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牛棚”内外
当我收到了研究所寄来的信，也取到了寄给我的钱和粮票后，内心稍感欣慰，因为经过一个多月的孤独，现在终于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关心着我的存在。看来一个人不管多坚强，他还是需要得到周围人的认同，才能正常地生存下去。
但是一想到那个研究所，一种不信任感就油然而生。几个月的非人境遇，使我无法相信研究所会给我认真平反。于是我决定到北京伸冤告状去。我从韶山走回长沙后，就从长沙坐火车直奔北京,到国家建委告状去了。
到了北京，我直奔国家建委文革接待站。在等待建委文革接待站接见的时间里，我到北京各地区去看大字报，尽量了解“文革”的情况，并试图对各种现象作 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我对各派的观点和行为归了类，告诉自己：这一派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那一派是否定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倾向，另一派又是 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工联主义在作怪，不一而足。当我发现能用我有限的国际共运历史知识，对新的社会现象作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时，感到极大的满足，一种理论物理 学者特有的满足，一种只有我才能感受到的理性满足。
最后，我终于得到机会向国家建委文革接待站口诉我的委屈,并得到了同情。接见之后，我拿着接待站给我的车票和意见书，坐火车回到西安的研究所。这时已是1967年的1月中旬了。
研究所的行政当局已经瘫痪，全所职工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主要由从全国各地高等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组成；另一派则主要是政工行政人员和中专生,他们多数来自陕西农村。
我回所不久,真的得到了一次平反。这次平反,我得感谢由当时临时掌权的以大学生为主的这一派,他们专门为我的平反开了一次全所职工大会。这派的领导 成员之一叫许礼深,是和我同年分配到这个研究所的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党员,为人正派。由于他的政治条件,“文革”初他被调进专案组工 作。我是属于专案组管的人,我的材料都在专案组,包括从我那里抄去的一大摞从育才小学到大学的日记。许礼深的妹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她在“革命大串 联”时来到西安,在她哥哥的办公桌旁看到那一堆日记。因为那不是机密材料,她就好奇地读了起来。当她读完几本后,就告诉许礼深:“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是反革 命。”其实许礼深对我也是挺了解的,在分到这研究所工作的几年间，我们也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出于良知,他认为应当给我平反,但是在那以“宁左勿右” 为时髦的时代，这是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对立一派硬要给我扣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帽子,那么许礼深自己就难免被攻击为“包庇反革命” 了。我听说后来在“工宣队专政”时期，许礼深因为给我平反的事也反复被整,我从内心感到对他亏欠甚多。
我得到平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假去广州探望贺元元。自我当“反革命”以来,快一年了,我没有和她联系过。我到了广州和元元见了面,讲清了所发生的一切,得到她的谅解,就又回到西安。
平反后，我能参加研究所的各种正常活动，才开始真正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所的许多科研活动都停止了。名为 “抓革命，促生产”，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搞所谓的“革命大批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发表，就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所内两派都到 各自认同的外部组织去参加更大的庆祝或誓师大会。有一次我们这派的群众乘敞篷卡车到外面去参加一个会，卡车司机开车太猛，转弯不减速，作了一个吓人的急转 弯。由于惯性的缘故，车厢里站着的人都摔倒了。大家正要抱怨司机开车技术太差，我却本性难改地又说了一句俏皮话：“该死的牛顿！”一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一车人几乎都是工科大学生，懂得我不怨司机开车鲁莽，却怨牛顿惯性定律的超级幽默。有人就说：“真不愧是学物理的。”
当时西安地区的各群众组织分成两大派，在工厂多的地方曾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听说军工厂生产的武器也被拿出来用于武斗。每个群众组织胆子都很大，只要 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就没有不敢干的事，抢武器，搞武斗，杀人放火，都不在话下。在武斗中死去的人，实在是死得冤枉。 好在我所在的研究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没人愿意参与武斗。只有一次，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对立面的大组织当晚要“血洗”研究所所在的西郊地区，要 我们“有所戒备”。研究所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这才在“保卫研究所”的口号下动员起来。那晚大家头戴柳条帽，手拿钢筋木棍，“严阵以待”。结果只是虚惊一场， 我们研究所附近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还挺新鲜，挺好玩。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花了最多的时间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大批判”曾经构成了中国人民那十年生活的主要内容。按 照中央的指示，“大批判”在内容上是要“把被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要在各个领域让“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一切”；在深度上要搞得“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彻底铲除封建思想意识”，“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根源”；在时间上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
可怜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疯狂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得不按指示跟在御用文痞姚文元之流 的后面，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彻底破坏了！公正清廉，诚实仁爱，喜爱读书，这些举世公认的优秀品质，在中国变成了人人 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旷日持久的“大批判”把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我想说，当今中国出现的“信仰危机”、“价值观畸变”等问题， 也是那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恶果。“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批判”对中国社会人文道德和民族精神造成的祸害之大，怎样估计都不为 过！
有些人对于当前中国制度性的腐败和堕落感到悲观，认为这是市场机制的必然产物。对这种悲观论调，我不能认同。我认为，应当看到我们有办法恢复我们中 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这就是重新抓起以“五爱”为核心的中小学道德教育。请看，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贪官污吏队伍里，有几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用“五 爱”教育出来的中学生？我要大声疾呼：为了救中国，救孩子，我们要尽快恢复以“五爱”为核心的中小学道德教育！
话又扯远了。让我再回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那个研究所来。
我得到平反之后，虽然能工作，也能参加给我平反的这一派的活动，但是我在研究所并不安全。这是因为，另一派出于派性,揪住“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态 度”问题大做文章,想把我再度打成“反革命”,以便达到打倒给我平反的那一派,从而夺取全所领导权的目的。他们随时随地想用各种方法来揪我。有一天我和几 个同事从外面回到研究所办公楼，在正门大厅看到两派工人在吵架，我就主动走上前去劝架，很和气地对那一派的一位以前和我比较熟的工人说：“潘师傅，有话好 好说么，别这麽大火气。”我刚说完，只见他停了一下，眼珠一转，伸手就用力打我一拳，一边打我一边还向别处高声大叫：“你为什么打人？你为什么打人？”显 然他想叫来更多的人。我看他打了我还当面造谣，刚要辩解，忽然一个女同志冲过来，二话没说，用力把我一把拉走了。原来这个女同志是我们这一派的一个大学毕 业生。她在近处看到了那个工人一边打我一边造谣这整个过程，知道那派正想不惜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挑起事端来揪我。她一边拉着我快走，一边低声告诉我：“现 在不是你能讲理的时候。”
后来我才认识到，应当非常感激那位把我立刻拉走的女同志。由于她的政治敏感性使我避免了一场近在眼前的灾难。如果当时我不被她拉走，还要和那派的工 人“讲理”，他们马上就会叫来更多的人，把我绑架起来。然后利用几个他们那一派的工人作伪证，把我定为“参与武斗”的“凶手”，再加上“恶毒攻击伟大领 袖”的罪名，我就成了“挑起武斗”的“黑手”了。依此再逼迫给我平反的那一派认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回想那个打我的工人师傅，以前他是一个挺朴实的 人，“文革”的熏陶，使他也学会了用造谣生事诬陷他人的卑鄙手段，去达到那一派的“派性”目的。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并不是那种良心完全氓灭，本能地做坏 事的人。他做这件坏事前还是需要想一下才去做的。当我和气地劝他“师傅，有话好好说”的时候，他本来应当是停下来不再和别人吵了，可是他忽然脑子一转，大 概想到他那一派的头头要他们“千方百计把刘平宇揪出来”，于是才出手打我一拳，并立刻高声造谣说我打人，想把我也搅进去，借以揪我。他在想的时候，本能的 外在表现就是“眼珠一转”。我亲眼看到，在他出手打我之前他的眼珠转了一下，这一转把他的良心给转没有了！
研究所的以大学生为主的这派处处想紧跟形势，事事按中央指示办。可是当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后，这派感到了自己的“先天不 足”。在一个闷热的夏夜，这派领导召集了整个组织的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面临的新形势。虽然会议是在研究所大楼的四楼露天平台上召开的，可是会议的气氛 像当晚的天气一样郁闷。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冷场。大家一言不发地坐了几分钟，这时一位女大学生举手发言，她清脆有力地说： “气可鼓而不可泄。”她的发言立刻引来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才正常进行下去。这位力挽颓势的女同志就是素有“才女”之称的北京建工学院毕业生，支伯 谦。大家经过实事求是的讨论，认为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现在要“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就跟着照办就是了。
可是这时对立的一派以更加猛烈的语言攻击我们这派“包庇反革命分子”，我知道这是针对我来的。我意识到我大概已经成为给我平反的这一派的“政治包 袱”了，可是这派领导成员并没有像政客那样把我“抛出去”以求自保，他们不会搞政治投机，也不会搞阴谋诡计。他们不仅不认为我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让我为 “工宣队”进驻研究所的欢迎式担任播音员。
我的女朋友贺元元那时还从广州来西安，和那一派的头头面对面谈过话,叫他们不要再强加罪名整我。但是夺权的目标对那一派是太具有诱惑力了，而且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来打倒一个人和一个派，是当时派性斗争中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哪里会听元元的劝说呢?
那一派的这个借揪反革命从而打倒我们这派的目的，很快随着“工宣队”进驻研究所而达到了。“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名为“宣传队”，实为控制一切的破坏队。
“工宣队”进驻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群众专政组”,组长是一个为人阴险的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只知他姓侯，人称“侯师傅”。此人脸色煞白，一天到晚穿着件旧棉袄。我亲眼看到过他打人的手法很毒。
“群专组”一成立,就立即要抓“阶级敌人”。研究所的气氛开始紧张了。一天我正在独自散步,一位女党员从我旁边走过时, 趁没人看见,悄悄对我说了一句“要经得住考验”，之后就走掉了。
我懂了,另一波迫害狂潮要开始了。
一些人,包括我在内,被定为“专政对象”而关起来了。我以后曾多次想起那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她为什么敢在那种“红色恐怖”笼罩全所的情况下，置自 己的政治前途于不顾，对一个可能被定为“罪大恶极的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说些鼓励的话呢？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她刚入党不久, 她还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她和我工作在同一组,了解我的为人,虽然有些“关于对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但是她确信我根本不是“反革命”,也不会 为了我的私利去出卖她与任何人。
关押我们这批所谓“阶级敌人”的“牛棚”，设在三楼集体宿舍的一个大房间。被关进“牛棚”的人失去一切人身自由，我们的基本生活就是白天劳动，晚上挨斗。
两年前,在面对一群狂徒的殴打折磨时,我保持了一个正直的人的尊严,坚持了真理,事实已经证明我能经受得住残酷的肉刑考验。但是，这时我却经不起精 神折磨的考验了,因为我想到贺元元现在怎么办?我崩溃了！我想到她在苦苦等我,而我又一次失去自由,不仅不能保护元元,反而给她带来无穷的拖累。我觉得我 实在太对不起元元了,但是我又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只有一死才能让元元迅速了断,才能保护元元。怎么死呢?最简单的方法是跳楼,只要打开窗户，就可以跳下 去。可是我想到不久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搂没死,摔断了腿,被人用箩筐抬着到处挨斗,真是生不如死。我转而想别的方法，这时我看到集体宿舍里还有杀臭 虫的“敌敌畏”药水。我知道“敌敌畏”最毒,是最有效的自杀药物,于是悄悄地收集了两瓶，藏在床脚后面。
都准备好了,可是我多么不想死啊!在决定一死了之的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我用各种方法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没法平静。思绪万千，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死了算了!
我也拟好了绝命词的腹稿。早晨一起床,我就蹲在床沿旁,把绝命词写在一张纸上，藏在床垫下。我至今仍能把这首词背下来——
绝命词
—调寄忆秦娥
晓梦残
彻夜惊梦未成眠
未成眠
三年已去
委屈依然
历数功过二十年
分明革命好儿男
好儿男
忠心欲碎
含泪黄泉
之后，我故意磨蹭了一下，让关在“牛棚”里的其他人先一步去食堂吃早饭,然后我迅速地把两瓶“敌敌畏”一古脑儿喝了下去,平静地躺在床上等死。
我本以为只要把“敌敌畏”一喝，人就安静地死了。没想到纯净的“敌敌畏”到了空空的肠胃里，马上把肠胃刺激得剧烈翻滚起来。当那些人吃完早饭回到宿舍时,我已经无法控制翻滚的肠胃,呕吐起来了。这下人们闻到了浓烈的“敌敌畏”味道,都大叫道:“刘平宇自杀了!”
此事立刻惊动了同样住在三楼的“革委会”主任杨桐。我听见他说:“马上送职工医院。”于是我被人抬下楼,用研究所的汽车送到了职工医院。在整个抢救 过程中,我的眼睛是紧闭着的,但是我的头脑却一直是清醒的。这时的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冷静地听着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在医院我听见有人说,“这又是 一个自杀的”,还有人说，“还这么年轻”。我还听出有个我认识的职工医院医生，也在急救室内参与抢救。一切都按正规的抢救程序进行,经过反复灌肠用药，我 居然被救活了!
真是奇迹！在此以前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喝了“敌敌畏”还能活的事儿。十二年后,我到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时,研究生办公室的老孙听到我在“文革”中自杀 的事,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喝了两瓶“敌敌畏”但没死成的事跟他说了。老孙问我:“你喝水了没有?”我说:“没有。就躺在那儿等死了。”他半开玩笑地 说:“这就是你没经验喽。你要是只喝上半口水,那就一点救也没有啦！”如果老孙说的是真的，那我当年不死,就要“归功于”我的无知了。这当然只是玩世不恭 的笑话。真正要感谢的是杨桐,他那一句“马上送职工医院”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
这是我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抢救过来之后,我被立刻押送回研究所。专案组马上展开新一轮的审讯,原来他们以为趁我身体虚弱，痛不欲生之时，就能被他们任意摆布，把我压得“低头 认罪”。可是他们想不到,死过一次的我,现在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以前他们时不时地还能用什么“死路一条”之类的话来吓唬我,现在这种话说出来,连他们 自己都会感到毫无力量,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几天的加班审讯，他们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我有错，没有罪。”
这件事之后,关“专政对象”的“牛棚”被移到一楼,以防止有人跳楼,而这正是我考虑过的自杀方式之一。
我奇迹般地被救活了,我的身体又奇迹般地迅速恢复。我在心中对贺元元说:“元元,我现在没法和你联系,也没法为你解难,但是我为你死过一次了。请你原谅我吧。现在我这条命是为真理活着的。”育才小学那三个讨论真理的小男生的形象再次浮现在我眼前,给了我力量。
这时的我性情似乎更豁达了，更没什么可怕的了。研究所没人敢念外语，我敢，居然敢在“牛棚”里念英语。在学毛主席著作的时间，我拿出英文版的毛主席 语录来学。我旁边的另一个“专政对象”根本不知道会有英文毛主席语录，只看到我面前的东西是外文，就溜出去了。显然他给“群专组”打了小报告，因为“群专 组”的“侯师傅”立刻来到“牛棚”，嘭地一声踢开房门就高声大叫道：“刘平宇，你在干什么？”我也毫不示弱，说：“我在学毛主席著作。”他指着我面前的英 文毛主席语录问：“明明是外文，你还要抵赖？”我马上翻到语录的第一页，指着语录本封面的毛主席像给他看，并说：“这就是毛主席语录，英文的。”“候师 傅”看了一下，也没法否认我念的是毛主席语录。他瞪了那个打小报告的人一眼，也放了一句话给我：“你给我好好念中文的主席语录，别再搞什么洋字码了。”他 转身就走了。我不屑地向刚才打小报告的那人撇了撇嘴，那人也只好低下头念他的书去了。我则中、英两种语录交替着念，再没有人打我念英文的小报告了。
我在“牛棚”里还做过一件事，也让“工宣队”和“群专组”着实瞎忙活了一阵。我记得那是1968年的冬天。一天晚上，我们在“牛棚”似乎听到“革命 群众”集合去游行。那时每当伟大领袖发表“最新指示”时，群众都要连夜结队游行，以示庆祝和拥护。这天我们没听到有“最新指示”广播。关在“牛棚”里的人 啥也不知道，只能呆在里面胡思乱想。于是有人问，今天他们游行是干什么。我想，没有“最新指示”为什么还要游行呢？一定是有什么大事。而大事也就那么几 件，便随口回答说：“大概是新的核爆炸吧。”又有人问：“你怎么知道？”我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当然我有法知道喽。”
第二天出去一问，果然昨晚的游行是庆祝我国新的核爆炸。于是“牛棚”的“积极分子”立刻又把我预先“知道”了昨天的核试验一事作为“重大的阶级斗争 新动向”报告给“群专组”。在他们看来，我根本不可能把事情说得那么准，而且核爆炸是极端机密的事情，刘平宇预先知道了，那一定有一个危险的“情报网”还 在研究所活动。那天只见那个“候师傅”出出进进，让“牛棚”里的人都来仔细回忆这几天我有哪些活动，和谁有什么接触。还特别找我谈话，让我交代是怎么知道 这件事的。我当然只能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凭经验想出来的。他们不信，非要查出个“重大结果”来不可。查来查去当然没有查出任何结果。我心里暗暗发笑：不相信 我的实话，疑神疑鬼有什么用？至于在“牛棚”外是怎么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里里外外闹腾了一阵之后，最后不了了之。
研究所里由“工宣队”领导的批斗会,其残酷性有了明显的升高。每次只要“侯师傅”一出场,一定会有新招，用来从肉体上折磨被批斗的人，并取得新的 “成果”。但是，斗我的会很难有“新成果”，“工宣队”很难有任何“满足感”，因为我的“认识程度”和他们给我定的罪名差距实在太远了。即使“侯师傅”亲 自出场，也未必能压住我的“嚣张气焰”。
在一次批斗我的会上，“侯师傅”为了逼我“认罪”,亲自上来揪我的头发。他不像别人揪你一下,让你低下头就松手。“侯师傅”揪住我的头发不松手,一 直揪到他怀里,狠狠地一边重复地骂:“我看你xxx再不认罪!”一边把我的头拉到地上,让我摔在那儿。我痛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我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第二天上午,我在外面劳动,正好那天是理发师傅到研究所给职工理发的日子。我看见理发师傅正在理发室前准备开始工作，想到昨晚“侯师傅”揪我头发的 那个狠劲，立刻要他给我快剪头发。理发师知道我的处境,非常配合,马上把我带进理发室，问我剪什么样。我说:“剃光。快!”他赶紧把我浓密的头发全剃光 了。
这天晚上又继续开我的“批斗会”,当“侯师傅”看到我光头出场,气得直跳脚,竟问:“谁给你剪的头?”我虽然站在群众前面挨斗,但看到“侯师傅”那 个猴急的样子，我也忍不住低头“噗呲”一笑。群众看到“侯师傅”发火,而被斗的我却在笑,批斗会的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当“侯师傅”知道给我剪头的是理发师 傅是个工人时，他也泄了气，这天的批斗会就很快草草收场了。
“工宣队”以为我不认罪是因为我自以为支持我的群众很多。于是“工宣队”首先让研究所的知识份子群众承认“中刘平宇的毒太深”,划不请界线。然后为 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工宣队”专门组织了原来给我平反的一派群众开会批斗我。当然，一个个发言都对我“严厉谴责”,表示要“坚决划清界限”。在这 些批判发言之后,“侯师傅”不无得意地当众问我:“刘平宇,你看看,群众都把你看透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停了一下,微微抬起头，轻声慢慢地说:“公道自在人心。”
会场顿时哗然，这个“候师傅”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幸亏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带头喊起口号来：“打倒反革命份子刘平宇的嚣张气焰！”这才让 “侯师傅”下了台。我则以鄙视的眼光瞄了那领头喊口号的人一眼。当然，这又招来更加野蛮的批斗,不过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毫无效果了。
“工宣队”同时幻想用小恩小惠来引诱我去“揭发”给我平反的这一派的“坏头头”。“侯师傅”对我说：“刘平宇，你要是有揭发那些人的表现，比如他们 叫你干了什么，就可以立功，减轻你的罪。”我说：“没人能叫我去做什么坏事。他们也都是按党中央的指示做的，《人民日报》怎么说就怎么做。”“侯师傅”听 我这么一说，只好狠狠地说：“你是打算一个人都扛起来啊。我看你扛不扛得动！”
这个“侯师傅”又想出了别的招。这次他把我和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放在一起斗。先斗那个干部。“群专组”想要那个干部承认“当过土匪”。那个干部不承 认,“侯师傅”就在批斗会上当着群众的面扭那个干部的胳膊。原来那个干部的胳膊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经不住用力扭。这个丧心病狂的“侯师傅”竟然越扭越重, 痛得那个干部连连大叫,只好说:“我是,我是。不要扭了!”听到这个干部的讨饶声,“侯师傅”得意地搓搓手说:“你要是早承认了,不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吗?”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刘平宇,你看他老实了吧?”
“候师傅”是想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可他想不到我有一个从小养成的革命者的思维习惯,“一打就招”对我来说是叛徒才有的极其无耻的行径。于是我回答说:“不老实。”
“侯师傅”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说:“一打就招了。”
这个文化水平不怎么高的“侯师傅”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会场里的“知识分子”倒先反应过来了，他们意识到我是在讽刺“侯师傅”和那个干部。于是又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刘平宇的嚣张气焰!”的口号。
“侯师傅”缓过神来后,恶狠狠地对我说:“刘平宇,你是不是打死也不招？哼,别嚣张,我们有的是办法！”
是的,当时“工宣队”掌握着研究所每个人的生杀大权,他们真个儿有的是办法。驻在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以其凶狠狡诈,以其善于制造轰动来表现“紧 跟形势”,而在陕西颇有名气。这个“省工宣200队”，当时在陕西省是响噹噹的省级“先进工宣队”。他们当然不能容忍有一个像我这样永远斗不倒、不认罪的 “反革命分子”存在。我知道，“工宣队”的人看到我时一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碍于“政策”，他们一时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除掉我的机会终于被“工宣队”等来了。
当时中央似乎看到了“文革”至此,打击面已太宽了。为了约束下面的胡作非为,就宣传起“宽严结合”的政策来。所谓“宽严结合”是指对大部分犯有不同 程度错误的干部要从宽处理，给予出路；只对一小撮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打击。“工宣200队”为了表现它是执行“宽严结合”的典范,找了一个 “从宽”的典型，决定拿我作“从严”的典型,正好借以除掉我。
虽然没人告诉我“工宣队”的决定,但我从一些太喜欢作廉价政治表态借以保护自己的人的态度,可以看出“工宣队”对我的迫害将进一步升级。
我把那些人无故在别人面前对我怒目而视,或对我无理寻衅的做法,叫做“廉价的政治表态”。对他们，我只觉得真是可怜,因为他们连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没有,喜怒哀乐还要做给别人看。我也看到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个“有问题的”干部，开始按“群专组”的指示监视起我的一举一动来了。
面对这些，我想:“好了,这回我最后的时刻真的到了。欠别人的东西也都该还了。”我对看管我的人说:“我要和‘侯师傅’讲话。”他们也不敢怠慢,立刻传话上去。那个“侯师傅”马上来了,还以为我要认罪了。
他表现出很想听的样子,问我:“有什么事找我?”
我说:“我欠图书馆一本书,给我还了它。还欠XXX一块钱,也替我还了它…。”
我还没说完,“侯师傅”就发火了,怒吼道:“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则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他说:“我在料理后事。”
此话一出,这“侯师傅”暴跳如雷,直说:“好,我看你嚣张,我看你嚣张！”
大概这“侯师傅”意识到我又预见到了他们要对我“从严”的“重大决策”，怕我“狗急跳墙”，就派“牛棚”里的积极分子对我日夜值班监视。从此我的每 一步都有人盯着。那些负责盯我的人，神情都很紧张。不知为什么，我反倒既不害怕，也不慌张，不时还跟盯着我的人开个玩笑，看着那几个人哭笑不得的样子，觉 得很好玩。
我想，我的坦然大概是因为自己除了真理，已经一无所有了。
大约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吃完早饭,“专政对象”都回到被关的房间。我听到全所职工被集合到大食堂去开会,整个研究所显得不寻常的严肃和安静。不一会 儿,关“专政对象”房间的门开了,“侯师傅”大喊:“带刘平宇!”两个身材高大的工人进来,一边一个扭住我的双臂,压住我的头,把我押到会场。其他“专政 对象”则跟在后面鱼贯进入会场,低头分站两边。
我记不清是谁在大会上作的宣布。首先是宣布“从宽”的典型。这是一个被“工宣队”定为“国民党孝子贤孙，小爬虫变色龙”而关进“牛棚”的我们这派的 大学生。从给这个大学生定的罪名“孝子贤孙，小爬虫变色龙”就可以看出，“工宣队”从一开始就实在没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派性”胡乱 整人。但是现在还要硬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对他“从宽处理”。主持人宣布：对他当场“解除专政”，“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
随后宣布“从严”的典型。宣布人说：“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平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证据确凿，拒不认罪。经陕西省公检法军管会批 准,对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平宇逮捕法办,立即执行！”在一片“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平宇!”的口号声中,我被押出了会场。
我本以为会被直接绑赴刑场，立即枪决,或者好一点，给关到死囚监狱去。没想到他们把我押出大食堂之后，却把我带进了研究所办公楼内一间“群专组”用 的办公室。走在押解的路上,我听见会场群众还在喊口号：“坚决打倒!”“永远打倒!”我想起这是1968年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喊的口号。我对自 己调侃说:“呵,给我刘少奇的待遇了。”
到了那个办公室,里面坐着“工宣队”和“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两个专案组的人,加上两个解放军。首先那个“专案组”的人颇为得意地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刘平宇,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
他们还在做把我从精神上压垮的梦。他们以为,一个有美好理想有远大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就是被逮捕。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逮捕，这就意 味着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从此没有任何出路,一生就毁了。在这天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多次对我说过,“刘平宇，你有侥幸心理,想顽抗到底。我们会让你一点侥 幸都没有。”意思是说他们偏要逮捕我,毁了我的一生。他们以为毁了我的一生,我就会垂头丧气,任他们摆布了。他们在等待我说:“我认罪,只要不带走我。” 他们没想到,他们碰到的人是一个饱受革命传统教育,只认真理,不服强权的年轻人。
我实在厌恶这些一直昧着良心整我的人,无意与他们多讲，更不想帮“工宣队”封锁真相。我想在枪毙我之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于是，当我看到那两个在场的不认识的解放军时,我就大声对他们说:“请解放军同志把我赶快带走！”
这时,我注意到这几个头头交换了一下无奈的眼光,并示意专案组的人继续讲下去。
这个专案组的人问我:“刘平宇，你说,为什么逮捕你?”
我爱理不理地说:“是为了所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听出了我话中的弦外之音是讽刺他们，是在说“逮捕刘平宇是为了把给刘平宇平反的这派压垮”。
他于是又问:“你没有罪?”
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有错,没有罪。”
他看看从我这里得不到他们预期的求饶,只好问我:“刘平宇,你为什么不表现好一点,争取留在所里呢?党和人民还可以给你机会。”
我说:“这里不讲理。”
他说:“好,让你讲讲理看。”我不想讲。他们坚持要我讲,态度似乎有点缓和的意思。我就想:既然你们还要走这个过场,我就来说上一回吧。我以将赴刑 场的悲壮心情,想把我的话讲成当年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辩护词,讲成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讲成伽里略的“可是她(地球)还 是在转动”。但是，我面对的是自称代表共产党的“工宣队”,在我的纯洁心灵中,共产主义还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最美好最平等的社会。我对自己说:我虽然备受 委屈,但我还不应该以季米特洛夫对待德国法西斯,卡斯特罗对待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伽里略对待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态度来对待“工宣队”。那么我又能说些什么 呢?我简单地回顾了我短短的一生,虽不光辉灿烂,但也算是絢丽多姿。不过我还是不忘检讨自己的错误,并绝然否认任何强加给我的反革命指控。我讲完了话,这 个会就结束了。
我意想不到的是,会后既没有拉我去枪毙,也没有送到监狱去。他们把我关进了研究所大楼的一个半地下的底楼楼梯间(见图15)，这楼梯间其实只是一楼 到二楼楼梯拐角下部的一个小空间，距离刚才谈话的群专组办公室不远。从图中可以看出,它很小,根本不是一个房间，里面没有电灯，也没有窗户。楼梯间的采 光，全靠楼梯拐角大窗户那一小块向下延伸部分。楼梯间里放了一块床板之后,连转个身都很困难；它也很矮，大部分地方连头也抬不起来。由于有这个大窗户，楼 梯间顶部是不能封死的，有约五公分的空气间隙，拐角处泼个水扫个地，脏水尘土都会立即掉进楼梯间。这楼梯间根本不是用来住人的。
图15，关了我三年的楼梯间：小门上方原无窗户，门上方的窗户是我被放出来后加开的。
我低下头才能走进这个楼梯间，一抬头，立刻看见仅有的那块采光窗的外面已经用铁栏杆围起来了。我马上回想到几天前在研究所院内劳动时，看到有人在大 楼外面给这扇大窗的下部装铁栏杆。当时我没有多想这些人在干什么，现在意识到原来他们那时就在给我准备所内监狱了。明明早就计划好要私设监狱，准备对我长 期非法囚禁，却对我说什么“表现好一点,争取留在所内”。看来他们是想用“逮捕法办”把我吓倒,逼我为了祈求留在所内而承认“反革命”罪,然后“工宣队” 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说:“由于刘平宇老实认罪,决定给予宽大处理,留在所内,交群众专政。”这样“工宣200队”又可以向外骗得什么“对知识份子再教育” 呀,“执行政策的模范”呀等等桂冠。实际上,他们在研究所的所作所为只是迫害知识份子和破坏科学研究。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工宣队”向省公检法军管会打 过保票,说只要军管会帮助完成逮捕刘平宇的形式,刘平宇一定会“老实认罪”,不用军管会把人带走。“工宣200队”极善于运用这种雕虫小技来骗得“先 进”。那两个军人也不是从“省公检法军管会”来的,而是从省建工局“支左”部队借来的解放军战士,难怪他门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不过这两个穿军装的人出 现在会场也有作用,就是把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们吓得口号喊得特别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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