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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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看看别人的观点。
内战与分裂（十三）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中共“七大”后，重写的中共党史，最重要的政治结论，就是削平了山头，把中共革命分成了“苏区”（武装斗争）“白区”（地下工地）两大块，亦即两个“山头”。毛刘二人分别成了这两个大山头的“山大王”（代表人物）。毛刘联盟形成的权力分配自然也是以此为据，林彪“无功受禄”当选中委，彭真“整风有功”头一次进入中央，便一步登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便是明证。
但如果说，1945年毛就打算用林彪制衡刘少奇，显然太离谱，合理的推论应该是，毛把刘林当成自己可倚重的一文一武。
但刘少奇并不理解毛泽东。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在战略上做出决策，趁苏军从东北撤走前，抢在蒋军前面，派得力领导干部，立即到东北抢形势。刘少奇把他13日报告了毛泽东的关于成立东北局的意见拿出来讨论，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立即奔赴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为了与苏军方交往便，特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主管通信的段子俊、主管机要的莫春和少校军衔。彭真等出发前，总参谋长叶剑英正式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上述授衔决定。
而对毛泽东的那一“武”，刘少奇似乎并不重视，或者是因林彪久疏战阵罢，沒有让他去被当时为党内军内都当成“肥肉”的东北，而让他去山东接收他的老部队。但毛泽东立刻改变了对林的使用，命他改道北上，负责正陆续出关的中共军队指挥。
林彪长于军，彭真长于政，一属毛系，一属刘系，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这个安排怎么看怎么也没毛病。
多少年过去了，政界史界从来沒有对此评论过。但无论从已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都堪称毛刘分歧的开篇。
彭真是山西侯马人，长期在北方做白区工作，曾被捕判刑，后来在中共中央授意下，具结出狱（亦即后来刘少奇罪状之一的 “六十一人叛徒案”）。他与刘关系较深，1936年，刘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天津，免去柯庆施，由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引发柯刘矛盾，被认为是彭为刘嫡系的开始。抗战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延安整风时被调中央，深为毛泽东所赏识。这也是毛为什么沒反对彭为东北一把手的原因。
但毛回到延安后，很快就修正否定了刘少奇对东北的战略方针。
刘少奇长于理论，延安时代，毛便称刘是党的大理论家，以压迫当时党内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张闻天等“海归”们，并获得了预期效果。但他没有武装斗争经验，他对东北的战略决策，是与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讨论做出的。他以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实力堵住蒋介石军军事进入。所以，他决定改变中央原定的在东北的兵力部署，由集中兵力堵，到分散兵力打基础。他在《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中说，不应将主力布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要将主力部署在这一带。10月3日，发出指示：东北局按照中央要分散的方针，“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能依靠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10月9日，他又指示：“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应该分散。“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10月13日，又进一步发出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财，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目前部署工作方针是以保有优势为基础。”
但 10月16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第5天，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制定的“分散”战略。他的依据是，苏联不许蒋军在大连旅顺登陆，指示东北局，必须改变中央在东北的分散方针，部队分散到东北各地的做法要停止。必须要集中“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他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又电示彭真等人：“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需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组建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真、罗荣桓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了周保中和伍修权应该任职的意见。11月2日，经彭真向中央反映，中央又复东北局“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且不论刘少奇的“分散”之疏，与毛泽东的“集中”之堵，谁是谁非，这些我们通过已发生的历史可以廓清，这里关键的问題是毛通过此举，向全党显示了他才是最高决策者。
我们没有资料佐证，毛当时是否怀疑刘在立自已的山头。但彭真的书记不久便被降为副书记，而让林彪这个“新科中委”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云集的东北当了党军一把手，统一全东北政令军令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毛对刘有了戒心。
最近，有一本写彭真在东北局的书，充分肯定了彭真在东北工作的9个月，称其是“我党我军紧张激烈的9个月，是拓荒的9个月，是开创东北局面的9个月。”并把彭真调离东北说成是，林彪伙同高岗“阴谋”夺了彭的权。而文革初，便有彭真与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说法。个中曲指姑且不沦，凡此种种都可证明，林与彭真在东北时结下了怨，一党一军合作不下去了，毛用贬彭褒林的处理方法，树立了林彪的威信。
对此，事隔30年后，江青在山西大寨的讲话中，道出了毛泽东对彭真的看法：“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
当然，凭江青的话，判断彭真在东北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但却比较真实地道出了毛泽东不满意彭真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里的“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其实是“偷梁换柱”，把毛强令集中以堵的失策，推到了彭头上。
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再来回头看看，我们不能不说，刘的“分散”与毛的“集中”本身在战略上都不符合东北实际，而林彪对毛“阴奉阴违”的，集中中有分散，分散中有集中，该退则退，该进则进的战略战术，却是行之有效的胜利保证。
我无法断定，林是否把他与彭的矛盾上升到与刘的矛盾上了，但一生从不与延安整风的左派来往，而且与刘从不来往，一遇机会就与刘唱反调，比如毛刘矛盾燃点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把毛泽东挤兑的不得不讲了几句“检讨”的话，林彪却一反常势地近乎肉麻的大捧“毛泽东思想”，以致毛泽东几年后，还托去看林彪的罗瑞卿捎话，让林把身体保养得象七千人大会上那样，能讲三小时话。
但国对林与刘的关系评价，总从政治需要出发，缺乏客观公正态度。林死后，把他说成“刘少奇林彪反革命集团”。刘平反后，又把他说成“迫害刘少奇同志”的元凶。近年，一些人又说林讲过，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好同志。翻案派把林说得完美无缺，反林派又沿用文革定式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走两个极端，缺令深入研究，鲜有用史实求证事实真相的客观评论，这一方面是林的特殊身份，是个被官方否定的反面人物；另一方面是林把自己藏的太深，再加上五年的神化，多年的鬼化，使研究者很难辩真假。
那么林彪到底是人还是鬼呢？怎么才能还原他本来面目呢？
内战与分裂（十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林彪这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
我不大喜欢用军事家来形容军人，因为这个词本身函义主要指谋略，而非实战。在中国享有第一军事家头衔的孙武，有著述，却无实战传世。民国时的蒋百里、杨杰亦为鲜有实战经典的军事家。而韩信、周瑜、李世民、赵匡胤等军事统帅，无传世著述，却导演了极为精典的实战战例。
中国传统之“家”者，著述等身也。而古今中外，创造了无数战争奇观的军事统帅们，则为“家”们提供了其著述素材，亦即军事家乃研究总结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当然可谓中共第一军事家了。
但朱彭林刘徐粟等优秀军事指挥员，则是实战的策划实施者，这与“家”的纸上谈兵“事后诸葛亮”不同，那不是可以随需要修改的文章，而是血与火、生与死真实战争。一招妙棋，可能反败为胜，一招不慎，则可能痛失好局。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之前，鲜有具体战术指示，但中共争夺东北略以后，他几乎每役必有指示，有时还干预具体战术。战略不好评论，在战术却会为实战验证。东北战局便证明了，毛之集中战略固然难说不对，但其堵之战术指示，却被实战结果残酷否定。
毛泽东将敌军“堵”在关外的战略，从1945年11月至次年5月，石觉的13军，廖耀湘的新6军，孙立人的新1军，陈明仁的72军等7个军共28万人进入东北，就已为实战宣告破产。
林彪“百战百胜”的神话，因被迫执行毛“堵”之命令，而现了原形。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先机，但以逸待劳还是不敌一水美式装备、士气高涨的国军，被迫一路后退。国军很快攻占锦州；次年三月占领沈阳，随后四面开花，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市。共军则退守北部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形成南北对峙态势。
毛泽东在地图上，找到四平，发现这个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小城战略地位重要，便令林彪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待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以便增加谈判筹码。对这位没百分之百把握绝不言战，主意还特大，从不看重固守，善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爱将，毛下了死命令，要林“准备数万人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战争还沒打响，黄克诚就以为不妥，向林报告，林什么也没说（林又能说什么？）。黄克诚情急之下，直接电情中央，请求放弃四平、长春，毛也置之不理。仍要林“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林彪只有奉命备战，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
蒋介石电示前方将领，应采用空陆联合作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此役空军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十万部队。。此时，共军在东北达30万人，国军28万人。但国军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部队，军力比较，林彪不具优势（毛的战略原则，主要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也就是以少打多）。
此役从1946年4目18日到5月18日，整整打了一个月。国军以优势火力发起强大攻势，不日便力克本溪。然后兵分三路，以发起立体攻势，5月19日占领四平。
前来督战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猛打，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复许多要地。孙立人的新1军5月30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
据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记述其父与四平之战《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一文披露，林彪部队四平大败，伤亡极大，一路长途北逃哈尔滨，在国军飞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追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乱成一团，其状狼狈万分；官兵极为颓丧，奔逃中被俘、投降极多，有的部队丧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战斗力。
四平溃败，是林彪从军以来，继湘江之战后，又一次完败。这不能不对林彪产生重大影响。此役后，将士议论纷纷，使他威信下降，据当事人披露，那一段时间，林情绪反常，与战前判若两人。湘江大战，惨烈的情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但那是一场不得不打的突围战，在战略上别无选择，而且他并非把握全局的决策者。但这次之败，他却是军队统帅。他肯定想过当初他为什么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至少可以借黄克诚的报告，改变方略，主动撤离四平，那样也许可以减少损失，免遭如此大败之辱。
四平惨败，是毛泽东战略的失败。当毛又遥控电令林彪"应主动地放弃四平"时，林已于头一天下令撤退了。毛立刻意识到四平兵败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饬中共其余各部勿惹国军，避免给蒋介石在中原开战以把柄。
黄克诚、林彪分别于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电告毛泽东：无法阻止敌军占领齐哈，若退出齐哈而得停战，亦属万幸；准备游击、放弃齐哈。两天后，毛回电表示同意。这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他在东北的战略布署彻底失败。
林彪是个优秀军人，他明白，他沒有与兵临城下的孙立人新一军再战的资本，再打下去必然是城破兵溃，然而就在部队打被包，准备弃城进山打游击时，突然传来了蒋介石下达的停战令：两军休战15天。15天后，在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下，又再休战8天。
正是休战令，才没有使毛泽东的“东方马德里”变成林彪的“东方滑铁卢”。
蒋介石又重演了12年前，湘江之役后“穷冦勿格”的错误，但12年前，他是无奈而为之，那时军令不清，各地军阀对中央阳奉阴违，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却很困难，他只能电命各地军阀沿途阻截，让他们为自身利益而与共军厮杀，达到他在消灭共军的同时，削弱地方豪强实力的以夷制夷一箭双雕的“削藩”大计。而这次他在东北的军队全为国军嫡系，装备优良，士气高涨，求战心切，若按白崇禧：“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中国的历史恐怕真要重写了。
蒋介石为什么在稳操胜券的关键时刻发出停战令？
白先勇综合了蒋本人、国民党官方以及西方学界几种看法。一种是，蒋1946年6月6日宣布停战令，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马歇尔不懂中国国情和政治，只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使命。但白氏认为 "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 白先生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认为蒋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共军遭此重创，决无再战可能，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产生自信、轻敌心理，贸然下令停战，放虎归山，使哈尔滨这个工业和经济中心成为林彪部队整顿、反攻的最大基地，这是极大错误。后来参战将领一致认为蒋氏这个停战令是导致失败的关键性错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个一举荡平林部的计划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蒋对桂系之防甚至超过对中共之防。白先勇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让白崇禧继续督战东北。白崇禧督战四平时，不顾蒋氏命令，果断下令追击逃敌、直取长春，迅速扩大战果，而且提出全盘计划，即直取哈齐诸市，彻底消灭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并且向蒋氏提出要求，留在东北，完成此计划。蒋氏则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位，且以马歇尔方面压力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东北彻底解决残敌，恰好可以为蒋提供向马氏辩解的理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蒋意已决，令白氏回南京主国防部事，将东北战事全交"天子门生"杜聿明负责。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蒋氏对白崇禧权力、战功的忌惮。或许，东北大局定于自己门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蒋氏所希望的？
桂系老大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则直言道，嫉贤妒能、对白有芥蒂："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1956年，白崇禧在台湾上蒋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对此，白先勇在事过半个世纪后，一语中的总结道："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经决定。"
关于这场战争，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不再祥述。只想就在这场战争中，蒋毛各犯了一个大错，错都在一个低估对手上。两人在大决战中，又都有栽培门生的政治考量，但蒋不顾大局，弃白而用杜，毁了白崇禧，杜聿明也沒扶起来。又迷信谈判，给林彪了一个坐大反扑的喘吁机会，结果反胜为败。而毛弃彭用林，利用谈判之机，休养生息，终于反败为胜，还成全了门生“常胜将军”之谥。
同蒋介石频繁走马换将不同，毛泽东在四平之败后，不但沒责林，反而还使林相对有了便宜行事之权。建国后，大陆也从沒对这次大败批评，其中可能有毛内疚自责因素，但袒护林却是主因。这与建国后，对彭德怀“西府战役”失败的大加鞑伐，以及他对“皖南事变”后，项英死了也不放过相比，实在判若两人，可见，毛对林之良苦用心。
对此，林彪当然心知肚明，但从已披露的资料看，林对毛的认识，并非士为知己者死，而是防胜于感激，在他奉命挥师进关时，他无意中说了句一般人听不憧的话：在关外我是个常胜将军，一入关我就成曹操了！
何谓林彪之曹操呢？
内战与分裂（十五）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有人把林彪这句话解释为：曹操赤壁大战时，号称百万兵，其实只有83万。林彪入关时，亦是83万，号称百万雄师。
这可能是林彪讲这话的依据，但并非其应有之义。
要弄清此话真义，首先要弄清林心目中的曹操是个什么人。
官方披露，“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手书曹操的四言诗《龟蛇寿》送林，并解释为毛关心林之身体。但我以为并非这么简单，毛写的是与林同志“共勉”，从诗的内容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本义当是一种政治暗示，示意林勿太消极，应与他一样，继续革命。也有要林养好身体，继承他的事业之意。而所以选曹诗，是示意林，他知道林入关前说过那句话。也知道林心目中的曹操，与他为之平反了的那个“大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不一样。仍然是个反面人物，是“汉贼”“奸雄”。
何以为据？一次毛在小范围讲话时，说到秦始皇，众皆无语，唯林插话曰：“秦始皇焚书坑儒”。引得毛大讲了一通“秦始皇不就杀了460个儒生吗”我们杀得比他多的多。
另外，“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并公开了林不少尊儒言论，也从侧面反映了毛对林的文化认知，毛知道林并不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颠覆。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都不理解为什么把林彪与孔丘联系到一起，觉得一个武夫与文圣人放到一起，实在是风马牛。而对公布出来的“罪证”都是从忠于还是反对毛为标准，加之林运动中又左的出奇，所以绝少有人能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去探讨研究。
我们且看看官方批林时公布的一些“罪证”罢：
林彪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主席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并不，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当年，这些言行，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任何人都不怀疑林是个“反革命两面派”。我手边有些当时公开发表的诗词，仅举佛教协会赵扑初先生的《反听曲》为证：一、批陈伯达：“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作可憎，亲人唤作寃家。夜里听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圣明的王爷偏偏称孤道寡，你说他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老百姓，却是大大大野心家。哈哈！”
二批林彪：“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高举红旗却是黑幡高挂。四个伟大到头来四番谋杀，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戏法，千年出一个，烧香拜菩萨。句句是真理，念经又打卦，抬高自己是真，拥护领袖是假。”
赵老先生的这两爿词，从正面讲，基本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林陈的看法，由于林彪在运动中极左的表现，可说是天怨人亦怨。尤其闻知其儿子一步登天，当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又阴谋杀毛，且有黑字白纸的“政变”计划，更是把林当成了“大大大野心家”。但事隔多年后，再读这词，从反面看，实是道出了林之真象，原来，那左是装给毛看的，“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至此，我想稍有点头脑的人，也该看清林彪真面目了。
把林神化成“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不真实，把林鬼化成“阴谋家”“大大大野心家”也不确切。简单地讲，他就是一个优秀军事统帅，看透了毛明为“马列主义者”实为不穿黄袍的皇帝以后，他用“明哲保身”消极于政治的办法，以求善终。文革中左的面孔，乃“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主席的称号，……跟着转、喊。”是给毛看的假面具。总之，林后半生，一直在防着毛泽东，不想和彭德怀那样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下场。也就是说，他不想让毛把他当曹操。
然而，最终他还是沒逃脱“曹操”的宿命，并被毛牢牢钉在了耻辱架上。
但历史就是历史，乌云可以一时遮住太阳，却不能永远遮住太阳。
华国锋当政，没有改变毛对林的定性，还沿前朝政治，把林彪“死党”与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公开审判，虽然在公审中没有审出任何“政变”内容，还是按“林彪反革命集团”判黄吴李丘有罪，并判处徒刑。
华国锋下台后，邓小平也沒有公开改变原判，但不久便以“保外就医”等理由，释放了陈伯达，黄永胜等林彪案犯，说明他知道不存在林彪政变，那不过莫须有的株连而已。
那么邓小平又为什么不对此案进行甄别呢？
我注意过邓对林的态度，邓小平晚年的讲话中，除了按官方结论外，沒对林彪做过任何好的或坏的评论，显然他不愿触及到这个问题。但聂荣臻、陈云、黄克诚等却从“一分为二”的角度，肯定了林彪战争年代的功劳与贡献。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邓小平却从沒干预过这类说法，似乎可以理解为，邓也并不相信政变一说。
邓不相信林搞政变，但坚持认为林彪在文革中“助纣为虐”。我可以理解邓小平，因为，历史上邓与林从沒共过事，林这人如何，他不了解。林最后五年，邓又一直处于被打倒状态，用他自己话讲，就是“只知有秦，不知有汉”，不了解毛说林“形左而实右”的内函，把假面出现的林彪当成了真林彪，对这种极左元凶，他当然不可能为林说半句好话。
认清了林彪真相，遮在文革前五年历史上的灰尘也就可以拂掉。也只有还原了历史真相，我们才可以弄懂，得知林彪暴死，周恩来为什么会失声大恸。才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把周恩来在批林时，定的“极左”改为“形左实右”。也就知道了，毛为什么把林与孔子捆到一起批，毛实际上心里已明白周与林的关系，江青们已近乎指名道姓地批“周公”了，除了没公开点“恩来”两字，知识分子谁不知道，万炮齐轰的那个“党内大儒”在影射谁。只不过官方不点名，谁也不敢直说罢了。
从当时官方媒体上，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一场针对周恩来的打倒运动，在毛泽东及其亲信中酝酿过。但后来因为毛身体原因，有所改变，最终中止了此计划的原因，则是因为74岁的老相国，患上了不治之症。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可以认定林彪主观上不是文革的推动力，而是相反。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回到1967年春夏之交，比较轻松地理清包括“二月逆流”在内的一系列反文革风波的事实真相。
林彪是被毛泽东硬拉进文革的，这已有文件披露。林开始对毛给他的“副统帅”位置，不但不热心，还坚辞不就。因为他明白，毛用他就是打人之类得罪人的差事。沒资料表明林后来还是上了毛的船，但合理的推论是，毛清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三个与林有过节的党内大员，使林不能不再当“钟馗”。
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就打倒的“彭陆罗杨”（时谓：四大家族）四个人中，除杨尚昆外，三个是林的寃家对头，其中彭真是刘系“副帅”，在东北与林不合，现形是禁发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与“二月提纲”，证据还算齐全。陆定一则是因其老婆给林彪老婆写匿名信，本人并无任何把柄，罗瑞卿就更寃，归了包堆就是对林不满，而罗又是毛第一近臣，是毛派到军委的耳目。毛如此牺牲，也由不得林再不识相了。
林这人是不呜则已，呜则非惊人一身汗不可。“五一六通知”出笼的第三天，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解读了毛的文化大革命。这篇后来被称为“政变经”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惊心动魄，使人马上嗅到了血腥味儿。
林彪死后，中共下发了一封毛致江青信，大意是，毛看了林讲话后，就对林产生了怀疑，是不得已而违心批准印发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下发这信，是为了消除人们林彪事件后，可能对毛产生不良印象，在毛一生中，类似这样的倒填日期和即时修改，以证实其英明正确、高展远嘱的事例不少。（另文祥述）
但林似乎对毛的这一招早有防备，在讲话中巧妙地道出了他讲的这些是经人开导过的：“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他以前没有想这些问題，没明讲谁啟发开导了他，但谁都能听出他话的意思，谁有资格开导林呢，傻子都知道非毛莫属，何况政治局那些政治精英们了。
文革爆发不久，北京城就有了“二月兵变”之说，矛头直指军委的二号人贺龙元帅。
贺龙又与林彪有何宿怨？
内战与分裂（十六）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到底有沒有个“二月兵变”？
文革过去30年了，至今官方也沒给一个明确定论，只是从政治上说是，康生、江青为陷害贺龙搞出来的。可这么大的事，康生、江青再混蛋也不能凭空胡扯，而且康生还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二月到西郊海淀区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单位去借宿舍，准备作为临时营房等等，总之，“二月”确有“兵”事，至于是否有“变”就可以随需要任意发挥了。
那么事情真相如何呢？
1966年1月，毛泽东离京南巡，在武昌与林彪合谋，令北京军队部队，出京拉练。刘少奇授意贺龙填补城防空虚。2 月，贺龙在职权范围内，批准北京卫戍区新组建一个加强团。但此事立刻被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得知，让秘书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质问，北京卫戍区扩充部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中央军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 通气？是哪个皇帝批准的？天兵天将又是从哪来调来的？准备办什么大事？让毛这么一说，组建加强团一事，自然也就黄了。
这就是康生们所谓“二月兵变”的全过程。他抛出这一信息时，彭真已下台，唯一当事人贺龙便被指控为“二月兵变”元凶。
贺龙在中共军史上，可是个大人物。莫说林彪刚上小学时，他已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就是他名彪青史“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护国战争中屡建战功，名震湘鄂时，毛泽东才刚脱下列兵军装。1927年8月，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指挥。而林彪此时才刚从见习排长转为连长不久，那时贺龙在他心目中肯定和神差不多。以后，贺龙又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也就是说，贺龙绝对是中共武装的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既使在“朱毛”成军以后，他军中地位也与朱德、彭德怀、徐向前比肩，同为中共四个方面军统帅。
抗日战争时，红军整编为第18集团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林彪平级。
1955年军队定衔时，以功排行，贺为第五元帅，林则当了仅次于朱彭的军中“三哥”。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后，毛泽东意由林彪长军，林以身体为由，表示消极。周恩来则推荐说，贺龙身体好，主持军委 繁忙的工作较合适。
毛泽东不得不搞了个平衡（实为制衡），硬让坚辞不就的林彪上马，但只管军队大事，而由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因此，在文革初，毛与林在武昌时，北京的贺龙就成了军内第一人。尽管贺龙完全不知内情，在刘嘱其加强城防时，也只是依中央授权权限行事。可还是被毛当成了刘少奇在军内的代理人。不过沒有证据说明毛真疑贺龙要“兵变”，不过是要去其兵权而已。
造反风起，贺龙顶着“二月兵变”的雷还风光了好一阵子，陪毛林周“检阅”红卫兵，但年已古稀的老帅，早已不是“两把菜刀闹革命”时的那个热血青年了，在“贺龙是大土匪”的打倒声中，他只有求助毛泽东。毛让他“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1966年9月 10日上午，贺龙在人民大会堂拜访了林彪。寒暄毕，贺龙直入主題。林彪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笑了：“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与贺的对话，后来被批判为，林“狼子野心”解释为，林示意贺龙“你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这显然文不对题，甚至可以说南辕北辙。
林彪与贺龙以前从未共过事，亦未闻有多大矛盾。且贺自接手军委日常工作后，政治上表现极左，在体委有徐寅生按毛之矛盾论打乒兵球之文章，在军内有取消军衔之提议。两人可能在空军问题上有点调子不一样，但贺还是按林的意见办了。网上传二人在延安整风时，因两位夫人矛盾，而有过过节。这并非不可能，但网上所传有讹，其曰，林“从前方赶回来”，须知林从平型关之役后，直到1945年这七年里，从没上过“前方”。而且既使如此，两位元帅级的老军人也不至于为此记20年仇。所以，林彪没有“迫害”贺龙的动机。
问题是贺龙沒听懂林彪的话，他应当让毛泽东相信他的信誓坦坦才行，而林彪并不喜欢他这种全无思想的愚忠，直说吧，林彪对贺龙在延安整风时的表现，非常厌恶，他早已不再把这位叫他“林总”的人，当作崇拜偶像了。
何以这么说呢？因为林彪是知情人，他清楚“二月兵变”的来龙去脉，但不知道毛对贺的真实看法，所以他只能这么讲。
在林彪看来，“二月兵变”并非空穴来风，但元凶不是贺龙，而是他与毛泽东。
1966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柬湖宾馆召集了一次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联席会议。
会后，毛泽东留下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交代任务，命杨勇留在毛泽东身边，研究北方防线的战略战术问题；廖汉生则回到军区机关 ，布置部队春季大练兵，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 正军级以上将领，由廖汉生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战备 。
毛泽东并未直接对林彪透底。先问他，陈锡联这人怎样？林答：陈锡联在大革命时期属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在129师，解放战 争时期属于二野，很会带兵，也很能打战，人还老实。五九年庐山会议 后，查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跟彭德怀跑，撤了。记得还是主席提出来，派陈锡联去接替的。毛又问：38军是不是驻扎在山海关外？军长叫什么名字？林答说，38军原属四野第13兵团，五0年编入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从朝鲜撤回后，经过重点装备，目前是全国陆军中唯一的全机械化军，总兵员超过八万，实际上是个集团军建制。部署在山海关至锦州一带，是一支我们用以对付苏军入侵的战略打击力量。现在的军长叫王猛，五五年授少将。敢打敢拚，年轻有为。
此时，林彪已明白了毛打算对刘少奇动真格的了：北京军区有30余万野战部队，司令员杨勇原是彭德怀手下的虎将，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毛信不过他们。留下杨勇，命廖汉生去边防检查，乃调虎离山，便宜作战。于是索兴直接了当地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调三十八军进山海关，占领北京？。不待毛回答，又说：明白了，主席已经把北京军区演空城计了。
毛泽东这才打开窗户，说了亮话，我这里写了两道命令，一道给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一道给38军军长王猛，让他们立即来武昌见我们两个。命令由我们两个一起签署，如何？
林彪签下手谕说：主席，这事自然是做得越机密越好，万不可惊动北京方面。最好是由陈、王两人自己出面，各自向沈阳军区党委告两天病假，然后秘密接他们来武昌。
毛点头：很好。这事就我们两个知道。说办就办吧，今天晚 上，派架专机送命令去给陈锡联、王猛二位过目。他们过目后，命令收回，并立即随专机来武昌，不准停留。
尽管毛林行动诡秘，北京军区的异常情况，是瞒不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瞒不住贺、杨，也就瞒不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 拱卫北京的南北两支部队都被拉走了，北京处在了易被包围攻击的境地。
全不知内情的贺龙牢骚说，现在全国军队的调动、训练情况，他是两眼一抹黑了。如果苏联红军选择此时突袭北京，凭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 那点人马火力，我们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于是便有了“组建加强团”这个“二月兵变”的把柄。
坐镇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们并不担心外敌入侵，但如此大的军事调动，莫说政治局，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都不知道，能不令人起疑吗？虽然，建国后，中央就给军委、各大军区下过一道禁令，任何野战部队、地方军区部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或是路经京津警备特区；任何级别的军人因公因私进入或是路经北京，严禁佩带武器，严禁武装警卫人员随行。但毛泽东最近的反常举动，不能不使他们想到毛在延安常说的那句名言：本人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66年2月庭、3月初，在山海关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奉命进入河北地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瞒过了军区党委其它成员。王猛军长也未对军党委成员们交底，所发出的命令也只是春季练兵。八万将士执行一项严格的军纪：野营拉练期间，行动绝密，禁止一切与外界的私人通讯联络。大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县、昌平县、延庆县、房山县一带的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市区的军事包围。只留下东南面的通县不围，那里是平原地区，人烟稠密，目标容易暴露。
1966年3月中旬，38军完成了对北京的军事布署，毛泽东、林彪突然下令改组了北京卫戍区。紧接着，又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派出多个军事接管小组 ，每个小组由一名师级干部任组长，率领一个警卫连，于同一个晚上，分头进驻《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 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宣布实施军事管制。
刘周邓彭真等人，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此事。《人民日报》等单位曾连夜向中央书记处和总理办公室告急，值班人员还当是正常部队换防，叫他们不必大惊小怪。还是彭真次日发现自己的警卫排也被换了人，电话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这才感到出事了，立刻通知政治局常委开碰会。朱德、陈云去了外地，在京常委只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彭真算列席常委。把管军委的贺龙请来问怎么回事？贺龙却一无所知。问杨成武哪里去了？贺龙答：前两天毛主席来电话，让杨总长到武昌汇报工作去了。问北京卫戍区现在谁管事？贺龙报告：主席和林彪刚下令改组了卫戍区党委和司令部，名义上还是傅崇碧当司令员，但新来了个温玉成，什么都管。现在38军和卫戍区究竟算什么关系，也搞不清楚，他也不便过问。
贺龙忍不住继续说；2月份北京军区的人马被抽空，3月初38军进关， 到了北京外围完成军事布置，昨天晚上军队进驻电台、报馆，这些大 事，他这中央军委的当家和尚统统被蒙在了鼓里。这是兵变嘛!
“兵变”的原始出处，原来竟出自贺龙之口。
周恩来用目光制止了贺龙，建议刘少奇，尽快请示毛本人。
高饶事件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刘少奇，无奈说：还是以中常委的名义，请他自己回来主持工作吧。小平 ，你看怎么办？
邓小平快人快语道：没法子搞懂，闹到动用军队接管，还是什么党指挥枪？他未必肯回来。
刘少奇给远在武昌的毛泽东主席挂电话。武昌方面接电话的警卫秘书说：主席服了安眠药睡着了。直到下午4时，刘少奇听到才在电话里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少奇呀，北京出了点小情况，我是知道的，没有什么了不得。党中央还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国务院嘛。你不是下旬还要和陈毅出国访问？你是国家主席，放心去好了。我身体不好，回不了北京。北京的事，还是由你和恩来、小平当家喽。开个会研究局势？当然可以。我们先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如何？有劳各位迁就一下病号，来我这里开吧!你们要在北京 开也可以，我派康生做代表，到会上转述我的意见
至此，“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喊了那么长时间，却从来没个明确说法？实在是没法说清。我不知道那种为维护领袖形象，否认毛的文革就是权力斗争的说法，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还会编造出什么美丽的谎言。但我相信，那些因无知而迷恋毛式“大民主”的人，会从无知中走出来，如果这样，老夫深感幸矣。
也谢谢跟在后面骂人的帖子。
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看看别人的观点。
内战与分裂（十三）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中共“七大”后，重写的中共党史，最重要的政治结论，就是削平了山头，把中共革命分成了“苏区”（武装斗争）“白区”（地下工地）两大块，亦即两个“山头”。毛刘二人分别成了这两个大山头的“山大王”（代表人物）。毛刘联盟形成的权力分配自然也是以此为据，林彪“无功受禄”当选中委，彭真“整风有功”头一次进入中央，便一步登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便是明证。
但如果说，1945年毛就打算用林彪制衡刘少奇，显然太离谱，合理的推论应该是，毛把刘林当成自己可倚重的一文一武。
但刘少奇并不理解毛泽东。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期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在战略上做出决策，趁苏军从东北撤走前，抢在蒋军前面，派得力领导干部，立即到东北抢形势。刘少奇把他13日报告了毛泽东的关于成立东北局的意见拿出来讨论，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立即奔赴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为了与苏军方交往便，特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主管通信的段子俊、主管机要的莫春和少校军衔。彭真等出发前，总参谋长叶剑英正式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上述授衔决定。
而对毛泽东的那一“武”，刘少奇似乎并不重视，或者是因林彪久疏战阵罢，沒有让他去被当时为党内军内都当成“肥肉”的东北，而让他去山东接收他的老部队。但毛泽东立刻改变了对林的使用，命他改道北上，负责正陆续出关的中共军队指挥。
林彪长于军，彭真长于政，一属毛系，一属刘系，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这个安排怎么看怎么也没毛病。
多少年过去了，政界史界从来沒有对此评论过。但无论从已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都堪称毛刘分歧的开篇。
彭真是山西侯马人，长期在北方做白区工作，曾被捕判刑，后来在中共中央授意下，具结出狱（亦即后来刘少奇罪状之一的 “六十一人叛徒案”）。他与刘关系较深，1936年，刘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天津，免去柯庆施，由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引发柯刘矛盾，被认为是彭为刘嫡系的开始。抗战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延安整风时被调中央，深为毛泽东所赏识。这也是毛为什么沒反对彭为东北一把手的原因。
但毛回到延安后，很快就修正否定了刘少奇对东北的战略方针。
刘少奇长于理论，延安时代，毛便称刘是党的大理论家，以压迫当时党内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张闻天等“海归”们，并获得了预期效果。但他没有武装斗争经验，他对东北的战略决策，是与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讨论做出的。他以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实力堵住蒋介石军军事进入。所以，他决定改变中央原定的在东北的兵力部署，由集中兵力堵，到分散兵力打基础。他在《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中说，不应将主力布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要将主力部署在这一带。10月3日，发出指示：东北局按照中央要分散的方针，“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能依靠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10月9日，他又指示：“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应该分散。“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10月13日，又进一步发出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财，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目前部署工作方针是以保有优势为基础。”
但 10月16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第5天，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制定的“分散”战略。他的依据是，苏联不许蒋军在大连旅顺登陆，指示东北局，必须改变中央在东北的分散方针，部队分散到东北各地的做法要停止。必须要集中“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他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又电示彭真等人：“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需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组建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真、罗荣桓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了周保中和伍修权应该任职的意见。11月2日，经彭真向中央反映，中央又复东北局“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
且不论刘少奇的“分散”之疏，与毛泽东的“集中”之堵，谁是谁非，这些我们通过已发生的历史可以廓清，这里关键的问題是毛通过此举，向全党显示了他才是最高决策者。
我们没有资料佐证，毛当时是否怀疑刘在立自已的山头。但彭真的书记不久便被降为副书记，而让林彪这个“新科中委”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云集的东北当了党军一把手，统一全东北政令军令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毛对刘有了戒心。
最近，有一本写彭真在东北局的书，充分肯定了彭真在东北工作的9个月，称其是“我党我军紧张激烈的9个月，是拓荒的9个月，是开创东北局面的9个月。”并把彭真调离东北说成是，林彪伙同高岗“阴谋”夺了彭的权。而文革初，便有彭真与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说法。个中曲指姑且不沦，凡此种种都可证明，林与彭真在东北时结下了怨，一党一军合作不下去了，毛用贬彭褒林的处理方法，树立了林彪的威信。
对此，事隔30年后，江青在山西大寨的讲话中，道出了毛泽东对彭真的看法：“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
当然，凭江青的话，判断彭真在东北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但却比较真实地道出了毛泽东不满意彭真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里的“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其实是“偷梁换柱”，把毛强令集中以堵的失策，推到了彭头上。
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再来回头看看，我们不能不说，刘的“分散”与毛的“集中”本身在战略上都不符合东北实际，而林彪对毛“阴奉阴违”的，集中中有分散，分散中有集中，该退则退，该进则进的战略战术，却是行之有效的胜利保证。
我无法断定，林是否把他与彭的矛盾上升到与刘的矛盾上了，但一生从不与延安整风的左派来往，而且与刘从不来往，一遇机会就与刘唱反调，比如毛刘矛盾燃点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把毛泽东挤兑的不得不讲了几句“检讨”的话，林彪却一反常势地近乎肉麻的大捧“毛泽东思想”，以致毛泽东几年后，还托去看林彪的罗瑞卿捎话，让林把身体保养得象七千人大会上那样，能讲三小时话。
但国对林与刘的关系评价，总从政治需要出发，缺乏客观公正态度。林死后，把他说成“刘少奇林彪反革命集团”。刘平反后，又把他说成“迫害刘少奇同志”的元凶。近年，一些人又说林讲过，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好同志。翻案派把林说得完美无缺，反林派又沿用文革定式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走两个极端，缺令深入研究，鲜有用史实求证事实真相的客观评论，这一方面是林的特殊身份，是个被官方否定的反面人物；另一方面是林把自己藏的太深，再加上五年的神化，多年的鬼化，使研究者很难辩真假。
那么林彪到底是人还是鬼呢？怎么才能还原他本来面目呢？
内战与分裂（十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林彪这个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
我不大喜欢用军事家来形容军人，因为这个词本身函义主要指谋略，而非实战。在中国享有第一军事家头衔的孙武，有著述，却无实战传世。民国时的蒋百里、杨杰亦为鲜有实战经典的军事家。而韩信、周瑜、李世民、赵匡胤等军事统帅，无传世著述，却导演了极为精典的实战战例。
中国传统之“家”者，著述等身也。而古今中外，创造了无数战争奇观的军事统帅们，则为“家”们提供了其著述素材，亦即军事家乃研究总结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当然可谓中共第一军事家了。
但朱彭林刘徐粟等优秀军事指挥员，则是实战的策划实施者，这与“家”的纸上谈兵“事后诸葛亮”不同，那不是可以随需要修改的文章，而是血与火、生与死真实战争。一招妙棋，可能反败为胜，一招不慎，则可能痛失好局。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之前，鲜有具体战术指示，但中共争夺东北略以后，他几乎每役必有指示，有时还干预具体战术。战略不好评论，在战术却会为实战验证。东北战局便证明了，毛之集中战略固然难说不对，但其堵之战术指示，却被实战结果残酷否定。
毛泽东将敌军“堵”在关外的战略，从1945年11月至次年5月，石觉的13军，廖耀湘的新6军，孙立人的新1军，陈明仁的72军等7个军共28万人进入东北，就已为实战宣告破产。
林彪“百战百胜”的神话，因被迫执行毛“堵”之命令，而现了原形。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先机，但以逸待劳还是不敌一水美式装备、士气高涨的国军，被迫一路后退。国军很快攻占锦州；次年三月占领沈阳，随后四面开花，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市。共军则退守北部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形成南北对峙态势。
毛泽东在地图上，找到四平，发现这个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小城战略地位重要，便令林彪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待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以便增加谈判筹码。对这位没百分之百把握绝不言战，主意还特大，从不看重固守，善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爱将，毛下了死命令，要林“准备数万人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战争还沒打响，黄克诚就以为不妥，向林报告，林什么也没说（林又能说什么？）。黄克诚情急之下，直接电情中央，请求放弃四平、长春，毛也置之不理。仍要林“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林彪只有奉命备战，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
蒋介石电示前方将领，应采用空陆联合作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此役空军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十万部队。。此时，共军在东北达30万人，国军28万人。但国军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部队，军力比较，林彪不具优势（毛的战略原则，主要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也就是以少打多）。
此役从1946年4目18日到5月18日，整整打了一个月。国军以优势火力发起强大攻势，不日便力克本溪。然后兵分三路，以发起立体攻势，5月19日占领四平。
前来督战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猛打，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复许多要地。孙立人的新1军5月30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
据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记述其父与四平之战《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一文披露，林彪部队四平大败，伤亡极大，一路长途北逃哈尔滨，在国军飞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追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乱成一团，其状狼狈万分；官兵极为颓丧，奔逃中被俘、投降极多，有的部队丧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战斗力。
四平溃败，是林彪从军以来，继湘江之战后，又一次完败。这不能不对林彪产生重大影响。此役后，将士议论纷纷，使他威信下降，据当事人披露，那一段时间，林情绪反常，与战前判若两人。湘江大战，惨烈的情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但那是一场不得不打的突围战，在战略上别无选择，而且他并非把握全局的决策者。但这次之败，他却是军队统帅。他肯定想过当初他为什么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至少可以借黄克诚的报告，改变方略，主动撤离四平，那样也许可以减少损失，免遭如此大败之辱。
四平惨败，是毛泽东战略的失败。当毛又遥控电令林彪"应主动地放弃四平"时，林已于头一天下令撤退了。毛立刻意识到四平兵败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饬中共其余各部勿惹国军，避免给蒋介石在中原开战以把柄。
黄克诚、林彪分别于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电告毛泽东：无法阻止敌军占领齐哈，若退出齐哈而得停战，亦属万幸；准备游击、放弃齐哈。两天后，毛回电表示同意。这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他在东北的战略布署彻底失败。
林彪是个优秀军人，他明白，他沒有与兵临城下的孙立人新一军再战的资本，再打下去必然是城破兵溃，然而就在部队打被包，准备弃城进山打游击时，突然传来了蒋介石下达的停战令：两军休战15天。15天后，在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下，又再休战8天。
正是休战令，才没有使毛泽东的“东方马德里”变成林彪的“东方滑铁卢”。
蒋介石又重演了12年前，湘江之役后“穷冦勿格”的错误，但12年前，他是无奈而为之，那时军令不清，各地军阀对中央阳奉阴违，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却很困难，他只能电命各地军阀沿途阻截，让他们为自身利益而与共军厮杀，达到他在消灭共军的同时，削弱地方豪强实力的以夷制夷一箭双雕的“削藩”大计。而这次他在东北的军队全为国军嫡系，装备优良，士气高涨，求战心切，若按白崇禧：“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中国的历史恐怕真要重写了。
蒋介石为什么在稳操胜券的关键时刻发出停战令？
白先勇综合了蒋本人、国民党官方以及西方学界几种看法。一种是，蒋1946年6月6日宣布停战令，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马歇尔不懂中国国情和政治，只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使命。但白氏认为 "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 白先生认为蒋发出停战令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认为蒋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共军遭此重创，决无再战可能，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产生自信、轻敌心理，贸然下令停战，放虎归山，使哈尔滨这个工业和经济中心成为林彪部队整顿、反攻的最大基地，这是极大错误。后来参战将领一致认为蒋氏这个停战令是导致失败的关键性错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个一举荡平林部的计划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蒋对桂系之防甚至超过对中共之防。白先勇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让白崇禧继续督战东北。白崇禧督战四平时，不顾蒋氏命令，果断下令追击逃敌、直取长春，迅速扩大战果，而且提出全盘计划，即直取哈齐诸市，彻底消灭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并且向蒋氏提出要求，留在东北，完成此计划。蒋氏则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位，且以马歇尔方面压力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东北彻底解决残敌，恰好可以为蒋提供向马氏辩解的理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蒋意已决，令白氏回南京主国防部事，将东北战事全交"天子门生"杜聿明负责。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蒋氏对白崇禧权力、战功的忌惮。或许，东北大局定于自己门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蒋氏所希望的？
桂系老大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则直言道，嫉贤妒能、对白有芥蒂："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1956年，白崇禧在台湾上蒋密函，痛陈当年在东北没有乘胜追击林彪败军而任其坐大反噬这一"养虎遗患"教训；蒋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战令铸成的大错。
对此，白先勇在事过半个世纪后，一语中的总结道："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经决定。"
关于这场战争，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不再祥述。只想就在这场战争中，蒋毛各犯了一个大错，错都在一个低估对手上。两人在大决战中，又都有栽培门生的政治考量，但蒋不顾大局，弃白而用杜，毁了白崇禧，杜聿明也沒扶起来。又迷信谈判，给林彪了一个坐大反扑的喘吁机会，结果反胜为败。而毛弃彭用林，利用谈判之机，休养生息，终于反败为胜，还成全了门生“常胜将军”之谥。
同蒋介石频繁走马换将不同，毛泽东在四平之败后，不但沒责林，反而还使林相对有了便宜行事之权。建国后，大陆也从沒对这次大败批评，其中可能有毛内疚自责因素，但袒护林却是主因。这与建国后，对彭德怀“西府战役”失败的大加鞑伐，以及他对“皖南事变”后，项英死了也不放过相比，实在判若两人，可见，毛对林之良苦用心。
对此，林彪当然心知肚明，但从已披露的资料看，林对毛的认识，并非士为知己者死，而是防胜于感激，在他奉命挥师进关时，他无意中说了句一般人听不憧的话：在关外我是个常胜将军，一入关我就成曹操了！
何谓林彪之曹操呢？
内战与分裂（十五）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有人把林彪这句话解释为：曹操赤壁大战时，号称百万兵，其实只有83万。林彪入关时，亦是83万，号称百万雄师。
这可能是林彪讲这话的依据，但并非其应有之义。
要弄清此话真义，首先要弄清林心目中的曹操是个什么人。
官方披露，“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手书曹操的四言诗《龟蛇寿》送林，并解释为毛关心林之身体。但我以为并非这么简单，毛写的是与林同志“共勉”，从诗的内容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本义当是一种政治暗示，示意林勿太消极，应与他一样，继续革命。也有要林养好身体，继承他的事业之意。而所以选曹诗，是示意林，他知道林入关前说过那句话。也知道林心目中的曹操，与他为之平反了的那个“大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不一样。仍然是个反面人物，是“汉贼”“奸雄”。
何以为据？一次毛在小范围讲话时，说到秦始皇，众皆无语，唯林插话曰：“秦始皇焚书坑儒”。引得毛大讲了一通“秦始皇不就杀了460个儒生吗”我们杀得比他多的多。
另外，“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并公开了林不少尊儒言论，也从侧面反映了毛对林的文化认知，毛知道林并不认同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颠覆。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都不理解为什么把林彪与孔丘联系到一起，觉得一个武夫与文圣人放到一起，实在是风马牛。而对公布出来的“罪证”都是从忠于还是反对毛为标准，加之林运动中又左的出奇，所以绝少有人能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去探讨研究。
我们且看看官方批林时公布的一些“罪证”罢：
林彪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主席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并不，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当年，这些言行，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任何人都不怀疑林是个“反革命两面派”。我手边有些当时公开发表的诗词，仅举佛教协会赵扑初先生的《反听曲》为证：一、批陈伯达：“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作可憎，亲人唤作寃家。夜里听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圣明的王爷偏偏称孤道寡，你说他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老百姓，却是大大大野心家。哈哈！”
二批林彪：“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高举红旗却是黑幡高挂。四个伟大到头来四番谋杀，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戏法，千年出一个，烧香拜菩萨。句句是真理，念经又打卦，抬高自己是真，拥护领袖是假。”
赵老先生的这两爿词，从正面讲，基本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林陈的看法，由于林彪在运动中极左的表现，可说是天怨人亦怨。尤其闻知其儿子一步登天，当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又阴谋杀毛，且有黑字白纸的“政变”计划，更是把林当成了“大大大野心家”。但事隔多年后，再读这词，从反面看，实是道出了林之真象，原来，那左是装给毛看的，“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至此，我想稍有点头脑的人，也该看清林彪真面目了。
把林神化成“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不真实，把林鬼化成“阴谋家”“大大大野心家”也不确切。简单地讲，他就是一个优秀军事统帅，看透了毛明为“马列主义者”实为不穿黄袍的皇帝以后，他用“明哲保身”消极于政治的办法，以求善终。文革中左的面孔，乃“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主席的称号，……跟着转、喊。”是给毛看的假面具。总之，林后半生，一直在防着毛泽东，不想和彭德怀那样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下场。也就是说，他不想让毛把他当曹操。
然而，最终他还是沒逃脱“曹操”的宿命，并被毛牢牢钉在了耻辱架上。
但历史就是历史，乌云可以一时遮住太阳，却不能永远遮住太阳。
华国锋当政，没有改变毛对林的定性，还沿前朝政治，把林彪“死党”与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公开审判，虽然在公审中没有审出任何“政变”内容，还是按“林彪反革命集团”判黄吴李丘有罪，并判处徒刑。
华国锋下台后，邓小平也沒有公开改变原判，但不久便以“保外就医”等理由，释放了陈伯达，黄永胜等林彪案犯，说明他知道不存在林彪政变，那不过莫须有的株连而已。
那么邓小平又为什么不对此案进行甄别呢？
我注意过邓对林的态度，邓小平晚年的讲话中，除了按官方结论外，沒对林彪做过任何好的或坏的评论，显然他不愿触及到这个问题。但聂荣臻、陈云、黄克诚等却从“一分为二”的角度，肯定了林彪战争年代的功劳与贡献。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邓小平却从沒干预过这类说法，似乎可以理解为，邓也并不相信政变一说。
邓不相信林搞政变，但坚持认为林彪在文革中“助纣为虐”。我可以理解邓小平，因为，历史上邓与林从沒共过事，林这人如何，他不了解。林最后五年，邓又一直处于被打倒状态，用他自己话讲，就是“只知有秦，不知有汉”，不了解毛说林“形左而实右”的内函，把假面出现的林彪当成了真林彪，对这种极左元凶，他当然不可能为林说半句好话。
认清了林彪真相，遮在文革前五年历史上的灰尘也就可以拂掉。也只有还原了历史真相，我们才可以弄懂，得知林彪暴死，周恩来为什么会失声大恸。才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把周恩来在批林时，定的“极左”改为“形左实右”。也就知道了，毛为什么把林与孔子捆到一起批，毛实际上心里已明白周与林的关系，江青们已近乎指名道姓地批“周公”了，除了没公开点“恩来”两字，知识分子谁不知道，万炮齐轰的那个“党内大儒”在影射谁。只不过官方不点名，谁也不敢直说罢了。
从当时官方媒体上，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一场针对周恩来的打倒运动，在毛泽东及其亲信中酝酿过。但后来因为毛身体原因，有所改变，最终中止了此计划的原因，则是因为74岁的老相国，患上了不治之症。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可以认定林彪主观上不是文革的推动力，而是相反。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回到1967年春夏之交，比较轻松地理清包括“二月逆流”在内的一系列反文革风波的事实真相。
林彪是被毛泽东硬拉进文革的，这已有文件披露。林开始对毛给他的“副统帅”位置，不但不热心，还坚辞不就。因为他明白，毛用他就是打人之类得罪人的差事。沒资料表明林后来还是上了毛的船，但合理的推论是，毛清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三个与林有过节的党内大员，使林不能不再当“钟馗”。
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就打倒的“彭陆罗杨”（时谓：四大家族）四个人中，除杨尚昆外，三个是林的寃家对头，其中彭真是刘系“副帅”，在东北与林不合，现形是禁发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与“二月提纲”，证据还算齐全。陆定一则是因其老婆给林彪老婆写匿名信，本人并无任何把柄，罗瑞卿就更寃，归了包堆就是对林不满，而罗又是毛第一近臣，是毛派到军委的耳目。毛如此牺牲，也由不得林再不识相了。
林这人是不呜则已，呜则非惊人一身汗不可。“五一六通知”出笼的第三天，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他“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解读了毛的文化大革命。这篇后来被称为“政变经”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惊心动魄，使人马上嗅到了血腥味儿。
林彪死后，中共下发了一封毛致江青信，大意是，毛看了林讲话后，就对林产生了怀疑，是不得已而违心批准印发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下发这信，是为了消除人们林彪事件后，可能对毛产生不良印象，在毛一生中，类似这样的倒填日期和即时修改，以证实其英明正确、高展远嘱的事例不少。（另文祥述）
但林似乎对毛的这一招早有防备，在讲话中巧妙地道出了他讲的这些是经人开导过的：“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他以前没有想这些问題，没明讲谁啟发开导了他，但谁都能听出他话的意思，谁有资格开导林呢，傻子都知道非毛莫属，何况政治局那些政治精英们了。
文革爆发不久，北京城就有了“二月兵变”之说，矛头直指军委的二号人贺龙元帅。
贺龙又与林彪有何宿怨？
内战与分裂（十六）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到底有沒有个“二月兵变”？
文革过去30年了，至今官方也沒给一个明确定论，只是从政治上说是，康生、江青为陷害贺龙搞出来的。可这么大的事，康生、江青再混蛋也不能凭空胡扯，而且康生还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二月到西郊海淀区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单位去借宿舍，准备作为临时营房等等，总之，“二月”确有“兵”事，至于是否有“变”就可以随需要任意发挥了。
那么事情真相如何呢？
1966年1月，毛泽东离京南巡，在武昌与林彪合谋，令北京军队部队，出京拉练。刘少奇授意贺龙填补城防空虚。2 月，贺龙在职权范围内，批准北京卫戍区新组建一个加强团。但此事立刻被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得知，让秘书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质问，北京卫戍区扩充部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中央军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 通气？是哪个皇帝批准的？天兵天将又是从哪来调来的？准备办什么大事？让毛这么一说，组建加强团一事，自然也就黄了。
这就是康生们所谓“二月兵变”的全过程。他抛出这一信息时，彭真已下台，唯一当事人贺龙便被指控为“二月兵变”元凶。
贺龙在中共军史上，可是个大人物。莫说林彪刚上小学时，他已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就是他名彪青史“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护国战争中屡建战功，名震湘鄂时，毛泽东才刚脱下列兵军装。1927年8月，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指挥。而林彪此时才刚从见习排长转为连长不久，那时贺龙在他心目中肯定和神差不多。以后，贺龙又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也就是说，贺龙绝对是中共武装的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既使在“朱毛”成军以后，他军中地位也与朱德、彭德怀、徐向前比肩，同为中共四个方面军统帅。
抗日战争时，红军整编为第18集团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林彪平级。
1955年军队定衔时，以功排行，贺为第五元帅，林则当了仅次于朱彭的军中“三哥”。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后，毛泽东意由林彪长军，林以身体为由，表示消极。周恩来则推荐说，贺龙身体好，主持军委 繁忙的工作较合适。
毛泽东不得不搞了个平衡（实为制衡），硬让坚辞不就的林彪上马，但只管军队大事，而由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因此，在文革初，毛与林在武昌时，北京的贺龙就成了军内第一人。尽管贺龙完全不知内情，在刘嘱其加强城防时，也只是依中央授权权限行事。可还是被毛当成了刘少奇在军内的代理人。不过沒有证据说明毛真疑贺龙要“兵变”，不过是要去其兵权而已。
造反风起，贺龙顶着“二月兵变”的雷还风光了好一阵子，陪毛林周“检阅”红卫兵，但年已古稀的老帅，早已不是“两把菜刀闹革命”时的那个热血青年了，在“贺龙是大土匪”的打倒声中，他只有求助毛泽东。毛让他“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1966年9月 10日上午，贺龙在人民大会堂拜访了林彪。寒暄毕，贺龙直入主題。林彪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笑了：“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与贺的对话，后来被批判为，林“狼子野心”解释为，林示意贺龙“你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这显然文不对题，甚至可以说南辕北辙。
林彪与贺龙以前从未共过事，亦未闻有多大矛盾。且贺自接手军委日常工作后，政治上表现极左，在体委有徐寅生按毛之矛盾论打乒兵球之文章，在军内有取消军衔之提议。两人可能在空军问题上有点调子不一样，但贺还是按林的意见办了。网上传二人在延安整风时，因两位夫人矛盾，而有过过节。这并非不可能，但网上所传有讹，其曰，林“从前方赶回来”，须知林从平型关之役后，直到1945年这七年里，从没上过“前方”。而且既使如此，两位元帅级的老军人也不至于为此记20年仇。所以，林彪没有“迫害”贺龙的动机。
问题是贺龙沒听懂林彪的话，他应当让毛泽东相信他的信誓坦坦才行，而林彪并不喜欢他这种全无思想的愚忠，直说吧，林彪对贺龙在延安整风时的表现，非常厌恶，他早已不再把这位叫他“林总”的人，当作崇拜偶像了。
何以这么说呢？因为林彪是知情人，他清楚“二月兵变”的来龙去脉，但不知道毛对贺的真实看法，所以他只能这么讲。
在林彪看来，“二月兵变”并非空穴来风，但元凶不是贺龙，而是他与毛泽东。
1966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柬湖宾馆召集了一次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联席会议。
会后，毛泽东留下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交代任务，命杨勇留在毛泽东身边，研究北方防线的战略战术问题；廖汉生则回到军区机关 ，布置部队春季大练兵，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 正军级以上将领，由廖汉生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战备 。
毛泽东并未直接对林彪透底。先问他，陈锡联这人怎样？林答：陈锡联在大革命时期属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在129师，解放战 争时期属于二野，很会带兵，也很能打战，人还老实。五九年庐山会议 后，查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跟彭德怀跑，撤了。记得还是主席提出来，派陈锡联去接替的。毛又问：38军是不是驻扎在山海关外？军长叫什么名字？林答说，38军原属四野第13兵团，五0年编入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从朝鲜撤回后，经过重点装备，目前是全国陆军中唯一的全机械化军，总兵员超过八万，实际上是个集团军建制。部署在山海关至锦州一带，是一支我们用以对付苏军入侵的战略打击力量。现在的军长叫王猛，五五年授少将。敢打敢拚，年轻有为。
此时，林彪已明白了毛打算对刘少奇动真格的了：北京军区有30余万野战部队，司令员杨勇原是彭德怀手下的虎将，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毛信不过他们。留下杨勇，命廖汉生去边防检查，乃调虎离山，便宜作战。于是索兴直接了当地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调三十八军进山海关，占领北京？。不待毛回答，又说：明白了，主席已经把北京军区演空城计了。
毛泽东这才打开窗户，说了亮话，我这里写了两道命令，一道给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一道给38军军长王猛，让他们立即来武昌见我们两个。命令由我们两个一起签署，如何？
林彪签下手谕说：主席，这事自然是做得越机密越好，万不可惊动北京方面。最好是由陈、王两人自己出面，各自向沈阳军区党委告两天病假，然后秘密接他们来武昌。
毛点头：很好。这事就我们两个知道。说办就办吧，今天晚 上，派架专机送命令去给陈锡联、王猛二位过目。他们过目后，命令收回，并立即随专机来武昌，不准停留。
尽管毛林行动诡秘，北京军区的异常情况，是瞒不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瞒不住贺、杨，也就瞒不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 拱卫北京的南北两支部队都被拉走了，北京处在了易被包围攻击的境地。
全不知内情的贺龙牢骚说，现在全国军队的调动、训练情况，他是两眼一抹黑了。如果苏联红军选择此时突袭北京，凭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 那点人马火力，我们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于是便有了“组建加强团”这个“二月兵变”的把柄。
坐镇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们并不担心外敌入侵，但如此大的军事调动，莫说政治局，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都不知道，能不令人起疑吗？虽然，建国后，中央就给军委、各大军区下过一道禁令，任何野战部队、地方军区部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或是路经京津警备特区；任何级别的军人因公因私进入或是路经北京，严禁佩带武器，严禁武装警卫人员随行。但毛泽东最近的反常举动，不能不使他们想到毛在延安常说的那句名言：本人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66年2月庭、3月初，在山海关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奉命进入河北地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瞒过了军区党委其它成员。王猛军长也未对军党委成员们交底，所发出的命令也只是春季练兵。八万将士执行一项严格的军纪：野营拉练期间，行动绝密，禁止一切与外界的私人通讯联络。大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县、昌平县、延庆县、房山县一带的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市区的军事包围。只留下东南面的通县不围，那里是平原地区，人烟稠密，目标容易暴露。
1966年3月中旬，38军完成了对北京的军事布署，毛泽东、林彪突然下令改组了北京卫戍区。紧接着，又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派出多个军事接管小组 ，每个小组由一名师级干部任组长，率领一个警卫连，于同一个晚上，分头进驻《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 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宣布实施军事管制。
刘周邓彭真等人，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此事。《人民日报》等单位曾连夜向中央书记处和总理办公室告急，值班人员还当是正常部队换防，叫他们不必大惊小怪。还是彭真次日发现自己的警卫排也被换了人，电话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这才感到出事了，立刻通知政治局常委开碰会。朱德、陈云去了外地，在京常委只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彭真算列席常委。把管军委的贺龙请来问怎么回事？贺龙却一无所知。问杨成武哪里去了？贺龙答：前两天毛主席来电话，让杨总长到武昌汇报工作去了。问北京卫戍区现在谁管事？贺龙报告：主席和林彪刚下令改组了卫戍区党委和司令部，名义上还是傅崇碧当司令员，但新来了个温玉成，什么都管。现在38军和卫戍区究竟算什么关系，也搞不清楚，他也不便过问。
贺龙忍不住继续说；2月份北京军区的人马被抽空，3月初38军进关， 到了北京外围完成军事布置，昨天晚上军队进驻电台、报馆，这些大 事，他这中央军委的当家和尚统统被蒙在了鼓里。这是兵变嘛!
“兵变”的原始出处，原来竟出自贺龙之口。
周恩来用目光制止了贺龙，建议刘少奇，尽快请示毛本人。
高饶事件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刘少奇，无奈说：还是以中常委的名义，请他自己回来主持工作吧。小平 ，你看怎么办？
邓小平快人快语道：没法子搞懂，闹到动用军队接管，还是什么党指挥枪？他未必肯回来。
刘少奇给远在武昌的毛泽东主席挂电话。武昌方面接电话的警卫秘书说：主席服了安眠药睡着了。直到下午4时，刘少奇听到才在电话里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少奇呀，北京出了点小情况，我是知道的，没有什么了不得。党中央还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国务院嘛。你不是下旬还要和陈毅出国访问？你是国家主席，放心去好了。我身体不好，回不了北京。北京的事，还是由你和恩来、小平当家喽。开个会研究局势？当然可以。我们先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如何？有劳各位迁就一下病号，来我这里开吧!你们要在北京 开也可以，我派康生做代表，到会上转述我的意见
至此，“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喊了那么长时间，却从来没个明确说法？实在是没法说清。我不知道那种为维护领袖形象，否认毛的文革就是权力斗争的说法，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还会编造出什么美丽的谎言。但我相信，那些因无知而迷恋毛式“大民主”的人，会从无知中走出来，如果这样，老夫深感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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