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全面内战

白水处士

全面内战（九十七）两条路线

民心、军心、党心，朱德“红军之父”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宣传出来的。

在战争频发的中国，英雄祟拜的传统根深蒂固。尤其对那些勇猛善战的武将，在民间常会被尊之为神。项羽败亡乌江，死了一千多年，文人骚客还称颂他“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乌江。” 但胜利者刘邦却名声不好。类似这样的还有关羽、秦琼、杨六郎、岳飞等。

朱德是中共党内最早主张建立武装，并最早专门从事军队建设的人。1925年，他在德国向中央要求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然后再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当时因国共合作，陈独秀认为有了军队就成军阀了。朱德则认为“军队是革命的主力”；离开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朱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从1930年任红一军团司令、中共军委主席、工农红军总司令起，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是一身戎装的战争统帅，他在中共党内、军内和民间的形象就是一个胜利了的英雄，这其中固然有英雄祟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他人生追求的必然结果。

朱德在中共正式的军事生涯源起1927年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但此前1年朱便开始从事军事工作了。1926年7月 12日，朱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人从苏联回国，陈独秀应朱德要求，派朱去四川运动杨森参加北伐。8月1日（农历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一），朱德和秦青川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前往杨森军驻地万县。杨不久前，刚被吴佩孚任命为四川省长，在朱游说下，口头表示赞成北伐，却又以兵饷为借口不愿贸然脱离吴佩孚。后朱与刚从北京赶来的陈毅及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杨尚昆之兄）借英国太古公司轮船撞沉杨部运饷械的兵船一事，促杨扣留了肇事英轮。逐引发英舰连续炮轰万县达两个多小时，致使军民死伤千余人的万县“九五惨案”。迫使杨森被转向国民政府，委派朱德赴武汉接洽易帜事宜。9月24日，杨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后邓演达又委朱代军政治部主任。

但朱德回到万县，发现杨森派兵东下援吴。朱当面质问杨森，杨表面敷衍，但迟迟不肯下令撤军。11月上旬，进犯武汉的杨森部被国民革命军围歼，前敌总指挥曾子唯被俘。才使杨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于11月21日，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这一时期，朱德的党内职务是以杨闇公为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初，他们发动了沪顺起义，准备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杨森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要朱德以20军军事政治考察团名义赴武汉考察，实际就是逐客令。12月下旬，朱德率由80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指示前往江西南昌朱培德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在当时的南昌，朱德有着其他中共要员无法相比的特殊关系和便利条件。第三军是云南部队。朱德与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将帅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培德与朱德还同是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最器重的“模范二朱”，当年每逢清朝官吏或外国驻昆明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时总是指令二朱出来指挥队列。因此，朱德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从历史过程上看，甚至可以认为正因为朱在南昌丰厚的人脉，中共才决定在这里冒险兵变。

关于南昌起义，公开的各种史料很多，但鲜有对中共何以偏选这么一个地方举事的研究，对这次起义方的主角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演义颇丰，但对扑灭起义一方的资料却不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南昌这出戏可以说是云南讲武堂的“模范二朱”对手戏。

比朱德小2岁、名字只多一个字的朱培德其实历史上并不象我们宣传的那么反动，甚至正是他扑灭了真正的反共AB团。南昌当时的政治情势，从1926年10月12日，经蒋介石报请国民党党中央成立的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名单便可知一斑，委员：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朱培德为代理主席兼南昌警正备司令。因朱培德左倾，蒋介石不久又调陈公博任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同时，成立了以俞飞鹏为主席的江西省财务委员会。政治、政务、财务三个委员会，构成江西全省临时政权机关。以朱培德为首的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大都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组成，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也以共产党为主体。蒋对江西党务实权“落入共产党之手”很不满，指使段锡朋等于年底秘密成立了AB团， 1927年1月，蒋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选委员”的办法，将段锡朋、周利生、罗时实、程天放等AB团分子圈定为执、监委员，方志敏、罗石冰、李松风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AB团遂把持了省党部领导权，与临时政权机关在一些政治、经济问题上纠缠，甚至对抗。2月12日，蒋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不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决定撤销江西政治、政务、财务委员会，组建江西省政府，以李烈钧为主席，杨赓笙、周雍能、程天放、徐元诰、姜济寰分掌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各厅，朱培德仅为省政府11个委员之一。蒋以“赣人治赣”为名，不但将林祖涵、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排斥在外，而且也将朱培德、程潜、鲁涤平几个攻克江西有功的军人排斥在省政权核心之外。1927年3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曾指责AB团，企图“包办党部，操纵省政府及各种民众运动”。“党贼段锡朋在南昌之反动行为”。

3月3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江西省政府的，免去李烈钧等人的职务，并于次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载文称：江西省政府之组织，因在军事时期，一班反动分子遂乘机加入。自南浔事件发生而后，其中忠实同志相继离去。彼反动派更日益枭张，假省政府之威权，实行反动之事实。日来江西各级党部及各人民团体，呈请中央改组省政府之文电，盈寸满尺。昨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特加讨论，当议决改组。

改组后的江西省政府由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张国焘、刘一峰、李尚庸、李松风、王钧等11人为政府委员，朱培德为省政府主席，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分别兼任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和司法厅长。这是基本上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的政权。朱培德又推荐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朱克靖兼省政府秘书长。

4月2日，南昌的学生、工人、市民获悉武汉国民党中央改组省府的决议后，举行了反对AB团的全市行动。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也积极配合，身着便装，分布在中山路一带巡逻，以便暗中保护参加暴动的人员。暴动队伍占领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省政府和教育厅，解除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AB团首要除段锡朋、周利生逃亡南京外，程天放、罗时实、巫启圣等30余人先后被抓捕。3日，南昌市各界3万余人举行“欢迎朱主席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史谓此为“四二暴动”。三天里，亲蒋的AB团在成立三个月时便被一网打尽。

朱德亲历朱培德扫灭AB团的全过程，这也是他在三年后，对毛泽东打AB团持怀疑态度，富田事变时拒绝调兵剿杀的原因。因为他清楚AB团的来龙去脉。

5月20日，南昌重新举行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李松风、朱培德的代表朱克靖、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刘九峰、全省工农商学团体代表方志敏等300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提出“打倒屠杀革命民众的蒋介石”、 “打倒封建势力的余孽李烈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合作万岁”等口号。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朱培德也关闭了《三民日报》。5月29日，也就是三次省代会闭幕的当天，朱培德把第三军政工人员召集到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由已升任第三军军长的王钧和总指挥部参谋长黄实传达朱培德的命令说：“总指挥事忙不能出席，我代表他向大家说一下情况。近来，三军的政治工作，由于少数人做得过火，在军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总指挥的意思，希望这少数人离开军队。”朱培德原意是请几位与武装军人有意见的政工人员离开军队。但到会人员却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这实出乎朱培德之意料。据时任第九师政治部主任的赵济回忆称：王均提议不愿走的举手，“竟无一人举手，这表明全部愿意离开。但王钧军长认为这样表示还是不够真实。于是又举了一次手，即：愿意离开的举手，结果几乎全都举了手。这样，军方已无话可说。于是我们要求他向我们明白宣示，如何处理，以便我们好作准备，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王钧说：你们的行李已派人去收拾，也会送给你们，用不着你们担心。接着他又说：总指挥决定按各人的职位送给旅费，发了旅费再送你们过江。他要我们按秩序领旅费。由此看来，发旅费这件事，军方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5月31日，朱培德回答省党部、省政府、市党部中共产党代表的质询时说“实因本军军官与政治部人员发生感情上之冲突，于是军官联名辞职，政治人员相继请假”，并认为“政治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一下也好”。

6月1日，南昌街头出现了“打倒共产党，欢迎蒋总司令”、“欢送共产党”等标语

对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赣一事，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也不一致。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希望朱培德在群众压力下会成为革命者”。国际代表罗易则建议：“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并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职及讨伐朱培德的口号”。但鲍罗庭“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罗易左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

遣送事件后，江西的右派势力又组织了“清党运动委员会”，王钧设法查出他们的地址，逮捕了几个“清党”分子，将他们的气焰“压下去”。

朱德辞去南昌市公安局长职位后，朱培德没有起用右派，而是委左派李尚庸继任

6月13日，朱培德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请辞江西特委会主席一职，同时下令恢复农工活动，撤走驻守省农会、工会的军队，并出席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演讲说：暂时停止农工运动，外间误会者多，有切实声明之必要。农工运动系本党重要政策之一，暂时停止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针指示，仍当积极进行，切不可误会为反对农工运动。本人绝对拥护中央，誓与武汉国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

朱培德恢复农工运动后，中共党人又纷纷返赣。历史上江西并非后来官方宣传的那样，自朱培德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后便处于白色恐怖状况。如果真是那样，中共也不会选择南昌来打响第一抢了。真实情况是南昌起义后，朱培德才开始武力“清共”，也才有了所谓的白色恐怖。

众所周知，关于南昌起义在中共高层是有争议，因为力主撤销起义的中央代表是张国焘，而力主起义的人中又有周恩来，因此研究者到此都不肯再深究下去了。我从感情上讲不愿对这次失败的兵变说三道四，但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承认这次兵变是不合时宜的。且不说它直接促成了宁汉合流，使国民党几派联合到一起反共这个不争史实。单就朱培德这样的“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本可以成为中共的同路人的人，生生被逼着变礼送为屠刀，就说明了在政治上是极失策的。至于从军事上讲，失败本身就说明一切。据中共元老包惠僧回忆说，事发时在庐山开会的朱培德、汪精卫、张发奎等得知叶、贺袭取南昌的报告，当即召集军事会议，议决由张发奎督率黄琪翔、朱晖日两军进剿。朱培德、汪精卫、孙科则“即晚来汉口，报告中央处分一切”。2日，武汉政府下令褫夺贺龙、叶挺军职，命张发奎督饬所部进剿，命朱培德指挥第三军在赣南赣东兜剿，命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8月5日。朱宣称“拟由湘赴萍乡”，入赣督师，“围剿贺叶”。7日，叶贺军撤出南昌，张发奎部入城。8日，江西省政府恢复办公。9日，武汉国民政府令朱培德“督饬所属，分别抚恤，余交军事委员会办理”。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前后只维系了一周，无论怎样讲，都很难说有什么军事意义。可以向历史交待的不是叶挺下广州搞的那个更糟糕的暴动，而是在这次起义中角色并不显要的朱德带领2000多败兵坚持了下来，并使之成了中共武装的中坚。
南昌起义的唯一胜利者就是朱德，这也是朱德所以为朱德的根本所在。




全面内战（九十八）两条路线

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是：中共7月12日停止了总书记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后，新的中央领导在实施两个月前，中共五大决议批评陈独秀“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五大议决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最初，以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等新中央，拟决定集合可以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然后举行新的北伐。7月底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过，认为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李立三首先提出“实行在南昌暴动”，得到众人同意。李立三回忆当时情形称：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李维汉回忆说：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7月24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通过了瞿的提案，赞成发动南昌起义，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并作如下准备: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偕陈赓赶赴九江。7月25日，周恩来在九江召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开会，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由邓中夏将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其他人即从各方面加紧起义的准备。此时，中共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复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后因７月２９日张国焘从九江连发两电致前敌委员会，说无论如何须等他到了南昌再做决定。 30日晨，张赶到南昌，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主张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等则认为，张深受汪精卫的影响，不会同意暴动计划，双方争辩不下。次日，前委再次召集会议，最后，张国焘得知张发奎去庐山参加了汪靖卫分共会议，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暴动时间逐推迟到8月 1日凌晨4时。其间又因朱德发现20军一个副营长叛变，遂提前2小时发动起义。据刘伯承回忆“叶挺、贺龙等军队于八\8月1日午夜2时围攻朱培德、程潜在南昌之队伍约三千多人，拂晓即经缴械”亦即说在南昌城的“八一起义”实际战斗只有4个小时。（亦有资料称“全歼南昌城内的国民党武装力量一万余人”某以为乃夸大之词，应以时任参谋长刘帅的回忆为准。）

当日上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 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战事如此顺利，但从8月3日起，在没有任何战事的情况下，起义军就开始分批撤出南昌，据刘伯承回忆披露：“及见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我们党才决定离开张发奎，将部分军队在南昌暴动，单独打到广东去。”并称：“打到广东的计议：（1）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2）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它，（3）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4）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显而易见，中共从未想坚守南昌，只是想在这个政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兵变形式组建一支党军，然后按原计划南下广东，在那里建立政权。

问题是，南下广东是建立在联合张发奎的基础上的（所以仍用第二方面军番号），但此时与张发奎合作已无望，仍按原计划南下，而且如此仓促，显然有悖兵家常识。

实际情况是，起义相当顺利，在南昌未遭到任何军事打击，但由于撤离太过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叶挺11军主力蔡廷锴第10师在进贤即脱离起义军。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近3万人的起义军只剩1.万3千人。

那么有没有不仓促撤离的可能呢？

所以如此仓促撤离，主要原因就是李立三所说的怕“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

这完全是“不知彼”的自己吓自己。当时能够对南昌形成威胁的： 一是张发奎余部；二是九江金汉鼎军”；三是吉安之王钧军；四是抚州杨如轩部。这些部队除了张发奎部，就是朱培德之滇军，与中共都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一时半会儿不会与义军兵戎相向。

实际上张发奎在暴动发生后次日，才被迫“分共”。尽管他8月1日去阻止25师兵变时，遭到义军枪击，还缴了他卫队的械，但他仍然未对中共开杀戒，还宣布：“CP（共產黨）分子三天以內保護，三天以外，不負責任！”事实上在广州起义之前，这位北伐名将从未对中共动过武。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回忆到南昌暴动时说：“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因为我信任共产党员，加伦等俄顾问及中共党员都在我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共产党希望利用我的名义去团结民众、消除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痛苦。民众很清楚，我不是共产党。那时他们最害怕‘共产共妻’这样的口号。”对这次暴动的失策他分析道：“共产党以为，如果我同意人伙，我的第二方面军会回到他们所称的革命策源地广东。我的部队可以对付来自南京或武汉的攻击。他们想不到南京会与武汉联合起来剿共，因为他们估不到蒋先生会下野。”张将军不是个政治家，但他的这一分析却一针见血，倘无南昌暴动，蒋氏亦无此机会，用下野来消弥宁汉分裂。从史实看，正是八一的枪声把汪靖卫逼到了反共一途。

至于那三位滇军将领则都是朱德至交，朱德曾动员金汉鼎参加起义，金虽没有响应，但也没出卖朱德。后来还以杨如轩对打先锋的朱德先遣队睁只眼闭只眼地“安全礼让”。金不打，王钧也一直按兵不动。

史家对这一事件多从政治上研究，却很少从细节与技术上展开谈。所以对当时并不处于领导核心的朱德着墨不多，甚至还称其为南昌公安局长，其实朱六月就辞职了。至于前委为何让只有几百兵士，年过40的空头军长朱为义军开路先锋，则几乎一字不提。

其实，朱是这个先锋官唯一的，也是最佳的人选。若非朱打头阵，那“三、六、九军”恐怕就真是虎狼之师了。因为朱与金、杨、王同学战友十余年，用今天的话讲，是过命的铁哥们儿。朱出国留学的大部费用，都是金汉鼎资助。杨如轩原是朱护国军时的部下，其成名之役就是 1916年1月27日，在第六支队当连长时，被朱委为敢死队长，连夜率80壮卡潜入敌阵。28日清晨，朱德发动全线反击时，杨和80壮士突然挥舞大刀出现在敌群。袁军猝不及防，四散逃跑，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取得了扭转了护国军的不利局面的棉花坡战役胜利。

这种关系怎么可能“你死我活”呢？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种用“哥们义气”式的人际关系代替严肃的阶级关系不妥，那么我要问朱德与金杨都出身“贫苦农家 ”，又都出身于云南讲武堂，同是民元革命同志，他们之间是什么阶级关系？因为朱加入了中共，就是无产阶级，而金杨未加入中共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了？这逻辑也太不讲理了吧！

史实是“三、六、九军”并未与起义军发生过战斗，后来这支起义军主力是在广东境被桂粤军消灭的。而这支义军仅剩的800残部却正是在朱的好友滇军范石生的庇护下才保存下来的！

事实比教科书里的理论更具说服力。阶级、民族、信仰、文化的差异固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从来也不会教科书里的教条那么死板，它是由历史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组成，又由这些条件变化而变化，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民族通过暴力消灭一个民类的事例，但从来也不存在一个阶级通过暴力消灭一个阶级的事例。朱元璋是贫农，他建立了新王朝，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吗？中共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它却成了唯一的地主。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快200年人，工人还是工人，厂主还厂主。因为有土地就必然有地主，同理有工业就必然有厂主和工人，你不能说国民党当厂长就是资产阶级，共产党当厂长就是无产阶级。把复杂的阶级关系教条地规范为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并捧之为金科玉律，正是20世纪平民革命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苏俄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

朱德在南昌暴动这出澜壮阔的历史大剧里不是男一号，却胜似男一号。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觉得历史似乎特别偏心，让所有人都处于幼稚和错误中，独独让朱德一个人占尽风光：前期的基础工作一发现叛徒，使起义提前两小时一撤离的开路先锋一断后的指挥官。当然朱更出彩的还是后来义军主力溃败后，他收拾残军东山再起，并把湘南闹红了半边天的故事，但那已与南昌暴动不是一出戏了。

总之，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才可能认识朱德，明白为什么说他是：红军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