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的留学生涯也算叙述完了。可是在离开爱荷华大学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又把我的心拉回到Iowa City，那就是发生在1991年11月1日的卢刚事件。听到这个噩耗，我心里难以平静。一直想写篇文章，差不多一年之后，这篇文章才写成。既然这事发生在我留学的学校，所以我稍加修改，一并收入《我的留学生涯》，算是节外生枝吧。
在卢刚案所涉及的人中，除了文中写到的山林华和Dr. Anne Clearly, 我还认识一位，就是卢刚。虽然平时没有什么来往，可是同学会办活动的时候（那时同学会常办舞会），总能见到他。独来独往，也不见他和人交谈，常在一边嘿然笑着。
枪击案发生后，我接触到的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同学都认为卢刚太冷酷太走极端，尤其是他返回凶杀的第一现场，看到大家在抢救奄奄一息的Dr. Smith，不顾同学们的哀求，再次开枪杀害了Dr. Smith，留下他四岁和六岁的孩子。大家觉得为了一个博士论文奖而枪杀同学和老师实在太过丧心病狂，而且物理系的同学也不认为论文的评奖过程中有不公正的地方。后来在网上开始有为卢刚辩护的，更有人把他说成是面对不公拍案而起的英雄。事件后来还拍成了电影。
时隔多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除了对至亲的人，往事已烟消云散。卢刚事件仅存的受害人Miya Sioson，被卢刚打断颈椎瘫痪了17年后也在2008年离世了。我也不打算再争其中的是非曲直，只是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年每当想到卢刚事件，这个念头就会袭上心来。
我有机会读到卢刚的绝命书。那是在枪击案的前一天，他写下留给他在国内的姐姐的，他称她“我最亲爱的二姐”。卢刚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个回顾，说是人生应有的享受，他已经都经历过了。又谈到他对专业的失望，说是走进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死胡同。当然也讲到了他感受到的不公。可是最让我沉思的是他在信中说，把遗物寄给姐姐以后，他“哭得死去活来。”这让我看到他铁石心肠背后的绝望。卢刚虽然离群索居不太与别人来往，但同学们对他的状况，并非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对他表示一下关心，会不会就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呢？有时人们所需要的只是倾听的耳朵。这个想法让我心情沉重，更因为我是前一年的中国同学会主席，尤觉未能尽责。
多年之后，有一位同学来和我谈起他和老师的紧张关系。激愤之余，他说了句出格的话。我听了大为紧张，一下子想起了卢刚的事。尤其要命的是，学校规定如有这样的情况，应该要报告给学校的警察部门。一旦报告，后果极其严重，甚至可能被除名。我想，一时冲动闪过这样念头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可是真正付诸于行动的人是少而又少。我不想他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断送了前程，于是连忙对他说，“打住！就当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但你要多想想你的家人。一定一定不能再有这样的念头。”事后，我不时给他写个邮件问问学业的进展，又和他谈了一两次。直到他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我才松了口气。亚里士多德说过，“善行，即使再细微也不会是无用的。”（“No act of kindness, no matter how small, is ever wasted.”）如果我们能不失时机地向周围的人释放友善的信息，说不定我们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以下是三十年前的旧文。
我所知道的山林华和克黎利
我也是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在被卢刚杀害的六人中，有两位是我所熟识的。他们是山林华和副校长克黎利。我一直想，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点滴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是怎样善良的热爱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华住在同一幢学生家庭公寓大约有三年，开始时虽是认识，但只是点头之交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学会改选，山林华卸任。他来找我让我接他当同学会会长，从这时起我们有较多的接触。
以我的年纪来看他，他还只是个孩子，实际上他确是童心未泯。他可以和我当时才八岁的儿子一起玩NINTENDO（电子游戏机）而大呼大喊，得意忘形。有时在电子游戏机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难题，他会“不耻下问”地打电话来我家，找我儿子“请教几个关于NINFENDO的技术问题。”他是一个极诚实的人，见了面未说话，先就露出娃娃般的笑容。说话轻声慢气，与他在足球场上以他瘦弱的身体去抗击合理冲撞的勇猛很不相称。他似乎并不像“万圣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年我找到工作离开爱城前两天，看他在“自留地”里忙活，他种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我说：“小山子，庄稼种得不错嘛。”他笑著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出国前一天还在地里帮我爸爸干活呢。”
他是一个做事极负责的人。我当选了八九年的同学会长后，常为同学会的事与他商量。并戏称他是我的“中顾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学生会的活动多而频繁，而且规模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当选的同学会干部中有几位对活动参与不多，所以活动的组织和进行全靠一些同学自愿的帮忙，小山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几次活动，我都请他统筹车辆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学家特有的准确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最后自己开车“收容”没赶上的，成了活动的“殿后大将军”。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刻，对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考正安排在六月十五日前后，可我根本没时间复习。焦头烂额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任会长十天，让我把毕业考应付了。他毫无二话地答应了。在那以后的十天中，他代我处理同学会各方面的事务。待我考完以后，他才“还政”于我，让我一直觉得我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来不及回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毕业典礼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从外州赶回去参加典礼的。几个月没见面，大家觉得分外亲切，我和他一直轻声地谈各自的工作，对物理学，我是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干得很出色。已经有好像不止一所学校有意要聘用他。他打算再干一阵“博士后”就应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为他高兴。如今我拿出在毕业典礼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边，脸上挂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和亲爱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枪击事件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基督徒。将来在我们天上的家里，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想，我可以称ANNE·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除了这一层师生关系，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的往来，我和其他学生都称他ANNE。我头一次遇见ANNE是在八六年感恩节在我指导老师Dr. Clifford家的国际学生举行的感恩节晚会上。这是ANNE和我老师十年来保持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她们两人轮流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国际学生们。
她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几年前去上海找寻她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经历。虽然她很遗憾没能找到，可是对上海市民的热心和乐于助人赞不绝口。八五年她和我老师再次去中国，代表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签定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在国内举办多次学术讲座。从中国回来时，她带了一大包中国高考中用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试题，并让我找人把它译成英文。她的中国同行们认为选择题不能测出学生深层次学习的思维。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测量专家，她决定做一套例题给他们。她说：“I take the challenge.”(“我接受这个挑战。”)目睹中国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她和我老师发动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为中国捐书。我记得共捐了一千多本，我老师让我负责打包邮寄，限重六十五磅的邮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对国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记得一年在她家里过圣诞节，熙熙攘攘地大约来了四、五十位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人。ANNE准备了圣诞节大餐，还煞费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国学生扮演圣诞老人。当这位圣诞老人打着哈哈，背著一只大塑胶袋进来时，不但孩子们欣喜若狂，以为是梦想成真，就是我们这些大人都在猜测是谁扮演的圣诞老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件礼物，男士们或是一本记事本，或是香水；女士们或是钱包，或是化妆品；孩子们则是书或学习用品。每个人都体验到那一份家庭的温馨。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试着像她那样为离乡背井的学生们做点什么。这才发现那并不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没有对学生的那份爱心，没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这些。
在学术上，她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一个统计方法用得不合适，被一位教授穷追猛打，搞得我疲于招架，狼狈得很。轮到她发言时，她说：“我本来也准备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打算问你，现在看来不必了。”然后把她对论文的意见逐条说来。我至今对她的网开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对学生学习的成就由衷地高兴。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老师在家设宴欢迎我们全家，她带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来参加，一坐下便说：“我想让在座的每一位知道，为了庆祝红雨毕业，我多年来第一次破例，没有参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锻炼。”九一年四月我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开年会遇见她，她还问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爱荷华大学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国学生。她所主持的“大学测试中心”曾资助了多位中国学生完成学业。
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她喜爱运动，又爱好音乐，是大学演出中心的重要赞助人。她还会演奏大提琴，只是没有机会听她拉过。她家里养了三只漂亮的波斯猫，每年一次或几次，她让整个街区的孩子们把他们养的猫带到她家里，给猫开生日晚会，其实晚会的主客当然是孩子们。九一年四月我见到她时，她兴高彩烈地告诉我，她的一只波斯猫六月份要生小猫了，如果我有兴趣，她会设法寄一只给我。我连忙辞谢不敏。如今我想到她时，不由得也会想起她的猫们，不知它们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说ANNE活著的时候是博爱的见证，她死后她家人所做的则是宽容的典范，枪击的第二天，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She did not make it！”(“她没能挺过来。”)并告诉我ANNE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ANNE遗产为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ANNE的意愿。
我为他们这种“以德报冤”的高尚感动得不能自己。想到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善良的美国老人，竟死在中国学生的枪下，不由得潸然泪下。我老师安慰说：“ANNE生前很为你们这些中国学生而感骄傲，她感谢这些年来你们所给予她的。”几天后，她寄给我一份ANNE的兄弟们写给卢刚家人信的复印本，是十一月四日ANNE去世的那一天写的。信不长，我翻译如下：
“给卢刚的家人们：
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
当我们从各地赶来爱荷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ANNE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
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
ANNE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ANNE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ANNE的希望。
真诚的FRANK，MICHAEL和PAUL”
ANNE追思礼拜时，听说许多中国同学都去了。我不知道ANNE和她的弟兄们所作的会给多少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知道他们确是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我的太太在这事以后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说，没有人能在这样高尚的行为面前无动于衷。
记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ANNE去世的消息时，我就很想写一点什么，把我所知道的小山子和ANNE告诉人们。不单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为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但思绪万千，竟不能落一字于纸上。可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一年后的今天，思绪果然沉淀了下来，我终于写成了以上的文字，并把这“当哭的长歌”献于小山子和ANNE的灵前。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六五期(cm042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