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帅恩怨（四）林彪这个人
这就要还原到那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个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的林彪来研读、分析了。换句话讲，林彪这次不想再装神扮鬼了。他决心当一次人！
同周恩来曾公开表白过的那样：我是个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林彪骨子里也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个骄傲的中国军人。我们在林们简历中看到，他这一生，除了学生就是当兵。他作为中共发动武装斗争以后的第一代士兵，对无数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个共和国，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以前，他无能为力，只能称病隐居，如今位高名重，再这么任由毛泽东无休无止的折腾下去，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吗？堂堂大中国，居然没有国家元首，岂不是笑话！这并非笔者凭空杜撰，这种想法在他所有“罪状”中，永难翻案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写的明明白白。（另文祥述）
林彪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虽谈不上孔孟弟子，但从小深受儒家礼教影响，后来在他家里搜出许多孔孟语录，便是明证。他肯定从礼义法理方面研究过这个问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1959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仅名不正，言不顺，也是毫无道理的。
林彪的讲话，打乱了会议进程，从8月23日到26日，委员们从各自不同理解与立场，群情汹汹，矛头直接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从已有资料看，林彪这次可谓是布置周密，战术得当，而且亲自指挥，确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战役”。一下就把江青、张春桥给打懵了。（当时，称这是林“抢班夺权”。后来，又把这说成是林与红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狗咬狗”。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如果，还以忠于不忠于毛泽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林只能算反革命了）。
毛泽东在张春桥惶恐不安的神情中，嗅出了火药味儿。尽管事先他也想到了会“乱”，也和林彪打过招呼，叫他注意别点康生的名字（毛对康如此呵护有加，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人，给他找了多少麻烦？如果，他真不知道，我甚至要怀疑的他智商了！）可人都跟他跑了，那可真得“重回井冈山”了。江青把陈伯达“投靠”林彪，汪东兴也“一仆二主”靠不住的怀疑告诉了丈夫，毛还不相信，训这个女人说：“你怎么和谁也搞不到一起呢？汪东兴跟我这么久了他还会反对我吗？你不要疑神疑鬼。”可是当他看到“六号简报”上汪东兴的慷慨陈词后，他怒了，派人找到汪，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跟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毛汪关系可见一斑，同志乎？主奴乎？不再往深说了。）
堂堂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听了这话腿肚子一软，“扑通”跪了下来：“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主席，我向您检讨。”他把责任全推到陈伯达的身上：“我听了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很气愤，就发了言。”
毛厉声追问：“难道就再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我看还是没有把问题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汪吓傻了，立刻把他和林彪、叶群的谈话和盘端出。（此人后来因反了江青，助华叶“粉碎四人邦”有功，还当了几年中共副主席，可见奴才是最靠不住的。亦可见一生以用人见长的毛，晚年用人是如何糊涂。）
毛恨恨地说：“什么反革命听说不当国家主席他们高兴，是有人当不上国家主席而不高兴！这完全是阴谋诡计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很快就写出检查，才算逃过一刼。
毛泽东决心阻止这场灾难，他要拿陈伯达当鸡杀，震慑那些不听话的猴子。他与周恩来、康生一起约林面谈。
毛开门见山地说：“林彪同志，这次会议，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可是，这两天的气氛很不对头嘛！”
林彪一脸疑惑地问：“出现什么问题了？”
毛抛出了该杀的鸡：“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有那么严重吗？”林彪还是一脸茫然。
毛怒吼道：“我看陈伯达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还会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打招呼。你要同陈伯达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林彪这才附合说：“好，我向军队里的几个中央委员打个招呼。”
毛重重地又说了句：“庐山是炸不平的。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辩解道：“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让主席当，并不是我想当。也许是我在开幕那天的讲话，引起了这场风波。”
毛还没想动林，听了这句话，又转而抚慰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跑，上了大当。”
是晚，毛泽东对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还是有人不理解，小声议论着。毛火了，厉声叱道：“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5天后，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下发前，毛还专门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 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的这个《意见》（应说是命令），又一次使风云突变，原来的“群情愤慨”地揭发张春桥如何之左，变成了“自我检查” 自己如何之右，又如何之傻。这不禁令人想起11年前，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那次整得是第二元帅。毛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委员们会按他的暗示，对彭群起攻之，但实际情况却与之估计相反，同情和支持彭的声音,明此起彼伏，他的“秀才们”（其中也包括陈伯达）也“不辩是非”地立场动摇。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尤其是曾是他顶头上司的张闻天的发言，使他不能不认真对待，（仅举张发言中两点：“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其二“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转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便可以明白，毛为什么会“龙颜震怒”了，全是扎他肺管子的东西吗！）毛在讲话里就火药味儿十足地甩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把彭的问題，推向了对立面。开了中共建政后，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先河，留下了一桩必被后人清算的政治奇案，毛也因此而不得安生。
但这次毛泽东沒有再犯上一次的错误（那次毛66岁，这次已77岁，也沒力气了）。只惩家奴，不论大臣。应当讲，毛给林留足了面子。很多资料都可以佐证，毛期待着他这位“好学生”能接受教训，再一次向自己表忠心。
然而，毛泽东又想错了，林彪可不像彭德怀那么好哄，他才不相信那个什么“全党大局”的说教，他不愿再违心屈从，他要让世人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庐山真面目”。
元帅恩怨（五）林彪这个人
林彪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呢？
虽然，沒有更多证据证明林彪是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直接组织者（只有一个“照老虎说得办”的手令，很难做为直接证据），但我们从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前后，公开的资料看，可以认为林至少是知情，而且并未反对。否则，以林立果一个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身份，是不可能调动王维国、江腾蛟这样的军级主管的。总之，如果还是以忠于还是反对毛泽东为有罪无罪标准，其反革命阴谋叛乱罪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一万年也翻不了。
这与二战后期，军人谋杀希特勒案有些相似，尽管，史家在承认谋杀事实的基础上，多从积极方面评价，但其案犯家属在上世紀下半叶，诉诸法律，布图为亲人平反时，却以败诉告终。理由就是，其量刑之取证与事实均准确无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否定以前的判决。
但这并不防碍媒体和舆论，从历史进步还是倒退的角度，把昨天的叛徒，评判为民族英雄。
已故大学者李慎之曾直言不讳地称：“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认识没有超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也就是说，使林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也恰恰是他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那么，李教授所言是否不虚？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其“罪证”原文吧：
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24）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酿。
⑵ 夺权正在进行。
⑶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⑷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⑸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⑹ 他们“故计重演”。
⑺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⑻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⑼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空四军，空五军）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
△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指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⑴ 计划
⑵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⑶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⑷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⑵ 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这是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同空军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策划，3月23日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全文。
林彪死后，中共中央经毛批准在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以林之“罪证”名义传达《纪要》。由于纪要对毛的形象极具杀伤力。当时，有传言说，政治局对是否下发这个纪要有不同意见；认为即使下发，也应当只公布部分内容。但毛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执意公布全文。（毛为何要执意？为什么又是周“劝阻”？耐人寻味）。
《纪要》在1972年下半年，已在国内全部公开。它掀起了一轮批林高潮，也引发了一阵思索的暗潮。批林高潮可谓“义愤填膺”，绝少涉及文件内容，愤怒大多定位在“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竟敢企图“谋杀伟大领袖”，谈不上思想性。但生活在“广阔天地”，饱受贫困之苦的小知识分子（知青），却从中找到了一种共呜，那都是他们困惑，却理不出头绪的现实问题，或者是敢想却不敢说，总之，死林彪虽弃尸异邦，却在神州大地洒下了“异端”思考的火种，这个真真切切的事实，国内史学界在近40年里却一直对此讳莫如深、足见既使在邓小平时代，国内史家仍未挣脱《联共（布）简史》之桎梏，依旧沿续着延安整风之“一个领袖，两条路线”的定式，从政治需要出发，还是把历史当成一个可以任权力者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凡触及这事引起的波动，虽不像毛在世时，说成是林彪死党的惶恐或垂死挣扎，“进步”为群众对“接班人”之死“难以理解”，就是不愿正视其真正的历史作用：使人们开始对文革、对毛泽东重新审视与思考这个事实。不能反映历史真实，实在是有几千年春秋传统的中国史家之大不幸。何为春秋传统呢？
元帅恩怨（六）林彪这个人
春秋传统，也称春秋笔法、春秋大义。其典出于春秋时代。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权臣崔杼杀了国君庄公。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将史官杀掉。第二个史官又写：崔杼弑庄公。又被杀掉。第三个史官仍写：崔杼弑庄公。仍被杀掉。第四个史官还是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正准备杀他时，听说一位“南史氏”听说他连杀三个史官，正捧着简册，日夜兼程赶来，准备做第五个刀下史官，这才无奈地不再杀史官了。
其实，崔杼也并非滥杀无辜，实在是庄公找死，竟与迎立他为公的大功臣崔杼的妻子私通。私通就私通吧，还到处炫耀，崔杼当然不能容忍，设计把到他家来行淫的庄公杀了。说起来崔杼还占理，既便算不上为民除害，也是杀的昏君。但春秋笔法有严挌规矩，无论有理无理，臣杀君则为弑。论可辩理，弑则不可变。
中国史家历史，大概可追朔到四千多年前，商朝不大清楚，周朝便有史官设置。因古时，识字人不多，又沒有纸，书写工具少的可怜，到蔡伦造纸之前，较有品位的文字记载，基本都是用竹片（竹简），所谓“学富五车”就便源于此时期。史官在汉时，称太史令，是个可以传子传孙的爵位（崔杼杀的三个史官，便是三个亲兄弟，他们只有哥儿四个，所以才有南史氏赶来之说。司马迁就是子承父业当的太史令），代代相传，传统也就保持了下来。
因为是家天下，史家传统中糟粕很多，基本是帝王将相的传记，英雄史观为主，其道德评判也是封建主义的标准，但求实这一点，却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正因这一点，中国历史才在华夏文化中始终居于显学之尊。
春秋笔法，历四千年而不衰，其间虽屡遭磨难，但直到民元革命止，它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民元后，由于政权未一统，加之革命党之政治需要，春秋大义不符合新权力的利益，史学从求实沦落为当政者的宣传工具，孙中山开其先河，毛泽东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中国近现代史，被写得与政治讲义差不多，你在教科书中根本理不清这近百年的历史过程，只能从蔡东藩之类的演义中，看个端倪。
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署名《联共（布）简史》是延安时，毛泽东编撰党书的蓝本，他简洁地用“古为今用”四个字，厘定了中共对史学的定位。建国前夕，他就批评明史专家吴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要求吴，对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从此，中国史学界便遵命地把毛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的定式，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完全否定了春秋笔法。
在这种所谓的唯物史观指导下，所有的农民暴动（唯一例外的是民初的白朗起义未含在内）都被当成了“革命”，而与之相对立的人物，不管他们对国家民族做出过多大贡献，统统成了“反革命”。清中兴名将曾左李，自不必提，不是刽子手，就是卖国贼，就连因虎门焚烟而被当作爱国主义典范的林则徐，也因晚年奉旨平乱，而被质疑。至于对起义领袖，则隐其恶，杨之善，极尽夸大编造之能事，似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场接一场的乱民暴动书写成的。（这种隐喻中共革命的史论，不幸地把中共的革命，混同于了农民起义）。
最荒诞地是，这种唯物史观居然把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抗日战争写成了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年抗战”。好了，打住，再说下去该犯忌了。总之，民元以后的历史，实不成其为史，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从头作起。
我们还是回到林彪这个人吧。
我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份“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会怎样，但我再读它时，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震撼感。我能从中看到“阴谋”（所有的革命似乎都是从阴谋开始的，包括农民起义在内，成功了就是革命，失败了就是叛乱。亘古至今，无一例外。所以，百姓才说：成者王侯败者贼），看到反毛反张春桥等文革派，但看不到反革命。相反，倒使我想起当初批林时，把林的一句话“壮志坚信马列”批为假话，现在看来是冤枉他了。（我并不认为林是个合挌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我不相信毛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我相信林确如他讲的“坚信马列”，即是个中国化的列宁主义者。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回事。）我从中看到了权力之争，但并非革命与反革命，而是对毛极左政策的无情否定。而且，经过30年的历史洗练，再回头来品味这些“反革命”思想，以为确如李慎之先生所言，莫说37年前，就是今天能有这样认识的人也不多。（我又想到了联动，当然《纪要》对社会与文革的认识远远高于联动思想，但基调与联动很相似。所以，我才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测是林彪通过林立果支持的联动。以印证江青怀疑林彪为联动后台的说法。另外，通过这些年的反复研讨，我发现当年江青们公开指责过的事，几乎沒有一件是空穴来风，大都有一定根据，不过是夸大或扭曲了而已，比如“二月兵变”，比如“贺龙谋刺毛泽东”等，均是“事出有因”。联动一事大约也是如此，林彪未必亲自插手，但江青们发现林立果混迹其中，而联动又大多军队子女，因此指责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为联动后台，影射林彪）。
1972 年，也就是36年前，我已25岁，从兵团设计院被“放逐”到塔里木一个农场劳动。与我同宿舍有个鹤发童颜，气宇轩昂的老先生，从他那一身黑衣黑裤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刚从劳改队出来不久的“新生人员”。通过交流，知其姓王，四川人，北大法学院毕业。乃“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书记，镇反时被捕，判无期徒刑，服刑20年后，才被假释，留场就业，月工资32块2角（当时兵团库尔勒地区1级农工工资）。因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工资又低，无力换装。天热了，就将棉衣的棉花掏出，当单衣穿。没钱买衣服，却少不了买书订报，还爱写大字。我和他成为朋友的起因是，我从石河子过来时，他帮我搬行李（别看他年近70，耳不聋、眼不花，腰扳挺直，干起活儿来，我都不如他），发现我有不少书，大多是书店买不到的，便把我当成了图书馆。后来，我出于对老年人的同情，送了他一顶旧蚊帐，还给了他一些布票，凑了点钱，帮他脱掉了那身黑皮。老先生甚是感激，其对我的回报，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定额后，过来帮我干（惭愧不？）。但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文友，还是因我那本马迪厄著的《法国大革命》。我是罗伯斯庇尔的“纷丝”，他却认为正是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主义，毁掉了那场革命。我们争了个脸红脖子粗，结果成了忘年交。
《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后，老先生开会发言时（那时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从法律角度讲得头头是道，结论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万恶不赦。私下里却对我说：“沒想到你们共产党这么快走我们的老路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呀！”当时，我特恨林彪，说：“林秃子死了，国家就有救了”老先生笑笑，憋了半天才说：“我真佩服毛主席，这么骂他的东西都敢公布，伟大伟大，太伟大了！”经他这么一说，我才又专门到连部，找来文件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感觉与听报告就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沒有像那位“反革命”的王老先生那样以为伟大，反而像吃了个苍蝇似的直想吐，林彪这家伙也能讲真话？（这就是典型的先入为主。把把林定为坏蛋，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反动，是胡说。一旦发现他讲与自己想的一样，就会有这种奇怪感觉。用在作史，则必定以论代史，不是据实而论，而是去找符合自己主观臆想的史。幸好，当年沒网络，否则以我当时之偏激与肤浅，肯定会贻笑大方。）总之，当时我非常震惊，觉得林彪讲得是真话，但以为不该出自他之口。
老先生听了我的看法，沉吟片刻只讲了八个字：“千秋功罪、史自有论。”
可惜，那时我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仍抱着对林的“仇恨”以为其“两面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却不曾想过他何以做两面派，为什么要打着红旗反红旗？认为其罪该万死。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我回京探亲，惊异地发现家中的毛主席画像被取下，换上了周恩来画像。养父是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在我印象中很少有自己的倾向和观点，属那种有话宁可烂在肚子里的人。对我的异议，他只说了一句话：“没事别乱跑，在家多看点书。”并给了我一堆油印材料。其中有不少天安门事件“反革命罪证”，令我吃惊地是其中不少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翻版，比如“假马列主义”“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惊愕了，这是在悼念周总理呀！怎么会成了反革命闹事？按我当时的“政治觉悟”，虽对中央定性，持怀疑态度，但还以为引用林彪用过的语言，就难逃反动之嫌（本人不久前用了句“鱼死网破”就被开会批判为“林彪分子”。我感到特委屈，因为羞于与林为伍）。不久，朱德元帅逝世，养父并没换下周的画像。我问过他一次，他仍未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总司令是善终。”之后，在我准备离京时，大地震来了。我是家中在京唯一的壮劳力，要领物资，搭地震棚，就没走。这期间人都从楼上下来，住进几乎连为一体的地震棚，彼此距离近了，交流也多了。我闲着沒事，除打理家务外，常与过去难得见面的叔叔阿姨辈们聊天，我发现他们大多与养父一样，对周总理充满景仰与感情，印象较深的是后来当过中国农学会副会长的苏平阿姨。我们两家50年代就是邻居，我与她家老二是育英同班同学，本来两家关系很好。但文革中，却在保谭（震霖）与反谭上，闹成了冤家。不知什么深仇大恨，母亲至死也不原谅苏阿姨，而且不愿我们与苏接触，理由就一个：苏是造反派。不过，苏平对我却与小时一样友好，我去她家玩，她经常主动问我家情况，一次我问起她与我母亲的事，她坦白地说：怪我。我太左。那时听了中央文革的话，其实我也不想打倒谭震霖同志，被人利用，怪我。我问她天安门事件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闹事了？她说：闹事也只是一小撮，我和你爸爸都去了，你说阿姨和你爸爸是反革命吗？她见我摇头，又说：孩子，文化革命十年了，你们长大了，我们老了。毛主席不是说，世界是你们的吗。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題，不能再听风就是雨了。
那年我29岁，我开始搜集资料，学会用脑子，而不是骨子想问題了。
我扯了这么多闲人小事，似乎与主題无干，其实我想通过我的“成长”过程，来说明两个问題，一个是两个文化革命在同时并行进行着，一个是上层大人物们的权力之争，一个是下层百姓的恩怨之争。上层权力之争在借助下层民众的积怨，下层百姓则打着上层革命的旗帜，以达到自身愿望的实现。但运动主持者的目的与下层民众企盼的愿望，毫无相通之处，碰了壁的百姓们在失望之余，开始了思考。而恰在此时，林彪这个“反面教材”给了人们重重一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之死，标志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虽然，人们在表面上仍在喊“万岁”，但与这之前，比如1966年7月29日的发自内心的真诚，有了质的区别，那时是由衷的发泄，这之后却是不得不喊，或者为了表现自己才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时，我在河南省新乡市武装部长武巍叔叔家，他挺严肃地叫我们4点听广播，说有重要消息。当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是不是老头子死了（当时，北京干部子弟，私下里都这样称呼毛）？并说出了口。武叔并未回答，拍了我脑袋一下，就走了。
因为关于毛病入膏肓，社会上早有传言。甚至还有毛已死，江青等秘不发丧，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说，因此，我们哥儿几个并不感意外，一边磕瓜籽，一边聊着毛死后，谁会接班。当然沒人会想到华国锋，以为江青会把王洪文推到前台当主席，过渡一段时间，再自己上台。也有认为毛远新是太子爷的。但都觉得中国又要天下大乱了。
武巍是个1937年的老红军，对毛的感情很深，但对“那个老妖婆”则恨之入骨，公开告诉几个孩子，“恐怕又要打仗了”。并要我先不急回新疆，“看看情况再说”。
总之，三个伟人的死，在我来讲，感情并不相同。周恩来去世，我悲痛地好像失去了亲人，多少天茶饭不思，感到一种前途渺茫；朱德去世，或者是因为还沒从对周去世的痛苦中出来，震动不大，那天我戴了黑纱，在老总遗象前，躹了三个躬；毛泽东去世，不敢说是有种解脱感，但确没多少悲痛，多是对未来时局的担忧与惶恐。
后来，华国锋顺利接班，我才回新疆。
回到塔里木不久，王老先生的家人为他办好了回乡手续（1975年，他作为特赦之列，去除“终身剝夺政治权利”之尾巴），他临走前，专门请我到团部招待食堂吃了顿饭。这时他已寿高73，仍红光满面，我们爷儿俩整整喝了两斤老白干。那天，老先生特别健谈，说到周恩来，说到毛泽东，也说到蒋介石和蒋经国，最后，他还专门说到林彪。
他对周的评价是，没有周恩来，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对毛的评价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对老蒋的评价是，缺乏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对小蒋的评价是，比他老子强。对林彪他则只说了六个字：十足的两面派。
我当时对林彪没一点好感，所以并没往深了想。以至在我送老先生到库尔勒诀别时，老先生说到，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两面派，都不止一副面孔，你我全一样，问題要看哪面是真哪面是假。我也没当回事。
现在想起来，老先生那六个字：“十足的两面派”确实是对林彪准确的定论。
这就要还原到那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个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的林彪来研读、分析了。换句话讲，林彪这次不想再装神扮鬼了。他决心当一次人！
同周恩来曾公开表白过的那样：我是个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林彪骨子里也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个骄傲的中国军人。我们在林们简历中看到，他这一生，除了学生就是当兵。他作为中共发动武装斗争以后的第一代士兵，对无数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个共和国，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以前，他无能为力，只能称病隐居，如今位高名重，再这么任由毛泽东无休无止的折腾下去，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吗？堂堂大中国，居然没有国家元首，岂不是笑话！这并非笔者凭空杜撰，这种想法在他所有“罪状”中，永难翻案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写的明明白白。（另文祥述）
林彪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虽谈不上孔孟弟子，但从小深受儒家礼教影响，后来在他家里搜出许多孔孟语录，便是明证。他肯定从礼义法理方面研究过这个问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1959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仅名不正，言不顺，也是毫无道理的。
林彪的讲话，打乱了会议进程，从8月23日到26日，委员们从各自不同理解与立场，群情汹汹，矛头直接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从已有资料看，林彪这次可谓是布置周密，战术得当，而且亲自指挥，确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战役”。一下就把江青、张春桥给打懵了。（当时，称这是林“抢班夺权”。后来，又把这说成是林与红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狗咬狗”。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如果，还以忠于不忠于毛泽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林只能算反革命了）。
毛泽东在张春桥惶恐不安的神情中，嗅出了火药味儿。尽管事先他也想到了会“乱”，也和林彪打过招呼，叫他注意别点康生的名字（毛对康如此呵护有加，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人，给他找了多少麻烦？如果，他真不知道，我甚至要怀疑的他智商了！）可人都跟他跑了，那可真得“重回井冈山”了。江青把陈伯达“投靠”林彪，汪东兴也“一仆二主”靠不住的怀疑告诉了丈夫，毛还不相信，训这个女人说：“你怎么和谁也搞不到一起呢？汪东兴跟我这么久了他还会反对我吗？你不要疑神疑鬼。”可是当他看到“六号简报”上汪东兴的慷慨陈词后，他怒了，派人找到汪，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跟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毛汪关系可见一斑，同志乎？主奴乎？不再往深说了。）
堂堂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听了这话腿肚子一软，“扑通”跪了下来：“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主席，我向您检讨。”他把责任全推到陈伯达的身上：“我听了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很气愤，就发了言。”
毛厉声追问：“难道就再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我看还是没有把问题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汪吓傻了，立刻把他和林彪、叶群的谈话和盘端出。（此人后来因反了江青，助华叶“粉碎四人邦”有功，还当了几年中共副主席，可见奴才是最靠不住的。亦可见一生以用人见长的毛，晚年用人是如何糊涂。）
毛恨恨地说：“什么反革命听说不当国家主席他们高兴，是有人当不上国家主席而不高兴！这完全是阴谋诡计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很快就写出检查，才算逃过一刼。
毛泽东决心阻止这场灾难，他要拿陈伯达当鸡杀，震慑那些不听话的猴子。他与周恩来、康生一起约林面谈。
毛开门见山地说：“林彪同志，这次会议，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可是，这两天的气氛很不对头嘛！”
林彪一脸疑惑地问：“出现什么问题了？”
毛抛出了该杀的鸡：“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有那么严重吗？”林彪还是一脸茫然。
毛怒吼道：“我看陈伯达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还会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打招呼。你要同陈伯达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林彪这才附合说：“好，我向军队里的几个中央委员打个招呼。”
毛重重地又说了句：“庐山是炸不平的。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辩解道：“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让主席当，并不是我想当。也许是我在开幕那天的讲话，引起了这场风波。”
毛还没想动林，听了这句话，又转而抚慰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跑，上了大当。”
是晚，毛泽东对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还是有人不理解，小声议论着。毛火了，厉声叱道：“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5天后，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下发前，毛还专门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 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的这个《意见》（应说是命令），又一次使风云突变，原来的“群情愤慨”地揭发张春桥如何之左，变成了“自我检查” 自己如何之右，又如何之傻。这不禁令人想起11年前，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那次整得是第二元帅。毛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委员们会按他的暗示，对彭群起攻之，但实际情况却与之估计相反，同情和支持彭的声音,明此起彼伏，他的“秀才们”（其中也包括陈伯达）也“不辩是非”地立场动摇。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尤其是曾是他顶头上司的张闻天的发言，使他不能不认真对待，（仅举张发言中两点：“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其二“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转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便可以明白，毛为什么会“龙颜震怒”了，全是扎他肺管子的东西吗！）毛在讲话里就火药味儿十足地甩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把彭的问題，推向了对立面。开了中共建政后，毛一个人说了算的先河，留下了一桩必被后人清算的政治奇案，毛也因此而不得安生。
但这次毛泽东沒有再犯上一次的错误（那次毛66岁，这次已77岁，也沒力气了）。只惩家奴，不论大臣。应当讲，毛给林留足了面子。很多资料都可以佐证，毛期待着他这位“好学生”能接受教训，再一次向自己表忠心。
然而，毛泽东又想错了，林彪可不像彭德怀那么好哄，他才不相信那个什么“全党大局”的说教，他不愿再违心屈从，他要让世人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庐山真面目”。
元帅恩怨（五）林彪这个人
林彪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呢？
虽然，沒有更多证据证明林彪是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直接组织者（只有一个“照老虎说得办”的手令，很难做为直接证据），但我们从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前后，公开的资料看，可以认为林至少是知情，而且并未反对。否则，以林立果一个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身份，是不可能调动王维国、江腾蛟这样的军级主管的。总之，如果还是以忠于还是反对毛泽东为有罪无罪标准，其反革命阴谋叛乱罪是板上钉钉的铁案，一万年也翻不了。
这与二战后期，军人谋杀希特勒案有些相似，尽管，史家在承认谋杀事实的基础上，多从积极方面评价，但其案犯家属在上世紀下半叶，诉诸法律，布图为亲人平反时，却以败诉告终。理由就是，其量刑之取证与事实均准确无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否定以前的判决。
但这并不防碍媒体和舆论，从历史进步还是倒退的角度，把昨天的叛徒，评判为民族英雄。
已故大学者李慎之曾直言不讳地称：“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认识没有超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也就是说，使林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也恰恰是他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那么，李教授所言是否不虚？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其“罪证”原文吧：
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24）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酿。
⑵ 夺权正在进行。
⑶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⑷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⑸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⑹ 他们“故计重演”。
⑺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⑻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⑼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空四军，空五军）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
△ 三十四师
◇ 借用力量
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指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⑴ 计划
⑵ 力量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教导队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⑶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⑷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⑵ 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这是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同空军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策划，3月23日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全文。
林彪死后，中共中央经毛批准在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以林之“罪证”名义传达《纪要》。由于纪要对毛的形象极具杀伤力。当时，有传言说，政治局对是否下发这个纪要有不同意见；认为即使下发，也应当只公布部分内容。但毛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执意公布全文。（毛为何要执意？为什么又是周“劝阻”？耐人寻味）。
《纪要》在1972年下半年，已在国内全部公开。它掀起了一轮批林高潮，也引发了一阵思索的暗潮。批林高潮可谓“义愤填膺”，绝少涉及文件内容，愤怒大多定位在“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竟敢企图“谋杀伟大领袖”，谈不上思想性。但生活在“广阔天地”，饱受贫困之苦的小知识分子（知青），却从中找到了一种共呜，那都是他们困惑，却理不出头绪的现实问题，或者是敢想却不敢说，总之，死林彪虽弃尸异邦，却在神州大地洒下了“异端”思考的火种，这个真真切切的事实，国内史学界在近40年里却一直对此讳莫如深、足见既使在邓小平时代，国内史家仍未挣脱《联共（布）简史》之桎梏，依旧沿续着延安整风之“一个领袖，两条路线”的定式，从政治需要出发，还是把历史当成一个可以任权力者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凡触及这事引起的波动，虽不像毛在世时，说成是林彪死党的惶恐或垂死挣扎，“进步”为群众对“接班人”之死“难以理解”，就是不愿正视其真正的历史作用：使人们开始对文革、对毛泽东重新审视与思考这个事实。不能反映历史真实，实在是有几千年春秋传统的中国史家之大不幸。何为春秋传统呢？
元帅恩怨（六）林彪这个人
春秋传统，也称春秋笔法、春秋大义。其典出于春秋时代。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权臣崔杼杀了国君庄公。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将史官杀掉。第二个史官又写：崔杼弑庄公。又被杀掉。第三个史官仍写：崔杼弑庄公。仍被杀掉。第四个史官还是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正准备杀他时，听说一位“南史氏”听说他连杀三个史官，正捧着简册，日夜兼程赶来，准备做第五个刀下史官，这才无奈地不再杀史官了。
其实，崔杼也并非滥杀无辜，实在是庄公找死，竟与迎立他为公的大功臣崔杼的妻子私通。私通就私通吧，还到处炫耀，崔杼当然不能容忍，设计把到他家来行淫的庄公杀了。说起来崔杼还占理，既便算不上为民除害，也是杀的昏君。但春秋笔法有严挌规矩，无论有理无理，臣杀君则为弑。论可辩理，弑则不可变。
中国史家历史，大概可追朔到四千多年前，商朝不大清楚，周朝便有史官设置。因古时，识字人不多，又沒有纸，书写工具少的可怜，到蔡伦造纸之前，较有品位的文字记载，基本都是用竹片（竹简），所谓“学富五车”就便源于此时期。史官在汉时，称太史令，是个可以传子传孙的爵位（崔杼杀的三个史官，便是三个亲兄弟，他们只有哥儿四个，所以才有南史氏赶来之说。司马迁就是子承父业当的太史令），代代相传，传统也就保持了下来。
因为是家天下，史家传统中糟粕很多，基本是帝王将相的传记，英雄史观为主，其道德评判也是封建主义的标准，但求实这一点，却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正因这一点，中国历史才在华夏文化中始终居于显学之尊。
春秋笔法，历四千年而不衰，其间虽屡遭磨难，但直到民元革命止，它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民元后，由于政权未一统，加之革命党之政治需要，春秋大义不符合新权力的利益，史学从求实沦落为当政者的宣传工具，孙中山开其先河，毛泽东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中国近现代史，被写得与政治讲义差不多，你在教科书中根本理不清这近百年的历史过程，只能从蔡东藩之类的演义中，看个端倪。
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署名《联共（布）简史》是延安时，毛泽东编撰党书的蓝本，他简洁地用“古为今用”四个字，厘定了中共对史学的定位。建国前夕，他就批评明史专家吴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要求吴，对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从此，中国史学界便遵命地把毛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的定式，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完全否定了春秋笔法。
在这种所谓的唯物史观指导下，所有的农民暴动（唯一例外的是民初的白朗起义未含在内）都被当成了“革命”，而与之相对立的人物，不管他们对国家民族做出过多大贡献，统统成了“反革命”。清中兴名将曾左李，自不必提，不是刽子手，就是卖国贼，就连因虎门焚烟而被当作爱国主义典范的林则徐，也因晚年奉旨平乱，而被质疑。至于对起义领袖，则隐其恶，杨之善，极尽夸大编造之能事，似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场接一场的乱民暴动书写成的。（这种隐喻中共革命的史论，不幸地把中共的革命，混同于了农民起义）。
最荒诞地是，这种唯物史观居然把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抗日战争写成了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年抗战”。好了，打住，再说下去该犯忌了。总之，民元以后的历史，实不成其为史，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从头作起。
我们还是回到林彪这个人吧。
我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份“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会怎样，但我再读它时，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震撼感。我能从中看到“阴谋”（所有的革命似乎都是从阴谋开始的，包括农民起义在内，成功了就是革命，失败了就是叛乱。亘古至今，无一例外。所以，百姓才说：成者王侯败者贼），看到反毛反张春桥等文革派，但看不到反革命。相反，倒使我想起当初批林时，把林的一句话“壮志坚信马列”批为假话，现在看来是冤枉他了。（我并不认为林是个合挌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我不相信毛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我相信林确如他讲的“坚信马列”，即是个中国化的列宁主义者。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回事。）我从中看到了权力之争，但并非革命与反革命，而是对毛极左政策的无情否定。而且，经过30年的历史洗练，再回头来品味这些“反革命”思想，以为确如李慎之先生所言，莫说37年前，就是今天能有这样认识的人也不多。（我又想到了联动，当然《纪要》对社会与文革的认识远远高于联动思想，但基调与联动很相似。所以，我才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测是林彪通过林立果支持的联动。以印证江青怀疑林彪为联动后台的说法。另外，通过这些年的反复研讨，我发现当年江青们公开指责过的事，几乎沒有一件是空穴来风，大都有一定根据，不过是夸大或扭曲了而已，比如“二月兵变”，比如“贺龙谋刺毛泽东”等，均是“事出有因”。联动一事大约也是如此，林彪未必亲自插手，但江青们发现林立果混迹其中，而联动又大多军队子女，因此指责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为联动后台，影射林彪）。
1972 年，也就是36年前，我已25岁，从兵团设计院被“放逐”到塔里木一个农场劳动。与我同宿舍有个鹤发童颜，气宇轩昂的老先生，从他那一身黑衣黑裤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刚从劳改队出来不久的“新生人员”。通过交流，知其姓王，四川人，北大法学院毕业。乃“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书记，镇反时被捕，判无期徒刑，服刑20年后，才被假释，留场就业，月工资32块2角（当时兵团库尔勒地区1级农工工资）。因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工资又低，无力换装。天热了，就将棉衣的棉花掏出，当单衣穿。没钱买衣服，却少不了买书订报，还爱写大字。我和他成为朋友的起因是，我从石河子过来时，他帮我搬行李（别看他年近70，耳不聋、眼不花，腰扳挺直，干起活儿来，我都不如他），发现我有不少书，大多是书店买不到的，便把我当成了图书馆。后来，我出于对老年人的同情，送了他一顶旧蚊帐，还给了他一些布票，凑了点钱，帮他脱掉了那身黑皮。老先生甚是感激，其对我的回报，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定额后，过来帮我干（惭愧不？）。但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文友，还是因我那本马迪厄著的《法国大革命》。我是罗伯斯庇尔的“纷丝”，他却认为正是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主义，毁掉了那场革命。我们争了个脸红脖子粗，结果成了忘年交。
《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后，老先生开会发言时（那时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从法律角度讲得头头是道，结论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万恶不赦。私下里却对我说：“沒想到你们共产党这么快走我们的老路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呀！”当时，我特恨林彪，说：“林秃子死了，国家就有救了”老先生笑笑，憋了半天才说：“我真佩服毛主席，这么骂他的东西都敢公布，伟大伟大，太伟大了！”经他这么一说，我才又专门到连部，找来文件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感觉与听报告就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沒有像那位“反革命”的王老先生那样以为伟大，反而像吃了个苍蝇似的直想吐，林彪这家伙也能讲真话？（这就是典型的先入为主。把把林定为坏蛋，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反动，是胡说。一旦发现他讲与自己想的一样，就会有这种奇怪感觉。用在作史，则必定以论代史，不是据实而论，而是去找符合自己主观臆想的史。幸好，当年沒网络，否则以我当时之偏激与肤浅，肯定会贻笑大方。）总之，当时我非常震惊，觉得林彪讲得是真话，但以为不该出自他之口。
老先生听了我的看法，沉吟片刻只讲了八个字：“千秋功罪、史自有论。”
可惜，那时我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仍抱着对林的“仇恨”以为其“两面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却不曾想过他何以做两面派，为什么要打着红旗反红旗？认为其罪该万死。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我回京探亲，惊异地发现家中的毛主席画像被取下，换上了周恩来画像。养父是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在我印象中很少有自己的倾向和观点，属那种有话宁可烂在肚子里的人。对我的异议，他只说了一句话：“没事别乱跑，在家多看点书。”并给了我一堆油印材料。其中有不少天安门事件“反革命罪证”，令我吃惊地是其中不少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翻版，比如“假马列主义”“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惊愕了，这是在悼念周总理呀！怎么会成了反革命闹事？按我当时的“政治觉悟”，虽对中央定性，持怀疑态度，但还以为引用林彪用过的语言，就难逃反动之嫌（本人不久前用了句“鱼死网破”就被开会批判为“林彪分子”。我感到特委屈，因为羞于与林为伍）。不久，朱德元帅逝世，养父并没换下周的画像。我问过他一次，他仍未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总司令是善终。”之后，在我准备离京时，大地震来了。我是家中在京唯一的壮劳力，要领物资，搭地震棚，就没走。这期间人都从楼上下来，住进几乎连为一体的地震棚，彼此距离近了，交流也多了。我闲着沒事，除打理家务外，常与过去难得见面的叔叔阿姨辈们聊天，我发现他们大多与养父一样，对周总理充满景仰与感情，印象较深的是后来当过中国农学会副会长的苏平阿姨。我们两家50年代就是邻居，我与她家老二是育英同班同学，本来两家关系很好。但文革中，却在保谭（震霖）与反谭上，闹成了冤家。不知什么深仇大恨，母亲至死也不原谅苏阿姨，而且不愿我们与苏接触，理由就一个：苏是造反派。不过，苏平对我却与小时一样友好，我去她家玩，她经常主动问我家情况，一次我问起她与我母亲的事，她坦白地说：怪我。我太左。那时听了中央文革的话，其实我也不想打倒谭震霖同志，被人利用，怪我。我问她天安门事件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闹事了？她说：闹事也只是一小撮，我和你爸爸都去了，你说阿姨和你爸爸是反革命吗？她见我摇头，又说：孩子，文化革命十年了，你们长大了，我们老了。毛主席不是说，世界是你们的吗。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題，不能再听风就是雨了。
那年我29岁，我开始搜集资料，学会用脑子，而不是骨子想问題了。
我扯了这么多闲人小事，似乎与主題无干，其实我想通过我的“成长”过程，来说明两个问題，一个是两个文化革命在同时并行进行着，一个是上层大人物们的权力之争，一个是下层百姓的恩怨之争。上层权力之争在借助下层民众的积怨，下层百姓则打着上层革命的旗帜，以达到自身愿望的实现。但运动主持者的目的与下层民众企盼的愿望，毫无相通之处，碰了壁的百姓们在失望之余，开始了思考。而恰在此时，林彪这个“反面教材”给了人们重重一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之死，标志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虽然，人们在表面上仍在喊“万岁”，但与这之前，比如1966年7月29日的发自内心的真诚，有了质的区别，那时是由衷的发泄，这之后却是不得不喊，或者为了表现自己才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时，我在河南省新乡市武装部长武巍叔叔家，他挺严肃地叫我们4点听广播，说有重要消息。当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是不是老头子死了（当时，北京干部子弟，私下里都这样称呼毛）？并说出了口。武叔并未回答，拍了我脑袋一下，就走了。
因为关于毛病入膏肓，社会上早有传言。甚至还有毛已死，江青等秘不发丧，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说，因此，我们哥儿几个并不感意外，一边磕瓜籽，一边聊着毛死后，谁会接班。当然沒人会想到华国锋，以为江青会把王洪文推到前台当主席，过渡一段时间，再自己上台。也有认为毛远新是太子爷的。但都觉得中国又要天下大乱了。
武巍是个1937年的老红军，对毛的感情很深，但对“那个老妖婆”则恨之入骨，公开告诉几个孩子，“恐怕又要打仗了”。并要我先不急回新疆，“看看情况再说”。
总之，三个伟人的死，在我来讲，感情并不相同。周恩来去世，我悲痛地好像失去了亲人，多少天茶饭不思，感到一种前途渺茫；朱德去世，或者是因为还沒从对周去世的痛苦中出来，震动不大，那天我戴了黑纱，在老总遗象前，躹了三个躬；毛泽东去世，不敢说是有种解脱感，但确没多少悲痛，多是对未来时局的担忧与惶恐。
后来，华国锋顺利接班，我才回新疆。
回到塔里木不久，王老先生的家人为他办好了回乡手续（1975年，他作为特赦之列，去除“终身剝夺政治权利”之尾巴），他临走前，专门请我到团部招待食堂吃了顿饭。这时他已寿高73，仍红光满面，我们爷儿俩整整喝了两斤老白干。那天，老先生特别健谈，说到周恩来，说到毛泽东，也说到蒋介石和蒋经国，最后，他还专门说到林彪。
他对周的评价是，没有周恩来，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对毛的评价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对老蒋的评价是，缺乏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对小蒋的评价是，比他老子强。对林彪他则只说了六个字：十足的两面派。
我当时对林彪没一点好感，所以并没往深了想。以至在我送老先生到库尔勒诀别时，老先生说到，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两面派，都不止一副面孔，你我全一样，问題要看哪面是真哪面是假。我也没当回事。
现在想起来，老先生那六个字：“十足的两面派”确实是对林彪准确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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