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内战与分裂(一)——红卫兵纠察队与周恩来
文化革命初的风云变幻，用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曾经激动过他，给了他无法无天勇气的中学生红卫兵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红太阳，他们理解的新长征不是帮伟大领袖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是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去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们挑衅性地在苏联大使外狂呼“打倒苏修”，并将原名扬威路的那条街，改为“反修路”，中国人本来就不善抽象思维，何况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说过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一句是“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另一句是“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前一句看似隔岸观火，但更多的却是对忙着到处灭火的国务院总理的幸灾乐祸。后一句是表示了他对尚处于少数的造反派们支持，同时也向国人宣示了他在中央并没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1966 年8月到1967年这一年多里，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到处讲话，变得特别敏感的青年人，很快就发现周恩来与江青们对运动的态度迥然有别。周虽也喊万岁，也鼓励造反，但总会巧妙地劝孩子们守纪律、维持秩序。在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抄的 “红色恐怖”高潮的8月底，周恩来对红卫兵代表讲话时，还十分巧妙地说了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
1，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2，关于地、富、反、坏、右，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3，对资产阶级，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4，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
5，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
6，关于干部家属，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
7，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剌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9，搜查问题，确实要搜查的，你们也查出了不少东西，但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
10，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现在，一些人把周恩来在文革说过的一些违心话，当成他自保，以为周中庸，是个油滑的政客，甚至把他当成毛文革的帮凶，。其实，凡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大都能感觉到当时中国若没有这位“到处和稀泥”的总理苦力支撑，国家早就完了。的确，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威逼下也做了不少违心事，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力将危害降低到可能程度。
但周也并非没有反抗，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试图把学生们的运动纳入秩序。
这些由“红五类”而且还大多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干部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的到导和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起来建立秩序，纠正无政府状态并希翼以此来影响毛泽东。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向毛泽东敬献纠察队袖章，想借此来树西纠红卫兵。但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个中的奥妙，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怎么能对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的西纠红卫兵表决支持。不久，江青就奉旨宣布：“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忠于红色政权的红卫兵纠察队被最高统帅的夫人判了死刑，只能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但这些天生的红色接班人不甘失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们变得疯狂了，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西纠不倒！”
12月16日，中央文革策划召开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现在主席台上，从不当众抽烟的周恩来这天突然拿起一支香烟，点燃，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他知道他试图把学生运动纳入秩序的尝试失败了。没有人知道这位“八一起义”的领袖此时心里在想什么，但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外交家，他肯定会想到，毛泽东不但早识破了他的借力使力，而且开始予以反击了。
周恩来将如何应对毛泽东的反击呢？
内战与分裂（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到12月16日，距上次毛统帅检阅已整20天，按以往规律，毛应再次登高一呼了，但人们迎来的却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勇敢的闯将”们的近乎死刑判决的严厉遣责。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小将们”与毛泽东的“蜜月”结束了，从11月26日以后，他再没有登上天安门，毛拒绝再当不听他话的中学生们的统帅了。
12 月16日会后，北京夜空被囚车警笛凄厉嘶鸣划破，公安部长谢富治不再遵守他主持制定上报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前才批准下发的公安部文件中“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许逮捕人。”的规定，奉旨派出大批警力对红卫兵纠察队予以逮捕，红卫兵不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孙猴子，尤其那些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们，到这时才知道《十六条》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的真正函义，也品味到了国家机器的厉害，它不是没有力量维护秩序，当初是故意放纵而已。一旦你的“独立思考”与伟大领袖的思考相悖，它便会无情的予以镇压。
但习惯了“光荣与骄傲”的“老红卫兵们”一他们简称为“老兵”一并不甘心失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动”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直接向江青和中央文革开炮了。
1966年11月27日，也就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儿们，聚集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成立了这个后来被宣染的和恶魔一样的红卫兵组织。 “联动”的会刊《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后边巨大的惊叹号，像颗炸弹似地“准备”可能爆炸。
与会者大多是革干、军干子弟，会议主持人是北大附中高三学生牛皖平，会议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牛皖平是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预备党员，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联。他约了几个同学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在串联途中，还和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很快，残酷的现实就让这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困惑起来。在他所到之地，“炮轰” 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又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新的“狗崽子”。他们猛地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使他们开始了新的思考和决定，存在决定意识，他们不能容忍共和国被颠覆，更不能容忍为他们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的父辈受此凌辱。他们要造造反者的反了。
他们并不象被妖魔化的那样，只会打打杀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须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政治素质比本世纪初的大学生还高，他们即使在愤怒中也要审时度势地研讨形势以确定斗争策略。他们从各种途径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们显然与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调子不一样。他们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如果与中央两个声音都不谐音，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周恩来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老帅们的话，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尽管他们很清楚，江青是毛泽东夫人，中央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办事机构，但他们还是选择周恩来和老帅们。
关于组织的名称，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宣言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彭小蒙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为一面红旗，不能倒。”还说：“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
12月26日，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筹备召开“破私立公”大会。彭小蒙对清华附中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首都《红后代》李铁兵等七个人跳上台，领喊：“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把大会引向高潮，人们发狂似的跳上椅子，拼命鼓掌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道出了压抑在他们内心的愤懑。自己的心里话。
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当镜头出现到贺龙时，便使劲鼓掌。当出现江青、陈伯达时，就一片叫骂声。
显而易见，“联动”还是策略地将他们深恶痛绝的江青们和毛泽东区别开，他们用“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企图搞政变”，“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中央文革破坏大民主。随便动用国家机器，逮捕红卫兵，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把毛泽东拉到为自己的阵线，希望能得到他老人家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关于联动，由于它被妖魔化太久，尤其是1967年在江青、陈伯达授意下，举办的那个所谓联动罪恶展的影响下，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把它当成血统论的产物，成员都是些草营人命的恶棍暴徒，姑不论那个展出搞了多少假，只要人们想想这之前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罪恶展”之造假典故，就可以想见其中奥秘了。
所谓“联动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用当时“联动罪行展”展出的一位“联动分子”的“一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信”来让后人评判吧：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
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
员是八8226;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
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
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
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
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
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
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
不便于一一细说。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
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
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
策。
女儿 1.7晚”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文革时，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正是当年这些真城的不能再真诚，纯结的不能再纯洁，天真的近乎无知的青年人们，用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活着干、死了算”的大无畏“政治自杀”行动，向七亿还沉睡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伟大梦中的国人，展现了冲破黎明前黑暗的第一丝曙光。
如果，沒有这些天真青年的殊死抗争，能有后来导至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运动”的“秦皇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吗？当然，由于历史局限，联动虽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部分错误.并表示“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清华附中卜大华），“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北大附中牛皖平），也敢怀疑“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但还沒有勇气公开与毛抗争，基本还停留在“保爹保妈”这一低层次，但当局背信弃义的无情镇压，却使他们无意中用悲壮的失败，在那个无声的中国吼出一声足以发人深省悲怆！
对此，当年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联动”》展览会编辑部”对联动这样评说道：
“联动一出笼，就明火执杖，赤臂上阵，充当了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急先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成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借以，宪兵队，对党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联动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它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七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孕育的一个鬼胎。“联动”千条罪，万条罪，“刘邓”是罪魁祸首；千笔帐，万笔帐，要统统记在刘邓的头上！”
“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战鼓声中，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广大革命小将发出战斗号召：彻底批判“联动”反动思潮！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坚跟中央文革，以笔作刀枪，掀起对“联动”反动思潮的大批判高潮，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今天我们用40年的反省再来读这些讨伐文字，可以说它从反面反映了历史真实：第一段联动被定性了“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的御用工具”，去掉“御用工具”，反其义而读之，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拼死斗争”。第二段，只要去掉政治贬义部分，就可以了。第三段，证明了剿灭联动乃毛泽东之意，无意中说了句真话。
文化革命初的风云变幻，用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曾经激动过他，给了他无法无天勇气的中学生红卫兵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红太阳，他们理解的新长征不是帮伟大领袖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是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去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们挑衅性地在苏联大使外狂呼“打倒苏修”，并将原名扬威路的那条街，改为“反修路”，中国人本来就不善抽象思维，何况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说过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一句是“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另一句是“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前一句看似隔岸观火，但更多的却是对忙着到处灭火的国务院总理的幸灾乐祸。后一句是表示了他对尚处于少数的造反派们支持，同时也向国人宣示了他在中央并没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1966 年8月到1967年这一年多里，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到处讲话，变得特别敏感的青年人，很快就发现周恩来与江青们对运动的态度迥然有别。周虽也喊万岁，也鼓励造反，但总会巧妙地劝孩子们守纪律、维持秩序。在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抄的 “红色恐怖”高潮的8月底，周恩来对红卫兵代表讲话时，还十分巧妙地说了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
1，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2，关于地、富、反、坏、右，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3，对资产阶级，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4，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
5，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
6，关于干部家属，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
7，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剌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9，搜查问题，确实要搜查的，你们也查出了不少东西，但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
10，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现在，一些人把周恩来在文革说过的一些违心话，当成他自保，以为周中庸，是个油滑的政客，甚至把他当成毛文革的帮凶，。其实，凡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大都能感觉到当时中国若没有这位“到处和稀泥”的总理苦力支撑，国家早就完了。的确，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威逼下也做了不少违心事，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力将危害降低到可能程度。
但周也并非没有反抗，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试图把学生们的运动纳入秩序。
这些由“红五类”而且还大多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干部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的到导和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起来建立秩序，纠正无政府状态并希翼以此来影响毛泽东。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向毛泽东敬献纠察队袖章，想借此来树西纠红卫兵。但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个中的奥妙，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怎么能对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的西纠红卫兵表决支持。不久，江青就奉旨宣布：“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忠于红色政权的红卫兵纠察队被最高统帅的夫人判了死刑，只能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但这些天生的红色接班人不甘失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们变得疯狂了，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西纠不倒！”
12月16日，中央文革策划召开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现在主席台上，从不当众抽烟的周恩来这天突然拿起一支香烟，点燃，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他知道他试图把学生运动纳入秩序的尝试失败了。没有人知道这位“八一起义”的领袖此时心里在想什么，但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外交家，他肯定会想到，毛泽东不但早识破了他的借力使力，而且开始予以反击了。
周恩来将如何应对毛泽东的反击呢？
内战与分裂（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到12月16日，距上次毛统帅检阅已整20天，按以往规律，毛应再次登高一呼了，但人们迎来的却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勇敢的闯将”们的近乎死刑判决的严厉遣责。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小将们”与毛泽东的“蜜月”结束了，从11月26日以后，他再没有登上天安门，毛拒绝再当不听他话的中学生们的统帅了。
12 月16日会后，北京夜空被囚车警笛凄厉嘶鸣划破，公安部长谢富治不再遵守他主持制定上报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前才批准下发的公安部文件中“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许逮捕人。”的规定，奉旨派出大批警力对红卫兵纠察队予以逮捕，红卫兵不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孙猴子，尤其那些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们，到这时才知道《十六条》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的真正函义，也品味到了国家机器的厉害，它不是没有力量维护秩序，当初是故意放纵而已。一旦你的“独立思考”与伟大领袖的思考相悖，它便会无情的予以镇压。
但习惯了“光荣与骄傲”的“老红卫兵们”一他们简称为“老兵”一并不甘心失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动”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直接向江青和中央文革开炮了。
1966年11月27日，也就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儿们，聚集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成立了这个后来被宣染的和恶魔一样的红卫兵组织。 “联动”的会刊《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后边巨大的惊叹号，像颗炸弹似地“准备”可能爆炸。
与会者大多是革干、军干子弟，会议主持人是北大附中高三学生牛皖平，会议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牛皖平是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预备党员，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联。他约了几个同学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在串联途中，还和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很快，残酷的现实就让这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困惑起来。在他所到之地，“炮轰” 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又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新的“狗崽子”。他们猛地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使他们开始了新的思考和决定，存在决定意识，他们不能容忍共和国被颠覆，更不能容忍为他们打下了这个红色江山的父辈受此凌辱。他们要造造反者的反了。
他们并不象被妖魔化的那样，只会打打杀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须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政治素质比本世纪初的大学生还高，他们即使在愤怒中也要审时度势地研讨形势以确定斗争策略。他们从各种途径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们显然与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调子不一样。他们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如果与中央两个声音都不谐音，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周恩来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老帅们的话，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尽管他们很清楚，江青是毛泽东夫人，中央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办事机构，但他们还是选择周恩来和老帅们。
关于组织的名称，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宣言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彭小蒙说“毛主席树北大附中《红旗》为一面红旗，不能倒。”还说：“我不参加联动，并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为联动反的不是点儿，只知道乱冲，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联动还反动。”
12月26日，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筹备召开“破私立公”大会。彭小蒙对清华附中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首都《红后代》李铁兵等七个人跳上台，领喊：“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把大会引向高潮，人们发狂似的跳上椅子，拼命鼓掌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满天飞舞，嚎叫声，炮竹声，震耳欲聋。道出了压抑在他们内心的愤懑。自己的心里话。
会后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当镜头出现到贺龙时，便使劲鼓掌。当出现江青、陈伯达时，就一片叫骂声。
显而易见，“联动”还是策略地将他们深恶痛绝的江青们和毛泽东区别开，他们用“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是企图搞政变”，“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中央文革破坏大民主。随便动用国家机器，逮捕红卫兵，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把毛泽东拉到为自己的阵线，希望能得到他老人家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关于联动，由于它被妖魔化太久，尤其是1967年在江青、陈伯达授意下，举办的那个所谓联动罪恶展的影响下，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把它当成血统论的产物，成员都是些草营人命的恶棍暴徒，姑不论那个展出搞了多少假，只要人们想想这之前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罪恶展”之造假典故，就可以想见其中奥秘了。
所谓“联动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用当时“联动罪行展”展出的一位“联动分子”的“一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信”来让后人评判吧：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
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
员是八8226;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
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
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
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
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
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
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
不便于一一细说。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
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
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
策。
女儿 1.7晚”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文革时，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正是当年这些真城的不能再真诚，纯结的不能再纯洁，天真的近乎无知的青年人们，用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活着干、死了算”的大无畏“政治自杀”行动，向七亿还沉睡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伟大梦中的国人，展现了冲破黎明前黑暗的第一丝曙光。
如果，沒有这些天真青年的殊死抗争，能有后来导至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运动”的“秦皇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吗？当然，由于历史局限，联动虽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部分错误.并表示“我要学会全部马、恩、列、斯著作，来驳倒毛泽东思想。”“我现在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我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清华附中卜大华），“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错了，就是毛主席领导不得力。”（北大附中牛皖平），也敢怀疑“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看。”，但还沒有勇气公开与毛抗争，基本还停留在“保爹保妈”这一低层次，但当局背信弃义的无情镇压，却使他们无意中用悲壮的失败，在那个无声的中国吼出一声足以发人深省悲怆！
对此，当年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联动”》展览会编辑部”对联动这样评说道：
“联动一出笼，就明火执杖，赤臂上阵，充当了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急先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成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借以，宪兵队，对党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联动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它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七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孕育的一个鬼胎。“联动”千条罪，万条罪，“刘邓”是罪魁祸首；千笔帐，万笔帐，要统统记在刘邓的头上！”
“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战鼓声中，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广大革命小将发出战斗号召：彻底批判“联动”反动思潮！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坚跟中央文革，以笔作刀枪，掀起对“联动”反动思潮的大批判高潮，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今天我们用40年的反省再来读这些讨伐文字，可以说它从反面反映了历史真实：第一段联动被定性了“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的御用工具”，去掉“御用工具”，反其义而读之，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拼死斗争”。第二段，只要去掉政治贬义部分，就可以了。第三段，证明了剿灭联动乃毛泽东之意，无意中说了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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