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中国出现全国性大饥荒。《墓碑》作者杨继绳估算，整个大饥荒期间，全国饿死3,600万人，少生4,000万人。作为亲历者，中国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茅于轼则为我们记录了一些大饥荒细节。他在回忆录《八十回望》中写道，“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编者注：茅于轼当年31岁，正值壮年）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
茅于轼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出了三个右派，这跟茅家历来的自由思想有关。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辛亥革命的起义。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并且鼓励我写好字。我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这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应该说，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都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通大学，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他回到南京老家后，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这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就做不成生意。父亲开修车铺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他的工作作风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故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这是他一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中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作南京大学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的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却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一辈子的“吃”
在过去的80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工资，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做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受轻伤的伤兵，伤好一点儿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也会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因为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由此可见，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如果吃得慢，别人就会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走过校门口时经常看见小摊上挂着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直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上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个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个菜，一个炒肉丝，一个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对于这件事，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伴随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饿死很多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才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那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售，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开始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里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的，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总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为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后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又开始好转，那时我到了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爱人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于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解放初期工资每年都涨，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挨饿
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记得只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因为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子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因为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却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化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饥饿使我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我从藤县回到北京时，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压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
多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在吃的方面已经不成问题，山珍海味经常品尝，鱼翅海参也不稀奇。但是人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过去认为最好吃的食品，现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这也许是味觉退化的缘故。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与她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了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受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打她主意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窗玻璃；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就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全家人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年她刚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过一千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奖励。“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自从“文革”以后就是她给我理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不得不上理发馆。我三十多年没有上理发馆的经验，听说现在的理发还给按摩，十分舒服，但是我至今没去尝试。
衰老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老相是1970年我40岁前后，在大同厂看电影，忽然感觉眼睛模糊，其实就是开始老花了。到7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体力当然不像年轻人，但是还能够坚持早上跑步，要跑两三千米。但后来跑步就取消了，因为膝盖疼。前后加起来跑步跑了三十来年。我打太极拳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游泳是我喜欢的运动。
由于我爱好运动，到老也还算健壮。可是我太太从来不运动，年轻时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来了。可见健康和运动没多大关系。
我到75岁时，在一般生活上没有感觉到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听力减退，配了助听器，可是用处很有限。所幸视力还好。
在75岁以后，我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来越不稳。特别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的尽头，做事老想着事业的结束，而不是开发一个新的事业，退的思想越来越多。现在还能够走动，可以随团出境旅游，但是再过两三年恐怕这一切都得停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