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CND专访：杨建利：从数学博士到公民运动领袖的三十年（上）
【受访人简介：杨建利（1963年－），祖籍山东，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硕士。 1991年，杨建利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博士以后，又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并于2001年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1998年杨建利开始担任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主席，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他传承了基金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学术研讨会的传统，邀请海内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的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先后主办了“文革三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协办）、政党政治和中国前途（柏克利加州 大学协办）、乡村选举和中国的民主化（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协办）、全球化与两岸关系研讨会（美国大学协办）等一系列研讨会；自2000年起他主办了15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邀集了来自海内外的港澳台藏蒙维汉等各方面的青年俊杰，从现实环境条件入手，打造未来民族和解的基础，争取在最大限度内实践他倡导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杨建利是一个有留学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的不懈探索者。九十年代中期他曾参与了著名政治学者严家其等人的“联邦中国”研究专案，《中华联邦宪法草案》就是这个专案的一个具体成果；此外还在海 外各种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文章。二零零一年八月他创办了网络周刊《议报》并担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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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杨博士你好。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忙着筹备纪念六四32周年的活动，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CND的访谈。说起来，六四以后的这30多年是我们很多人的大半辈子了。但是在这32年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能够不改初衷……
杨建利：是的。
CND：对这一点我感到相当的敬佩。因为我多少知道一些你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经历，你在中国坐牢的情况，还有你出狱到美国以后包括申请公民等等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以说，命运一直在考验你。
杨建利：对。什么事都经历了。
CND：但难得的是你不改初衷。所以我想跟你聊聊这些方面的故事，然后看看你有其它什么想法。尤其是你现在做的几件事，《议报》、公民运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等等，我想听你详细介绍一下。
杨建利：可以。其实我们做的很少，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CND：我们CND不也是这样吗？从1989年3月6日成立到现在已经32年了，你说我们做出什么大成就了吗？也没有。但是做本身就是意义。现在CND在国内被全面封杀，读者也不多，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做，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坚守，中共就知道还有人没有放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杨建利：是。
CND：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是我们CND的读者中有很多是六四以后甚至2000年以后来的，他们对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先请你谈谈1989年以来你的个人经历，包括从2007年从中国出狱回到美国以后的经历，还有你现在做的工作。
杨建利：好。六四屠杀以后第三天，也就是6月7号，我就回到美国了，因为当时我是留学生，有护照、有签证，那个时候有护照还是很稀罕的一件事。
CND：我打断你一下。你说你“回到美国”，就是说你当时是在中国？
杨建利：对。八九民运爆发时，我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生。我在伯克利是读数学博士，五月中旬我回中国参加了八九民运。在那之前，1988年，我参与了一些民运的事情，但没有太公开。1988年，李鹏邀请30位海外的留学生组成一个海外参观团，去看看中国所谓改革10年的成就。UC Berkeley是一个大学校，名校，自然就在全球30个名额里摊了一个名额。实际上当时我在学校已经签约了夏天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教授一门硕士研究生课程，因为比较简单，就由我们这些博士生来教。当时代课的收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刚来美国做留学生，如果能够拿到教授般的工资，那是很丰厚的待遇。当时我没太想参与回国的那件事。那时候我在伯克利除了打打球跳跳舞比较活跃，所有的政府的事我都没参加。这是什么意思呢？记得我写自己入籍的故事里就提到了这一段。来到美国以后我本来应该去到领事馆报到，过组织生活的，可我完全和他们脱离了关系，一步都没踏进领事馆。所以官方的学生会——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我也不参与。什么都不参与，就是潜心读书，然后玩，打打球跳跳舞唱唱歌，就这些事。
因为打球唱歌跳舞我就认识了很多朋友和同学，他们就说，建利，你还不回去一趟啊？我们不太信任官方的学生会，你回去以后替咱们说说心里话。可我一想，我还有工作啊，挣得挺好的，我不太想走开。他们说，还是回吧。我说，那就回去一趟吧。我就报了名。当时的官方学生会的会长正好在欧洲访问，他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访问，不然的话内定肯定就是他回去了。后来我说咱们就选举吧，可是选完了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学生会就对我保证，选完了一定认账。当时学生会认为一定是他们的人选上。可是我的朋友很多，一拉票，我高票当选。
当选以后我就正经八百地开了一个征求意见会，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的。当时留学生家属不能来美国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把人扣着作为人质，是个挺大的问题，还有留学生遇到的其他问题，我不过就是想作为一个学生代表履行职责，征求大家意见，不是意味着我要涉及什么很大的政治问题。这时候官方学生会就出来宣布说，我不是回国学生代表。它不认账了（大笑）。故事就出来啦。
我当然不干啦。你如果早告诉我，我就不参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回去。可是我选完了你又不认账，这不行。我就和他们对抗。当然我们这边的人多势众，大家都希望能找一个非官方的人回去，而且我是被选上的，同学们都还有起码的是非观吧？既然让人选，选上就要认是不是？就像这次川普似的，落选了他不认，我就很生气。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学生会不承认，就找来了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个教育领事，姓程，来找我谈话。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是副处级了。他说你看，我们一查，你是党员，按你的级别你应该来报到的，可是你没报到。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从哪冒出来参选，我们有规定是要我们自己的学生会的人组团回国的。他不认了。我当时就给他施加压力，我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你们号称民主，最后却不承认选举的结果；第二，学生们选我是期待我能回去做一些事情的，你们联谊会的人他们不信任，留学生会有情绪；第三，这边有很多报纸，台湾的、民营的报纸，这个故事可是非常好的素材，他们听到后马上就能给你报道出来。可是这个领事没听我的，坚持不接受我作为正式代表，就回旧金山领馆了。我后来就给《国际日报》、《世界日报》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们这个故事。他们就写出来、报出来了。报出来这就成了一个事件，铁定就更不能让我回去了。不回去就算了，我就继续学习。
我这么一闹，却被王炳章他们看上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敢干这种事。于是几个老民运的人就到校园里找我，让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去参加他们一周一次的活动以后，大家一交谈，觉得价值观比较一致，他们就拿出一个表来说，你加入民联吧。我觉得加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加入了（大笑）。所以我是八八年加入民联的。比参加八九民运还早了一些。
CND：所以你跟中共的“过节儿”是从六四以前就开始的了。
杨建利：已经开始了。就是说从价值观上我从来不认同他们，从来不认同。否则我作为一个中低级干部出国怎么也要去领事馆报到吧？党员要参加组织生活对吧？可是自从留学来到美国，我一步都没有踏进领事馆、大使馆，一步都没有。这就表明，我就是从价值观上、从根本上就不认同中共政权嘛。
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没当回事，就过去了，继续好好学习吧。
到了八九年，你记得吗？方励之有一个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能够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政治开放政策等等。这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海外的留学生当然积极响应，当时我是作为西部的联络人来征集签名的。选举那件事出来以后很多人记着我，所以他们就说，你做西部联络人吧。我说好。就做了西部联络人。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留学生，参加了一次选举，加入了民联，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这一来二去的就到了4月，胡耀邦一去世，学生就上街了。我们在UC Berkeley自然就开始组织学生活动，到领馆去请愿、抗议等等。看到戈尔巴乔夫要去中国，CBS的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去了。5月13号那天晚上，在广场，CBS的电源被拔了，不让报道。丹·拉瑟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不让报道，是因为我们录了这个东西。一放，是什么呢？就是武警拿着皮带、棍子打学生。有一个学生的脸上的血哗哗往下流。
CBS主播丹·拉瑟在天安门广场
CND：我记得这个。
杨建利：在那之前还没有那么血腥嘛。在5月13号之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血腥的景象，只是抗议，要和政府对话呀，提要求呀。一看到血腥，我心里当时一下子就充血了，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回国了。买了票，过了几天我就走了。就这样，我就回国参加运动去了。
CND：你回去干什么了？
杨建利：回去呢，就是带了一些钱，也不多，大概一两千美金，回去资助一下学生。我见了刘晓波。当时想把刘晓波给邀请出来。他是比我提前一个月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去的。他回去以后就很活跃，特别活跃，在大宣传车上天天演讲。所以到我临回去的时候大家就说，刘晓波可能会被抓啊，因为他刚刚才从海外回去，我们还是赶快让他逃吧。所以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学会出了一个正式的英文邀请函让我带着，让他尽快办签证，拿到签证以后伺机逃难。我回去，一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必须参与，第二就是传递这封邀请函，是有这两件具体的任务在身。
我回去以后就去找自己的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参加堵军车，反正学生干的事我们都干了。我还找了工自联，给工自联一位姓肖的人捐款，后来他被判了11年。我在北师大的年轻教师住的筒子楼里见到了刘晓波。我说明了来意，他说他的护照已被当局没收，即使有护照他也不准备回国，他说他是在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老师，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走。然后刘晓波约我参加绝食。那时候他正在组织一个“首都一百名知识分子绝食”活动。他一看我是读博士的留学生，他说你要是在中国就是大学老师了。我说我是做大学老师以后走的。他说你可以参加绝食吗？我说可以。就约好了，说六月一号在广场的西北角见面。那时候有好多大游行，累得不行，真的比干什么都累，每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觉。
1989年6月杨建利在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杨建利网站 www.yangjianli.com ）
到了6月1号，一早我就到了约定的地方等刘晓波，怎么也等不来。广场上人很多啊，等了几个小时不行了，肯定是失约啦。那时候也没有手机，连个电话都没有，根本就联络不上。我就在广场跟我的朋友一起继续活动，一直到晚上，参加自由女神像落成。在参加自由女神像活动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人，我就问他，今天不是要绝食吗？他说，不不，今天是六一，他们决定不在六一绝食，改日子了。我说改到什么时候了？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开始不清楚。反正今天因为六一的原因不绝食。我才明白为什么没绝食。晚上我就回去了，跟朋友讲，明天早上我还是去看一下吧，到底是不是要绝食。
6月2号我们又到了广场西北角那个地方。到那一看，人山人海，满满的。远远地，英雄纪念碑那里坐了四个人，大喇叭里放着他们的绝食宣言，他们已经开始绝食了。我说，已经开始啦？怎么就四个人呢？刘晓波告诉我大概一百人啊。我觉得很纳闷。我然后就对朋友说，我绝食的时候你们常来看看我啊，送点儿水，我去啦。我就往里走。那个纠察队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进不去，不让进。查学生证，怀疑有“渗透者”、特务。往里挤太困难了，要一层一层往里挤。我说算了算了，不干了。我就走了。就这样失之交臂，错过了在广场的中心绝食的机会，也避过了六四以后被抓的灾难。那时已经是六月二号啦，我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继续在广场活动。
到了六月三号，大家就知道了，军队凌晨再次进来。我们就参与堵军车，一直到下午。可以看到军队很多，在人民大会堂那边。后来晚上回去洗个澡，准备再回去的时候，刚刚出北师大的门口就听到第一声枪响，第一声枪响。当时我和另外一个朋友骑着自行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再去了，因为已经完全变了性质，开枪了。我的朋友连话都不说，就猛往前骑。我说不去了，他猛往前骑，我也不能走啊，我们一起就骑到了西单。到西单一看，军队已经陆续地开着枪往东走，去广场。路上行进的军人、装甲车、坦克车，陆续地开着枪向往东边的天安门广场行进。我们就把自行车往那一插，开始加入人群，抗议，喊口号。那边一开枪，人们就趴在地下，来来回回地。那是第一次看到人被杀，真的是开枪杀人了。然后我们又参加救援啊……等等。唉，目睹许多人被杀死，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讲了。
然后一直到了六月四号的凌晨。
CND：你刚才说的开枪是六月三号？
杨建利：六月四号的凌晨12点以后。
CND：就是午夜以后？
杨建利：午夜以后，对。午夜以后不久就开了第一枪。然后一直到四号早晨，我们和从广场撤出来的学生汇合，往学校走，目睹了六部口的坦克轧人的事件，我目睹了大屠杀，见证了最残酷的那一幕。回学校的路上，沿街都站满了人，找自己的学生的，找自己的同学的，找自己的亲人的。我的老师看到我回来了，激动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压力很大，我怎么跑出去就没有了。美国的家人又不断地给他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回到学校后大家都在喊，要退党！要反抗！要做汽油瓶，军车来了我们就要打。
正在我们群情激昂地写退党书的时候，我们系里的一位教授来了。这个教授非常好，他不光是学术好，人品极好，政治上也非常清醒，他后来做了科学院院士。他来到了我们宿舍，非常冷静地严肃地说，干什么？不要再贴这些东西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走！你们能走多远走多远。他让我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因为他知道再往后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好结果。他说，什么退党，搞这些名堂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走，你们能走多远走多远！后来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扔下一句话：如果不想搞数学就不要搞数学了。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专门对我讲的还是对我们数学系一起上街、演讲的人讲的。他说，不缺数学家，但是缺你们这样有激情的人。以后可以不搞数学，不过现在你们要逃。
你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教授，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正义感。
CND：会不会就是他的这一句话给你指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杨建利：对。
当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赶快逃吧。所以六月五号的时候我就和朋友们告别，把剩下的钱分发给每个人做逃路的盘缠，其中还包括一个穿着血衣的名叫彭涛的人，他是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的一个常委，在北师大应该是排第三号学生领袖的人物。北师大第一个是吾尔开希，第二个是梁二（梁擎暾），第三号就是彭涛。彭涛好像是在北京市还是教育部的通缉名单上的，所以他也很危险。后来听说是我的一个同学保了他一下。那时我这个同学马上就要做校党委书记了，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入党比我晚，但是他岁数比我大很多。我回去都没有去见他，因为我听说他做的官挺大，不怎么支持学生，我就很生气，就没去看他。据说彭涛后来在他的保护下没受到太大的磨难。
当年北师大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维吾尔族）的近照
六四以后中共通缉21名学生领袖，以上是梁二（梁擎暾）的通缉照
当时我们一起逃难的时候我就把身上的钱给每人分发一下。当时彭涛身上还穿着血衣。我说你把血衣换掉。我给他一件衬衫，我说你换上这件衬衫，要不然你出去一看就是个学生，是从广场下来的，可能会被抓。分发了盘缠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不能，就有一种战乱的感觉，谁往哪里走都不知道，分头就走了。
我当时联系了一个朋友，他住在北京北郊昌平那一带。我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往那里走，路上我遇到一些人，他们问，你是学生吗？我说是。有人问，你去哪里？我说我去朋友家。他说，我带你一段。当时人们都很支持学生。那一段时间没有车啊，什么车都没有，他就骑自行车带了我很久，走了很远。我最终找到朋友，在他家里躲了两天。因为被催泪瓦斯呛过，我天天咳嗽，咳嗽的非常厉害，后来我就说去医院看看。我朋友的的妈妈或是姑姑我记不清了，说，你不能去，你去医院太危险了。她每天过去拿药给我吃。这样我躲了两天。
我这个朋友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单位有去日本的代表团，有一个大巴车。他对他们讲，有一个朋友要去北京机场，想搭个便车。他让我上那个大巴以后别说话，跟着去机场。6月6号的晚上，我就跟着那个车到了机场，找到一个小客栈住下来，和四五个人同住一屋。那时候晚上还经常有枪响，屠杀的枪声一直响到6月7号，甚至有人讲是更晚才停下来。6月6号枪声还比较密集。我们都坐在屋里看电视，看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时候戒严指挥部的张工就出来讲话，什么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啊，就那时候开始讲的。
第二天早上我扛着行李到机场，开始过安检。哎呀那里人多得不得了。平时老外是不坐中国民航的，都坐美国飞机。那一天老外特别多，加上我们这些有护照有签证往外跑的中国人，都挤在那儿，乱七八糟。警察也在那骂，骂政府开枪。都在骂。
CND：是吧？
杨建利：是呀。那时候警察都不爱干活。过了安检我一看，护照上都没给我盖章。这不行啊，因为我们坐的飞机到上海还要停一下，带上更多的旅客再起飞。要是因为一个手续不全一耽搁我就可能走不了了，就会留在中国，未来会有各种危险。我就回过头来对警察说，你还没给我盖章呢。他才给我盖了个章。
上了飞机以后大家还是非常紧张，因为到上海还要再停，不知道能不能离开中国。我也不知道那些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紧张。到了上海旅客都要下飞机，然后重新登机，等了很久。我就琢磨，我是不是在通缉名单上呢？想一想，我没做什么特别公开的事，无非做了些每个学生都会做的事，我也没有去绝食，应该不会在名单上。再登机的时候我就排到队伍的最后，观察前面有没有被抓的人。警察没有抓任何人。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就上了飞机了。
飞机当时一起飞啊，人们全都在那鼓掌，终于离开中国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的衣兜里有一个黑袖章。我把它掏出来戴上，一直在流泪。当时还有好多事情没来得及做，一下子就又要离开中国，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国家的未来、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一直在流泪。
因为时差的原因，到旧金山机场还是6月7号。我过了海关拿着行李走出来一看，哇！外面大概有一百多个记者在那等着，等那趟从北京来的飞机，看到底有没有亲历者，到底有没有能够告诉他们北京发生什么事的人。我估计那几天每天都有那么多记者天天都在那里守着。
我推着车，戴着黑袖章出来以后一招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北京发生了什么。记者一下子就把我围住了。
（待续）
（吴放根据2021年5月31日电话访谈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于2021年6月4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四期(cm062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