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帕戏君子，芳颦笑镜中
风起风平，疯来疯去，风过留痕
刚开始写遥望燕园时，本想就随便讲点轶事，但说着说着就记起了好多往事，反倒不知如何去写了。我即是燕园的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想想最后还是讲讲那里几个熟人的故事吧。
魂系燕园
每次回国，我都要到未名湖边走走，并把周围的小山爬一遍，倒不是为了寻找过去的记忆，只是凭吊我的外婆。
我的外公外婆是二十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来自南方，在燕园里相识，相爱。毕业后在那里教书，成家立业。他们的生活随着国家和燕大的兴衰，而起起付伏。由于燕大是美办的私立学校，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还保持其原有的风格和独立性，不像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师大等校都纷纷南迁，在北京留下的都被称为伪北大，伪清华等，被日本人接管。也由于这种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大的学生人数逐年增长，算是给北方学生一个不在日本人管理下上学的机会。由于有这个优势，燕大中很多爱国的教师和学生组织了很多爱国团体，还利用各种渠道，把一些学生输送到解放区或大后方。外公时常在这些学生团体里给他们讲时事，分析局势。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１２月８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１２月8日早上，外公去学校上课。大约１０点多，家里的厨师从外面跑回来告诉还在家中的外婆：日本宪兵进入了燕园，学校里在抓人。外婆在家中忐忑不安，等着外公回来。到了傍晚，一位同事来家，替外公把自行车钥匙转交给外婆，并说外公给日本人留在校内了。在校内，外公上完课就听说日美开战，学校被日本宪兵包围。十时，日本人召集教工开会，宣布接管燕大。下午，他和几位教师给叫到办公楼听候询问。就这样一直给扣留到９日早上，又加入几个学生进来。外公他们向窗外望去，只见日本宪兵勒令学生们从宿舍里整理好行李，然后聚集在草坪上，逐个搜查。只要不是他们要抓的学生，他们都要求立刻离开学校，因为燕大被无限期的关闭了。到了傍晚，他们一群人就给拉上车带进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关在那里了。外婆等了一夜不见外公回来，第二天就到各位邻居家里去探听消息。那时没人知道那些人给抓到哪里去了，到底为什么给抓了，只知道日本宪兵还在学校里抓人，凡是出入校园的人都要被搜身。这天又有几个教师和学生给抓走了。外公一群燕大师生最后给关在东城王大人胡同里的日本陆军监狱。一直到半年以后他才因病给放了出来。外婆他们是在过了几周后，才知道人给关在哪里，并且那时候每周允许家属去送衣服食物。抓人后没过多久，，日本人把所有住在燕大里的教工也都赶了出去。外婆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城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在美日战争爆发当晚试图开车进入西山（当时学校所有进步学生都是通过这条路线离开北平），但后来他还是给日本人抓了去，一直软禁在城里一个四合院里。等我长大后，读了当年外公和外婆分别在狱中狱外写的日记后，才知道燕园里还有这么段故事。
外公他们一群人分别同其他由于各种原因被抓的北京人一起关在牢房里。虽然生活条件极差，最后使很多人染上伤寒等病，但对于这帮燕大人，日本宪兵还算客气了，除了提审和恐吓，没人受到什么皮肉之苦，所以当年我看时还挺遗憾，没看到他象电影里的那些革命者那样表现。日本人并没有什么真正证据，但一定耳闻什么，所以希望从几位嘴中问出什么。很快大部分学生都给放了，就剩下教师。在狱里，各位平日养尊处优惯了，当然不习惯睡在地上，每日喝菜汤的日子，好象每天出去倒马桶成了唯一的娱乐活动。也许是各位还有些忠义之气，也许是没受皮肉之苦，一行人没有一个告发或诬陷别人的，就在那里让日本人关着。这一切当时看似容易，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反右和文革时期，很多人再一次给关起来，让当时的同事或学生给诬陷或告发各种罪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文革后很多人私下讨论，不知道是人心不古，还是解放后更有整治读书人的手段？
从４１年底燕大关闭，一直到４５年日本投降后，燕大复课，外公和外婆象燕大中很多教师一样，拒绝给日本管理下的其它学校教书，一切生活来源靠典当和他们父母从香港接济。记得外婆曾经提到过一位教授，是满族人。一日他来同外公外婆告别，因为日本人缠着让他去给他们干活，他实在推辞不了，于是决定跟夫人一起去延安。
燕园的另一次大变迁是解放前期。，４８年外公正给派到美国进修，４８年底解放军已经包围北京天津。当时燕大主要的外籍教员和一些中国教师开始离开北京或中国。外婆曾回忆当时外公的一对学生（当时也在燕大任教）来同她告辞，并且劝她赶快带着孩子们去美国。外公和外婆倒是反而十分担心一旦北平解放了，外公可能就不能从美国回来了。就这样，外公提前结束了进修，回到了北京。８０年代初，外公的一些学生和中外同事从美国回来参加他的平反追悼会，大家都没想到当年一别，就是天上人间之永别。外婆在世时，我从来没问过她是不是后悔过当年的决定，也许那个决定造成了外公的早逝，但我想她一定会说＂没有＂。虽然我从小听过她对共产党很多的怨言，但我很多次地看到她听到党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的新闻时,象小孩子一样拍手叫好。外婆在８０年代中去世后，我们遵其遗嘱，将她的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小山上。
未名湖边的大鼻子们
未名湖边最有名的大鼻子是斯诺。他于１９３４到３７年间于燕大新闻系任讲师，３６年曾经到达过延安，访问过毛泽东等一系列领导人，并撰写了《西行漫记》。解放后，他多次来华，１９７２年病逝后葬在未名湖畔。斯诺墓成为未名湖一景。
从早年的燕大，到今日之北大，燕园里有过很多因为热爱中国，来教书的外籍教师。我要讲的是８０年代在燕园里的一对外籍教师，思夫妇。
印象中思夫妇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来北大任教的。他们俩是我父亲７０年代末在英国进修时的好朋友，所以他们来华后我们俩家就经常来往。那时候北京除了使馆区外，还不常见外国人，在北大里外教也不多。当时学校把所有外国专家都安排在位于双榆树的友谊宾馆里。记得我们最开始去友谊宾馆拜访他们时，要在门卫那里填表，然后再由门卫打电话进去核实，才能进去。到了他们的楼下，还要在管理员那里登个记，走时再消号。等到８０年代末，满北京都可以看到洋人时，他们还住在那里，那时候我们进门下个车，点个头就成了。洋人们也不那么精贵了。思夫妇俩人住在三间一套的房间里，每间屋里都铺着地毯，每个月（周？）有服务员来打扫。据说这友谊宾馆是５０年代给苏联专家们造的，估计后来这地毯就再也没更新过。害得我每次去时，都严重过敏。思夫妇是我第一对接触到的外国人。思先生有着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缘，而思太太则是百分之百的日耳曼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只见思夫人大鼻子一耸一耸，叽哩瓜拉一阵鸟语，然后就给我搂在怀里，让我后来也一直对她的热情怕怕的。思先生也许有着点中国人的血统，显得很客气和拘谨，总是一俩句问候，就半微笑地站在一边看他夫人拥抱所有来客。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思夫人做的各种菜肴和甜点，他们家就是我的老莫吧。每年暑假和寒假，他们都回欧洲探亲或去世界各地旅行，等回来后，就在饭后给我们放幻灯片看。青少年时代的我，总是幻想着哪天我也能同他们一样周游世界。
我小时候对他们有两件事情总是特别好奇。一是奇怪他们擤鼻子时为什么要搞得山响；另一个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中国教书？一我从来没找到答案，二后来问过父亲。父亲说他们属于比较亲共的外国人，很向往中国这个传奇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当时他们在英国只是一般的青年教师，但北大却给他们最高的专家待遇，配备最好的学生试验室等等，对他们来讲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当时的中国大学，教学科研人才正断档，象国家所号召的那样，希望科技兴国，最希望吸引外来科技人才。
思夫人是学习语言的，所以语言能力很好，很快就能用中文交流些了。她给我们讲的一件小事我还印象很深：一天她在未名湖边骑车。前面一个男学生一边骑车，一边吐了口痰。于是，她就加快速度，追上去，然后扭头对那男生说＂你做得很不好。不许随地吐痰。＂然后她就骑走了。
８０年代末，思夫妇决定离开中国回英国教书去了。那时候我大些了，问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走了？他们指着楼上楼下说：＂我们当年来时，这里住的都是外国专家，现在这里住的都是商人，外国的商人。现在中国不想搞科学，就欢迎外国商人了。＂８０年代末的中国，确实是学生出国热，外国商人投资热的时代。不管政府承认与否，中国进入了商品时代。
思夫妇在２０００年后，还回到北大短期任教。之后，他们退休了，还是每隔几年就回到北京，拜访所有老朋友们。
偷驴的和拔桩的
这里要讲的是父亲两位得意弟子的故事，一个我就称驴G，一个称为桩G吧。
我到了美国，才发现这里导师同学生之间的关系远很多。导师的家里，除了每年偶尔开个派对去过，其它时间是不敢登门的。想想国内时，父母的学生们成天在我们家里泡着，最一般的是来要签字，要推荐信，熟悉些的还时常在家里讨论工作，再熟的那几个学生，几乎都让父母当儿子们用，帮着搬家，装修，苦力的大大。幸亏那是在国内，要是在美国大概该给告上学校法庭。不过，正因为这样，其中两个学生同我们一家关系极为亲近。这两位就是驴哥和桩哥。
我认识驴哥那年正好小学毕业，他刚好大学毕业，因为是同父亲做的毕业论文，他特地和几位同学来我们家跟父亲辞行。在众多北方大汉中，他个子不算高，对人说话却总是带着笑容。他当时看见我就问是不是中考结束了，要上哪个学校，我怯怯地答他，他就笑眯眯地把我夸奖一番，让我记住了这位脾气好好的大哥哥。又过了一年，他回来跟父亲读研，毕业工作后，又代陪来读博，前前后后很多年，成为跟父亲最久的弟子。父亲那时候对研究生们十分严格，经常晚上把几个弟子叫到家中检查科研进展。后来，他们搞得太晚，害得我都没法睡觉，让妈妈禁止他们再晚上来。父亲只好把学生都招到办公室里，几个学生轮流向他汇报，一起讨论，爸爸时常忘了时间，大家就一直搞到半夜。这么下来，几个弟子实在不支，但又不敢提意见。忽然有一天爸爸十点多就回来了。我和妈妈都很奇怪，原来当他们讨论到十点时，驴哥的手表就发出了公鸡打鸣声，我爸责问他哪里来的声响，他才故做惊讶，拿出表来看。我爸一看时间，就也放了他们。就这样，每天十点，就有了公鸡打鸣声。
同驴哥相反，桩哥是个典型的北方大汉，但人特别腼腆，每次来我们家看到我，他都脸红脖子粗，说不出几个字来。但这位大汉却十分内秀，后来帮我们家装修时，他提出的设计最有特色，另外他后来写的科普小说也很精彩。我爸也一直认为他是学生中最努力和最有功底的一位。
８９年，驴哥和桩哥都在同父亲读博。那年的五月时分，燕园中已经没有几个学生还在读书了。驴哥和大部分人都在天安门广场，要不就趁机跑回家去了。每天晚上，总是有学生敲锣打鼓，在教工宿舍区里喊口号。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暴的大部分老师们都持观望态度。父亲照例还是在晚上会几个弟子，只是最后只有桩哥还来同他讨论工作。似乎全校也就桩哥这样的几个人还在进办公楼，图书馆读书做科研。有些楼门口，还有学生堵着，责备进去的学生不关心国家命运等等。对于这些责问，桩哥也就笑笑，一次他同父亲说，革命的时候既需要驴哥他们这样的革命者，也需要他自己这样做学问的人。驴哥确实几乎不见了踪影，父亲本来让他去外地某局做个调研，但也不见下闻。
五月底的一个晚上，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是驴哥。他一反常态，神情严肃，进门后就直接同父亲关起门说话了。从那晚后，我好几个月都没见到他。原来中央的最后命令已经偷偷漏到了他的耳中，他希望立刻就去某省局调研，并且在结束后先直接回他的原单位，离开北大一段。他还希望如果将来他的单位来找父亲询问时，父亲能帮忙。就这样，当六月的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发出通缉令时，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电视，生怕看到熟悉的名字。还好，他还没折腾得那么厉害，我们当时都稍微放松了下。让人惊讶的是，在整个运动中最努力读书的桩哥却在接下来的揭发学习清理中，公开反对戒严，反对政府抓学生领袖等等。好在当时的教师们都经过了各种运动，没有老师去给他往上汇报，只是让他在系内反省。父亲当晚就给他叫到家中，连带着我跟着一起教育：不要做别人偷驴，你拔桩的蠢事。偷驴拔桩，是我从唯一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学到的东西。
那年六月的某一日，我们中学也暂时停课。父母给我打发到燕园中的某斋去读书。读书休息时，我望着窗外的未名湖，那里有一种少有的空寂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学校提前进入暑假，大学生们都回家了。我忽然间好象体会到很多年前，外公被日本人拘留在校内，看着学生们给搜查行李遣返回家时的心情。燕园算是见证了几代人的风风雨雨。
后序：
我向来给网友称为写东西虎头蛇尾，或无尾。这个系列，拖了好久，趁这几天有空有闲心，赶紧补完，也赶在敏感日之前发出，省得让人联想。聊聊几个故人旧事，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政治问题，只是感叹下时事变迁，换个地点，这些人的故事是否还会相同呢？
为了各种原因，文中人名和一些事件有所改动。
加州花坊
谢谢一休的文章，长见识。我大伯也是那时候在燕大。
月城
一休的文读起来很熟悉和亲切
我父亲是北大60年代的研究生毕业，也常讲起在燕园的往事，感觉上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
还是没笔名
顶燕园，历史的见证
群思
园内人士的回忆更有情。
俺大姨也是燕大的，从师大女附中考进燕大医学院。日本人来了，她转了学商，可能是为了早点毕业？ 当年她才是女附的美女加才女，王光美，张洁清都是她的好朋友。当年曾打算一起去延安，但被俺外公阻挡，因她是家中老大。毕业后随夫，也是燕大的，到上海工作。俺们常说，她要是去了延安，恐怕比王光美还要嫁的高。解放后，王每次到沪都找她来。她也入了党，当了个小官。 文革时，因王的关系，遭了不少罪，看到王和张在问革的遭遇，大家又庆幸她多亏没去延安。 1975年，俺大姨因不明的心动过速去世，心情一直不爽吧。 人的命运多桀。
fpxjz
真是，每次看历史的书籍和片子，才能体会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青衣07
好文。应该属于比较鲜有的关于燕园三代见证人的记述回忆。很珍贵。要是人物线索更清晰些会具有重要的收藏，保留价值。
相片不是一般的模糊。
好奇一下，一休的父亲是不是外公的学生？
fpxjz
我父母上刚上大学时，外公正好去世了，他早几年已经在打扫厕所了。
我是觉得这些故事挺有意思，也很少看到人去提它们。本想加上父母那段，到底他们在那里都四，五十年，特别是经过了５０－７０年代，有很多特殊的意义。只是他们提起得不多，更难写了。这三对人，我也是尽量想给写得简单些，怕复杂了说不清，就乱了，另外是网络上，有些也不想说得太清楚。
北京板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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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顶一修的历史回顾 你在里面提到的司徒雷登 也叫俺想起了中国的老朋友国际友好人士 北京荣誉市民 路易爱黎 以前我也曾在屯子里面说过 因为他也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洋人 他是一直住在对外友协直到最后逝世 他没有子女 领养的是中国孤儿 帮助中国建立学校 真的很佩服这些大鼻子 还是没笔名 说起住过北京的大鼻子，我也想起一个，也许以前说起过，就是韩丁的女儿，Carma Hinton，她是我听到的老外说话带北京儿化韵最地道的，而且是自然而然，不自觉带出来的。 Carma是纪录片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作者。这两个片子这里应该有人看过吧？ 垂杨柳 一休的外公外婆还留有早年的日记，很珍贵。 如果不是留下文字记录，前人经历过的事情就没法知道得那么详细了。 友谊宾馆我在80年代常去，院子很大，花草树木很多，楼房都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是当时北京有数的几个涉外宾馆中环境最好的。 外交人员服务局就设在里面，有的楼区专给外国专家长住。 喜欢驴哥和桩哥的故事，你爸爸很会教育人。 fpxjz BNN： 您再说遍吧，我那时候还没生吧？呵呵 其实很多来华的老外真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 笔名： 没看过那电影，英文叫啥？ Barbara 八九点钟的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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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驴哥现在学术界很有建树；桩哥官居高位，呵呵，让人不能相信。
哦，对了，七十年代，曾在湖南浏阳，鞭炮闻名之乡，见到过斯诺夫人在清澈无比的浏阳河边采风，她穿着一件枣红的大衣，小姨对稚雨说，她就是斯诺夫人，莫名兴奋艾。当年学英语，曾帮一好友自译作乐的《西行漫记》进行校对，对斯诺夫妇的敬意油然而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