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帅恩怨（七）林彪这个人
我是在王老先生作古多年后，才悟出这句话的含义，其中“十足”为定语，用在林彪身上可解释为“真正”。也就是说，林并非后来变“坏”，而是本来就“坏”，那副左的吓人的面孔是假的，这副“反革命”的面孔才是真的。换句话讲，那些近乎肉麻的吹捧毛泽东的东西，其实全是假的，是伪装出来的。而这正是林在中国最招人恨的地方。《五七一工程纪要》才是林真实的一面，而这又多是人们心里想的，却不敢说出口的东西。
如是而已，很多文革不解之谜，便可迎刃而解。
首先，还是回到“纪要”本身。毛时代后，官方对此最接近真实的评价“《纪要》显然是站在极端反革命的立场，企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毛泽东，以建立法西斯专政。《纪要》中有些话是反对张春桥等人的，这反映了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纪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如干部受压，但这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
所以说它“最接近真实”，是官方终于承认“《纪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如干部受压”，以及承认“有些话是反对张春桥等人的”。也就说，承认了一些客观真实。但其论却与实有点不符，承认其“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却又说“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这也太离谱了吧。 “真实”就是客观存在，不是造谣诬蔑，怎么就还“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呢？
这是典型的以论代史，结论早定好了，林彪是个坏人，所以他说得什么，都不能说好。在这个前提下，无中生有地称其“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建立法西斯专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所以将“纪要”全文照录，就是让人们自己去用脑子想，去判断真伪。
难道：“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以建立法西斯专政”吗？
难道：“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不是当时中国社会事实，而是“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吗？
如果“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是“法西斯专政”，而“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就是被污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那么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就只有全盘否定，把中国再拉回到毛的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火红的年代”。
显而易见，这种“主題先行”定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必须推倒重来。
仔细研读文件原文，里面唯一可论罪的，只有一个推翻毛泽东（文中并没有谋杀毛的文字，相反还“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沒有全盘否定毛。对毛采用的是“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而所谓“谋杀”一说，从文件上看，是出自对“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的望文生义。因为文件只是个提纲，未写明对像，就扯到毛身上了。但从上下文看，其应是指张春桥等“局部爪牙”。），这就与崔杼“弑”庄公一样，阴谋政变未遂罪，是难脱干系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一万年也翻不了案。至于为什么政变，文件里虽然讲得清清楚楚，但没有成功（甚至未及实施），那些东西还都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属历史或政治与文化范畴，研究者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已于法无涉。
正如崔杼之“弑”不可变，但为什么要“弑庄公”？却可探讨研究，并做出不同评论一样，对林彪身居“王储”之尊，为什么还要“政变”？亦应弄个明白，才可定论。
其实，在史家笔下崔杼“弑庄公”只是个实，杀史官则是其罪。对这桩“弑”君案，其实也写得明明白白：“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翻成白话，大意是说：公元前548年夏，莒国太子到齐，结盟拒敌。崔杼请病假未上朝。庄公借机去崔家找崔妻时崔抒为躲避庄公，与其夫人从“自侧户出”。庄公不甘心，色胆包天地倚门唱了起来。崔家奴仆贾举带人杀过来，庄公这才连连求饶，贾举曾被庄公鞭辱，连庄公请求让他去祖庙自杀也不准，庄公爬墙逃跑时，被射中屁般，掉了下来，被众人杀死。）也就是说，史家除遵章称“弑”，对崔杼并沒恶诬。从先秦史料看，这崔杼是个文可比孔丘，武不让孙武，堪比管仲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齐相晏婴（晏子）称崔杼对齐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改进战车，冶铁制剑，建立铁骑军，建立战略大后方，发展农、牧商业。又是思想家，他提出：“爱民如子，爱丁如子。”提倡任人唯贤，能和不同政见的人合作。我就反对过他，庆封要杀我，他保了我。（崔若不杀史官，足以与孙管比肩。）
两千多年前，史家尚能如此客观地对待“弑君”之崔杼，今人为什么不能春秋（唯物辩证）地评判研究文革，评判林彪。况且，林彪还政变未遂，不像崔杼“弑庄公”已成事实，还杀了三个史官呢。
有博友担心犯政治之忌，我以为大可不必。现在官方不是已悄悄的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三字取消了吗？实际上，文革以后，中共这类“悄悄”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对“托派”的定性，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以及前面讲过的“富田事变”、“闽西肃社民党”案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平反。而且，对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战主力的史实，也有和以前不大相同的积极变化。在史学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历史作用及性质的重新评价，这无疑是对“古为今用”的毁灭性颠覆，预示了“以论代史”的伪史学的终结。总之，我认为恢复中国史学春秋传统的日子不远了。但如果我们不努力，伪史学并不会自动退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史研究正是一个最好突破口。
林彪先是作为发动这场“大革命”第二责任人，后又是背叛和否定这一“大革命”的第一责任人，并为历史留下了那个类似于政治宣言书的《571工程纪要》，自然是这个“突破口”上最坚固，同时也是必须被最先消除的“碉堡”。这就是我研究的思路。
前面，本博已经厘清了进入林彪研究的主要历史事实。可以认为《纪要》真实反映了林彪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也就是说，林除了对毛消灭刘少奇集团是鼎力配合外，在其它问題上不是对立，就是消极。而他在公开场合的那些疯话，或是按毛之授意（例如，政变经），或是讲给毛听的，可以不予考虑（西方文革学家之误，就在对中共高层的文章和讲话，太过依赖。不辩真伪，自然错讹百出。我相信中国文革学建立之日，也是西方文革学破产之时）。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林彪除1966年春，与毛泽东合谋调兵一案，配合默契，沒有意见冲突外，其它事情总是磨擦不断，而且似乎总是在与周恩来互相配合，比如在红卫兵纠察队、联动问題上，再比如在“军委八条”和“二月逆流”问題上，以至于在“国家主席”问題上，林与周都有默契与合作。唯一的例外是1966年末的中央工交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也是他最红的五年中，仅有的一次与周恩来相“冲突”，也就是那次冲突之后不久，周恩来讲出了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千古绝响！那么，林彪是怎么与周恩来冲突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元帅恩怨（八）林彪这个人
关于这次会议，最新的官方披露是这样说的：1966年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
这里沒有说到工业交通座谈会上的斗争，也沒有讲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争论，只笼统地讲林彪对会议的否定，突出他用“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否定了座谈会“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把造反之火烧向了工交企业。彰显林破坏生产建设之恶劣。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又为什么说是与周恩来冲突呢？
为还原历史，我摘录当年主持座谈会的谷牧副总理回忆，给予说明：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谷牧与余秋里是运动开始后，周报请中央出头主抓工交生产的负责人，一人分管十个部。）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会议的起源，是对中央文革挑战的回应。）
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周是座谈会的灵魂。）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 “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斗争焦点是鼓励还是阻止造反之火烧到工交企业。）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做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矛盾开始显现。陈引《报任少卿书》那段话，凸现其奴才心理，同时似也有警告或者暗示谷牧的意思。尤其那句“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已明确了这乃毛之旨意，可惜谷余二公无此悟性。）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做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求助于周，又一次佐证了周之灵魂作用。）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周求助于毛，毛虽表示了妥协，但并沒有矛盾焦点，工交系统是否可以搞群众组织和造反上表态，似又在“引蛇出洞”。）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矛盾爆发，实质是文革派与秩序派，亦即毛与周的斗争。）
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周已明白了斗争性质，没有据理抗争，但在关键问題上，毫不退让，一柱擎天，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避免矛盾升级。）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谷牧之“令人寻味”，也是历史留给后人们寻味。寻味一、林彪总结讲话，主要内容是：1．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认为工交座谈会“开得很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2．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升级，“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3．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还针对周恩来“势不可挡，因势利导”说：不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4．“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 林的发言，倾向明确，语言直白，显然是以仲裁者面目出现，也就是说，他是在代表毛进行最后仲裁，正如他那个“政变经”一样，不过是毛意志的传声筒而已。寻味二、众所周知，林平素连会议都不参加，主持会议更是罕见。到目前为止，林主持中共最高层会议，有据可考的只有两次，另一次是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 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的贺电》贺电通过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的肯定，宣布造反派夺权的合法性。此外会议还决定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与林素无渊源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为顾问。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有意为之，而非林之本意。寻味三、周恩来“很少说话”，是因为他已知内幕，甚至不排除林向他透露过毛的决定。林讲话中针对周恩来“势不可挡，因势利导”的修正，似可佐证这一推论。）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宜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最后，还得周出面收场。周虽不得不顺势后退，但避免了矛盾的白热化，还保住了他的基本力量。）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9日，把碰头会放在毛住处开，为得是借毛之力，达到软着陆目的。10日，对基本班底布置任务，以求乱中求稳，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范囲，这就是周恩来！）
这就是林彪与周恩来唯有的一次冲突之全过程。我想，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品出个中三味。问題是，用什么来佐证真味假味。
元帅恩怨（九）林彪这个人
三味中，一味是冲突内容，三味是周恩来对冲突的态度。只有二味才能解释冲突的来源和实质。上文已讲过，林彪五年“副统帅”生涯里，只主持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而两次都是关系到文革升级的重大决策：一次是把工人引进“造反”大潮；一次是号召全面夺权。这显然不是林所能决定的，从中共惯例看，以往凡属重大政策变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只有这两次例外。这种例外，之前无先例，以后也沒有过。就是在毛病得爬不起来时，都是通过所谓“联络员”来控制大局。那么，这种例外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特别信任。二、别有用心。
第一种解释，基本可以否定。毛对林只是利用，并不完全信任，这不仅有历史知情人陈伯达佐证（陈说毛选林彪当接班人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能活过他自己。他把林彪作为自己权力交给别人的一个过渡，他选择了林彪。当他真正后悔的时候，已经晚了。”），而且，有心人也能从当时公映的记录片中，在天安门上，每逢林讲话，毛总要不放心似地探头看林手中的稿子。相反，周讲话时，毛从无这类动作。更具说服力的则是，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人选，不仅有与林素无渊源的四方面军统帅徐向前，还把江青安插了进去。而且这又恰恰发生在“大闹京西宾馆”，林因肖华事，与江青吵翻之后不久，素以揣测毛之用心伎俩为生的林不可能沒仔细掂量过其中文章。亦即说林也知毛对自己并不十分放心，更谈不上信任，只是需要和利用而已。
第二种解释，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前”，便是上面讲到的“大闹京西宾馆”之后，林的态度。“后”则是指1967年1月1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通过的“军委八条”。这两个史实都证实了，林的政治态度，与他在两次主持的会上的讲话与表态截然相反。可以说，那都是无奈的违心之言。
史家最忌推测，又从来少不了推测。推测可能扭曲史实，也能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把被粉饰或扭曲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关键的问題是，要以实佐证。而不是用观点来佐证。
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资料来证实，毛是在利用林。但事实又确凿无误地证实了这种推测。首先这两个重大政策变化，非林权力所能及，是毛“委托”林代他宣布的，这一点恐怕没人会有异议。第二这两个政策变化，都是很敏感、很得罪人的。头一个，周恩来肯定不高兴。第二个，会得罪广大的地方干部。这两点恐怕也不会有太大争议。那么，出头宣布这两个决策必然会遭人很，这是唯一的合理解释。也就是说，这是个唱黑脸的差事。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后官方与史家总是据此，把林批为祸乱之首，历史罪人，便是明证。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这次周林冲突的真相就大白天下了。从积极方面讲，毛利用林唱黑脸，是留有余地，事实上，毛在与周面对面时，确实也在枝节上有所妥协，扮演了个白脸的好人角色，为历史留下一个与林表态，不完全相同的印象。从实质上讲，则是毛在迫使林表态，站在他的激进政策一边。因为此时，社会上不仅有反周，也有反林的声音，可以说是对林的一次政治考验。此外，毛知林与周有“师生之谊”，让林代他出面，一则避免了他与周公开冲突，二则也疏离了周林关系。一石三鸟，如是而已。
然而，所有事实都证明了，周林对这次“冲突”都有心理准备，而且种种迹象还证明了，两人似乎正是从此之后，反而变得更默契了。林与徐向前、叶剑英等拟定的“军委八条”显然与工交座谈会后，林主持通过的《工业十条》精神相悖，周虽未公开参予，但它体现了周“军队不能乱” 的一贯思想，可以说是林对他不久前才宣布过的过激政策的反击（对此，周起了什么作用，暂无史料披露，不过从周当时的角色来看，没有他的支持，此件很难通过。），这次“火力侦察”之后，便是被毛定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这次林在幕后，周在前台，并主持指挥了这次“短促突击”。周虽未披挂上阵，1 但据参会者之一的谷牧回忆所言：“‘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会后，周恩来更是旗帜鲜明地向“三老四帅”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 显见其立场和导向了。
那么，又凭什么说林是幕后支持者呢？
就凭谭震林第二天写给林彪的信。有人会以为笑话，因为传统说法都讲，林将这封信转交给毛，出卖了谭。怎么又成了反证呢？
对文革，尤其是对林这样的“两面派”必须学会逆向思维，我的根据是谭信本身。谭的信是这样写的：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也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而林彪在潭信上批示是这样写的：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七日
以往的史论及民间演义，都一致把这当成林促使毛做出“二月逆流”定性的罪行。但既使最离谱的演义也只是说：毛看完信后，生气地将信扔在桌上，站起身，再一次在屋内镀起步来。
张春桥见此，不失时机地又烧了一把火，向毛泽东说道：“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不满，反对延安整风运动……”“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终于发火了。（毛泽东之火，明明白白源于延要整风）。
另外，迄今为止，所有的材料，均突出谭信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未及全信之主旨，运动已过火的连谭这样忠诚于毛的老家伙也要反了。其中还表达了老同志，对整周的不满。
而林深知这正是毛所忌惮的。
此外，林了解谭与毛非同一般的关系，不能不怀疑谭在这种时候给他写这样的信之动机与目的，既便不是受毛指使或者是投石问路？林当然不愿让谭把他当成毛的反叛者。也想到沒准谭也给毛写了同样内容的信，所以必须立刻转给毛。林才用了对谭“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样局外人的语句（后来有资料披露，谭确也同时给毛写了一封同样的信，足见使毛生气、踱步的并非谭信本身，而是林的批示与谭在向林靠拢这个事实）。那么后来，毛为什么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呢？
我是在王老先生作古多年后，才悟出这句话的含义，其中“十足”为定语，用在林彪身上可解释为“真正”。也就是说，林并非后来变“坏”，而是本来就“坏”，那副左的吓人的面孔是假的，这副“反革命”的面孔才是真的。换句话讲，那些近乎肉麻的吹捧毛泽东的东西，其实全是假的，是伪装出来的。而这正是林在中国最招人恨的地方。《五七一工程纪要》才是林真实的一面，而这又多是人们心里想的，却不敢说出口的东西。
如是而已，很多文革不解之谜，便可迎刃而解。
首先，还是回到“纪要”本身。毛时代后，官方对此最接近真实的评价“《纪要》显然是站在极端反革命的立场，企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毛泽东，以建立法西斯专政。《纪要》中有些话是反对张春桥等人的，这反映了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纪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如干部受压，但这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
所以说它“最接近真实”，是官方终于承认“《纪要》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如干部受压”，以及承认“有些话是反对张春桥等人的”。也就说，承认了一些客观真实。但其论却与实有点不符，承认其“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却又说“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这也太离谱了吧。 “真实”就是客观存在，不是造谣诬蔑，怎么就还“丝毫不能表明它的正确”呢？
这是典型的以论代史，结论早定好了，林彪是个坏人，所以他说得什么，都不能说好。在这个前提下，无中生有地称其“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建立法西斯专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所以将“纪要”全文照录，就是让人们自己去用脑子想，去判断真伪。
难道：“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以建立法西斯专政”吗？
难道：“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不是当时中国社会事实，而是“污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吗？
如果“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是“法西斯专政”，而“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就是被污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那么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就只有全盘否定，把中国再拉回到毛的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火红的年代”。
显而易见，这种“主題先行”定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必须推倒重来。
仔细研读文件原文，里面唯一可论罪的，只有一个推翻毛泽东（文中并没有谋杀毛的文字，相反还“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沒有全盘否定毛。对毛采用的是“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而所谓“谋杀”一说，从文件上看，是出自对“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的望文生义。因为文件只是个提纲，未写明对像，就扯到毛身上了。但从上下文看，其应是指张春桥等“局部爪牙”。），这就与崔杼“弑”庄公一样，阴谋政变未遂罪，是难脱干系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一万年也翻不了案。至于为什么政变，文件里虽然讲得清清楚楚，但没有成功（甚至未及实施），那些东西还都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属历史或政治与文化范畴，研究者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已于法无涉。
正如崔杼之“弑”不可变，但为什么要“弑庄公”？却可探讨研究，并做出不同评论一样，对林彪身居“王储”之尊，为什么还要“政变”？亦应弄个明白，才可定论。
其实，在史家笔下崔杼“弑庄公”只是个实，杀史官则是其罪。对这桩“弑”君案，其实也写得明明白白：“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戌，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翻成白话，大意是说：公元前548年夏，莒国太子到齐，结盟拒敌。崔杼请病假未上朝。庄公借机去崔家找崔妻时崔抒为躲避庄公，与其夫人从“自侧户出”。庄公不甘心，色胆包天地倚门唱了起来。崔家奴仆贾举带人杀过来，庄公这才连连求饶，贾举曾被庄公鞭辱，连庄公请求让他去祖庙自杀也不准，庄公爬墙逃跑时，被射中屁般，掉了下来，被众人杀死。）也就是说，史家除遵章称“弑”，对崔杼并沒恶诬。从先秦史料看，这崔杼是个文可比孔丘，武不让孙武，堪比管仲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齐相晏婴（晏子）称崔杼对齐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改进战车，冶铁制剑，建立铁骑军，建立战略大后方，发展农、牧商业。又是思想家，他提出：“爱民如子，爱丁如子。”提倡任人唯贤，能和不同政见的人合作。我就反对过他，庆封要杀我，他保了我。（崔若不杀史官，足以与孙管比肩。）
两千多年前，史家尚能如此客观地对待“弑君”之崔杼，今人为什么不能春秋（唯物辩证）地评判研究文革，评判林彪。况且，林彪还政变未遂，不像崔杼“弑庄公”已成事实，还杀了三个史官呢。
有博友担心犯政治之忌，我以为大可不必。现在官方不是已悄悄的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三字取消了吗？实际上，文革以后，中共这类“悄悄”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对“托派”的定性，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以及前面讲过的“富田事变”、“闽西肃社民党”案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平反。而且，对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战主力的史实，也有和以前不大相同的积极变化。在史学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历史作用及性质的重新评价，这无疑是对“古为今用”的毁灭性颠覆，预示了“以论代史”的伪史学的终结。总之，我认为恢复中国史学春秋传统的日子不远了。但如果我们不努力，伪史学并不会自动退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史研究正是一个最好突破口。
林彪先是作为发动这场“大革命”第二责任人，后又是背叛和否定这一“大革命”的第一责任人，并为历史留下了那个类似于政治宣言书的《571工程纪要》，自然是这个“突破口”上最坚固，同时也是必须被最先消除的“碉堡”。这就是我研究的思路。
前面，本博已经厘清了进入林彪研究的主要历史事实。可以认为《纪要》真实反映了林彪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也就是说，林除了对毛消灭刘少奇集团是鼎力配合外，在其它问題上不是对立，就是消极。而他在公开场合的那些疯话，或是按毛之授意（例如，政变经），或是讲给毛听的，可以不予考虑（西方文革学家之误，就在对中共高层的文章和讲话，太过依赖。不辩真伪，自然错讹百出。我相信中国文革学建立之日，也是西方文革学破产之时）。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林彪除1966年春，与毛泽东合谋调兵一案，配合默契，沒有意见冲突外，其它事情总是磨擦不断，而且似乎总是在与周恩来互相配合，比如在红卫兵纠察队、联动问題上，再比如在“军委八条”和“二月逆流”问題上，以至于在“国家主席”问題上，林与周都有默契与合作。唯一的例外是1966年末的中央工交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也是他最红的五年中，仅有的一次与周恩来相“冲突”，也就是那次冲突之后不久，周恩来讲出了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千古绝响！那么，林彪是怎么与周恩来冲突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元帅恩怨（八）林彪这个人
关于这次会议，最新的官方披露是这样说的：1966年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 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
这里沒有说到工业交通座谈会上的斗争，也沒有讲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争论，只笼统地讲林彪对会议的否定，突出他用“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否定了座谈会“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把造反之火烧向了工交企业。彰显林破坏生产建设之恶劣。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又为什么说是与周恩来冲突呢？
为还原历史，我摘录当年主持座谈会的谷牧副总理回忆，给予说明：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谷牧与余秋里是运动开始后，周报请中央出头主抓工交生产的负责人，一人分管十个部。）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会议的起源，是对中央文革挑战的回应。）
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周是座谈会的灵魂。）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 “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斗争焦点是鼓励还是阻止造反之火烧到工交企业。）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做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矛盾开始显现。陈引《报任少卿书》那段话，凸现其奴才心理，同时似也有警告或者暗示谷牧的意思。尤其那句“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已明确了这乃毛之旨意，可惜谷余二公无此悟性。）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做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求助于周，又一次佐证了周之灵魂作用。）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周求助于毛，毛虽表示了妥协，但并沒有矛盾焦点，工交系统是否可以搞群众组织和造反上表态，似又在“引蛇出洞”。）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矛盾爆发，实质是文革派与秩序派，亦即毛与周的斗争。）
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周已明白了斗争性质，没有据理抗争，但在关键问題上，毫不退让，一柱擎天，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避免矛盾升级。）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谷牧之“令人寻味”，也是历史留给后人们寻味。寻味一、林彪总结讲话，主要内容是：1．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认为工交座谈会“开得很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2．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升级，“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3．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还针对周恩来“势不可挡，因势利导”说：不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于每一个领域”，4．“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 林的发言，倾向明确，语言直白，显然是以仲裁者面目出现，也就是说，他是在代表毛进行最后仲裁，正如他那个“政变经”一样，不过是毛意志的传声筒而已。寻味二、众所周知，林平素连会议都不参加，主持会议更是罕见。到目前为止，林主持中共最高层会议，有据可考的只有两次，另一次是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 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的贺电》贺电通过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的肯定，宣布造反派夺权的合法性。此外会议还决定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与林素无渊源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为顾问。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有意为之，而非林之本意。寻味三、周恩来“很少说话”，是因为他已知内幕，甚至不排除林向他透露过毛的决定。林讲话中针对周恩来“势不可挡，因势利导”的修正，似可佐证这一推论。）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宜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最后，还得周出面收场。周虽不得不顺势后退，但避免了矛盾的白热化，还保住了他的基本力量。）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9日，把碰头会放在毛住处开，为得是借毛之力，达到软着陆目的。10日，对基本班底布置任务，以求乱中求稳，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范囲，这就是周恩来！）
这就是林彪与周恩来唯有的一次冲突之全过程。我想，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品出个中三味。问題是，用什么来佐证真味假味。
元帅恩怨（九）林彪这个人
三味中，一味是冲突内容，三味是周恩来对冲突的态度。只有二味才能解释冲突的来源和实质。上文已讲过，林彪五年“副统帅”生涯里，只主持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而两次都是关系到文革升级的重大决策：一次是把工人引进“造反”大潮；一次是号召全面夺权。这显然不是林所能决定的，从中共惯例看，以往凡属重大政策变动，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主持，只有这两次例外。这种例外，之前无先例，以后也沒有过。就是在毛病得爬不起来时，都是通过所谓“联络员”来控制大局。那么，这种例外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特别信任。二、别有用心。
第一种解释，基本可以否定。毛对林只是利用，并不完全信任，这不仅有历史知情人陈伯达佐证（陈说毛选林彪当接班人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能活过他自己。他把林彪作为自己权力交给别人的一个过渡，他选择了林彪。当他真正后悔的时候，已经晚了。”），而且，有心人也能从当时公映的记录片中，在天安门上，每逢林讲话，毛总要不放心似地探头看林手中的稿子。相反，周讲话时，毛从无这类动作。更具说服力的则是，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人选，不仅有与林素无渊源的四方面军统帅徐向前，还把江青安插了进去。而且这又恰恰发生在“大闹京西宾馆”，林因肖华事，与江青吵翻之后不久，素以揣测毛之用心伎俩为生的林不可能沒仔细掂量过其中文章。亦即说林也知毛对自己并不十分放心，更谈不上信任，只是需要和利用而已。
第二种解释，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前”，便是上面讲到的“大闹京西宾馆”之后，林的态度。“后”则是指1967年1月1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通过的“军委八条”。这两个史实都证实了，林的政治态度，与他在两次主持的会上的讲话与表态截然相反。可以说，那都是无奈的违心之言。
史家最忌推测，又从来少不了推测。推测可能扭曲史实，也能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把被粉饰或扭曲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关键的问題是，要以实佐证。而不是用观点来佐证。
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资料来证实，毛是在利用林。但事实又确凿无误地证实了这种推测。首先这两个重大政策变化，非林权力所能及，是毛“委托”林代他宣布的，这一点恐怕没人会有异议。第二这两个政策变化，都是很敏感、很得罪人的。头一个，周恩来肯定不高兴。第二个，会得罪广大的地方干部。这两点恐怕也不会有太大争议。那么，出头宣布这两个决策必然会遭人很，这是唯一的合理解释。也就是说，这是个唱黑脸的差事。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后官方与史家总是据此，把林批为祸乱之首，历史罪人，便是明证。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这次周林冲突的真相就大白天下了。从积极方面讲，毛利用林唱黑脸，是留有余地，事实上，毛在与周面对面时，确实也在枝节上有所妥协，扮演了个白脸的好人角色，为历史留下一个与林表态，不完全相同的印象。从实质上讲，则是毛在迫使林表态，站在他的激进政策一边。因为此时，社会上不仅有反周，也有反林的声音，可以说是对林的一次政治考验。此外，毛知林与周有“师生之谊”，让林代他出面，一则避免了他与周公开冲突，二则也疏离了周林关系。一石三鸟，如是而已。
然而，所有事实都证明了，周林对这次“冲突”都有心理准备，而且种种迹象还证明了，两人似乎正是从此之后，反而变得更默契了。林与徐向前、叶剑英等拟定的“军委八条”显然与工交座谈会后，林主持通过的《工业十条》精神相悖，周虽未公开参予，但它体现了周“军队不能乱” 的一贯思想，可以说是林对他不久前才宣布过的过激政策的反击（对此，周起了什么作用，暂无史料披露，不过从周当时的角色来看，没有他的支持，此件很难通过。），这次“火力侦察”之后，便是被毛定为“二月逆流”的“大闹怀仁堂”。这次林在幕后，周在前台，并主持指挥了这次“短促突击”。周虽未披挂上阵，1 但据参会者之一的谷牧回忆所言：“‘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会后，周恩来更是旗帜鲜明地向“三老四帅”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 显见其立场和导向了。
那么，又凭什么说林是幕后支持者呢？
就凭谭震林第二天写给林彪的信。有人会以为笑话，因为传统说法都讲，林将这封信转交给毛，出卖了谭。怎么又成了反证呢？
对文革，尤其是对林这样的“两面派”必须学会逆向思维，我的根据是谭信本身。谭的信是这样写的：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也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而林彪在潭信上批示是这样写的：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七日
以往的史论及民间演义，都一致把这当成林促使毛做出“二月逆流”定性的罪行。但既使最离谱的演义也只是说：毛看完信后，生气地将信扔在桌上，站起身，再一次在屋内镀起步来。
张春桥见此，不失时机地又烧了一把火，向毛泽东说道：“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不满，反对延安整风运动……”“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终于发火了。（毛泽东之火，明明白白源于延要整风）。
另外，迄今为止，所有的材料，均突出谭信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未及全信之主旨，运动已过火的连谭这样忠诚于毛的老家伙也要反了。其中还表达了老同志，对整周的不满。
而林深知这正是毛所忌惮的。
此外，林了解谭与毛非同一般的关系，不能不怀疑谭在这种时候给他写这样的信之动机与目的，既便不是受毛指使或者是投石问路？林当然不愿让谭把他当成毛的反叛者。也想到沒准谭也给毛写了同样内容的信，所以必须立刻转给毛。林才用了对谭“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样局外人的语句（后来有资料披露，谭确也同时给毛写了一封同样的信，足见使毛生气、踱步的并非谭信本身，而是林的批示与谭在向林靠拢这个事实）。那么后来，毛为什么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呢？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