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发信人: zhonghangyue (中行说),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最后的燕京大学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Feb 15 10:13:14 2015, 美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89b7b0102veaj.html
楚锴 http://blog.sina.com.cn/u/1401461627 2015-02-12 14:08:31
佳瑶，笔途文摘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
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
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
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
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
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
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
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
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
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
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
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
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
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
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
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
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
‘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
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
“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
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
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
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
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
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
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
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
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
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
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
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
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
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
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
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
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
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
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
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
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
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
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
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
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
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
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
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
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
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
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
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
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
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
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
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
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
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
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
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
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
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
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
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
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
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
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
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
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
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
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
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
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
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
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
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
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
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
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
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
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
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
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
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
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
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
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
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
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
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
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
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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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最后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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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
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
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
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
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
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
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
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
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
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
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
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
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
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
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
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
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
‘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
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
“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
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
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
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
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
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
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
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
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
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
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
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
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
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
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
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
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
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
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
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
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
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
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
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
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
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
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
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
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
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
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
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
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
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
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
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
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
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
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
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
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
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
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
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
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
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
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
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
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
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
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
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
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
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
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
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
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
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
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
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
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
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
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
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
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
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
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
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
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
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
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
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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