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船
喜爱理性对话的人
正文
作者：吮露鶴
政治与宗教要分开，是近代的共识，当代政治伦理学家罗尔斯Rawls的正义论，对于民主格局中，公共广场即政治，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中的宗教，二者应当如何各得其所，以便政教分离，作了明确区分。在他晚年的补充论述里，继续对政教分离作更准确把握，公众中的政治与社会中的宗教，两个不同领域虽分离，但非隔离。惜他语焉未详即撒手人寰，幸亏改从其生前未发表的最早期与最晚期的文章，我们可再接近他一贯的真正想法。
环绕罗氏早、中、晚期正义论展示的民主格局，拿来与中国政治理念做一同步对照，那对什麽是个人，团体，伦理，民主，公共，公民，这些政治的基本，将不无启发。政教分离表面似与中国的政治生态无关，其实不然。中国历史虽无「政教分离」这回事，连观念也没有，但政治长期却处于与准宗教例如德教混淆不清的状况，即使排斥宗教，仍暗自喜与独断信仰结合，以至惯性陈义其高，不务寻求共识之实。讲求同存异，经常仅留在门面，完人德化、泛德教化、一统同化，排山倒海，一波接一波，结果不外再三强同泯异！
政治说到底，不能人治，也不只停留在唯理的架构运作，一定要落实到政治伦理。但说到伦理，我们久已深陷汉儒或宋明儒的思考模式。今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土的当代智慧，可助我们重窥孔孟道德理想的深义，并再予时代性洽切的梳理。政治文化的集团实践，其真正民主起步，既需走出要求最善最好这样的思考，又应不放弃伦理的执着，「正义论」虽非必是什麽全攻略的万应手册，但可备做吾人省往思来并察找不足的一面明镜。
何以必是正义论？何以要谈政教分离？这可上溯笔者《宗教，一定对伦理道德有用吗？》该文起，一直说下来的十六篇分析，知从中西道德伦理合而观之，理有必至。何以说中国的宗教大体只属准宗教？政治与之实合而未离？这还当再上溯至《宗教，该「融合」呢？还是「融和」呢？》那篇，读完由该处下来的廿一篇论述，知事必有因。所以来到本篇，乃为前此一系列思考之关捩，仅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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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需政教分离的真正意义何在？》
宗教退席后的当代伦理，仍可一扫疑窦挺乐观的，如欧洲的现象学价值论，和美国的自由派正义论。他们讲人格的爱之秩序、正义的公共理性，为近百年价值混乱的私人空间及信念崩溃的公众空间，作出伦理的规范指引。尤其罗尔斯正义论，摆脱讲道德往往偏向个人中心，囿于一己挣扎为善的私德陈套，看到成德与团体存在之必然关係，置伦理即人伦之理于核心地位。他的人伦不像中国人的五伦，讲个人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是注意整体的政治与文化，即个体与团体的人与人关係。儒家传统用君臣概括政治之人伦，有时代的局限性固可原谅，然失之片面及笼统，则确是不争之事实。政治的人与人，非仅臣与君中间之事，臣与臣、民与民、臣与民、君与民，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多边关係，若给概括掉，政治这众人之事就容易出问题。至若君臣一义，正解应知上下关係之外另有重要的相互关係。怎麽把君臣这垂直和水平的双向关係，如实如理说清楚？从历史上看总是越说越不清楚。因此自由主义正义论，可提供一个很好的对照让我们反思，跳出君臣小圈子里打转的惯性思维。政治不能君臣私了，民要摆进来以民为本，既不是君为民作主的权为民所用；也不是臣代民作主的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重要的是民有权利以主人翁的自信直接表达意愿取得共识，能「民主」其实。君臣也罢，中央和干部也罢，或者西方的执政党和政府也罢，现代化的观念应是为维护这个民主框架顺利运作而存在，不是用来假代表真代替民意。民主非人民当家作主口号一句，人民要毫无困难参与民主，毋需派给你各种名堂的人民代表一代表二代表三代表......。
自由主义正义论，对我们民主的启发，未仅止此。民主政治不单是框架更是规范，产生价值；也非出示理念更是伦理，分享信念。它有助国人检验以往失察的盲点和错觉，同时又发现自己过去政治伦理中的合理性，对其深义再作进一步发掘。
我们先贤由行仁政一直到天下为公的职志，都非停留在修身养性的好人好心，而是一种家国天下的胸襟。从原典看孔孟，立己达人是讲「仁政」，可是到汉儒那里，忽变了兴趣在讲政，宋儒再变，成了光用心讲仁。先秦儒所倡者在「仁政」，仁德须自政体中表现，这与今日民主理想无二致。仁政之政，是导人与人的关係使归之于正；而仁之所在，是人与人关係之合情与理。所以关心者非唯私德，必至公德，此乃为当然义之一。当然义之二，仁的首出概念，还非至善，仁之本义，是从独立之二人而来的关係。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乃政治伦理学，其道德关怀，非个人主观的实现，而是集体客观的实践。政治上实践伦理，无法诉诸目的，功利的至善的都非合适，因什麽是有益及什麽是至善，人人不能尽同，要所有人都来追求同一种最好或最善的目的，定逼使个别的人牺牲自由的权利。所以罗尔斯不要讲目的论，而是讲义务论。同过伦理生活，不是向外先追问什麽最好？什麽最善？而是要问：当下我该尽甚麽样的义务？发现什麽是我责无旁贷的事情。他不以凭直觉感其然的方式足以当之，而是用规范的方式，故他不取直觉的义务论，主张规范的义务论，透过公共理性的大众广场讨论予以确认实施。他不否定正义感，正义的直觉十分重要，道德的动机和判断常需从这里冒起，不过它只是规范伦理的基本却非全部。直觉的判断会有反复也不必同，需经过政治群体公议，取得反省的均衡。相对而言《论》《孟》中的仁与仁政，亦是由这人与人的关係说开去，点出我对他者的责任，进路仍是义务论的而非目的论的。孔孟言见利思义、义利之辨，反对以利为目的，然非代以虚悬之至善作目的。他们虽讲些德目，却非陈义其高，而是借身边大小人事作提醒，俾我们自觉义不容辞当务其责。只不过我们直觉了义务后，缺少继续规范的义务，践德由个人转落实到集团，又开始感到茫茫无路。满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情熄灭了，认真的人还肯守住私德，未敢放弃道德底线，一般人干脆找个藉口放任自流算了，做真小人似还比伪君子强得多。这就是我国长期的伦理现状。
我们的政治伦理，起初的方向是找对了，由人与人的义务也入了门，只是自这直觉义务下去，再看不到规范义务，道路走走模糊了。现代化政治，建基于立宪法治下的民主架构。然徒法不能自行，罗尔斯要以公共理性推动它，演绎阐述正义，取得共识，规定何为善何为利又善与利之匹配及履行的范围。反观自己，我们不只未有建立这政治的公共广场，同时严重缺乏一文化的公民社会，那一作为政治生活背景的支授。孙中山说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完全正确，除了天然血缘纽带以外，社会基层严重缺乏实质的各种公民力量。进入廿一世纪，我们的政治绝非现代化，就连最起码的条件也不足，依然双失：既无民主政府，亦无公民社会。为甚麽在当代的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硬件，几无所不有，现代化的政治软件，依然没有？硬件迎，软件拒，反差之强，再不好拿表面历史原因解释或现实理由推搪。以自由主义规范义务论作参照系，已给我们若干启迪，它能否再探病灶，进而确诊断症呢？
罗尔斯他晚年的成熟理论显示，民主格局要实现伦理，是公共理性规范义务之信念与公民社会多元目的之信仰，相协互作的结果。开放的政治广场，虽已凝聚信念，但要全面并持久，不可不知在信仰之永恒观点下的期待，政治并非该与宗教绝缘。罗氏讲的第一正义原则，人人平等自由，保证公民具有和他人同等的言论、出版、集会、财产、信仰的自由权利，公共广场的政教分离原则，最终是要达到包括公民社会的宗教宽容原则。第二正义原则，弱势群体天生自然的与际遇偶然的不平等，应予福利补偿，此不无宗教博爱与公义原则的踪迹。可见至少罗氏在晚年，他关心并认同政、教的信念与信仰，是可以良性互动的。然人或不禁要问：你政治自由的信念，又怎会去容受各种绝无讨价还价馀地誓必坚持的信仰？这方面他生前未详，但走后新出现未发表过的早晚期文献，又或可为其真心的想法作出重要补充。
若比较罗氏前后思想，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他强调：伦理之实的人与人关係；团体之中的个体本质；主体之间的对等协商。伦理团体的首要目标，是人际关係，而非至善。人际和谐的集体，不等于泯没个体。他既反对那类自我中心讨价还价所谓的社会契约，也绝不赞成凭任何身分或功绩的特权造成排他或不公。至少廿一岁开始这种公平的正义已在他心中具形：伦理的团体，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由每位完整的个体组成并自主。故可想见此团体非迳由正确的道德思想指导，再由有产自私的或无产无私的阶级主导，更由才高八斗英明神武的伟大领袖领导。向往这类泛道德的教化、大一统的同化、完人式的德化，是我们理想的政通人和，原来彼邦虽一样的愿景，竟可以有别样思考！政治理想的伦理落实，应靠普通个体的自由对等关係，不能寄望人都圣贤一心一德。这点貎似简单的认识，足够我们反复好好咀嚼！
我们知同之馀，亦当别异，罗氏前正义论的特殊观点，可窥之于本科生时期的那篇《罪恶与信仰意义略探》。该文指称，基督教伦理经奥古斯丁、多玛斯之手希腊化而受污染，人人在团体中应如何做对的事，渐被个人单独如何做善的事取代，结果伦理成了独善其身，脱离团体，不复纯正之道德。罪恶是人与人关係的扭曲，乃对团体的破坏。救恩是上帝在位格中向位格之人的显现，恢复整全的各别个人，建立互重互动的团体关係。这新关係，非单独个体貎合集合的集体关係，各人不过出于利己主义的计算，才勉为接受契约拘束。利己为天性，与利他天性不必定会矛盾，可一样是好事。但利己主义是罪，因压根儿要拒绝团体，自我本位唯求利己，不惜利用驱役剥削他人无所不用其极。解决罪恶，学生时代的年青罗氏认为，依靠上帝的恩典，在信仰的团体中消除利己主义。这种团体乃为纯粹道德观念的社会，成员只要驯服人的罪性，放下成见讲理，便不再有根本的价值和信念的冲突。这种信仰至上而无需考虑权利、法律、组织的团体伦理，罗氏后来当然是放弃了，他将伦理改建于社会正义上面，藉平等之基本自由与彼此尊重达到。进入这政治公共论坛，人们反要先不执着自己的阶级种族性别以至宗教，寻求共识。人之信仰无法尽同，但人却皆具理性，一是对事纯理的道理rationality，二是与人互惠reciprocity的情理reasonableness，愿肯定正义，承担责任，在互重对等关係中，自证及修正个人认识的善，跟他者合作践德。真正深深伤害人际关係的，未必全因为负面的自我利己之罪恶，反而自以为是的正面价值与信念，常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大战的残酷令他感到，宗教并未能在最大的世界范围救治罪恶于后，故转而关心政治，要诉诸理性申张正义，防治人与人关係的破损于前。政治的事政治解决，不用信仰，所以政教要分离。但这非意味宗教不对不好，宗教退出政治但继续植根社会，拯救灵魂医治人心，更以其坚定信仰，遥遥守望着政治共识的信念。曾为教徒的他，做学生时的信仰热忱已凉，不再天真赋宗教以非本身的职能，但他因曾真正体会过何为正信，宗教以信仰之根，滋养政治信念之果，仍为其终身识见。这政教要分离却不分隔的微妙拿揑，对我们脑筋的惯性政治德教不分反与正信有隔，应是最需通窍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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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鹤兄， 先收藏学习了。
政教分离的原因， 也许根子上是基督徒和教会都不是完人，让教会握有本应属于上帝的权利，也是危险的。 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信基督， 并没有一个道德品质思想技能的筛选过程。
因此， 世俗的管理权利归于民众选出来的代表，那些以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价值观能力品行的人来管理， 似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