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一0三）两条路线

全面内战（一0三）两条路线

从史家研究角度讲，自朱率部脱离范石生部，南昌起义这出大戏就结束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朱发动湘南起义之前，相继发生并很快失败了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实都是南昌起义这出大戏的一部分，广州起义乃南昌兵变题中之义不必多说，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接到的命令也本是参加南昌兵变，只因贺叶部已南下，才滞留湖南。而毛泽东与余洒度带残军上井冈山后，1927年10月16日与袁文才交涉合作时，还称把伤兵交袁王安顿后，他要去韶关，找贺、叶的部隊，留下的部队就交給表帶。同时期中共发动的具一定规模的暴动还有：中共鄂中特委9月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秋收起义。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万宁、琼山、定安、临高、澄迈等地举行武装起义。10月，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及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发动的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江西的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先后举行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而这些大小起义都是为配合或响应南昌暴动，是同一场大戏，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中共把南昌起义的日期八月一日定为建军节的主要原因。

后来这一“暴动时期”被称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中共“不断革命”的了这次“左”倾政策。4月30日，中共政治局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结束了短暂的瞿秋白时代。

说到这里需要简略提一下瞿秋白这个人和在中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七会义”。

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率领贺叶义军全部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的那一天，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委10人，候补中委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后由瞿代表中共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的报告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了中央领导的右倾错误严重性和危害性，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头一次被选举进了政治局，这次会议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 日又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并决定设立中共北方局和南方局，分别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

从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可以看出，正在南征途上征战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及谭平山等人地位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消息是半个月后才由赴广州任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潜到被周等攻占的汕头时，他们才听说的。

9 月24 日晨，周恩来带着前委随军进入汕头，面对这座离别一年多的城市，周恩来激情迸发的开始了政权建设，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刘伯承为军政学校 校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郭沫若为海关交涉使和海关监督。

听说中央代表张太雷来了，与中央失去联系近两个月的义军将领兴奋地孩子般地相互转告：“中央来人了！”然而，张太雷带给他们的消息却是灾难性的。张太雷不敢马上在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先与张国焘、周恩来单独谈。

张语调低沉地说：“因为你们不在，中央在 8 月 7 日开了个会。在汉口，秋白同志主持的。主要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统治已经结束，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同志， 还有我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虽然张没直说，但周、张已听明白。也就是说，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政治局委员， 周、张也降为了候补委员。

一阵长时间沉默后，周开口提议：“既然中央赋予你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我看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由你来担当吧。”

张太雷拒绝了：“我还要赶回广州，去执行我兼任的广东区委书记职务。 前委的工作还是你来管。我来时，中央要我传达，国焘、立三应即回上海， 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离开这里。”

张国焘一听火了：“这不是丢掉军队不管，大家散伙了吗？”

张太雷厉声道：“请你注意态度。八七会议后有规定，对中央的命令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周问张太雷，对此南昌暴动中央有什么评价？

张太雷含糊地说，八七会议没有多讨论此事，但他听瞿秋白说过，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有机会主义倾向，是军事冒险的运动。

周、张闻之愕然。

之后，张太雷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出来，与等在大房间的其他领导人会悟。这次张太雷未作寒 暄，直接传达：“根据中央的新政策，这里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要改为苏维埃，就是说彻底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现在要放弃潮汕，将军队调 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军，改组为工农红军。”

会场顿时大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义军现在挂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招牌，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更要命的是，就要发生大战。在此时突然改变名称和政纲，临阵以待的军队能适应吗？周恩来提议：“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招牌的问题迟早是要改的，改过来当然好。是不是等打完仗再改？”张太雷也不得不妥协的说：“稍推一下吧。我再宣布一下，前敌的事还是由恩来同志负责。”

就在周说话时，就有参谋拿着刘伯承送来的紧急敌情在门外等候，不一会儿，周就接到三份战况报告，而且前线情况不妙。 他只好不客气了，对张太雷说：“前线情况紧张，我要马上赶去指挥作战。其他问题等战后再说吧，”

不久，周就高烧不止地病倒了。

后来张国焘回到上海，得知了瞿秋白对各重要委员的处罚意见：陈独秀、谭平山俩人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被开除。张国焘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应由毛泽东负责。

同南昌暴动之仓促一样，八七会议也是“仓促”二字。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次会议对前方将士的贬斥，尽管贺叶军事失利难以避免，但不能排除中央的这一决议对将士精神上的摧残，周气病了，叶挺到广州搞暴动时明显憋着一股气，否则不会纵军大肆烧杀。最能说明叶心里不满的是，他在广州起义后竟将导致他汤坑大败的反戈将军欧震给放了。

事后中共要员被开除和脱党的有：谭平山（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叶挺、章伯均、郭沫若、施存统等。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出身官宦世家，1904 年，5岁进入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1909年春，10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赴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２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年底，被指派为中共党魁陈独秀的俄语翻译。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６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７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２４年１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１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参予领导了五卅运动。1927年５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７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8月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４月去苏联，６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莫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８月回到上海，９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1934年２月到瑞金，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１０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２月在福建被捕，６月18日在长汀被枪决。

我对瞿秋白当中共党首不以为然，但对他作为一个文人却充满了敬慕。

所以，我不想再对其进行评判，因为他的简历本身就证实了瞿秋白自己讲的，他能成为中共领袖纯属“历史误会”。

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的马鼎盛等有个关于瞿秋白的对话，客观地称瞿“在遗文《多余的话》中，自我定位是个书生”，但又捧其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并认为其“遗作《多余的话》 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马鼎盛也承认：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竞争心决非政治家的档次。但又说：尽管瞿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但仍受到米夫王明排挤，“把黑锅让瞿秋白背”。

总而言之，马既承认瞿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不过一介书生，同时却又企图维护瞿中共领袖的历史地位，实在是爱鸟及屋，不辩屋鸟，自相矛盾。

实实在在地说，瞿从来也不是个马列主义者，他在中共党首任上所有的政策全是共产国际代表的命令，正如他在《多余的话》坦承的那样：“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如果把“1931年初”改为“1922年入党时”，就更确切了。

其实这种“赶着鸭子上架”的历史误会在中共史上并非仅瞿一例，继瞿之后的第三任中共党首向忠发则较瞿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