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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纪念星星美展40周年

(2019-10-20 02:43:55) 下一个

陈丹青:纪念星星美展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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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星星画会成员在中国美术馆(星星第二届美展)广告前合影,左起:马德升 肖大元 钟阿城 杨益平 姜云 李永存 曲磊磊 黄锐 严力 李爽 王克平 陈延生 张世琪

现在写稿子,提及“70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展那几位。90年代初——又得加上“上世纪”!——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彼此握手拍 打,好高兴,他身后站着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那么淳朴地笑着,听马德升说“这是我媳妇!”她就用力点点头。几天后,两口子在佛罗里达出车祸,马德升原 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法国媳妇则飞出车外,死了。

星星画展的主要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日本,阿城、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与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我们这些苍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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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星星画会成员在中国美术馆

上个月和阿城聚会,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抹了颜料都偏红,却是看不出来,阿城沉吟道:恐怕难免。星星起事那年我26岁,他30岁,刚回北京,没工作,闲着,从正宗“知青”转为正宗“社青”。“社青”,为古代词,今语即盲流、无业者、闲散人员。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开,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时我结束8年农村生涯,进了美院,算是入了官家的幸运儿。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校园浓黑,曲磊磊转头对我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考上了。

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马德 升扯着嗓子咆哮道——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之类的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卖帐,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全。王克平 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 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知青,泡了整整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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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星星美展请柬

他们一律是北京人。“他妈的”之类,轻快带过,“稿儿费”,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国,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逊的逆种,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曲磊磊 的父亲即革命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天津文联主席,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棐的孩子。钟惦棐?前辈于是打比方: 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明白了,上一代老左派。1949年,他们是来自解放区的军事委员会官员: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丰接管杭州艺专,钟惦棐接管电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儿子长大了。

我记得黄锐与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条胡同撞上黄锐支着架子画雪景,有天夜里,还瞧见马德升正在美术馆后街拄着双拐奋勇行走。他永远穿着绿军装,消瘦见骨,眼睛亮,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我无端觉得正像俄国小说里患着肺痨,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

那天我台底下就给这五位草寇画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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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升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见,那时媒体不报,更没网络,回来只听得众人眉飞色舞讲:怎样地先给美术馆撵出来,怎样地立刻在大街上布展, 北京市民又怎样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赶紧打听,结果是江丰作主,亲自写了序,展览就挪到北海公园画舫斋。赶紧去,果然里三层外三层,好不容易挤到画跟 前,又给别人的左膀右肩弹出来,那年头,男人们个个穿着中山装。

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事的《十二人画展》才是头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国油画的隔代知音,气候变了, 他们就把文革期间偷画的风景静物画亮出来;北京的野种则挑明了玩儿政治,作品不细说了,国庆节后星星团体争取“艺术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 作兴,北京地面却似真有五四的遗传在。后来有张照片不知谁拍的,黑压压游行队伍,为首站着马德升,远离众人,撑着双拐堵在市政府大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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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画会的部分成员

1980年,各种在野团体闹起来:无名画会,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后两个团体多是中央美院老师或老附中毕业生,无名画会则十之九是野种,主将 之一冯国栋,供职清洁公司,扫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礼的通知,因在外地,没去成,想起他那幅愤怒的画——纯色,粗线,画一把开裂的扫帚,一张倔强的苦脸。

我记得他们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当时绝对挑衅,可比正面吐来的唾沫,没商量。马德升的小木刻粗砺而纯真,画自己在斗室画画,与民国左翼木刻神似。我记得凝视这张画时怎样感动,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觉得可耻。

为什么我没参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孙景波、王怀庆拉我加入“同代人画展”,我从拉萨寄了速写去,但并不觉得入伙,后来聚会仍习惯说:“你们同 代人”。我会交朋友,但团体的事情,向来漠然,习惯一个人。国中文艺圈可尊敬的团体或许不少吧,但我从未在内心轻微嘲笑过的,惟“星星”与“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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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星星美展现场

设在798厂区的“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2014年11月就要开张了。头一场派对是“’85运动”盛大纪念。很好,终于熬到这一天,不但国际承 认,而且是在咱中国地面上以“国际”的规格,隆重承认。但是“运动”过去有,将来兴许还会有: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为了什么。而星星剧情很难再上演,除非全 社会回到1979年。可能么?

而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 是。但请明鉴: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伪自由。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不看人脸色,不靠权谋,不投机,甚至不是为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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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星星美展部分成员在北海画坊斋合影。左后依次为:严力、马德升、曲磊磊;左前:李爽、黄锐、李永存、钟阿城、袁运生

“在野”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所替代。惟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 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农民工,文艺圈哪来真的草寇?谁敢大庭广众朗声叫骂:“你们完了!就知道他妈挣钱!”

是在进步。无须叫骂的时代确实进步了。’85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彼此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 党官;要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85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后者只管叫嚣,没理论,豁出去再说。终于’85运动开花结果,“走向世界”,在 野群体闹了两三年即便息鼓四散,其中几位主角出国,是为涉外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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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星星美展现场

不论星星还是’85运动,近30年来各路闯祸胚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画家李爽 刑满出狱随法国夫婿飞临巴黎,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那场婚姻惊动了秦城监狱,也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谈判。2007年,则“尤伦斯国际艺术中 心”在中国的公开设立,是为西洋人就近拨弄中国艺术的大手笔,而’85运动的几位“元老”,早已在西方体制名单中各占一席。

总之,他们得到了20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体呢,没事,他们无所谓成败——老栗有言:“重要的不是艺术。”对于星星团体,重要的不是成功。 1979年他们在深宵的胡同里图谋举事,煮点汤面充饥,天亮了出去闯祸,一如印象派小子当初借个场子挂挂画,是为叫板,哪晓得有一天给请进博物馆—— 1979年曾有人将星星团体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龙。同理,星星起事,因为有文革沿袭的全国美展系 统,有文革后恢复的学院系统,有庞大的官方美术界。然而对应到此为止,此下、此外,中国在野群体与欧洲人无可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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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锐(左)

从库尔贝、马奈到梵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10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70 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一如全国的民意表达,当年只是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 春,属于历史过度疲乏,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 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 星画展得以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至今迄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 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恶梦,不再压抑——30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 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80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90年代初,圆 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70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 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对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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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已经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体制,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 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30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 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 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 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 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 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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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星星露天美展,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左起:曲磊磊、刘迅(当年美协主席)、李爽、王克平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85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 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以被扭转的历史,告别 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 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与“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星星群体成全了’85运动,他们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85运动之 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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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平木雕《沉默》

1990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 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70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 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尔,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尔,并神奇地注入他来 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尔倍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 种邂逅,而团体之获得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 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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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曲磊磊、李爽、钟阿城、马德升;后排左起:王克平、严力、黄锐、陈颜生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保险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犟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 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在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 望,然而糟糕透顶。

28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28年后,中国当代艺术——’85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 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也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 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天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显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 避,而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 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28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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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马德升、严力、赵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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