恩怨的斗争。换句话讲：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混沌无序的民众的文革。比如四川人打李井泉，泄得是李在大跃进暴政饿死了多少人之愤，并不知什么路线不路线。很多具体单位的“革命”其实都是以往积下的怨，运动初，多以男女关系开路，很少有人关心中央有沒有“修正主义”。至于毛打刘少奇，别说当年，就是到了40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个人真能明白？）
后记：眼睛有些酸，就到这里吧。下周末，将出《百家言（2）》，博友如有想法，可参照上面模式留言。问題，最好附有个人见解。不同观点，不怕尖锐，但勿吐粗口。欢迎参予研讨。
内战与分裂（二十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傅伯翠被逼反后，在“肃社民党”恐怖中，傅伯翠盘据的古蛟区成了红军将士和党员干部逃避“肃社民党”造成“红色恐怖”捕杀的避难所。
傅柏翠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时，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7年回国后在上杭当律师，查出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 5万余元，领导民众将其扳倒。1926年北伐军打到闽西后，担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了国民党通辑。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介绍，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与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年3月，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邀傅来“见面一叙”。傅柏翠与朱毛一见如故。朱毛将傅部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任司令员。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攻克龙岩。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12月，傅以红四军前委委员身分，在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傅柏翠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张鼎承、郭滴人），不仅有常人难比的雄厚革命资本，和深厚的群众基，而且还深为朱毛青徕。从那方面讲都是中共的宝贝，既便从统战角度讲，也不应把他列人清除对象。邓发未到闽西前，傳因在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以张鼎承为首的党组织批评。后又因拒绝出席党的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批评为“第三党观点”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就是说，傳确有错误，至少与当时中共的政策有相反做法。但张鼎承等考虑到傳的特殊身份与作用，批评处分的同时，把握了分寸，实际上把傳当做争取团结的统战对象，采取了姑息态度。
但邓发却不认为对傅的错误可以迁就，2月宣布开除傅的党籍， 3月6日，宣布傅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并派兵围剿，逼使傅不得不拥兵反抗。
邓发出兵攻打傳柏翠，使我想起了蒯大富30多年后，围剿分裂出去的“四、四派”的那场校园内战，时年蒯“总司令”23岁，比邓发当年只小两岁。所不同的是蒯的对手，与他一样也是20来岁的毛头小子，但邓发面对的傅柏翠已30多岁，而且其斗争经历与群众威望，都是他这个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不可企及的。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奇怪现象，邓发围剿傅柏翠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傅柏翠的古蛟区成了苏区干部战士，逃避邓发“红色恐怖”大屠杀的“避难所”，可见其政治上是如何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做为与闽西毫无渊源，所以也无恩怨的邓发本当有所反思，但年轻气盛，自以为多“无产阶级”的邓发，依然“原则”不变，对沒有“叛逃”投奔傅柏翠的忠于信仰的党员干部，依旧毫不手软。逼得红军将士，愤而反抗。5月27日，爆发了除时间短、规模小一些外，过程与“富田事变”如出一辙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是闽西杭武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为救被抓捕的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多被控“社党分子”的战友，5月27日，率众扣押了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带回释放。
邓发得知消息，立即定为“反革命暴动性质”，随即抽调新红十二军镇压，5月29日，除少数人逃走，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同日，邓发以闽粤赣省委名义作出决议：“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杀害。
邓发的镇压虽极为严厉，但反抗还时有发生。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据后来，官方披露，闽西“肃社民党”一案，共杀害干部战士六千多人。党员人数从8000减少为5000人。也就是说被杀害人中党员占了将近一半。
周恩来是在从上海赴苏区途中，目睹闽西肃反惨祸后，毅然改变了他之前对苏区肃反“支持加纠偏”原则立场，1931年12月18日，致信中央，要求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肃反。他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表示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1932年1月 7日，周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1月21日，上海中央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指示信，责令邓发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1月25日，周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虽只给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但却是对毛泽东高调肃反的一记杀手锏（不知为什么，周始终对毛小心翼翼），但周主持的所有会议和文件，都未直接批评过毛，对曾山、陈正人等直接责任人也没有触及。对“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的周兴，亦因他是毛的老部下，也只给其“留党察看”处分。但对闽西问題却非常决断，2月29日，再次致信批评闽粤赣省委“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派任弼时前往长汀指导在3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总之，由于周恩来少有的果断，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在1932年3月基本停止。
这里的关键词是：“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和“基本停止”。亦即说“中央苏区”之外，不在此列。而且并非彻低，只是 “基本”而已。所以如此，盖源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所迫，周从大局考量，尽量不去触及在苏区功与过都十分突出的毛泽东，必须纠正时也是将苏区中央局、闽西省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放在一起进行批评。但为控制局面，周调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派自己熟知信任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充实到政治保卫局工作，李克农、李一氓先后都担任过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从组织上结束了乱捕滥杀的发生。显而易见，周恩来肃反决心不可谓不大，组织措施也不可谓不有力，但其要纠的是“扩大化”之偏，而非“肃反”本身。亦即说，仍认为“AB团”和“社民党”存在是事实，只是毛泽东、邓发处理问題时，沒有把握分寸。所以，在周结束了混乱状况后，改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依法”承担肃反事务，保卫局还是在1932年5月30日处决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一批“AB团首犯”，以后又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6月以后，受苏联“肃托”影响，还发生过“工农剧社”案件，负责处理此案的邓颖超判定：工农剧社偷运托洛茨基的 “私货”，还指控张爱萍与危拱之、王观澜接近是“对托洛斯基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12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党籍，给左权、张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由此可见，周恩来虽沒纠正弥漫在党内的左倾，但成功的将抓、捕、审、判权收了上来，有了一定的司法程序。从“工农剧社案”可以看出，倘若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在此之前，肯定必死无疑。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虽不彻底，但已功德无量，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会命丧黄泉。
然而，做为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第一责任人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将党内依然浓厚的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引导到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而他则不但沒责任，还是受害者。并利用编撰“党书”《六大以来》用两条路线斗争的伎俩，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成了纠偏的大善人。因为毛已掌握了党和军队权力，知情人或三缄其口，或为虎作伥，最后“肃反扩大化”反而成了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的大棒。
现在还是再说说傅柏翠。反了以后，傳到了福州，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的“福建事变”中，傅曾帮助共产党。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傅和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红军领导人达成了和平协议，红军游击队不到古蛟活动，古蛟地区也不对红军禁运物资，国民党进攻时，傅部参加时“枪口抬高”朝天放空枪。傳的地盘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这种状态直至1949年5月，他率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时，才告结束。
傅柏翠所以能在国共双方之间，太太平平搞了一个小“独立王国”，固然原因很多，但民心还是第一位的。比如，傅柏翠是古蛟最大的地主，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和年近古稀的父亲一起赤脚下田耕作。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地主都无偿地把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立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解除了农民的高利贷的盘剥之苦；发动群众集资入股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同时开通了蛟洋、郭车、西山下等5个墟场，活跃商品经济，解决民生物资供应问题。农民负担低，只要交“田产的5％～8％作为公共费用，借以拨付自治、教育、自卫及其他建设之经费。傅柏翠和干部没有工资，躬耕自养。
这样的独立王国，不就是人们心中的天堂吗？再加上，傅与国共两党的历史渊源，也乐见他保境安民，守一方净土。因此，才演义出了这个神奇。
邓发年过不惑时，在延安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勿庸置疑，邓发，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与远离苏区的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令有着相当关系，其中，分管苏区和军事的周恩来更是脱不干系。但是，周与毛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周是“知错就改”，全不顾个人面子和威望（而也恰是因此，才成就了他中共第一完人的形象），毛则是明知错了，为了面子也要死撑到底（结果是越陷越深，一旦被人识破真相，反而颜面全无）。所以如此不同，关键在他们的的动机不同。毛在“肃反扩大化”中，不是从全党大局出发，而是他个人的“山头”着眼，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在对待李文林和“富田事变”上，有相当排除异己的成分。亦即项英所说的“无原则派别斗争”，所以他要改也难。而周之错全无个人私心，主要是脱离实际，此外对共产国际的盲从也有相当关系。
毫无疑问，这可以说是周毛第一次政治较量，尽管周从苏区的实际考虑，沒有对毛进行必要的斗争，但周的到来不仅剝夺了他苏区一统天下，一言九鼎的威权，同时也失去了中央局核心层地位，在毛无疑是一次完败。以毛强硬的性格能容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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