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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内战”出于文革开始时林彪之口：“这不成了内战了吗？”
作者：白水处士
有网友对（四）中提到毛反反冒进时，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之议，以为不实，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须赘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什么不合常规常情的事都可能发生。王洪文能从一个工厂保卫干部一跃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员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内战与分裂（五）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当时与“反周民必反”同时流传的还有一句据传也是毛泽东说得：“总理是棵大树，大树不能倒”。如果这两句话，是否毛所言尚存疑，那么在北京“四五运动”中，病中的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等人汇报时，感叹地说：“他们总是拿总理压我”则是被官方以媒体方式证实了的。我们把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看，就能理清两位中共领袖之间的关系了。
其实，我们只要把周毛当个人，而不是神，很多问題就容易研究了。毛是官方有目的神化的，还比较容易还原。但周却是民间神化出来的，还原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周温文儒雅的形象，
被人们引申出“躹躬尽瘁”的文臣典范，而忽略了周乃中共武装斗争之父，以及中共情报系统的创建人的个人经历。如果，我告诉你，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周下令将顾之全家斩尽杀绝，你一定会以为我在胡说八道。然而，那是真的，被处死的人中还有顾顺章才几岁大的孩子。
周恩来是肉体凡胎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作为一个经历了中共半个多世纪所有左右摇摆的革命过程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光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务实策略城府的一面，尤其与毛泽东这样浪漫到永远不甘寂寞的仲裁者共事，他不多几个心眼儿，恐怕早就被打翻在地了。
比如当“五一六兵团”在天安门打出“炮轰周恩来”的巨幅标语后，社会上一股反周势力大有得逞之势，周恩来审时度势，借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机，告诉毛，造反派要他去接受批斗，毛立刻正色道：“那叫他们连我一起斗”表示了对周的安抚。我所以举这个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周对毛知之颇深，他知道在适宜的时候，当面与毛交流，是求得毛支持的最好办法。以后，周又多次用过这办法，并且屡试不爽。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当面讲，二是适宜的时候。这次的“适宜”主要是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在如何办理刘邓，陈伯达、江青又给他加了一个陶铸问題，这种时候“五一六”又来添乱，很可能打乱他的战略布署，何况周可不象刘那么好捏估。
周恩来暂时安全了，适时调整了他们斗争策略，因为他从来也沒有真正赞成毛的这个造反运动。他放弃了扶殖学生组织的主动进攻，采用了顺着毛泽东，在一定条件与时机相宜的情况下，改变毛泽东的迂回办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件事：释放联动分子，扳倒王关戚，解放一大批老将军，邓小平复出。
这四件事，可以说是最后“粉碎四人邦”，拨乱反正，结束中国左祸的基础。有人会质疑，释放联动和打倒四人邦有什么关系？何况，联动还是“反动血统论”的产物，不就是一百多个高干子女吗，还不是护犊子！
这种质疑有合乎实情的地方，比如“护犊子”，我不否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的子女有些偏爱，对其他人的子女就沒有对他们那么尽心尽力，比如对《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他就沒伸出援手。但总理是个人，一般人有的感情他也有，老百姓又谁不“护犊子”，这是人的通病，你可以从政治高度去求全责备，但你不能否认这是人之常情。
其次，说到“反动血统论”，我以为这本是江青们的一个局，是一个因毛泽东政治需要炮制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要扳倒的一些人的子女，比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大学生运动中还颇具影响，有些还是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儿，他们从任何角度都不会成为毛泽东斗争的得力工具，于是便借北航附中的一幅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及辫论讲话为由头，搞出了一个“反动血统论”的风波，意在让高干子女淡出红卫兵领导，以便能顺利实现毛为《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据美国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人“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试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分裂，蒙蔽青年。”陈伯达真正用心是将矛头指向“制造分裂，蒙蔽青年”的老干部。而在此之前，周恩来讲话中有支持中学红卫兵讲出身成分的组织原则的记录。
从后来事物发展过程看，反血统论的斗争确实起到了促使全民造反的作用，但并沒有丝毫动摇中共的“阶级路线”，相反，当一个因出身不好，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青年遇罗克用切身体历认真地思考“血统论”时，因触犯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当反革命抓捕，并判处了死刑。
1978 年以后，遇罗克的《出身论》被当成反“血统论”的檄文，这实在是文不对题。中共历来对出身看得很重，比如参军，非贫下中农和“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女是坚决不要的，而老红卫兵的所谓“反动血统论”无非是中共官方“阶级政策”的翻版。本人当年也搞过这类出身不好不要的“关门主义”，理由非常明白“搞阶级斗争，不讲阶级不成了全民党了吗？”而“全民国家、全民党”则是毛泽东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很严重的罪状一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那些从一评到十评的“反修文章”，则不光是党内要学，全国的人都心须学，可谓深入人心。如是而已，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反动的了一有一点人们恐怕忘了，这以后，以所谓“血统论”成立的红卫兵，就由“可爱的小将”变成了“修正主义红卫兵”。理论如此混乱，又如此的出尔反尔，无法自圆其说，却被人当成了一场正义与邪恶斗争，仅凭此一点，文革就必须好好研究，否则，谬误传下去，会被无知的后人当成真理，那样才真是对历史的犯罪。
这里有个已贴近主题的的问題，周恩来能通过毛泽东释放联动，为什么不能救遇罗克？
我现在已毫不怀疑，由江青陈伯达出头反血统论，矛头旣使不是单指周恩来，至少也包括周恩来在内。而且周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从他这一段时间多次“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也不是无产阶级，再次强调“有成分，不唯成论，重在表现”亦可佐证。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党的阶级政策否定着江青们“反动血统论”这个伪命题。所以，无论从人的感情上，还是从中共的传统政策上，他都能够向联动伸出援手。相反，他不能也沒任何政策根据去救遇罗克，因为遇罗克确实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共的阶级政策。
亦即说，周在文革中的斗争策略是绝不会偏离毛泽东仍认可的中共基本原则的。
那么，释放联动对后来有什么基础作用呢？
简单地讲，在毛泽东被神化的中国，只有这些多少能知道些高层内幕的“红色贵族”们才敢发出些不同声音，曾经仰慕过俄国“12月党人”的周恩来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红后代”身上，事实证明，这些20世纪的“12月党人”沒有辜负他的希望。
那么，12月党人在中国命运又如何呢？
内战与分裂（六）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不合逻辑的悖论：在专制体制时代，革命的启蒙者往往不是受压迫的平民百姓，而是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俄国12月党人，便是这样一群“贵族革命家”（列宁语）。
1825年12月26日（俄历14日）晨，以青年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团列队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排列好战斗方阵，他们试图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宣誓继位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多支持他们的市民。但统治集团对此早有防备，他们忙在起义前几个小时，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尼古拉一世为新沙皇继位，然后派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起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被忠于沙皇的军队击溃，据统计共打死的起义者1271人。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
沙皇政府对12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
后来的历史学家以起义发动的日期称他们为12月党人。
12月党人起义不同以往的农民起义为，12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他们。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政协冲击，比如，1824年，12月党人南方协会通过的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后来，列宁称12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我想，张春桥所以称联动为12月党人，恐怕就是指联动和俄罗斯那些出身贵族的青年近卫军们一样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同时也在嘲笑联动与12月党人天真的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民于水火一样，不懂得团结其它阶级，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周恩来对20世纪的中国12月党人解读与张春桥截然不同，以后的历史证明了他对历史的认识与走向洞若观火，这是二流戏子与三流政客的江青、张春桥者流至死也难以企及的。
关于联动（实际上称他们“老兵”更确切），由于种种特定历史原因，以及江青、陈伯达发起的反“反动血统论”的妖魔化，已经很难还原其真实面目，总之，当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其下达剿杀令时，在中国联动已成了“人皆可株”的“人民公敌”。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称这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5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公开提出了“夺权”。并支持王洪文一派掀起了以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对此，毛泽东立刻表态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称“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1月11日，毛指使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夺权的造反组织发去贺电，明白地解读了何谓“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引发了各地的“夺权”“打倒”升级，而且，后来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即由棍棒刀矛到真枪真炮，逐步升级的武斗也自此而始。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无法再忍耐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贵族革命者”的造造反者的捣乱了，他指令公安部修正了政策，制定出了杀气腾腾的《公安六条》，开始合法地镇压反对派。1月17日，谢富治讲：“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
戚本禹立刻给“三司”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月19日下午，以“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 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在那个时代，触犯了毛泽东，任何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1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宣判了运动初期激动了整个世界革命者的“大民生”之死刑，当然也沒有了联动之类的“江青反对派”（实质是反毛）说话的权力。
然而，3个月后，毛泽东却突然下令释放了这些“人民公敌”，这其中奥妙何在？
内战与分裂（七）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一曰：政治权衡，二曰：顺水人情。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而政治家之高低，不在主义，而在权术（非贬义一面，如从技术角度评判，应理解为中性词），主义方面，毛并不占优（将另文专论），但权术方面，查中国百年政坛，实罕有出其右者，仅举一例：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伤及无辜百分之五十（脱产人员3万，特务抓了1万5），毛泽东一个“脱帽”道歉，便百怨皆了。
高否？遍查中华3千年，恐怕只有三国曹操“割发代首”可与之媲美。难怪毛泽东要为阿瞒翻案，乃惺惺相惜也。
我不可能找到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祥细资料，但周恩来在释放联动时讲话里的只言片语“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可以佐证是他说服的毛泽东。
这件事，在当时是件大事，据说当时国外媒体已将联动定为“政治反对派”，而且是中国大陆唯一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想必在国外也震动不小。
关于4月22日，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接见在押联动的情形，当时社会上有多种不同版本。本人非当事人，为便于还原历史，特选录记述型、讲话型两种版本各一，以留此存照：
一、记述型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二、讲话型
〖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伯达：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江青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江青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江青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江青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康生：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周总理接着说：
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
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
在这两文中，谁都可以看出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之间的不同，但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就是周在讲话中有意把江青和自己拉近。而这似乎也是他遭人质疑之处，不过，我想诸位细品个中三味，便可发现这正是周恩来高超处，也是他在那乱局中趷立不倒，还游刃有余之奥秘所在。
此外，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联动分子们还是十分迷信毛泽东的。20世纪，中国的12月党人比起他们俄罗斯先辈还嫌稚嫩，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听懂了周恩来最后引用两位党主席的话，要他们“把经验总结一下”的用心。不过，今天再研读这一讲话，我想稍有点思想的人，都会听出“老头子”的弦外之音：到毛的话，是周的政治嘱托，“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引林的话则是战术，告诫孩子们要讲策略，不要反对毛泽东。
我这样分析，也许看似有些牵强，但以后的历史，可以佐证，这并非凭空臆想。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为释放联动搞这么大的动作？不就是几个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嘛，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内战与分裂（八）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值得。而且必须这么做。
几个毛头小子，固然无足轻重。但他们身后那可怕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却不能视所无睹。
简言之，毛泽东所以下决心消灭联动，是因为他把“反动血统论”当成了群众运动分裂的原因。他沒想到抓了联动，分裂情形不但沒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升级到了“全面内战”，连中央文革的头号宠儿剻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也分裂了。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当周恩来告诉他广州有上万的“修正主义红卫兵”，那么全国有多少呢！尤其听说周的侄女也有“联动思想”，毛肯定会想到假如所有的干部子女都倾向联动，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嘛？而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所谓“反动血统论”乃他视为根本的“党策”，孩子们长期受这种教育，能没有这种“烙印”吗？再说了才抓了这么几个人，在政治上一向跟他很紧的谭震霖就公开闹起来了，甚至还把情绪闹到了“不该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高度，若把所有干部子女都抓起来，那得逼反多少人！所以他才说“根本不用抓”。
在某种意义上，取缔红卫兵纠察队，是对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团”（老干部）的一个警告，消灭联动，则是对军内高层的一记重击。这两次打击又是对年末“偏离了大方向”的“黑风”之打击。因为，自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来，学生中便有了反江反林反康反中央文革的苗头，到 11月，便大有燎原之势。为使大家能直观地了解“黑风”是什么，我特将能找到的，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的大字报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的“红后代” “铁血纵队”贴出《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这份大字报反映了一部分中学生中的“革委会和老红卫兵”的情绪。他们承认：有的革命小将对党的阶级政策掌握不够，阶级路线调子唱得高了一些。但是，他们对把他们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满。因此，他们对当前中学文革形势看法很悲观，他们认为：一些人以此为理，死死抓住工作组不放，而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感兴趣，对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无人过问，有些人甚至为他们喊冤叫屈，使他们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将的一些作法，却被另一方批判得一无是处。但中央文革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深入群众不够，指导不够。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深入调查，最热烈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11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批评林彪关于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部分是不正确的。他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还批评林彪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
11月30日，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李洪山与外地来京串联红卫兵辩论时说：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10月6日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还有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8226;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8226;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上述资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运动情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反动血统论在学生中引起了多大波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统论的确是分裂的因子，但激活这一分裂因子的却是反反动血统论。以本人当年的亲身体历来现身说法，当时我们在新疆看到以批判材料形式的谭力夫讲话时，实在是如沐春风。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今天我已不象年轻时那么以为“什么阶级讲什么话”“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出身行吗？”，但这是几十年坎坷磨炼，才有的真知，坦率地讲，今天我甚至怀疑当初的划定阶级，本身就有问題。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里李幼斌饰的那个角色，活到土改，肯定是个地主兼资本家，他与我们笃信的毛式教育中的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地主完全不一样。而我从共产党员的养父那里得知的“地主”也不是周扒皮、刘文彩，反而大多是当地的“善人”。养父说，农村不比城市，农民也不象市民，祖祖辈辈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少村子的人往上朔几十年，还都不出五服，聪明点儿、能干点儿的就富些，脑子笨点儿，又不肯吃苦的就穷点，有些村里就是平分了家产的亲兄弟，以后划成分，也有的是地主富农，有的是贫农僱农。中国的农村大多和个氏族部洛差不多，“为富不仁”根本无法生存，地主除了有几亩地，并无任何特权。我说，黄世仁、周扒皮那样的有吗？他说，可能有吧，不然怎么都出书了。他沒说他沒见过，但知道他想说什么，从此，我30年所受的毛式教育被彻底颠覆了。
顺便交代几句，本人绝非地富分子，姥爷牺性在抗战时期，父亲牺性在解放战争中，养父是个“三八式”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本人绝对算得上共产党的孩子。文革初，本人是单位红卫兵发起者，曾是“响当当的左派”，在揭批单位领导时，也是冲在前面的“小闯将”，后来因看不惯给老干部（那时的老干部也不过三四十岁）戴高帽子游街批斗，逐开始消极，值得骄傲的是本人有过激言论，但从无过激行为，到了花甲之年，回首往事，虽有太多遗憾，但甚为自己从那个年月过来，手上沒有血而庆幸。
我所以说这些題外话，是想让人们明白，从江青（或者是毛泽东罢）的“反反动血统论”政治迷局中出来吧（这恐怕是文革中仅有的未被推翻的了），所谓“联动思想”乃中共十七年教育之正果，他们中不少人都是中共党员，象牛皖平那样的中学入党的学生，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所谓的“血统高贵”主要表现在组织上的门坎太高，并非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他们争运动领导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支部建在队连队”“党指挥枪”的延申表现，并沒有任何违反党规党法的地方。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来被称为反对血统论经典之作的《出身论》正是在联动被搞臭的1967年初面世的，如果，中央文革真想废除“反动血统论”，那它的作者遇罗克本当被捧为左派，因为《出身论》中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著述、讲话，是用“毛泽东思想”“江青思想”批判的出身论。但事实并非如此，1967年4月14日，被称为“青年历史学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就公开把《出身论》定性为“大毒草”，严厉地宣布“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这种以己之矛、击己之盾的论调，竟出自毛最倚重的两个“青年理家”之一的戚某之口，实在让人喷饭，由此亦可见，当时理论之混乱到何等地步。
关于遇罗克及《出身论》本博将另文研讨，所以现在把此事摆出来，是想找到毛释放联动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戚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之后8天，关在北京半步桥的联动们便被毛用极高的规格释放了，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1.此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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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内战”出于文革开始时林彪之口：“这不成了内战了吗？”
作者：白水处士
有网友对（四）中提到毛反反冒进时，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之议，以为不实，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须赘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什么不合常规常情的事都可能发生。王洪文能从一个工厂保卫干部一跃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员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内战与分裂（五）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当时与“反周民必反”同时流传的还有一句据传也是毛泽东说得：“总理是棵大树，大树不能倒”。如果这两句话，是否毛所言尚存疑，那么在北京“四五运动”中，病中的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等人汇报时，感叹地说：“他们总是拿总理压我”则是被官方以媒体方式证实了的。我们把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看，就能理清两位中共领袖之间的关系了。
其实，我们只要把周毛当个人，而不是神，很多问題就容易研究了。毛是官方有目的神化的，还比较容易还原。但周却是民间神化出来的，还原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周温文儒雅的形象，
被人们引申出“躹躬尽瘁”的文臣典范，而忽略了周乃中共武装斗争之父，以及中共情报系统的创建人的个人经历。如果，我告诉你，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周下令将顾之全家斩尽杀绝，你一定会以为我在胡说八道。然而，那是真的，被处死的人中还有顾顺章才几岁大的孩子。
周恩来是肉体凡胎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作为一个经历了中共半个多世纪所有左右摇摆的革命过程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光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务实策略城府的一面，尤其与毛泽东这样浪漫到永远不甘寂寞的仲裁者共事，他不多几个心眼儿，恐怕早就被打翻在地了。
比如当“五一六兵团”在天安门打出“炮轰周恩来”的巨幅标语后，社会上一股反周势力大有得逞之势，周恩来审时度势，借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机，告诉毛，造反派要他去接受批斗，毛立刻正色道：“那叫他们连我一起斗”表示了对周的安抚。我所以举这个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周对毛知之颇深，他知道在适宜的时候，当面与毛交流，是求得毛支持的最好办法。以后，周又多次用过这办法，并且屡试不爽。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当面讲，二是适宜的时候。这次的“适宜”主要是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在如何办理刘邓，陈伯达、江青又给他加了一个陶铸问題，这种时候“五一六”又来添乱，很可能打乱他的战略布署，何况周可不象刘那么好捏估。
周恩来暂时安全了，适时调整了他们斗争策略，因为他从来也沒有真正赞成毛的这个造反运动。他放弃了扶殖学生组织的主动进攻，采用了顺着毛泽东，在一定条件与时机相宜的情况下，改变毛泽东的迂回办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件事：释放联动分子，扳倒王关戚，解放一大批老将军，邓小平复出。
这四件事，可以说是最后“粉碎四人邦”，拨乱反正，结束中国左祸的基础。有人会质疑，释放联动和打倒四人邦有什么关系？何况，联动还是“反动血统论”的产物，不就是一百多个高干子女吗，还不是护犊子！
这种质疑有合乎实情的地方，比如“护犊子”，我不否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的子女有些偏爱，对其他人的子女就沒有对他们那么尽心尽力，比如对《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他就沒伸出援手。但总理是个人，一般人有的感情他也有，老百姓又谁不“护犊子”，这是人的通病，你可以从政治高度去求全责备，但你不能否认这是人之常情。
其次，说到“反动血统论”，我以为这本是江青们的一个局，是一个因毛泽东政治需要炮制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要扳倒的一些人的子女，比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大学生运动中还颇具影响，有些还是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儿，他们从任何角度都不会成为毛泽东斗争的得力工具，于是便借北航附中的一幅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及辫论讲话为由头，搞出了一个“反动血统论”的风波，意在让高干子女淡出红卫兵领导，以便能顺利实现毛为《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据美国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人“用血统论代替阶级论，试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分裂，蒙蔽青年。”陈伯达真正用心是将矛头指向“制造分裂，蒙蔽青年”的老干部。而在此之前，周恩来讲话中有支持中学红卫兵讲出身成分的组织原则的记录。
从后来事物发展过程看，反血统论的斗争确实起到了促使全民造反的作用，但并沒有丝毫动摇中共的“阶级路线”，相反，当一个因出身不好，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青年遇罗克用切身体历认真地思考“血统论”时，因触犯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当反革命抓捕，并判处了死刑。
1978 年以后，遇罗克的《出身论》被当成反“血统论”的檄文，这实在是文不对题。中共历来对出身看得很重，比如参军，非贫下中农和“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女是坚决不要的，而老红卫兵的所谓“反动血统论”无非是中共官方“阶级政策”的翻版。本人当年也搞过这类出身不好不要的“关门主义”，理由非常明白“搞阶级斗争，不讲阶级不成了全民党了吗？”而“全民国家、全民党”则是毛泽东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很严重的罪状一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那些从一评到十评的“反修文章”，则不光是党内要学，全国的人都心须学，可谓深入人心。如是而已，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反动的了一有一点人们恐怕忘了，这以后，以所谓“血统论”成立的红卫兵，就由“可爱的小将”变成了“修正主义红卫兵”。理论如此混乱，又如此的出尔反尔，无法自圆其说，却被人当成了一场正义与邪恶斗争，仅凭此一点，文革就必须好好研究，否则，谬误传下去，会被无知的后人当成真理，那样才真是对历史的犯罪。
这里有个已贴近主题的的问題，周恩来能通过毛泽东释放联动，为什么不能救遇罗克？
我现在已毫不怀疑，由江青陈伯达出头反血统论，矛头旣使不是单指周恩来，至少也包括周恩来在内。而且周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从他这一段时间多次“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也不是无产阶级，再次强调“有成分，不唯成论，重在表现”亦可佐证。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党的阶级政策否定着江青们“反动血统论”这个伪命题。所以，无论从人的感情上，还是从中共的传统政策上，他都能够向联动伸出援手。相反，他不能也沒任何政策根据去救遇罗克，因为遇罗克确实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共的阶级政策。
亦即说，周在文革中的斗争策略是绝不会偏离毛泽东仍认可的中共基本原则的。
那么，释放联动对后来有什么基础作用呢？
简单地讲，在毛泽东被神化的中国，只有这些多少能知道些高层内幕的“红色贵族”们才敢发出些不同声音，曾经仰慕过俄国“12月党人”的周恩来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红后代”身上，事实证明，这些20世纪的“12月党人”沒有辜负他的希望。
那么，12月党人在中国命运又如何呢？
内战与分裂（六）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不合逻辑的悖论：在专制体制时代，革命的启蒙者往往不是受压迫的平民百姓，而是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俄国12月党人，便是这样一群“贵族革命家”（列宁语）。
1825年12月26日（俄历14日）晨，以青年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团列队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排列好战斗方阵，他们试图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宣誓继位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多支持他们的市民。但统治集团对此早有防备，他们忙在起义前几个小时，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尼古拉一世为新沙皇继位，然后派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起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被忠于沙皇的军队击溃，据统计共打死的起义者1271人。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
沙皇政府对12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
后来的历史学家以起义发动的日期称他们为12月党人。
12月党人起义不同以往的农民起义为，12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他们。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政协冲击，比如，1824年，12月党人南方协会通过的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后来，列宁称12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我想，张春桥所以称联动为12月党人，恐怕就是指联动和俄罗斯那些出身贵族的青年近卫军们一样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同时也在嘲笑联动与12月党人天真的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民于水火一样，不懂得团结其它阶级，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周恩来对20世纪的中国12月党人解读与张春桥截然不同，以后的历史证明了他对历史的认识与走向洞若观火，这是二流戏子与三流政客的江青、张春桥者流至死也难以企及的。
关于联动（实际上称他们“老兵”更确切），由于种种特定历史原因，以及江青、陈伯达发起的反“反动血统论”的妖魔化，已经很难还原其真实面目，总之，当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其下达剿杀令时，在中国联动已成了“人皆可株”的“人民公敌”。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称这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5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公开提出了“夺权”。并支持王洪文一派掀起了以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对此，毛泽东立刻表态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称“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1月11日，毛指使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夺权的造反组织发去贺电，明白地解读了何谓“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引发了各地的“夺权”“打倒”升级，而且，后来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即由棍棒刀矛到真枪真炮，逐步升级的武斗也自此而始。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无法再忍耐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贵族革命者”的造造反者的捣乱了，他指令公安部修正了政策，制定出了杀气腾腾的《公安六条》，开始合法地镇压反对派。1月17日，谢富治讲：“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
戚本禹立刻给“三司”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1月19日下午，以“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 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在那个时代，触犯了毛泽东，任何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1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宣判了运动初期激动了整个世界革命者的“大民生”之死刑，当然也沒有了联动之类的“江青反对派”（实质是反毛）说话的权力。
然而，3个月后，毛泽东却突然下令释放了这些“人民公敌”，这其中奥妙何在？
内战与分裂（七）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一曰：政治权衡，二曰：顺水人情。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而政治家之高低，不在主义，而在权术（非贬义一面，如从技术角度评判，应理解为中性词），主义方面，毛并不占优（将另文专论），但权术方面，查中国百年政坛，实罕有出其右者，仅举一例：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伤及无辜百分之五十（脱产人员3万，特务抓了1万5），毛泽东一个“脱帽”道歉，便百怨皆了。
高否？遍查中华3千年，恐怕只有三国曹操“割发代首”可与之媲美。难怪毛泽东要为阿瞒翻案，乃惺惺相惜也。
我不可能找到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祥细资料，但周恩来在释放联动时讲话里的只言片语“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可以佐证是他说服的毛泽东。
这件事，在当时是件大事，据说当时国外媒体已将联动定为“政治反对派”，而且是中国大陆唯一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想必在国外也震动不小。
关于4月22日，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接见在押联动的情形，当时社会上有多种不同版本。本人非当事人，为便于还原历史，特选录记述型、讲话型两种版本各一，以留此存照：
一、记述型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二、讲话型
〖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伯达：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江青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了嘛。）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江青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江青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江青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康生：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周总理接着说：
现在不忙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
我们相信你们的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插话：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插话；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
在这两文中，谁都可以看出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之间的不同，但有一点需特别注意，就是周在讲话中有意把江青和自己拉近。而这似乎也是他遭人质疑之处，不过，我想诸位细品个中三味，便可发现这正是周恩来高超处，也是他在那乱局中趷立不倒，还游刃有余之奥秘所在。
此外，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联动分子们还是十分迷信毛泽东的。20世纪，中国的12月党人比起他们俄罗斯先辈还嫌稚嫩，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听懂了周恩来最后引用两位党主席的话，要他们“把经验总结一下”的用心。不过，今天再研读这一讲话，我想稍有点思想的人，都会听出“老头子”的弦外之音：到毛的话，是周的政治嘱托，“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引林的话则是战术，告诫孩子们要讲策略，不要反对毛泽东。
我这样分析，也许看似有些牵强，但以后的历史，可以佐证，这并非凭空臆想。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为释放联动搞这么大的动作？不就是几个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嘛，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内战与分裂（八）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值得。而且必须这么做。
几个毛头小子，固然无足轻重。但他们身后那可怕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却不能视所无睹。
简言之，毛泽东所以下决心消灭联动，是因为他把“反动血统论”当成了群众运动分裂的原因。他沒想到抓了联动，分裂情形不但沒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升级到了“全面内战”，连中央文革的头号宠儿剻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也分裂了。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当周恩来告诉他广州有上万的“修正主义红卫兵”，那么全国有多少呢！尤其听说周的侄女也有“联动思想”，毛肯定会想到假如所有的干部子女都倾向联动，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嘛？而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所谓“反动血统论”乃他视为根本的“党策”，孩子们长期受这种教育，能没有这种“烙印”吗？再说了才抓了这么几个人，在政治上一向跟他很紧的谭震霖就公开闹起来了，甚至还把情绪闹到了“不该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高度，若把所有干部子女都抓起来，那得逼反多少人！所以他才说“根本不用抓”。
在某种意义上，取缔红卫兵纠察队，是对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团”（老干部）的一个警告，消灭联动，则是对军内高层的一记重击。这两次打击又是对年末“偏离了大方向”的“黑风”之打击。因为，自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来，学生中便有了反江反林反康反中央文革的苗头，到 11月，便大有燎原之势。为使大家能直观地了解“黑风”是什么，我特将能找到的，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的大字报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的“红后代” “铁血纵队”贴出《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这份大字报反映了一部分中学生中的“革委会和老红卫兵”的情绪。他们承认：有的革命小将对党的阶级政策掌握不够，阶级路线调子唱得高了一些。但是，他们对把他们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满。因此，他们对当前中学文革形势看法很悲观，他们认为：一些人以此为理，死死抓住工作组不放，而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感兴趣，对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无人过问，有些人甚至为他们喊冤叫屈，使他们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将的一些作法，却被另一方批判得一无是处。但中央文革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深入群众不够，指导不够。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深入调查，最热烈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11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批评林彪关于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部分是不正确的。他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还批评林彪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
11月30日，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李洪山与外地来京串联红卫兵辩论时说：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10月6日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还有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8226;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8226;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上述资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运动情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反动血统论在学生中引起了多大波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统论的确是分裂的因子，但激活这一分裂因子的却是反反动血统论。以本人当年的亲身体历来现身说法，当时我们在新疆看到以批判材料形式的谭力夫讲话时，实在是如沐春风。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今天我已不象年轻时那么以为“什么阶级讲什么话”“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出身行吗？”，但这是几十年坎坷磨炼，才有的真知，坦率地讲，今天我甚至怀疑当初的划定阶级，本身就有问題。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里李幼斌饰的那个角色，活到土改，肯定是个地主兼资本家，他与我们笃信的毛式教育中的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地主完全不一样。而我从共产党员的养父那里得知的“地主”也不是周扒皮、刘文彩，反而大多是当地的“善人”。养父说，农村不比城市，农民也不象市民，祖祖辈辈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少村子的人往上朔几十年，还都不出五服，聪明点儿、能干点儿的就富些，脑子笨点儿，又不肯吃苦的就穷点，有些村里就是平分了家产的亲兄弟，以后划成分，也有的是地主富农，有的是贫农僱农。中国的农村大多和个氏族部洛差不多，“为富不仁”根本无法生存，地主除了有几亩地，并无任何特权。我说，黄世仁、周扒皮那样的有吗？他说，可能有吧，不然怎么都出书了。他沒说他沒见过，但知道他想说什么，从此，我30年所受的毛式教育被彻底颠覆了。
顺便交代几句，本人绝非地富分子，姥爷牺性在抗战时期，父亲牺性在解放战争中，养父是个“三八式”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本人绝对算得上共产党的孩子。文革初，本人是单位红卫兵发起者，曾是“响当当的左派”，在揭批单位领导时，也是冲在前面的“小闯将”，后来因看不惯给老干部（那时的老干部也不过三四十岁）戴高帽子游街批斗，逐开始消极，值得骄傲的是本人有过激言论，但从无过激行为，到了花甲之年，回首往事，虽有太多遗憾，但甚为自己从那个年月过来，手上沒有血而庆幸。
我所以说这些題外话，是想让人们明白，从江青（或者是毛泽东罢）的“反反动血统论”政治迷局中出来吧（这恐怕是文革中仅有的未被推翻的了），所谓“联动思想”乃中共十七年教育之正果，他们中不少人都是中共党员，象牛皖平那样的中学入党的学生，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所谓的“血统高贵”主要表现在组织上的门坎太高，并非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他们争运动领导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支部建在队连队”“党指挥枪”的延申表现，并沒有任何违反党规党法的地方。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来被称为反对血统论经典之作的《出身论》正是在联动被搞臭的1967年初面世的，如果，中央文革真想废除“反动血统论”，那它的作者遇罗克本当被捧为左派，因为《出身论》中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著述、讲话，是用“毛泽东思想”“江青思想”批判的出身论。但事实并非如此，1967年4月14日，被称为“青年历史学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就公开把《出身论》定性为“大毒草”，严厉地宣布“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这种以己之矛、击己之盾的论调，竟出自毛最倚重的两个“青年理家”之一的戚某之口，实在让人喷饭，由此亦可见，当时理论之混乱到何等地步。
关于遇罗克及《出身论》本博将另文研讨，所以现在把此事摆出来，是想找到毛释放联动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戚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之后8天，关在北京半步桥的联动们便被毛用极高的规格释放了，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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