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一一三）两条路线

全面内战（一一三）两条路线

王明崛起真正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复杂是因为王明一伙在中共突然崛起有莫斯科改造中共的政治决议，1930年12月3日，国际明令远东局:“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 18日，国际又指示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有中共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因素，而直接原因则是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意图的误解，这其中有向忠发意气用事的因素，是他在被批评分权后，由左而右地以个人名义委托王明负责的。更为直接的还有周恩来为平抑向忠发等“一帮暴徒”，借国际意图利用王明等一班年轻知识分子的“掺沙子”的因素，在议论召开紧急会议，增补中央委员问题时，王明的呼声较高，政治局常委关向应力挺王明“他反立三，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有较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有人提议王明为江苏代理书记时，当时具有决定权的周恩来表态赞同，会议当即一致通过，并决定：“韶玉代理省委书记”，他在组织部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等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由刘任书记，王明再回组织部。

在这里似乎着不到米夫的作用，但所有这一切又都有米夫的因素。据资料披露，从1930年6、7月起，王明曾多次给米夫去信求援，这年12月中，时任国际执委的库秋莫夫在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另一执委皮亚特尼茨基也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

显而易见，这都是米夫的作用力。

米夫是王明的政治后台，从他的政治品质讲，确有通过王明等操控中共的意图，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米夫想把王明挺到什么位置上？是想让王明取代向忠发当总书记吗？答案显然是否。因为一是米夫无权决定中共党首问题。二是米夫也明白王明没有当党首的条件。客观地讲，尽管米夫对中共造成了一些伤害，但他与斯大林一样，是把中共事务当成其事业，主观上是希望成功而不是去毁灭它，正如后来斯大林承认了毛泽东，而没有让王明出长中共党首一样，米夫只是想让王明在中共有一定说话权，以贯彻其的思想，并没有扶王明登基的想法。这从1931年11月初，王明到莫斯科3天后，米夫即建议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又使国际执委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而4个月后，中共中央致电国际表示:“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之后国际东方书记处在半年后明确答复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两个月后又电告中共“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又过了半年多国际执委会重申“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但始终没放王明回国，直到6年后1937年11月，王明才在抗日战争前夕，带着“联蒋抗日、保卫苏联”的特殊使命“从天而降”这个史实，就可以清楚着出，在王明问题上，中共比米夫更积极。

这一阶段中共的名义负责人是博古，实际负责的却是周恩来。

是周需要王明吗？

在王明身败名裂的今天，承认这个事实是很困难的。但大量史料均证明，这是真的！

此亦所谓的：简单。

半官方的传记作家叶永烈首先用了“历史选择了一”这个说法，他写的是毛泽东。

若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此说也适用于王明。

这是不是太抬举王明了？

从史料研究中，我本人对王明没任何好感。但又不能不正视这个历史真实。王明确实是在中共那个矛盾重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的最佳人选。他是靠反“立三路线”起家，说穿了就是反向忠发，这一点上不仅与周恩来不约而同，与一线实际工作的朱毛及任弼时等也不谋而合（所以，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王明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持肯定态度），简单地讲，与“一群暴徒”的向忠发们相比，周当然会倾向王明。同理与后来毫无实际经验，却又年轻气盛、颐使气指的博古相比，朱毛与周自然也会选择王明。

王明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周恩来后来讲的，他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一样，这话虽有应景的意思，但它反映一个事实：中共头一次不经莫斯科批准，独立自主地改变了中央领导的组成。这对从来要按国际指示决策的中共来讲，可谓开天劈地，甚至可说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虽然这次会议并非如后来官史宣传的那样，建立了以毛为首的中央，只是恢复了毛的政治局委员。但既使真如官史宣传的那样，客观地讲相比于向忠发的“一群暴徒”和王明博古的“28个半”书呆子来讲，毛泽东也更适合当时中共党首的角色。

总而言之，如果说“历史选择了某某”凼义就是在比较中选择，那么王明与毛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历史选择并不是因为什么“光荣伟大”，也不是因为什么“路线正确”，甚至也不是因为先进性或人民向心。它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矛盾的产物，这就如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你总不能说清兴明灭就是历史进步吧，但那又确是历史的选择。

选择王明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偶然是他这么个不到30岁，回国工作还不足两年的后生，能在群星灿烂的中共异军突起，是当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说它又是必然则是指在陈独秀之后，中共群龙无首，思想混乱，莫斯科无奈之中竟以“工人成份”取代“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出一个江湖老大为党首，使本来就不成熟的中共更幼稚也更混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内的群雄们，都迫切需要改变这种“暴徒当政”的状况，虽谁也不直说工人成份靠不住，但实际上还是要回到知识分子当政。王明等“造反派”不但“造反有理”，而且又是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一代“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他们来取代“暴徒”也就顺理成章，势所必然了。

然而，历史的这个选择并不高明，它开创了中共创建以来，一个灾难不断的动荡岁月。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会议时间最短、意见分歧最大、实际效果也最差的一次党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否定三中全会，改组中共。在反“立三主义”的同时，又加上反瞿秋白与周恩来的“调和主义”，唯一优点是否定了三中全会关于“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决定，但也只是停留在纸面。相反这次会议增补的中委沈泽民、夏曦等，会后被派往新成立的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当书记，在肃反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其残暴远超过了蒋介石“四一二”对中共的杀戳。

四中全会与三中全会的“调合”（团结）截然相反，是一次斗争斗争又斗争的大会。从国际代表艾伯特（也有译埃斯勒或罗伯特）提出选举问题起，会场就充满了斗争。罗章龙“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余飞直言：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工人成份”的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当即响应，甚至另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解释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立刻指着艾伯特厉声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又火上浇油道：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也软了，要主持会议的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问题举手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等不服气，罗还站起身来要以退场抗议。被顾顺章连劝带拽地拖回来。但罗又冲着艾伯特吼了一句：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韩连会也附和罗泛：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余飞等也随声附和。

艾伯特不得不用“反国际”来镇唬罗章龙、何孟雄们了。他声音不高，但极严厉地说：这位同志的话6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的，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诸表决。

艾伯特的话起了作用，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其中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票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票1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有争论，经表决，以18票对6票否决了要求周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同样的票数通过了增选卢福坦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只有王明一人进入政治局的。

亦即说四中全会上闹“斗争”的并非王明，而是后来被捕牺牲了的何孟雄一派和后来闹到另立中央的罗章龙及“工人成份” 的史文彬等人。而且远东局在会上还极力维护了向忠发、周恩来等老中央，也并未力挺留学派。相反改三中全会稀释权力的七常委为三常委，会上争论最大的周恩来仍是正式常委，而王明也只是个候补常委，这显然与官史所称的：王明、博古一伙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之说相比甚远。

那么所谓的“王明统治四年”之说的真相又如何呢？



全面内战（一一四）两条路线

最早反对四中全会的刘少奇。在1943年时是这样评价四中全会的：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刘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由于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其主观是为了否定王明，因此同时又制造了一个历史假象。自此之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从1931年初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在党内“统治四年”一说便写进了中共的“新党书”。

这四年确是中共史上最灰暗的四年。但要说中共在四年里处于王明“统治”却很难成立，这不仅因为他在这四年中有三年多不在国内，而且这四年里中共的主要故事，多半时间都发生在武装割据的苏区，王明并非四中全会后的党首，对毛泽东、张国焘们的作用力几近于零。

另外，刘少奇所谓的“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明显有悖史实。四中全会打击瞿秋白是事实，周在会上被指控“调和主义”是最大的争议人物也是事实。但造成周争议人物的并不是米夫和王明，而是向忠发及罗章龙等“斗争”者。相反远东局（或米夫罢）还坚决维护了周。据史料披露，四中全会后的第三天，向忠发在远东局召集他与周恩来等商讨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提议以他与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记从事实际工作。远东局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提议政治局常委分正式和候补，正式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

显而易见，莫斯科或此时已到上海的米夫并没有打击周的意图。最有力的证据是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不但通过了向忠发的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部分修正了远东局意见的提议，而且还对王明安排问题发生了争论，最后决定王明在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

也就是说按合法的全中决议，王明连候补常委都没当上。若非一周后，发现徐锡根、陈郁卷入罗章龙的分裂活动，王明恐也难进常委圈子。

刘少奇所以强调“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一是因此时米夫是远东局书记，二是国米夫此时已失宠于斯大林被处死了。把王明和米夫扯到一块儿，更能使莫斯科认可（这种投其所好的政客伎俩是刘一贯的“斗争风格”。后来反彭德怀时，他又祭出死高岗来逼毛认可是又一典型案例）。刘此说之后，米夫便成了众多演义的主角，不但是扶殖王明上台的幕后元凶，而且还是王明路线的始作俑者。但他没有讲米夫到中国来的史命是什么？改组中共中央固然是史命之一，但改组中共中央是为了进人朱毛开僻的“苏维埃共和国”，亦即莫斯科决定改变中共的政治战略，从城市群众运动为主转变为农村武装割据苏维埃运动为主。弄清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四中全会，米夫为首的远东局为什么对瞿秋白、李维汉等书呆子弃之若抛履，对周恩来却要死保：因为当时中共核心人物中，唯有周恩来能当此重任。亦即并非米夫喜欢周，而是他需要周。米夫再笨也不会依靠王明来领导中共的武装工作吧。

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3月成立于上海，其任务是联系和指导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作。远东局最初的负责人是雷利斯基（奥斯藤）；成员埃斯勒（艾伯特），代表共产国际；乔治·哈迪，代表红色工会国际；马西，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为雷利斯基。1930年3月至8月，雷利斯基离华去莫斯科，远东局由埃斯勒主持。1930年7月，共产国际调整了远东局组成人员：米夫为远东局书记，盖利斯（托姆）为军事工作小组领导人，同时兼任驻中共中央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和别斯帕洛夫继续留任。很明显远东局由文而武，在这之前，中共按国际指示不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负责指导全国军事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并派项英、张国焘分别进入两个最大的割据区。但就在米夫、盖利斯准备进人苏区之际，负责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返沪途中在武汉被捕叛变。米夫等不得不迅速撤离，结束了在华的史命。但莫斯科并未改变对中共的战略布署，又派化名弗雷德的乌克兰人曼弗雷德·施特恩为国际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负责为中共制定军事战略计划。1932年秋，那个因被中共称为“太上皇”并担战败之责而大名鼎鼎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作为弗雷德的助手先于他的上司到达上海，而弗雷德次年初才抵达上海，因此李德更早为时以博古为临时负责人的中共所接受，并在1933年秋，经博古要求被派到中央苏区任弗雷德的联络员，而不是军事顾问。需特别指出的是1932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兼远东局书记是德国人阿图尔·埃韦特，与米夫和王明全无关系。也就是说米夫与中共间除王明外，已无联络渠道。王明虽在理论上可以充当博古与米夫之间的纽带，但理论并不等于现实，实际上王明在这一时期对博古以党首自居十分不满，多次声称他只是委托博当中央召集人，而非当领导。相反却对中央苏区多有赞扬，尤其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在苏联党和国际提升声望起了相当作用。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找不到王明“统治”的任何痕迹。实际上，刘少奇和延安整风的代表作党书，能举出王明路线的除一堆政治帽子外，也只有他那个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

那么谁是这四年的实际“统治”者呢？

理论上是国际远东局及博古。实际上这四年中共的男一号是周恩来！

周在中共从未正式当过一把手，但从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委以军事负责人时起，就成了党内第一实权人物。这一方面是因向忠发的无能，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向忠发叛变后，本来按向的交待，轮到王明当政了，可没三个月王明就放着个党魁不当，溜到莫斯科去了。尽管没资料佐证是米夫的主意，但合理的推论也只能是米夫召他去的。当然决定权还是斯大林，米夫不过是个执行者的角色。我们从后来斯大林向毛提议让周当总理，可以推论出，调开王明实际上就是要为周的军事运动提供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周恩来在三中全会之后已开始指导和统筹全国的军事工作。他在1930年10月29日的中央致红军一、三军团前委信中，就以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指示，不要再为打长沙或南昌而争吵，甚至发生分兵行动，强调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并提出：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苏区中央局，暂以毛泽东代书记，朱德为一、三集团军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四中全会对周恩来是节外生枝。面对党内无序的派系斗争，他为了党不分裂，主动承担了三中全会的责任，同时对党面临派别分歧和分裂危机，坦率地表示了他的忧虑：“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并以自责来求得妥协，他让大会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还特别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

四中全会后，中央的威信扫地，党内思想混乱到各自为阵的地步，罗章龙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周恩来后来回忆起这一时期时说：这时他的想法就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尽管他还没有被一些同志谅解，但他还是恳切地劝“斗争”同志不要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但当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毫不收敛，继续坚持反四中全会活动，经劝告后仍一意孤行时，周就对他断然采取了组织手段，1月27日，通过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缓解了分裂的危机。

1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31日，常委讨论分工，明确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的工作。周在会上说：现在与苏区的道路已通，必须迅速进去。

从这里不难看出，三中全会以后周就急于转变角色，若无四中全会及这之后的一系列麻烦，在送走张国焘后，他就应进入中央苏区，那样也就不会有3月初，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去中央苏区解决富田事变问题一举。没有三人团，也不会有否定项英对富田事变较为客观的决议及5月改组苏区中央局，撤销项英的代书记，由毛取代项英的事。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周直到年末才进入苏区，此时红20军排以上人员已全部被杀，闽西王傅拍翠也被逼反。周阻止了邓发的滥杀，批评了毛的“扩大化”，但面对人人自危的现实，他实已无力回天了。



全面内战（一一五）两条路线

何以说周恩来已无力回天了呢？

因为，周恩来到达苏区时，面临的是内部“斗争”自相残杀的“红色恐怖”，和外部的大兵压境。我们不知道周对项英为富田事变所做的结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如何看的，而且从史实看，周并不想为富田事变平反。毋庸讳言，由于受国际指示影响，周在上海时对下面也有过不少过左的指示。但当他接触到实际，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却能毫不犹豫也否定自己，并在实际工作及时改正。比如他毅然周“肃反扩大化”，制止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恐怖”，着力于法制建设，剝夺了行政和军事首长的“肃反”杀人权，并边缘化了毛和邓发的政治权力。（这就是毛在文革中“评水浒”中说的：“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之出处。）官史对这一节时总是说周如何拥毛，但史实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至遵义会议时止，毛在苏区只是个无事无权的挂名主席。1964年，毛曾对外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亦即说毛自己承认他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1935年1月这2年多时间里“啥人也不理我”“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

实际上应当比这个还早些，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宣布成立不久，原先集党政军权于一体的以毛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时，就已开始对毛权力的约束，只不过那时周未到位，而中央又乱了个一团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已（此亦可谓对之前朱毛之争的仲裁）。关于这一时期，周与毛的关系，可以从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看出个大概：“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由此可见周毛关系并不如官史演义的那样“和谐”，相反还是毛在后来宁都会议上被贬的主要原因。

而事实是毛所以未被公开点名批判，并非周恩来的保护，相反真保护了毛的正是后来被他指控为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和共产国际。在宁都会议期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公开批毛：“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博古并不认识毛，而苏区中央局他的“铁哥们”不少，王稼祥、张闻天都负有相当责任，他所以袒护毛，乃是国际的指示。因苏区中央局以批准毛“暂时请病假、必要时上前方”的方式，将毛逐出了权力中心。会后，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又特别致信中共中央反对处分毛：“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 埃韦特这里讲的“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主要是指毛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身份。说来也巧，毛这个主席竟也是一个与他不熟的人让给他的。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曾经有过一个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自然就是政府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突然建议中共，对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列入名单。因此，这个主席是否非要由中共党首担任便成了问题，因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认为向 “没有必要”做这个主席。于是向就表示：自己在上海，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当这个主席，并指出：“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后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毛就名正言顺的当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与毛并没关系，他提毛当主席主要是为排斥张国焘。本来远东局建议派尚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张国焘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向忠发以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还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有矛盾，难以合作为由拒绝了。此时自己不当这个主席，也不能留给张国焘。因此才提与张关系睦的毛。远东局的埃韦特同博古一样，从不认识毛，他所以要这样保护一个与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对立的人，唯一的可能就是莫斯科指令。一封由王明和康生共同署名的致中共政治局的信可以解开这个谜：“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23日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在苏联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王明的信虽未直接涉及对毛的评价，但挺毛的意向是明确的。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如果说王明在这四年中对中共还有一定影响，那么就是在用挺力以贬博，就象他后来在延安指控博古等矫诏篡权一样，可以判定是王明影响了莫斯科，从而也影响了远东局和博古。而本来并未对王明离心的博古，正是因与王在毛问题上歧见而渐行渐远的。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很多事都是由各种矛盾纠合在一起形成的，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不过是阳差阴错罢了。但不能不承认，因为远离中央这个是非中心，毛不但省去了很多麻烦，还是这些矛盾最大的受益者。

但周恩来到了之后，毛的好运就到头了。宁都会议之后，周取代了毛当时仅剩的一个军内职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与总司令朱德一起以5万兵力迎战围剿苏区的50万国军，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周、朱主动打到外线，打乱敌军部署。连取黄狮渡、浒湾两胜。并在实战中机断处置，改变了中央局的原部署。佯攻南丰，跳出包围，秘撤宁都东韶、洛口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粉碎了陈诚中路精锐。相继取得黄陂、草台冈两役的胜利。重创敌军，取得了中共官史所称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关于这次战役官史长期来一直宣传是毛战略思想的胜利。文革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的何长工将军谈到这次反围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何长工可谓毛派嫡系，他为朱德抱不平，自然更有说服力。其实他讲得虽只是第四次反围剿，但他那句“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实际上也包括了前三次反围剿。这是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都明白的常识，政委是没有指挥权的。毛没有，周也没有。如果说他们对战役有什么贡献，就如四次反囲剿的转折点，在囲攻南丰时，机断专行，改变中央局原来部署，若无政委支持，司令员是无权檀自决断的。

第四次反围剿从战术上讲，是红军由游击战向大规模山地运动战转变，并开创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先例。它也是周恩来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予决策、并取得全胜的战例。这一战役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盛极而衰、月盈则亏。这很象《水浒传》里宋江上梁山后，一改晁盖的打家劫舍的小家子勾当，打出替天行道的义旗，把局面搞到一百零八将的鼎盛高峰，于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样，周恩来朱德联手取得了一场淋漓尽致的大胜之际，博古的临时中央来到了瑞金，周恩来又不得不陷于政治锁事，苏区短暂的鼎盛时期因此也走到了头。

全面内战（一一六）两条路线

博古，名秦邦宪(1907年-1946年4月8日)。江苏人，出身望族。9岁丧父，19岁赴莫斯科留学，24岁受命担任中共负责人，28岁交权，39岁机难辞世。从这份简历史中，我想任何人都会有一种开玩笑，或荒唐的感觉。事实的确也是这样，博古虽然从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名义上的男一号，但因太年轻，所以甚少个性、故事不多，按官史的说法，远在莫斯的王明和那个军事联络官李德才是那四年真正的主角。博古是俄语“上帝”的音译。由此可见其抱负很大，他与王明、张闻天等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是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影响仅次于王明的“副帅”。他参予了王明最早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但冲锋坚决，投降也快，是个典型的“小资”式的人物。

博古1933年初到瑞金，赶上了周朱指挥的那场反围剿战役。按官史说法，他在王明遥控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打击毛泽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受王明影响，更多的是贬压在党内影响与实权都远超过王明和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1933年8月4日，也就是因四次反围剿而苏区发展迅猛之时，26岁的娃娃书记在《红色中华》撰文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其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的阅历太浅，除了党内“斗争”经验外，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能躺在国际的怀里当皇上。官史称他因盲目听从共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因此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接下来博古的故事就是谢幕的遵义会议。官史在延安整风后一致地把这次会议说成毛泽东统治中共的开始。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看看遵义会议作出的四下文决定：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常委再进行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会后，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所谓的毛、周、王稼祥3人团则是博交权1个多月后的3月中，在红军一渡赤水准备北渡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受阻之际，前敌总司令朱德与刚上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毛泽东在坚持遵义会议决议，北渡长江去川西，还是恢复黎平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的建议，到黔北建立根据地问题上发生争议，朱德认为林彪、聂荣臻急电军委，提出消灭驻守打鼓新场一个师的滇军可取，毛却坚决反对。前敌司令和政委发生分歧，在毛建议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与会者除毛外一致支持朱林聂，毛被否定后以辞职相威胁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毛本以为会被人挽留，孰料不仅他的对头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而且新党首张闻天也无挽留之意，还当场拍板说：“不干就不干吧。”会议支持了林、聂电报建议，并撤销毛才当了几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后来毛连夜去找周恩来并设法说服使周同意缓发作战命令，又同周一起去说服了朱德。次日又修正了命令改为集中全力打周浑元纵队。毛靠周支持说服朱德否定林聂意见后，又以战情瞬息万变，需统一指挥权由，在苟坝会议上提议成立了新的三人团指挥军事。

博古正式“交权”是“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有资料披露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2 月5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当天下午，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总之在这一过程中，丝毫找不到“以毛为核心”的影子，而被斥为统治中共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也并未给中共出难题，而是接受了即成事实。同时亦可见，当时朱德在党内军内的威望都远在毛之上，而周恩来虽无党首名义，却是实际决策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见，那个重复了无数遍的“遵义会议奠定毛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神话是多么的不值一驳了。

周恩来在文革中期谈到打鼓新场风波时说：“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么”但又称那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周不愿说谎，又不便直说，只能这么含糊的概括，他不能直言谁是谁非，但还是说出了事情的内容：“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周这个“争论又起”道出遵义会议后党内军内领导层的思想并不统一，但没有去扬毛抑朱。在文革那个特定时代，没抑朱，实际上等于就是抑毛。

文革后，邓小平对官史关遵义会议的说法这样解释说：“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邓当时的身份还不足以了解高位内幕，他此说中的关键是毛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但也正是这句话，表明了毛不但不是核心，只是中央核心的一个参谋角色，而且他的意见也并非都是正确的。

毛百战百胜，领导红军完成了长征这一说法，虽自延安时已有党书定论。但真正把这一切全归功于毛，并广为宣传、深入人心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肖华写的《长征组歌》唱红中国之后才形成的。毋庸讳言，这首组歌的曲子确实谱得非常出色，我年轻时就极喜爱这组歌。但它所歌唱的许多史实都是张冠李戴，比如“四渡赤水”本是朱德指挥的，一渡时毛还没参予军事指挥，但肖华硬把这说成了毛的功劳。不光说谎，还编成歌唱，久而久之，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唱着“东方红、太阳升”长大的一代人来讲，自然而然地就以为是真的了。

如上所述，毛是否比朱正确，并无史实佐证，有人用毛“一贯主张打运动战，避免消耗战，尤其是攻坚战。但中革军委中不少人仍然贪图打便宜仗，只要能打胜就打。” 来说明毛是而朱非（朱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却忘记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其实正是朱德的一贯的军事主张。打鼓新场没打，不等于不该打，有“便宜仗”而且“能打胜”为什么不打？事实上按毛的意见进攻鲁班场，不但是攻坚战，而且因敌情不明，打的很被动，军委在两天里三变部署，险遭围歼。毛在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指挥的四次失利战斗之一。但官方学人为了宣传毛，以什么掩护了红军主力三渡赤水，造成敌军以为“匪必西窜”的错觉来辩解，实在令人不可理喻。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偏袒毛泽东呢

全面内战（一一七）两条路线

就我所掌握的资料看，无论哪一派观点，都承认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决定性的人物。不少学人还把这演义成周让权与毛。周当时在中共是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不假，但要说他让权与毛则不实。

对于周当时男一号的事实，甚至连毛也不得不承认。1959年初，毛自以为得计的“大跃进”已呈败相时，毛说过这样一席话：“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毛虽未直言，但从他说到周那个“他就动摇了”，便可知当时周的地位如何了。

官史学者石仲泉在他研究文章中对此结沦称：“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尽管石此说还是站在以毛为真理标准的基础上，但也间接承认了周的决定性地位。

如前所述，实际上从中共六大后，周以中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向忠发时代已是实际上的第一人了。尤其在他解决了北方党问题后，他与李立三就是向忠发的台柱子。不过周与揣测向之喜好，顺着总书记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李立三不同，他在组织上维护向，实际上对这个“暴徒一大堆”产物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与他后来与毛刘的关系相类似，不过由于向没有毛刘那样的实际权威，因此他更象一个监国角色。对此，向忠发似乎也明白，所以不是把周支开，就是总想把周的常委拿下来。四中全会后，周虽挨了批，但因其与国际的关系及并未开罪王明博古等“造反派”，逐成为中常委唯一可以撮合常委中两大派系的居中人物，向忠发消极，王明出国，博古只会纸上谈兵，周不但能力超人，且握有能量很大的中央特科，又是国际要求中共战略转变的军事部首长，所以自然地成为了实际党首。

中共决定撤出江西苏区后，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了一支武装部队。这与在上海时的那么指导全国的中央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身为最高军事首长的周不能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这支部队的生存和如何生存，这其中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大败之余保持团结。现在官史写到毛复出都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实际上在此前一个月的黎平会议时，周已请毛到会，并接受了毛的放弃入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议，到黔北建立根据地（显然不是官史宣传的“北上抗日” 说，亦非毛1959年说的“要到四川绕一圈”，无正确之说）。亦即说在遵义会议前，周已恢复了毛政治局委员的权利，也正因此，毛才可能在遵义被增选为常委。不过黎平会议并未赋于毛军事职责，只是在向军队示以团结，毛毕竟是中央红军的政治领袖。

亦即说，这一时间周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这支军队稳定下来，而毛只是一颗稳定军心的棋子，当然也可能是改变中央“造反派”娃娃当政的局面的一门大炮。我们无法得知周当时是否知道毛与王稼祥、张闻天的“担架阴谋”，但从后来中央改组的情况看，周恐怕也并非一无所知。如果周真知“担架阴谋”之事，那么借毛之力改变中央则是主要考虑，否则一向反对宗派活动的周就会对之予以揭露。

但从资料看，周当时除决心改变中央外，对毛并无特别考虑，当然也不存在让权一说。周是在遵义会议进行中才意识到该怎么办的。

遵义会议的第二天，博古宣布开会后，因为不知怎么办，会场沉默了许久后，彭德怀才对博古和李德发炮说：“突围西进中，搬家逃跑，行动迟缓，野战军遭受重大损失，这个责任应由中央来负。”“华夫同志在反五次围剿中实行的‘短促突击’战术，也是十分错误的。”

李德立即反驳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短促突击’战术之所以未能取胜，是由于军事干部们在执行这种新战术时发生了偏差。”

彭德怀反驳李德说：“在国外正规的阵地战场上，采用‘短促突击’，可能行之有效，但用在中国战场上，不一定适用。从这一点来讲，李德同志不了解中国情形，在那里瞎指挥！”

这时，李德又搬出了反国际这个杀手锏企图镇住彭：“过去陈独秀、李立三也说过国际代表不懂中国国情，既然你们说我不明了中国情形，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责任到底是谁呢？”

李德这一招把将军镇住了，但刘少奇却从另一方面质疑中央说：“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一听刘要检讨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再也坐不住了：“我不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执行了历次国际的重要指示，在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实行了苏区的土地革命。难道说，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

刘少奇还要声辩，毛打断他提出：“路线问题，我们可以暂搁一边，不去管它，一时扯不清楚，以后再说，还是集中力量检讨一下我们的军事路线，看是否真有问题？”

这时，先锋官彭德怀因军情紧急，匁匁退场奔赴前线。

博古见彭这尊大炮走了，松了口气，让大家继续发言。

不想刚走了彭先锋，总司令又冲了过来。朱德以军事统帅的身份干脆向博古下了最后通渫：“李德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多少人命！最后，我们还是只能撤离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策略，也是错误的，畏于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见朱德表了态，立刻加了把火：“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博古吃了一惊，彭、朱、聂等都是“老派”人物，可王却是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呀！

虽然同党的凯丰为他抱了不平，但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张闻天也与王一样反戈了：“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顾问，我们自已要有点主意。”

博古正欲发泄，周恩来宣布“暂时休会” 吃饭了继续开会。

下午会议集中到了军事问题上。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充当了先锋角色：“我来迟了，没有听到博古同志的报告和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今天上午，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颇受启发。朱老总讲得好，突围出来的军事策略很成问题，一路畏于接敌，仓惶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掩护，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在后面走起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这那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撤退呢？简直是夺路逃命，溃不成军......”

聂荣臻附合说：“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恶梦。”

一直沉默的陈云也开了口：“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内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凯丰又打抱不平说：“要说博古同志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最多只能说在军事上的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大家知道，军委的工作具体是恩来同志与李德同志负责，如将全部过错都堆在博古同志一人身上，也不公平。”

博古自辩说：“比如前年底至去年初发生的闽变，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应付方针时，我与周恩来等同志都主张速派第一、第三军团赴闽，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以抵抗国民党军队，同时可坚定蔡廷锴的斗志，但泽东同志却坚持主张慎重行事，决定先邀十九路军配合红军，消灭闽西刘和鼎部后，才与之援助，以此检验蔡廷锴是否有坚决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本来，这件事事关重大，慎重一点处置是应该的。但是，由于毛泽东不相信十九路军，认为不要轻信人家的欺骗宣传，我们却坐失良机。于是援闽的方案便束之高阁，于我们大不利。难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博古也有责任？”

对博古的指控，毛不能不予以回答了：“看来，博古同志的提问，只有我毛某来回答了。好，让我来说说，讲得不对的地方，请诸位不吝批评指教。”毛说道“闽变发生，中央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方针，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来推动蔡廷锴部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但是，博古与恩来等同志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了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这样，就认为是帮助了十九路军。于是将一、三军团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敌人的堡垒，使我军遭到重大损失，当然也就无补于援助人家。如果我们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福建人民政府就不会垮台，于我们的五次反围剿战争也大有利。”但毛也不得不承认：“在援闽问题上，我确实主张慎重行事，但不等于说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利用这一事变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相反，我认为处理好了，还是击败国民党进攻的关键之一。怎么可以说，因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提了须认真研究，慎重行事的意见，就铸成了大错呢？我看应该在当时中央的领导者所执行的战略方针上去找原因。”毛越讲越激动，竟申起冤来： “闽变一事，不提也就罢了，提起来，我还想多讲几句，我毛泽东还有一桩冤案呢！”“十九路军事变，当中央向第三国际汇报，国际追究责任时，竟将延误援闽一事的全部责任推在我身上，说福建人民政府存月余即告瓦解，致使待命于苏联海参威的援军无法运来，罪责全在于我，遂予以‘留党察看处分’。这公平吗？我到底有些什么过错？请予公断，以正视听。”

毛所讲的闽变是事关全局的大事，他的态度很明确，以为那是狗咬狗。大家都明白，因此无人附和，博古对毛自然不依不饶。张闻天看要因此跑题，忙起来调合说：“十九路军兵变，是我们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冒出来的重大事件，党中央在处置上有失误的地方。无庸讳言，责任应在中央。我看，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下去了。对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诸方面，大家还可谈谈，好好总结总结，以利下步行动。”

至此，双方各执一词，不相上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会议预计是三天，为使明天能达成统一，周恩来与博古商议了一下，宣布：晚上继续开会，并表态说：“同志们，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的认识一样，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评击。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 。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党中央考虑。”

做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的周在这种情形下公开承担失败的责任并请辞，无疑是对博古、李德的当头一棒，它明确地告诉每个与会者，中央错了！

错了，就必须纠正！

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遵义会议的真正破题之作。


全面内战（一一八）两条路线

文革后，人们在缅怀周恩来时使用了许多赞美词，我以为其中“炉火纯青”最为精确。因为在我研究中发现，与周同代的国共两党领袖级人物中，象周这样从政治公德到个人私德及为人处事均能达到如此纯熟完美境界的，恐只有一个蒋经国勉强可比。

读懂了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能明白文革中周的一些“反常”言行了。

遵义会议可以说是自南昌暴动以后，周政治上臻于成熟的得意之作：顺乎军心党心，借助朱毛成功地瓦解了国际强加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派，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六大以来唯“工人成份”给中共带来的“暴徒”当时的倾向。而他作为六大以来种种“错误路线”的主要责任者，不仅毫发未伤，反而巩固了其核心地位。

仅凭这一点，在中共近百年历史中就无人可及！

我所以扯这么远来抖落这些陈年老事，一是因为这些事在文革中都被翻出来，并被重新改写，过诿人、功归毛。朱德被写成 “一天总司令也没当过”的草包，毛则被装扮成百战百胜的统帅。这显然是伪史，但由于“谎言重复”的定律，至今还被相当部份人，包括那些自命为专家权威的无良文人，仍把这当成信史，所以有必要旧事重提。二是为了从根儿上厘清周为什么要选择毛，甚至在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可以为袒护毛而得罪老朋友朱德。这不仅因为周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毛才可能抵销他深恶痛绝的“暴徒一大堆”和不懂的“布尔什维克”们。在此之前他也曾试图用王明们抵销向忠发的“工人成份”们，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工人成份”在中央土崩瓦解，王明出国后，博古们的幼稚病显现出来，教条的唯远东局马首是瞻，对周也不那么恭顺了。尤其是勾搭上李德之后，更是用国际来排斥周，周不怕博古，但绝不敢违背国际旨意，以致一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湘江大败后，中央与远东局联系中断，博古沒有了行使权力的尚方宝剑，为了中共的存亡，周又从边缘回到了前台，失败使周不得不改变思维，尤其是与国际的关系。所以当他得知毛张王们的“担架阴谋”时，就开始考虑如何能在不分裂的情况下改变中央。这三个人中，除毛之外，都是王明的“布尔什维克派”，只有老毛是老“中央”，经历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布尔什维克派”四朝的周，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老陈时代好些。而此时的毛与陈当年一样，也是个敢对国际说“不”的人，而这正是周之短项。所以周把毛当做了改变中央的主要同盟军，提议恢复了他的党内职务。但周并沒有推毛为党首的想法，他提议张闻负总责，一是考虑到莫斯科可能容忍的程度，张毕竟还是王明一党；二是张是当年批毛“富农路线”的主将，其中也不乏以张抑毛的考虑；最后当然还是考虑到张的年龄、阅历及其人品，尽管张是留苏学生中的米夫派，但相比之博古、王稼祥等人，显然不那么轻狂，人还算正派。总而言之，周对于毛的态度，都是基于“为党”之上的深思熟虑，此亦周后来所谓的遵义会议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马列主义”之出处，不再唯国际是从。而能使中共达到这一转变的，自然非毛莫属。所以尽管他与朱德关系远较与毛的关系要亲近一些，但朱德不具备这个政治能量，因此周宁可在“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打不打打鼓新场）上拂朱的面子，因为在周的政治天枰上，以此争取毛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一这种思维方式确很难为人所理解，比如现在人们对周在文革中下令逮捕胞弟和养女，及对贺龙等一批军政人员问题的处理，都提出质疑，甚至以为是虚伪、是罪恶。其实，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为一个权力中人，能这样厚疏簿亲实为最高美德。纵观周之一生，可说都是这样对待亲疏的一也正因为如此，周才能在文革中几次让毛放弃了打倒他的计划。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何况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大政治家，周为达到他的政治理想，自然难免有失误之处，加上当权者出于需要的宣传，为一些人误解非议实在也是情理中事。问题是在他权力可及的情况下，都利用权力做了些什么？是为善还是为恶？作为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人，他是否滥用权力，是否以权谋私，变公权为私权，才是公正评价他的正确方式。

此外，也想借此来说明，为什么在南昌起义中连革命委员会委员都排不上号的朱德会异军突起，超越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大人物而成为“红军之父”？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制作成两个画面比对一下，就可以一目了解：在那些中共要员津津乐道于空泛的伟大理论、纠缠于左倾右倾教条，热衷于权力斗争，或被迫陷于权力角斗之中，忙得自己和自己斗个没完时，朱德却带着几千残兵，为生存而不得不四处游击，利用其所有的社会资源以求发展壮大，甚至不惜“丧失原则”棲身敌阵。终于使南昌暴动的这一点星火，有了燎原之势。

广州起义42天后，朱德领导发动的湘南起义，很快就波及到七个县，队伍扩大到一万多人，是中共建军初期，仅有的一次规模较大，并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军事起义。

作为一个军事家朱德在湘南起义中，把他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战术都发挥到了一定高度，朱德回忆起那一段历史时总结说：南昌起义“时只是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在起义胜利后把部队从南昌拉到广东去了。”在湘南起义时“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确，敌人有不少优势，我们不能低估。他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同敌人拼消耗。应该有勇有谋，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这一时期最精典的是朱以一个团击溃许克祥六个团的坪石大捷。朱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回忆这次战斗说：“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来。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也就是说朱德在上井冈山之前，就已吸取了南昌起义脱离群众斗争、单纯的军事斗争和硬拼硬打失败的教训，开创了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的新战略，这是湘南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结果，朱德在讲到南昌起义时曾说过：进行了与农民运动结合的人民战争尝试，而且还娴熟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战术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而这些恰恰又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央红军的作战原则。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起义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朱德回忆这次起义时说：“我们相继攻下了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上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

湘南起义时归队，成为朱德部下的萧克将军晚年总结说：“从1928 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一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具，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入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为什么一起义规模很大呢？我看有两条：第一条，湘南保留了党的组织。部分地区的农民协会隐蔽下来了，五个县都有县委，有湘南特委；第二条，有一支经过锻炼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参加，两个力量配合起来了。这两个力量缺一个，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声势。”

亦即说，在1927年8月南昌暴动后，连续发生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中共发动这四个暴动中，唯有湘南起义可谓成功，可也只有湘南起义不是中共中央计划布署的一次计划外行动。
那么为何中央精心策利三次行动都失败了，而朱德自发领导的起义却获得了成功呢？

全面内战（一一九）两条路线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事在人为。也就是说事情是人做的，结果如何在做事的人。形象点讲就是，刘邦挂帅，众不敌寡；韩信领兵，弱可胜强。说白了就是，同一件事情，一个聪明人做和一个傻瓜做结果肯定不一样。

如果我说朱德比当时的整个中共都高明，也许难以服众。但我们从抽象到具体地把南昌起义后的朱德与当时中共的决策者瞿秋白比，与张国焘比，或者与后来的向忠发、李立三比，也许就能够接受了：无法否认，至少在具体主持和指挥军事行动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内，是不能与朱德比肩的。

对我的这个结论，很多人会不高兴，但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周、毛和张太雷们都失败了，朱德却胜利了。不管原因如何，当时中共对南昌、广州和秋收起义都持批评乃至否定态度，并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11月14日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包括周恩来在的起义的领导人均受到了严厉处分。广州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却独独对湘南暴动未予批评。

其实，我们只要对这四次暴动的起因、决策、组织及目的稍加研究就会明白，周毛张等的失败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其中南昌起义本身并沒失败，客观地讲，应当说是一次胜利的起义。问题出在是胜利后该怎么办，南下广东是中央早定下的方针，周恩来当然必须执行，结果败在南下途中。

广州起义是南征失败的余波，带有强烈的报复性和投机性，认真检讨起来，可以说只有失沒有得，兴之也速、亡之也快，实在乏善可陈。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策划的一个响应配合南昌起义的四省行动，其中湘赣边起义因毛泽东是前敌书记而最为出名。但这次暴动的实际组织和指挥者却是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余洒度和卢德铭，而毛则是在暴动已频临失败时才匆匆赶到。同南昌起义不久蔡廷锴就反正一样，秋收起义也叛逃了一个团。亦即说秋收起义组织之匆忙混乱可以说到了儿戏的程度。如果说广州起义乏善可陈，但毕竟还在广州扯起了红旗。那么湖南秋收起义则连这个象征性的过场也沒有。其中被宣传的妇孺皆知的“9月9日”实际上只是彭公达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关于起义的布署日期“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而这时毛并不在军中，据资料披露：9 月初，余洒度得苏先骏8日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信后，即于“9月9日在修水县城带领师部机关、特务连、一团，高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旗，首先起义向平江进发。部队行至修口，遇卢德铭从党中央返回，卢即向余洒度等师团领导报告了赴汉经过，传达党中央关于秋收起义指示，并就任秋收起义总指挥。10日到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四团汇合，并在渣津河滩召开群众动员大会。11日向平江挺进，至长寿金坪时，前卫报告有敌阻击，一团团长钟文璋即指挥部队放下辎重，让邱团走两边，自带一部居中，端枪行在两山之间，不料邱团突然叛变，一团受挫，全部辎重被劫。金坪失利后部队被打散，有的跑到了边界修水一侧。为帮助失散的人员顺利集中，修水地方党组织和人民主动为失散部队人员当向导，并帮助他们解决吃住和归队问题。部队集中后由卢德铭等率领转移修水台庄，向三团靠拢。途中接到毛泽东指示信，即率部追进至浏阳文家市，与三团和二团一部会师。从此，跟随毛泽东踏上了新的征程。”亦即说“9月9日”与毛并无关系。从军事角度看，秋收起义只能算一次流产的暴动，绝不象宣传的那么“光辉”，事后“贻误战机”的毛也因此被开除了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秋收起义所以能载入史册，除了毛的政治需要外，还因为起义失败后，毛沒有象周张李叶那样回上海的中央述职，而是机断专行地把残部拉上了井冈山，亦即说他违背中央意志地当了“山大王”，并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才是秋收起义全部意义所在。

而湘南暴动与与那三次暴动最大的不同，用栗裕将军的话讲就是，湘南暴动“有一支经过锻炼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亦即说，朱德不象周恩来、张太雷、毛泽东那样是“秀才带兵”，不是赤手空拳地利用策动兵变举事，而是以自己的部队为暴动主力，以农民运动为号召，是主动地依靠当地中共组织，而不是被动地按党组织指令行事。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权力的倒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湘南暴动成败第一要素。这正是我重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集团 “斗争史”的用心，听命于瞿秋白那样的“传声筒”和向忠发那样的“暴徒”，岂有不失败的道理？试想如果毛泽东不违命上山，今天谁还会记得一次那么糟糕的暴动？！同理如果毛和周张李叶一样离队回沪，他在中共内将永无出头之日，顶多也就是个二三流的小角色。

朱德是幸运的，他在党内地位很低，甚至沒有毛泽东“抗命不遵”的担忧。他不是书生，他有十几年的军旅经验，但读书绝不比周张李毛们少；他受过严格系统的军事教育，是个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军人。尽管在南征途中，他就显示出了优于贺叶刘等军事领袖的战术素养，但因地位和实力不济，始终沒有参予战略决策的资格。南征失败后，朱德以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带着一支系统庞杂的败兵，游走在生死线上。四千人变成两千人，两千人又打得只剩八百人。其中离队出走的人远多于战死的。这支部队的老长官纷纷离队，连周士弟都走了。但朱德坚信他能把这支部队带向胜利，而且他做到了。从败走三河坝到脱离范石生部是朱德治军时期，此后便是他发展和壮大的湘南起义。

文革时期，因为扬毛抑朱的政治需要，秋收起义被宣传到开天辟地的高度。不过因为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史实，便极力拔高 “三湾整编”的作用，其实到三湾整编时，起义已失败。相反湘南起义则几近禁区，很少被人提起，偶尔提起也多是泛泛而过，或当反面论及。文革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对湘南起义也只是从“革命”这一主旋律论及，把它与南昌、广州、秋收起义混为一谈。其实，湘南起义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与那些起义有质的不同，从组织上讲，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领导人均是中共政治局候委以上的核心人物，后者则是一支部队军事行为引发的一场人民起义。前者的目的是通过暴动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后者则是趁虚而入，以军事斗争带动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以实现武装割。其中还有一条最关键的就是在群众暴动中发展和壮大军队。而且，从史料看这是朱德发起所谓“年关暴动”的第一考虑，他1928年1月初进入湘南时，全军不过只有1260余人，到4月进入井冈山时，已发展了1万多人。3 年月内扩军10倍，这不仅在军事史上是个奇绩，而且也与前三次暴动兵员越打越少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形象地把朱德起义的特点比喻作滚雪球，那么南昌广州秋收起义的特点则是冰棍溶化。换句话讲，朱德把湘南暴动当成他发展军队的“大雪”，而周张李毛等则是把军队当成实现暴动的工具。结果当然只能是雪球在大雪中越滚越大，迅速膨胀。而则冰棍在阳光下化为乌有。

亦即说，朱德在战略上，不是象周张李毛那样把军队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政治斗争当成他建军强军的途径。恐怕也正因此，所以文革前后才为此批朱“流寇主义”“不要根据地”。事实上是这一时期中共的所有起义暴动，既沒有能建立根据地，也沒能保住起义队伍，毛泽东拉到井冈山队伍不足千人，而朱德在三个月的“红色暴雪”中，不仅赤化了七县，展示了中共武装的力量，也成功地达到了他扩军的目的，从这个史实看，谁是谁非，谁强谁弱，岂不明明白白？

正如谭震林后来说的那样：“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谭是毛的嫡系，他在这里不提朱德，不说湘南起义，但也不能不承认，若非朱德部队到井冈山，毛在井冈山是成不了气候的。这也间接地道出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关系，但多年来官方理论总是在这个问题上，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玄学混淆视听，实际上这是个不须争议的问题，沒有一支相当规摸的武装部队，谈根据地谈武装割据，不过是痴人说梦。

朱德不是那种白痴，毛泽东也沒白痴到那种地步，否则他就不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朱德，请朱德上山了。



全面内战（一二0）两条路线

自延安整风后，中共官史便一直把“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归为毛的首创，而只字不提朱德和湘南起义。实际上，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在发动湘南起义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把这些都已付诸于实践了。

这类扬毛抑朱的伪史宣传，至少从毛在延安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开始了。斯诺死后，另一个美国人哈里索尔兹伯里根据斯诺的资料编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谈到朱毛会师时竟这样写到：“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 毛泽东有一千二三百人. 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 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真实情况是怎样呢？次年，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讲得清楚：“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民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第四军缩编为六个团的序列是：28团、29团、30团、31团、32团、33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其中，28团是原南昌起义的余部，29团是宜章农民起义军，31团是原秋收起义的部队，32团是袁文才、王佐部队，第30、33团是原湘南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亦即说朱德本军及随他上山的湘南民军总数超过一万人，使井冈山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五倍以上。

将一万人说成“近一千人”，哈里索尔兹伯里的资讯是斯诺提供的，斯诺是从毛那里听到的。从延安到美国，一番“出口转内销”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因为是斯诺，所以是真理，如是而已，谎言便成了信史。哈里索尔兹伯里笔下的毛，比文革中那个“伟大统帅”还要伟大，朱德在他笔下则不仅出身于“军阀将领”而且还“抽过大烟”。显而易见，朱是不可与毛同日而语的。连最基本的事实全不讲，那么明白的史实都敢这么改，何况那种全凭一张嘴云山雾罩的政治评价了（我始终认为，国内学人把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捧为经典是学界的堕落，其实外国人写中国的事，无非是官方资料的解读加道听途说的渲染，是最靠不住的。我曾随大流崇拜过斯诺，不相信坊间流传的他是苏俄和美国中情局的两面间谍之说，但文革时他到北京，显然负有政治史命，而且从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御用文人痕迹，不但谬误百出，而且用心明显，使我以为他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作品都需质疑，并绝不以他的东西为根据）。

哈里索尔兹伯里把出身“军阀将领”当朱德历史污点，以示他不是纯正的革命者，却不明白这恰恰是朱德强于其他中共领袖之处，没有他这十几年的“军阀将领”的人生垒积，就不可能有湘南起义的成功，不可能有中央红军，不可能有井冈山的神话，也就不可能有毛泽东赖以骄傲的“红色割据”。

史实告诉我们，在朱德发动“年关暴动”的3个月里，毛和王佐、袁文才的井冈山是很“和平”的。除了与民团和地主武装有小规模战斗外，井冈山基本不与正规军接触。但湘南起义被扑灭后，井冈山就不太平了，战斗规格也上升为小规摸战役。亦即说在朱德部入驻井冈山前，毛部未有规模性战争记载。

有趣地是奉命“进剿”井冈山的正是不久前，放朱德过境的杨如轩。

当时，奉蒋介石 “克日会剿”电令，向井冈山地区集结的主要为湖南方面的吴尚的第8军第一师和江西方面的杨如轩的第26师。由于宁冈在江西境内，湘军已并不积极进剿。但赣军“守土有责”，急欲除去心腹之患。4月下旬，驻在永新县城的杨如轩，下令所属的第79团经龙源口直逼井冈山北麓的宁冈、81团绕道拿山向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县黄坳方向迂回，分进合击井冈山。

刚成立不久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决定“集中兵力，歼敌一路”，具体部署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第28团和29团，作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战左路军第81团，相机夺取永新县城；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率领第31团，在七溪岭阻击右路军第79团。

战斗过程是：朱、陈率领四军军部和第28团、29团迅速向南挺进。第29团在黄坳，同81团先头营相遇。团长胡少海立即组织部队抢先占领街北的山头，激战两小时，击溃敌营，缴枪四五十支。首战告捷。当天下午，王尔琢率领第28团抵达五斗江，与第81团两个主力营相遇。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据参加此役的粟裕回忆说：“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了三十五公里”“打了个把钟头，就把敌人打垮了。缴到了几百支枪。”第三天中午时分，在永新城外的北田附近追上了逃敌。杨如轩命守城的第80团救援，并出城逃往吉安。朱部乘胜占领永新城。史谓“一打永新”。

正向龙源口开进的第79团，得知第81团溃败消息，亦向吉安退去。毛的31团并沒直接参加战斗，这就是此战全部经过，也是井冈山史上的首次大捷。

关于这次战斗，后来杨如轩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那次战斗真打假打只有他知道。　　

因为身份问题（杨此时为特赦战犯），杨如轩没有深说下去。从资料分析，杨定下进剿方案时，并不知朱德就是那个“朱毛”的朱。待到朱德兵临城下时，杨如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守城军队出城迎战，双方交火时，才发现苗头不对：这哪里还像以前一打就跑的农民军吗？知“朱毛” 便是朱德时，杨如轩只有弃城相让一途了。

这一战的特点就是，除了胡少海29团那一仗还算真刀真枪外，可谓就是朱德追，杨如轩跑。就是后来所谓的五斗江大捷，28团打得也是正在埋锅造饭的81团。

十来天后的“二占永新”时，朱德发布命令云：我和陈毅同志随胡少海的29团及朱云卿带领的31团1营，在新七溪岭负责解决杨池生从龙源口方向进攻的李文彬团。参谋长王尔琢带领28团，负责解决老七溪岭杨如轩的两个团。显然，朱故意避免与杨如轩直接兵锋相见。

这次“进剿”的总指挥换了27师师长杨池生，杨如轩为副。但杨如轩被朱德打高陇的声东击西给骗了，误以为朱毛主力西去湖南，井冈山兵力空虚，便率部向井冈山腹地进攻。这时在宁冈的毛泽东见赣军主力离开永新城，立刻写信给朱德，朱接信后，当即率部东返，以一天130里的速度飞兵永新县里田，在草市坳设伏。由吉安向龙源口西进杨部第79 团没料到共军主力会如此急速折回，一进入草市坳，立刻被包围全歼。朱率部乘胜追敌，5 月19 日攻占领永新县城，杨如轩负伤逃跑。闻知永新失守，打龙源口的两个团知大势已去，绕道拿山向吉安遁去。

杨如轩晚年回忆起此役时，沒有了一打永安时的不服气，坦承失败说：“我奉蒋介石命，向井冈山进攻，把指挥部设在永新。当时，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守在龙源口，我攻了几天都攻不下，万万没有想到，朱委员长率另一支部队以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的速度，从宁冈、莲花绕道而来，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刚刚得报永新西乡有警，接着，我的指挥部后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在仓皇撤退中，我只好跳城墙逃命，弄得狼狈不堪。”

时任28团党代表的何长工说：“朱德同志出色地领导这次奔袭草市坳、二占永新城的胜利战斗，是有远见，有预见的。”“特别是二占永新的胜利，表现了朱德同志非凡的指挥才能。”

“三占永新”和“四占永新”朱毛的战略仍是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其中“三占”打得比较苦些，不但死了28团3营营长萧劲，连军长朱德都亲自端起机关枪参战,被敌方打飞了军帽，但取得了歼敌一个团、溃敌二个团,缴枪千余支的战果，是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仗。

四占永新是井冈山初期的典型战例，也是朱德上山以前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规模性战争。从具体情形看，每次战役都是朱德布署指挥并亲临战阵，而毛则只是个政委角色，不但沒有展现任何军事才干，而且也很少亲临前线。不过这几个月，朱毛关系还算融洽，还能各司其责，互为长短。但细心的读者可能也看出来，四役下来，朱德都和他当年的同学故旧在打，而对毛的同乡湘军则总是守而不攻，联想到几个月前，杨如轩对朱德先是让路，后是默许炼兵的交情，朱德当初能派人拉杨起义，如今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翻脸就不认人了？这与朱德义气、宽厚的形象相去太远，不能不令人起疑，觉得有点不合情理，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