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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底是不是中共党员？
到川大后，家父告诉我，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在川大外文系任教，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他。而 我在川大呆了都快三年了，却一直没有去找他。有一天，我班里一个同学因为肺炎住院，就住在学校卫生院。等他出院的时候，他告知我，他的同病室病友是一个外文系的教授，向他打听我。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教授就是家父的那个同学了，这才按了联系信息找到他家里去拜访他。
他叫张清瑶，早就听家父说过，他是北京来的，还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被他父亲保释后，旋即到京城读北京大学去了。
一天晚饭后，我走到叫铮楼的那片教工宿舍，上了二楼，敲了他的门。不一会，门开了，我就见到了一个病怏怏的老头子，他就是张清瑶。我叫了声张叔叔，自我介绍了，他笑嘻嘻地把我迎进门。他的宿舍两间屋，里间是卧室，外面是客厅，还带一个厨房和厕所。他的客厅很寒碜，有一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方桌，其余就是些不起眼的家什了。他把我引到方桌边，我们分两边坐下。一个女人从厨房里端了水，送了上来。我知道她不是张叔叔的配偶，之前就听家父说过。张叔叔还未娶过媳妇，这个女人看来是他的看护。他没有介绍，我却靠意会知道了她的身份。
张叔叔是个患了哮喘的老病号，说话中气不足，不过一口京腔却很清晰。他很健谈，说往事，评时事，措辞妥当，没有废话。每隔一会儿，他就要拿出喷药的那个小喷筒，迅疾地往嘴里喷一口，之后又开始侃侃而谈。
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或许说，他很喜欢对我倾诉。我没有在他那里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在那里吃过什么零食。每次去，就是一杯水，不过我却很少喝。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每次去，也不坐长，大约一个小时后，就起身告辞。
后来，我读了研究生，选了第二外语-俄语。张叔叔就是教俄语的，我有段时间到他那里去就少不了要他指导一番。我把课本带去，读一番，让他纠正我的发音。有时候，则是请他指导翻译。学完俄语，这才跟他谈天说地。
有一次，我又去拜访他，门开了，那女的慌忙从单人床上躬身起来。我没有表示出大惊小怪，就如同往常一样，坐在桌子边跟张叔叔聊起来。再一次，我去，张叔叔不在。那女的把我迎进去，端了一杯水，然后对我说：“他又病了，住院了。换了别人，谁愿意嫁给他啊。”这个时候，我明白张叔叔正式娶了她。
她是农村来的。现在嫁了张叔叔，把她那个读小学的男孩也带来了，随他们一起住。张叔叔还是像以前一样总是把笑意写在脸上，好多次去，还看到他正在辅导他那个继子的功课。
跟张叔叔来往多了，他开始说起他正在争取要求恢复党籍的事。
据他说，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一次酝酿农民暴动的会议，地下党一个人对他说：“你从此就是党的人了。”后来东窗事发，他被逮捕。不过，他父亲是个社会贤达，不久就把他从牢里捞了出来，并立即把他送到遥远的北京，在那里上了北京大学。
他说：“那个时候入党也没有什么仪式，也不用填报申请书，地下党的人士说我是党的人了，那就算入党了。”不过，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要求恢复党籍。
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到北京后不久，全国就解放了。那段时间，进城后的党员胡作非为的相当多，共产党的形像很不好，我清高，就宁愿离党组织远一点，不愿意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事。”他这个说法倒是新鲜，因为要说共产党的形像可以按时代分等级的话，解放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形像就是最好的了。
他要求恢复党籍，究竟是为了理想的追求，还是利益的诉求，不得而知。又一次，我在校园遇到一个曾经的室友、现在的党委组织部办事员。我问起这事，他不屑地说道：“早干啥子去了，现在想起要恢复党籍，还不是想得到离休待遇。哎，他的这个事根本不能成立，介绍人也找不到，就听他一边的故事。”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了，离开了成都，也没有再见到张叔叔。
这么说起来，过去入党的形式还是蛮宽松的。据说罗瑞卿的党员身份也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