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恩怨（二十四）林彪这个人

元帅恩怨（二十四）林彪这个人

王任重这个人在这桩公案里，可谓一个重量级人物。毛的那封信中的“西方的一个山洞”（别称滴水洞）即是这位地方大员，在中国到处饿死人，毛自罚“不吃红烧肉”的1960年，大兴土木在毛的湖南老家，为老人家修的一处高级别墅。前文讲到处，1966年春，毛在武汉谋划兵事时，王便是毛小圈子里的一个极受宠信的人，信是自称在“滴水洞”写的，说给随行的湖北第一书记看过，自然顺理成章。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1949年5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夏，任湖北省第一书记，1958年任华中协作区主任（湖南、湖北、河南三省），1960年秋，取消协作区，恢复中央局，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王任重为四名副组长之一，排名在江青之后，在张春桥之前；《五一六通知》即是根据王整理的毛泽东的讲话而成文；“7.16” 王陪同毛畅游长江；参与了修改《十六条》；毛给红卫兵的信，是通过王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966年8月，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6年10月，陶铸向毛建议，调王回中南休息养病。毛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不久，王离京到广州养病。 1966年11月18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关锋说：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1966年12月5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共 50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兵分两路，一路到广州揪王；一路到北京找陶。 12月25日，中南局和“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谈判，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与“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同机回湖北，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到机场将王接走。 12月30日，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对王问题表态：“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1967年1月1日，4日和17日，武汉1O万人集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王站在主席台长条水泥石桌上，头带高帽子，身穿军大衣，胸前挂着“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牌子。 1967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陈伯达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是中南问题的后台老板。 “打倒陶铸”标语立即贴遍京汉和全国。陶铸亦被揪出。后王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放出，到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被监管。不久恢复工作，任西北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任陕西省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陕北建设委员会主任。1979年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1月15日逝世。

亦即说，王任重自1978年出任省级首长，到次年调中央在副总理级干部，其间还出任过宣传主管，有的是时间说话，但其并没说过一句话。何也？如果全归之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似也不无道理，因为不管那封信何时写成，其毕竟对周恩来由乱到治起到过相当作用，而邓小平又与林不共戴天，王没必要，也没胆量对此说三道四。但我以为主要还在于王这个人的政治取向，他本人历史上一贯偏左，他治下的湖北是大跃进时的重灾区之一，1958 年，他撰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奇文，送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武大校长李达征求意见。李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 ‘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王只好把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他却并没有能理解李达“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忠告，反而以当时盛行的诡辩术，以为“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 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1960年，因经济困难，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李达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超过马克思”的真实指向：“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实在迂的可爱，60年了，也没弄明白，毛并不要马克思）。

王任重文革初深得毛之宠信，在中央虽无甚劣绩，但在湖北却是个十足的左棍。早在1966年4月初，他就秉承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旨意（至于陶又领谁之旨意，不说也罢），把李达定为批判重点。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派车接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到其住所，汇报搜集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让陆将她汇报的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当年各省市第一书记，几乎都似王一般，先拿个文化名人出来示众。新疆也是如此）。

4月25日，王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4月28日，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进驻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王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 “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加上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王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经同意批判李达了。接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校党委书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6月28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武汉（煽风点火，实源于老人家也）。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当日《湖北日报》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汉游长江。毛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王为自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8月22日早上，已奄奄一息李达，才被送进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8月24日，李便含冤死去。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陶铸其人之“文革罪”实源于此）。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受到了群众组织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可谓一报还一报，既使在文革中，民心还是向善的。某其时恰在武汉，目睹了反王怒潮，深为武汉民心所震撼，并从此关注湖北，以为似此彪捍民风，发主“720”那样的“暴乱”实属必然。须知，武汉乃推翻帝制首义之地）。

1985年，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称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或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罢，据传，王在其生命尽头时，终于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李达就不用再说了；他对不住张体学，是指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对批张体学的“斗争”罢。张是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的第二书记兼省长。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如王（毛称王为华北笫一笔杆。但其所谓“理论水平”乃何物，可看其文集便知，无非述而不作吹牛拍马，与李达相比，至多是泰山脚下一杯土。在我看来，中国的事坏就坏在这批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专着圣上脸色行事的所谓理论家们。其典型代表就是王及康生、张春桥们），但却是一位颇得民心的好省长（反右倾，王整张；文革时，张还保王。可见人性之优劣了）。
扯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纵观王任重一生，从来是宁左勿右，这样的人，恐怕是不会讲什么实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