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内战与分裂（三）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毛泽东晚年特别倚重的张春桥，在后来释放联动分子时，称联动为“12月党人”。
张春桥没有解释他这个比喻的用意，估计是暗喻联动是当时被称为“12月黑风”首恶罢。
不过，当年的联动确与100多年前，俄国的12月党人有些近似处，首先他们与12月党人一样，都是“贵族子女”，其次他们革命的纲领都是忠于祖国，反对专制。
但他们比俄国的12月党人幸运的多，因为他们沒有公开反毛泽东，更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同志一周恩来。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对“联动”这样一个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组成的新观念的学生组织密切关注。正如他曾期望过陈小鲁的红卫兵纠查队一样，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中迅速成长，快点成熟，能够真正成为党的忠诚卫士。周恩来沒有亲生子女，他曾说过，全国的青少年都是他的孩子。他对这些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孩子更是牵肠挂肚，并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西纠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他秘密地把西纠头头儿，陈毅之子，陈小鲁送到一个部队农场保护起来。在所谓的“11月黑风”“12月黑风”中，周在不触怒毛泽东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缓和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儿，不动声色地暗中扶殖、保护着这些共产党的第二代。但是，面对已经分裂的红卫兵运动，他必须谨慎小心，他不能公开支持“联动”一派，那等于否定另一派，会被扣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对“联动”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这一点，周当然很清楚，支持“联动”等于与毛泽东对立，周恩来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12月16日以前，他想尽办法让这些忠诚于共产党的红卫兵组织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群众组织，多次派手下规劝他们不要乱打人抓人，更不许杀人，要在社会上树立个好形象。
他授意廖承志对联动的马小军等说：“总理是理解你们的。”“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
12 月17日，周恩来明白取缔红卫兵纠察队，是毛泽东给他的一个下马威。他知道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是有所指的，延安整风时，毛就把他当机会主义批。与毛共事30多年，他深知毛始终对自己有戒心。但他不得不讲话时，还是尽量放低了调子：“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这就是周恩来的违心话。
联动中相当部分人加入过纠察队。他们对于12月17日，公安部公开抓纠察队头头一事，他们反应激烈，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违反了《十六条》，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刻针锋相对地组织人士，冲击位于长安街上的公安部，要求谢富治“还我战友”。
矛盾升级，公开化了。12月26日“斗私批修”会后，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学们于12月2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 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他们在公安部的墙壁上， 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这期间，公安部对联动似乎很矛盾，尽管，中央文革、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三司极尽全力诅咒联动，但公安部却依旧表现的“软弱无力”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
我没有任何资料来解释这种奇怪现象，只能从当时北京形势来推测，应该是运动形势使毛泽东无暇中学生们的瞎折腾，而谢富治保卫干部出身的公安部长，沒有毛的明确指示，他是不敢动这些背景不知多大的小太岁们的。
而且有迹象证明，这段时间毛甚至还沒有决定如何处置刘少奇。虽然，中央文革鼓动大学造反红兵掀起一波又一波揪斗刘邓的高潮，但包括江青在内，沒人敢公开说刘就是敌我矛盾。而这一段时间由于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林彪、反康生的“黑风”此起彼伏，中央文革成员中几个职级不高，年纪较轻的成员，尤其是王力和戚本禹，为表示积极，似乎有些不经指示，檀自作主的非组织行为，利用大学红卫兵组织急于表功以捞左派席位的心理，或明或暗地指使他们打这个，揪那个。比如，远在四川的彭德怀被揪回北京，就是戚指使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招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去办的，12月27日，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周恩来发了睥气，学生们才将老帅交给了北京警备区。
这段时间，最不合毛泽东政治规律的是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接见湖北造反派时，突然宣布在中央在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沒有任何决议文件，这位刚到中央几个月的政治局常委便从此消失不见了。3天后，一头雾水的周恩来还对来请他参加批陶大会的造反派说：“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举办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題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但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给陶铸定了性：“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最后，就凭毛一句：“陶铸的问题，我们没解决，你们也沒有解决，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便算拍板了。
毛的话很策略，一个邓小平介绍的，就把陶和刘邓梆到了一起。罪名就是还让刘邓在媒体上露脸。最后，一句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把所有常委们的嘴都堵住了。
这就是毛泽东超人的的政治艺术。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最后一段话中的“我们”和“你们”，我们是指毛和谁？那个“你们”又是指谁？
我个人推测，“你们”应该是指周恩来和林彪等其他常委，理由是两天前，天安门前打出了一条长15米的“炮轰周恩来”巨型标语，并立刻引起社会波动。从标语的巨大来讲，这是前所未有的，若无相当职级的幕后支持，一般造反组织是沒这么大手笔的。而陶铸行政职务是副总理，是周的下属，陶有问题似本属周负责，这句话似乎就是对周头一回绝造反派那段话的回应。而那句“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乃实一语双关，一是堵死了大家的嘴，二也是敲山震虎，说给周恩来听的。
另一个佐证是一个月零两天后，毛似乎又自掌耳光地批评打倒陶铸的两个责任人陈伯达和江青。说陈：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批江：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指示中央文革开会批陈、江。
毛对陈、江的批评，从字面上看似在否定他一个月前对陶铸定论的振振有词。但也透露出对陶铸的突然袭击，他事先是知情并同意的，陈、江都为此请示过他。
我所以在这里插入陶铸问题，因为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核心层人物被整肃最不正常的一个。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 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
陶铸这个人在人才济济的中共历史上算不上大人物，如果不是有文革这么一个非常事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能位尊到周恩来之下之殊荣。他是文革“权力分配”的第二大受益者，当时人们都把他当成林彪的人，直到其轻而易举的从政坛销声匿迹，除了江青赠予的“中国最大保皇派”外，他沒有给人留下过好的坏的深刻曾可能举是出于印象。如果不是后来他女儿（陶斯亮）和夫人（曾志）的回忆文章，人们几乎都不记得还曾有过这么一个四号人物。
在奉调北京之前，陶铸长期任广东一把手，在我的记忆里，这位封疆大吏还喜欢舞文弄墨，写过一些堪称漂亮的散文，结合他妻女的回忆看，他大约有些知识青年的小资情调，亦即很情绪化。五十年代，有一部叫《小城春秋》的小说，就是以他“厦门劫狱”为背景写的，后来批陶时，这当然就成了为他“树碑立传”的“毒草”。三年大饥荒，广东是重灾区，显见陶铸也是大跃进的积极者。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庐山会议时，给黄克诚的劝降信，居然用“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之类愚忠的“道理”，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但这也说明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飞速上升之原因，他对毛泽东之忠已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何况又曾为林彪部下，毛派晋级中常委有陈伯达、康生，周派有李富春、陈云、朱德。除了暂时保留常委名义的邓小平、刘少奇外，十一人常委中，也有陶铸勉强可算林副主席一党。权力再分配，总要保持点平衡，这是毛驾驭党内斗争的一贯作风。
问題出在名次安排上，建国后从未在中央工作过的一个外来户，居然一跃为第四，莫说延安时就当过常委的老七康生不服，就是生平头一次进入核心层的老五陈伯达也有理由不服气，这恐怕就是毛批陈“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原因。
毛在陶问题上出尔反尔，批陈江桉一般常情讲，应是对打倒陶之反悔，但实际上毛并沒为陶讲一句好话，从他批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实际上是批江不会团结人，而毛这段时间正在思考如何处置刘邓，他还需要周、朱、陈的那一票，不过借此说山而已。
文革研究 内战与分裂（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需要注意地是，当时无论反周还是拥周的人都知道，周恩来与毛泽东夫人的中央文革激进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狂热立场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他跑来跑去，到处灭火，是纪律与秩序的代表人物，反周派早就把周定为“中庸”、“调和”、“和稀泥”、“老机会主义”、“老保守”，也就是说，谁都知道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如果说陶铸也保刘邓和老干部，他也只是周思想的扏行者而已。
把陶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表面上看似是当了周的替罪羊，实际上是对周的一个严重警告，总理同志，你该改改策略了。
那么毛泽东旣然已觉察到了总理试图改变运动的方向，为什么不象对对他忠心不二的陶铸那样痛下杀手，总是“打一巴掌、揉一揉”呢？
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从已披露出的资料看，毛泽东企图倒周至少已尝试过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风，周恩来自长征以来首次被剔除出中共核心层，由刘少奇、康生代替了他与朱德。后来还是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说了话，周才算未被边缘化。第二次是高饶事件，前文已讲过，不再赘述。第三次是1956年毛发起的“反反冒进”，毛已决定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周已递交了辞直，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对，毛未能得逞。不过毛在此后两年多里，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从南宁会议讲到成都会议，甚至不惜直接用赞成个人崇拜来直抒胸臆，直到1959年大跃进失败，毛在庐山会议批彭时才以：“1956、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沒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而轻描淡写地了结。
这三次倒周尝式，都因各种内外因素而不了了之。毛不能不对周格外小心，文革初，他策略地把周与刘邓区分开来，毛以为延安整风刘与周有过节，确实是想借周之力除刘，八届十一中全会，周举了毛的手，但周并不完全同意毛“大乱大治”的观点，总是用生产、经济问题阻挠毛的运动决策。而他出长十七年的政府部门，用毛的话就是“盘根错节”，又握有国家实权，那既是毛整肃的重点，又是毛不能不留有余地，他怕再弄出个大饥荒，革命总还要吃饭嘛。而国务院这一摊子，在毛看来，他自己的人沒一个能干得了的，所以，只要周不公开造反，他就不能不用他当总理。这与他后来再次起用邓小平，党政军一手抓，实际是一个道理。
很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被官方定为反周的“反革命组织”与毛亲自敲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并且从组织上也为文革的发动做好了准备，被认为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因发表日期而俗称“五一六通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俗称一样，叫“五一六兵团。”
难道这只一种巧合？
文革中“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了，“井冈山”“东方红”等等。所以，否定文革30年了，还未见有对此质疑的文件资料。
最近，我又认真研究了通知全文，并查找出了一些历史文献，发现这并非“拉大旗”那么简单，而是文革高层倒周的精心设计。首先，从通知内容上看，它以中共官方文件认定，国内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明确了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这里引人深省的主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里”不必说了，“政府里、军队里”呢，“军队里”刚刚整肃了罗瑞卿，似乎也已解决，只剩下一个“政府里”，而对周恩来的政府，毛泽东早就表示过忧虑和不满。
此外，《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同时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又明文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是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而其组成人员则为一水的毛氏亲信：组长：陈伯达，毛的政治秘书；顾问：康生，毛与江青的红娘，毛延安整风时的得力助手；副组长：江青，毛的第四任妻子、王任重，大跃进及庐山会议的大左派、刘志坚，军队代表，贺龙姻亲、张春桥，江青引荐给毛的笔杆子，庐山会议上左派“司令”柯庆施的秘书出身。组员中包括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毛氏祠堂”，用江青后来在山西大寨的讲话就是，毛自七千人大会后“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决定要发泄出来了。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周的承诺，表面上是要拉周对付刘邓。实际上周也误信了毛的话，否则他就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扶殖红卫兵纠察队了。不过，似乎从毛拒绝西纠为他戴袖章起，周就明白了，毛是在对他们这些可能威胁到毛的权力与名望的元老们个个击破。周是个经验老到的大政治家，又与毛共事30余年，而且屡遭毛之猜忌打击，我们有理由认为自12月16日以后，他思考过毛发动运动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斗争，是假手与彭真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来完成的。他更不会忘记，毛在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刘少奇主持对朱德的讨伐式帮助会上，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这是毛考察党内高干是否忠诚于他的“路线”（个人）的惯用手法：人人过关。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没有参会，所以他日后可以充当好人，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什么，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沒朱那有毛之类的俏皮话。但周恩来沒任何理由不与会，谁都知道他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俩人私交甚笃。但此时他不得不说，那怕违心也,必须说。因为他知道，毛泽东这是“项庄舞剑”，周恩来太了解毛泽东了。
为了避免再让人说，引用史料不够，我特从网上全文摘录那次会议的祥情，以正视听。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对此，本文暂不做任何评伦，我只想让大家想想，当时周恩来的心情会如何？
在看了此贴后，虽然有网友质疑：周恩来也落井下石，胡说八道，中共领导还有好人吗！
但化名为人难的网友却说：周恩来很会场保护自己的，是个不倒翁，老毛打倒了很多人，但难抓周的辫子，因为太滑了，凭周的为人说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陈毅，以为他一直很爽直，怎么对自己的老战友也如此批评呢，是为保护自己吗！！！
这位网友对周恩来的评价，其实是这些年来，相当一部分人思考的问题，自从李志绥的那本书问世以来，不少人不仅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也对周恩来开始了另类思考。尤其李志绥说，周在毛面前吓得尿了裤子，确实颠覆性很强。问题在于，李志绥怎么知道周尿裤子了呢？这显然是为了哗众取宠的夸张。旣使对毛的作风上的描述，也有许多“小说”式的联想，毛在解放后“寡人有疾”毛病，应该确有其事，否则，彭德怀骂肖华为毛“选妃子”毛是不会罢休的。但床弟之事，李又如何能看到呢？凭毛的为人，也是绝对不会把这类见不得阳光的隐私告诉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保健医的。因此，对李的书必须去伪存真，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我也曾对周产生过质疑，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才发现世人几乎大都沒真正认识周恩来。他旣不是“因为太滑了”的“很会场保护自己的”人，也不是通常百姓心目中那么“无限忠于”毛泽东，温文儒雅，甘当忠臣的“周总理”。尤其在研究了周在5月23日，对朱德的“批评”后，我才找到了他为什么能在党内外都那么深得人心，而毛为什么又总是想整整他，却又总是不了了之了。
不信诸位可以再仔细推敲一下周的批评，看似上纲很高，但有可以成立的定案事实吗？第一条，首先讲了“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有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其实还是肯定了朱与张的斗争，不但有功，而且还是主要因素，归功于刘伯承的不过是“推动”。后面虽然“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之类狠话，但都是有凭无据，实在是讲给毛泽东听的。第二条，仔细品品，就会明白是在劝朱以后少说话，“定时炸弹”是弦外有音，“毛主席也担心”才是正題。
这次会后，朱德确实不再乱放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那样侮辱他，他都不反驳，因为他从周恩来的“批评”中悟出了，原来那个毛总不放心他这个朱，总怕他“闹事”，林彪骂他没当过一天总司令，仗都是毛指挥打胜的，本是毛的本意，那就让人家讲去吧，不信你真能改了历史。
另外，周借批朱之机，还顺带着保护了一下刘伯承和贺龙，悟到此处，能不惊叹周公政治艺术之纯熟？但这却是他最易遭人非议的把柄。
总而言之，周恩来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手段，那就是顺着毛泽东的在保住自己的前提下，用以毛制毛的办法（与林彪所谓“用B-52的力量打击B-52”异曲同工），尽量阻止毛走得更远。我这里讲的，并无任何文件资料佐证，是我根据这之后，已解禁公开披露的资料透露的周的言行推测出来的，比如释放联动分子，打掉王关戚和姚登山，以及给一批高级将领平反，起用邓小平等，无一不是周借毛之力完成的。
顺使说一句，我这章的副标题是“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已过三节，似乎还沒贴题。
从中国传统的写作规律讲，我确有些文不对題。本不想这么早把包袱抖开，但为网友能明白并且理解，我且先交待清楚原委，以免误会。
我所以如此命题，本意在点睛：周恩来在文革中并非原来人们以为的次要角色，相反他是那场民族悲剧中一个不次于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的一个主要角色。在逐渐理清混沌后，我更加坚信，如果说文革确实有“两条路线”，那么刘少奇、林彪、江青都不是这个斗争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人：周恩来与毛泽东。所以我才离題千里地拟了这个副标題。
我沒有直接证据证明，五一六兵团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但有证据佐证，毛泽东始终对周充满矛盾与猜忌，而且以为，如果不是林彪死后，毛就大病不癒，毛周矛盾是不可能不爆发的。为什么呢？文革头两年，社会上流传极广的一句毛的最高指示道出了个中原委：“反周民必反”！
补白一事：有网友对（四）中提到毛反反冒进时，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之议，以为不实，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须赘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什么不合常规常情的事都可能发生。王洪文能从一个工厂保卫干部一跃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员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毛泽东晚年特别倚重的张春桥，在后来释放联动分子时，称联动为“12月党人”。
张春桥没有解释他这个比喻的用意，估计是暗喻联动是当时被称为“12月黑风”首恶罢。
不过，当年的联动确与100多年前，俄国的12月党人有些近似处，首先他们与12月党人一样，都是“贵族子女”，其次他们革命的纲领都是忠于祖国，反对专制。
但他们比俄国的12月党人幸运的多，因为他们沒有公开反毛泽东，更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同志一周恩来。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对“联动”这样一个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组成的新观念的学生组织密切关注。正如他曾期望过陈小鲁的红卫兵纠查队一样，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中迅速成长，快点成熟，能够真正成为党的忠诚卫士。周恩来沒有亲生子女，他曾说过，全国的青少年都是他的孩子。他对这些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孩子更是牵肠挂肚，并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西纠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他秘密地把西纠头头儿，陈毅之子，陈小鲁送到一个部队农场保护起来。在所谓的“11月黑风”“12月黑风”中，周在不触怒毛泽东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缓和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儿，不动声色地暗中扶殖、保护着这些共产党的第二代。但是，面对已经分裂的红卫兵运动，他必须谨慎小心，他不能公开支持“联动”一派，那等于否定另一派，会被扣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对“联动”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这一点，周当然很清楚，支持“联动”等于与毛泽东对立，周恩来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12月16日以前，他想尽办法让这些忠诚于共产党的红卫兵组织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群众组织，多次派手下规劝他们不要乱打人抓人，更不许杀人，要在社会上树立个好形象。
他授意廖承志对联动的马小军等说：“总理是理解你们的。”“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
12 月17日，周恩来明白取缔红卫兵纠察队，是毛泽东给他的一个下马威。他知道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是有所指的，延安整风时，毛就把他当机会主义批。与毛共事30多年，他深知毛始终对自己有戒心。但他不得不讲话时，还是尽量放低了调子：“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这就是周恩来的违心话。
联动中相当部分人加入过纠察队。他们对于12月17日，公安部公开抓纠察队头头一事，他们反应激烈，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违反了《十六条》，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刻针锋相对地组织人士，冲击位于长安街上的公安部，要求谢富治“还我战友”。
矛盾升级，公开化了。12月26日“斗私批修”会后，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学们于12月2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 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他们在公安部的墙壁上， 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
这期间，公安部对联动似乎很矛盾，尽管，中央文革、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三司极尽全力诅咒联动，但公安部却依旧表现的“软弱无力”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
我没有任何资料来解释这种奇怪现象，只能从当时北京形势来推测，应该是运动形势使毛泽东无暇中学生们的瞎折腾，而谢富治保卫干部出身的公安部长，沒有毛的明确指示，他是不敢动这些背景不知多大的小太岁们的。
而且有迹象证明，这段时间毛甚至还沒有决定如何处置刘少奇。虽然，中央文革鼓动大学造反红兵掀起一波又一波揪斗刘邓的高潮，但包括江青在内，沒人敢公开说刘就是敌我矛盾。而这一段时间由于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林彪、反康生的“黑风”此起彼伏，中央文革成员中几个职级不高，年纪较轻的成员，尤其是王力和戚本禹，为表示积极，似乎有些不经指示，檀自作主的非组织行为，利用大学红卫兵组织急于表功以捞左派席位的心理，或明或暗地指使他们打这个，揪那个。比如，远在四川的彭德怀被揪回北京，就是戚指使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招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去办的，12月27日，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周恩来发了睥气，学生们才将老帅交给了北京警备区。
这段时间，最不合毛泽东政治规律的是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接见湖北造反派时，突然宣布在中央在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沒有任何决议文件，这位刚到中央几个月的政治局常委便从此消失不见了。3天后，一头雾水的周恩来还对来请他参加批陶大会的造反派说：“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举办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題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但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给陶铸定了性：“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最后，就凭毛一句：“陶铸的问题，我们没解决，你们也沒有解决，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便算拍板了。
毛的话很策略，一个邓小平介绍的，就把陶和刘邓梆到了一起。罪名就是还让刘邓在媒体上露脸。最后，一句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把所有常委们的嘴都堵住了。
这就是毛泽东超人的的政治艺术。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最后一段话中的“我们”和“你们”，我们是指毛和谁？那个“你们”又是指谁？
我个人推测，“你们”应该是指周恩来和林彪等其他常委，理由是两天前，天安门前打出了一条长15米的“炮轰周恩来”巨型标语，并立刻引起社会波动。从标语的巨大来讲，这是前所未有的，若无相当职级的幕后支持，一般造反组织是沒这么大手笔的。而陶铸行政职务是副总理，是周的下属，陶有问题似本属周负责，这句话似乎就是对周头一回绝造反派那段话的回应。而那句“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乃实一语双关，一是堵死了大家的嘴，二也是敲山震虎，说给周恩来听的。
另一个佐证是一个月零两天后，毛似乎又自掌耳光地批评打倒陶铸的两个责任人陈伯达和江青。说陈：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批江：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指示中央文革开会批陈、江。
毛对陈、江的批评，从字面上看似在否定他一个月前对陶铸定论的振振有词。但也透露出对陶铸的突然袭击，他事先是知情并同意的，陈、江都为此请示过他。
我所以在这里插入陶铸问题，因为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核心层人物被整肃最不正常的一个。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 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
陶铸这个人在人才济济的中共历史上算不上大人物，如果不是有文革这么一个非常事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能位尊到周恩来之下之殊荣。他是文革“权力分配”的第二大受益者，当时人们都把他当成林彪的人，直到其轻而易举的从政坛销声匿迹，除了江青赠予的“中国最大保皇派”外，他沒有给人留下过好的坏的深刻曾可能举是出于印象。如果不是后来他女儿（陶斯亮）和夫人（曾志）的回忆文章，人们几乎都不记得还曾有过这么一个四号人物。
在奉调北京之前，陶铸长期任广东一把手，在我的记忆里，这位封疆大吏还喜欢舞文弄墨，写过一些堪称漂亮的散文，结合他妻女的回忆看，他大约有些知识青年的小资情调，亦即很情绪化。五十年代，有一部叫《小城春秋》的小说，就是以他“厦门劫狱”为背景写的，后来批陶时，这当然就成了为他“树碑立传”的“毒草”。三年大饥荒，广东是重灾区，显见陶铸也是大跃进的积极者。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庐山会议时，给黄克诚的劝降信，居然用“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之类愚忠的“道理”，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但这也说明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飞速上升之原因，他对毛泽东之忠已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何况又曾为林彪部下，毛派晋级中常委有陈伯达、康生，周派有李富春、陈云、朱德。除了暂时保留常委名义的邓小平、刘少奇外，十一人常委中，也有陶铸勉强可算林副主席一党。权力再分配，总要保持点平衡，这是毛驾驭党内斗争的一贯作风。
问題出在名次安排上，建国后从未在中央工作过的一个外来户，居然一跃为第四，莫说延安时就当过常委的老七康生不服，就是生平头一次进入核心层的老五陈伯达也有理由不服气，这恐怕就是毛批陈“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的原因。
毛在陶问题上出尔反尔，批陈江桉一般常情讲，应是对打倒陶之反悔，但实际上毛并沒为陶讲一句好话，从他批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实际上是批江不会团结人，而毛这段时间正在思考如何处置刘邓，他还需要周、朱、陈的那一票，不过借此说山而已。
文革研究 内战与分裂（四）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需要注意地是，当时无论反周还是拥周的人都知道，周恩来与毛泽东夫人的中央文革激进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狂热立场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他跑来跑去，到处灭火，是纪律与秩序的代表人物，反周派早就把周定为“中庸”、“调和”、“和稀泥”、“老机会主义”、“老保守”，也就是说，谁都知道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如果说陶铸也保刘邓和老干部，他也只是周思想的扏行者而已。
把陶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表面上看似是当了周的替罪羊，实际上是对周的一个严重警告，总理同志，你该改改策略了。
那么毛泽东旣然已觉察到了总理试图改变运动的方向，为什么不象对对他忠心不二的陶铸那样痛下杀手，总是“打一巴掌、揉一揉”呢？
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从已披露出的资料看，毛泽东企图倒周至少已尝试过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风，周恩来自长征以来首次被剔除出中共核心层，由刘少奇、康生代替了他与朱德。后来还是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说了话，周才算未被边缘化。第二次是高饶事件，前文已讲过，不再赘述。第三次是1956年毛发起的“反反冒进”，毛已决定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周已递交了辞直，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对，毛未能得逞。不过毛在此后两年多里，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从南宁会议讲到成都会议，甚至不惜直接用赞成个人崇拜来直抒胸臆，直到1959年大跃进失败，毛在庐山会议批彭时才以：“1956、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沒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而轻描淡写地了结。
这三次倒周尝式，都因各种内外因素而不了了之。毛不能不对周格外小心，文革初，他策略地把周与刘邓区分开来，毛以为延安整风刘与周有过节，确实是想借周之力除刘，八届十一中全会，周举了毛的手，但周并不完全同意毛“大乱大治”的观点，总是用生产、经济问题阻挠毛的运动决策。而他出长十七年的政府部门，用毛的话就是“盘根错节”，又握有国家实权，那既是毛整肃的重点，又是毛不能不留有余地，他怕再弄出个大饥荒，革命总还要吃饭嘛。而国务院这一摊子，在毛看来，他自己的人沒一个能干得了的，所以，只要周不公开造反，他就不能不用他当总理。这与他后来再次起用邓小平，党政军一手抓，实际是一个道理。
很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被官方定为反周的“反革命组织”与毛亲自敲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并且从组织上也为文革的发动做好了准备，被认为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因发表日期而俗称“五一六通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俗称一样，叫“五一六兵团。”
难道这只一种巧合？
文革中“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了，“井冈山”“东方红”等等。所以，否定文革30年了，还未见有对此质疑的文件资料。
最近，我又认真研究了通知全文，并查找出了一些历史文献，发现这并非“拉大旗”那么简单，而是文革高层倒周的精心设计。首先，从通知内容上看，它以中共官方文件认定，国内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明确了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这里引人深省的主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里”不必说了，“政府里、军队里”呢，“军队里”刚刚整肃了罗瑞卿，似乎也已解决，只剩下一个“政府里”，而对周恩来的政府，毛泽东早就表示过忧虑和不满。
此外，《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同时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又明文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是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而其组成人员则为一水的毛氏亲信：组长：陈伯达，毛的政治秘书；顾问：康生，毛与江青的红娘，毛延安整风时的得力助手；副组长：江青，毛的第四任妻子、王任重，大跃进及庐山会议的大左派、刘志坚，军队代表，贺龙姻亲、张春桥，江青引荐给毛的笔杆子，庐山会议上左派“司令”柯庆施的秘书出身。组员中包括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毛氏祠堂”，用江青后来在山西大寨的讲话就是，毛自七千人大会后“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决定要发泄出来了。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周的承诺，表面上是要拉周对付刘邓。实际上周也误信了毛的话，否则他就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扶殖红卫兵纠察队了。不过，似乎从毛拒绝西纠为他戴袖章起，周就明白了，毛是在对他们这些可能威胁到毛的权力与名望的元老们个个击破。周是个经验老到的大政治家，又与毛共事30余年，而且屡遭毛之猜忌打击，我们有理由认为自12月16日以后，他思考过毛发动运动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斗争，是假手与彭真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来完成的。他更不会忘记，毛在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刘少奇主持对朱德的讨伐式帮助会上，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这是毛考察党内高干是否忠诚于他的“路线”（个人）的惯用手法：人人过关。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没有参会，所以他日后可以充当好人，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什么，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沒朱那有毛之类的俏皮话。但周恩来沒任何理由不与会，谁都知道他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俩人私交甚笃。但此时他不得不说，那怕违心也,必须说。因为他知道，毛泽东这是“项庄舞剑”，周恩来太了解毛泽东了。
为了避免再让人说，引用史料不够，我特从网上全文摘录那次会议的祥情，以正视听。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对此，本文暂不做任何评伦，我只想让大家想想，当时周恩来的心情会如何？
在看了此贴后，虽然有网友质疑：周恩来也落井下石，胡说八道，中共领导还有好人吗！
但化名为人难的网友却说：周恩来很会场保护自己的，是个不倒翁，老毛打倒了很多人，但难抓周的辫子，因为太滑了，凭周的为人说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陈毅，以为他一直很爽直，怎么对自己的老战友也如此批评呢，是为保护自己吗！！！
这位网友对周恩来的评价，其实是这些年来，相当一部分人思考的问题，自从李志绥的那本书问世以来，不少人不仅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也对周恩来开始了另类思考。尤其李志绥说，周在毛面前吓得尿了裤子，确实颠覆性很强。问题在于，李志绥怎么知道周尿裤子了呢？这显然是为了哗众取宠的夸张。旣使对毛的作风上的描述，也有许多“小说”式的联想，毛在解放后“寡人有疾”毛病，应该确有其事，否则，彭德怀骂肖华为毛“选妃子”毛是不会罢休的。但床弟之事，李又如何能看到呢？凭毛的为人，也是绝对不会把这类见不得阳光的隐私告诉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保健医的。因此，对李的书必须去伪存真，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我也曾对周产生过质疑，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才发现世人几乎大都沒真正认识周恩来。他旣不是“因为太滑了”的“很会场保护自己的”人，也不是通常百姓心目中那么“无限忠于”毛泽东，温文儒雅，甘当忠臣的“周总理”。尤其在研究了周在5月23日，对朱德的“批评”后，我才找到了他为什么能在党内外都那么深得人心，而毛为什么又总是想整整他，却又总是不了了之了。
不信诸位可以再仔细推敲一下周的批评，看似上纲很高，但有可以成立的定案事实吗？第一条，首先讲了“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有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其实还是肯定了朱与张的斗争，不但有功，而且还是主要因素，归功于刘伯承的不过是“推动”。后面虽然“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之类狠话，但都是有凭无据，实在是讲给毛泽东听的。第二条，仔细品品，就会明白是在劝朱以后少说话，“定时炸弹”是弦外有音，“毛主席也担心”才是正題。
这次会后，朱德确实不再乱放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那样侮辱他，他都不反驳，因为他从周恩来的“批评”中悟出了，原来那个毛总不放心他这个朱，总怕他“闹事”，林彪骂他没当过一天总司令，仗都是毛指挥打胜的，本是毛的本意，那就让人家讲去吧，不信你真能改了历史。
另外，周借批朱之机，还顺带着保护了一下刘伯承和贺龙，悟到此处，能不惊叹周公政治艺术之纯熟？但这却是他最易遭人非议的把柄。
总而言之，周恩来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手段，那就是顺着毛泽东的在保住自己的前提下，用以毛制毛的办法（与林彪所谓“用B-52的力量打击B-52”异曲同工），尽量阻止毛走得更远。我这里讲的，并无任何文件资料佐证，是我根据这之后，已解禁公开披露的资料透露的周的言行推测出来的，比如释放联动分子，打掉王关戚和姚登山，以及给一批高级将领平反，起用邓小平等，无一不是周借毛之力完成的。
顺使说一句，我这章的副标题是“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已过三节，似乎还沒贴题。
从中国传统的写作规律讲，我确有些文不对題。本不想这么早把包袱抖开，但为网友能明白并且理解，我且先交待清楚原委，以免误会。
我所以如此命题，本意在点睛：周恩来在文革中并非原来人们以为的次要角色，相反他是那场民族悲剧中一个不次于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的一个主要角色。在逐渐理清混沌后，我更加坚信，如果说文革确实有“两条路线”，那么刘少奇、林彪、江青都不是这个斗争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人：周恩来与毛泽东。所以我才离題千里地拟了这个副标題。
我沒有直接证据证明，五一六兵团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但有证据佐证，毛泽东始终对周充满矛盾与猜忌，而且以为，如果不是林彪死后，毛就大病不癒，毛周矛盾是不可能不爆发的。为什么呢？文革头两年，社会上流传极广的一句毛的最高指示道出了个中原委：“反周民必反”！
补白一事：有网友对（四）中提到毛反反冒进时，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之议，以为不实，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须赘述。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什么不合常规常情的事都可能发生。王洪文能从一个工厂保卫干部一跃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员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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