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晚清留美幼童的悲喜剧
大中小2013-05-16 05:35:17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历史】历史回溯到140年前，1872年夏，清政府组织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15年。
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喜剧。但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下，留美幼童渐渐脱离了清政府预设的教育轨道，出现“美化”的苗头，封建顽固派无法容忍，群起而攻之，于是清廷不得不改变初衷，在1881年提前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这些幼童被迫放弃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所热爱的学业，“凄然而归”，最终以悲剧收场。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的上演，是清政府推行“中体西用”文化政策的矛盾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的典型例证，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和曲折。
读“洋人书”合法化中国文化开始逆转
读孔孟书，走尧舜路，行周公礼，是中国历朝历代不可逾越的定律。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要办洋务，要造洋枪洋炮、建现代化工厂、修铁路、造轮船、搞电报电话等，企图用西方现代的生产力来挽救清朝的政治危机，进而富国强兵，但这些东西在固有的知识系统和文化建构中基本没有，所以必须读欧美人的书，学西方人的“长技”。
为解决语言问题，清廷首先在186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北京同文馆。在学外语的同时，还让学生学习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天文等，这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尤其是那些礼学大师们的不满。作为皇帝老师的倭仁急切上书，坚决反对学生学习那些“奇技淫巧”。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同文馆此举“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他还暗中操纵他的一些学生和心腹，在反对读“洋人书”的同时，于前门外的闹市贴了许多小字报，什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形，慈禧太后举行朝会，让主办同文馆的恭亲王奕欣与倭仁一伙儿辩论，结果倭仁理屈词穷，后又遭慈禧申斥，气急败坏，于回家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一病不起。
此后，守旧派一时沉寂，洋务派又陆续创办了20多所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学堂。但这些水平有限的洋学堂仅能培养一些较熟练的技术工人，重要的攻关技术还必须重金聘请“洋人”。高级人才培养问题成了困扰洋务事业推进的瓶颈，必须尽快解决。
事也凑巧，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的随身翻译，建议他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培养高级人才。曾于是茅塞顿开，随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留学生赴美，被批准。这才有了幼童远赴重洋，接受“洋人”的教育。这位翻译就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被史家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家境贫寒，无钱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澳门一所免费的教会学校上学，后转往香港马礼逊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847年，该校校长布朗有事返美，要带几位学生去留学，容闳第一个举手报名。于是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美国，先上中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本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在美国过优裕的生活，但他深深眷念着贫穷落后的祖国，希望中国有朝一日和美国一样富强。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学子像他那样到美国留学，如果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像他这样受了美国教育，美国的思想文化就迅速输入到中国，古老的神州就会“一跃变为和美国一样的少年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容闳阔别了他已生活了7年的美国，回到祖国，致力于实现他的派留美学生计划。
平心而论，容闳有些天真。即使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那时还不知大学教育为何物的中国，也并不被社会所认可。一介平民出身的书生，想说服中央政府去向美国派留学生，无异于白日做梦。但容闳最令人佩服的，是那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他先到广州活动，碰壁；又到香港，同样碰壁；后又到上海，还是找不到知音。而且，生活都难有着落，不得已他来到上海一家洋行求到一份工作。为实现他派留学生的理想，他在辛苦工作的同时，四处交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还写文章、搞翻译、办报纸、贩卖茶叶、发起赈灾，十多年后，在上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恰在此时，力主办洋务的曾国藩到处招揽了解欧美和西方技术的新型人才，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懂现代科技的聪慧之士。这些人多是容闳的好友，十分爱慕容闳的才学，在他们的举荐下，容闳进入了曾国藩幕府，并于1865年被派往美国为曾国藩采购机器，博得了曾的赏识，这才有机会随曾国藩到天津协助解决教案问题，大胆提出派留学生的建议。容闳这个建议的提出并实现，整整经历了18个春秋！
向国外派留学生，清朝各级官吏一窍不通，所以一切皆由容闳安排。考虑到语言问题以及在美国受系统的教育，容闳决定选12岁左右的幼童，留学15年，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可是，那时的中国封闭、保守，即使不用自己花一分钱，也不愿让孩子去美国留学。而且，社会上有各种可怕的传言，什么美国人野蛮，会把中国人剥皮后再贴上狗皮，到各地展览；美国人会把中国人当奴隶，不让归国，等等，谣言四起，让人生畏。所以，招收幼童出国极其困难。不少家长报名后又退掉。12岁的詹天佑很想去美国学习，但父母坚决不让。其邻居曾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生意，了解西方世界，就极力劝詹天佑父母送儿子留学，他说：“在国内读书，最多弄个铁饭碗，出国留学那可是个金饭碗！”但詹的父母还是不允。不得已，这位邻居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詹天佑，才得以报名前往。容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批30名幼童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只得回到家乡，宣传说服，才勉强凑够。
这些幼童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简单培训后，于1872年8月乘船驶往美国。此后3年，又每年选派30名，120名幼童总算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留学，分别寄宿在美国友人的家里。
幼童留美，看似平常，却具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文化变革中，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变迁具有釜底抽薪的决定性效应。幼童在美国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国人固有的知识资源中注入了新学，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置换中国固有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就溢出了传统，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路。随着知识的变化，与知识联系的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各种制度、思想行为、生存模式等几乎一切都会受影响，发生新变化。
更为显着的是，幼童留美为中国高级人才的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出国留学成为许多有为青年梦寐以求的黄金坦途，留学教育方兴未艾。1877年即有严复等77名青年往欧洲留学；1896年向日本派了13名留学生，随后就出现了几万人留学日本的盛况；留学美国也一浪高过一浪。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生遍布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留学生成为中国新知识群体的中坚和不可或缺的人才库，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由此不难断定，留美幼童是新文化的拓荒者，揭开了中国文化迈向现代的新的一页。
功亏一篑，“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矛盾折射
众所周知，清政府办洋务的基本方针是“中体西用”。幼童留美既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清政府也必然会不折不扣地落实“中体西用”。具体而言，幼童必须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这就是“西用”；但绝不容许幼童接受美式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要从思想到行动忠于清廷，维护封建专制，这就是“中体”。换言之，技术是“西式”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式”的。清政府把极其矛盾的“中体”和“西用”糅合在一起，用资本主义的“用”去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就使“中体西用”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的中国是非常进步的，具有划时代的开拓作用；另一方面，把先进的生产力纳入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和管理系统，必将制约新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或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幼童留美就是这样，一方面到新大陆接受美式教育，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元素，渐渐生长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质；另一方面，却强迫幼童固守清朝的文化传统，忠君亲上，回归原路，老老实实做清政府的奴仆。“中体西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文化效应，幼童一到美国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着装。幼童初到美国，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小马褂、绸缎裙子、黑布鞋，脑袋后拖着一根油光发亮的小辫子，美国人见后十分好奇，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多看他们几眼。一些淘气的小孩子经常跟在他们后面高喊：“中国女孩子！”幼童一听极其愤怒，但也毫无办法。尤其是在学校上体育课，他们的装束就更不方便。打篮球、踢足球时，脑后那条讨厌的辫子，实在碍事。因此，幼童纷纷要求换上美式休闲装，也有的提出要剪掉辫子。但却遭负责幼童事务的清廷官员严词训斥，坚决不让。理由是这种服饰代表的是清朝，剪辫子则是反清的象征。但是，时间一长，幼童就不理那一套，多数都换上了美式装，见清朝官员时再改装。个别的则偷偷剪掉了辫子，然后买条假辫子，应付官场。而一旦被留学生监督识破，常被杖责，甚至有更严厉的处罚，直至开除。这类问题几乎和幼童留美过程相始终，让清廷官员和留美幼童都很头痛。
第二个问题是学中文。幼童的中国话不会忘记，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教育，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将来回国工作还真是问题。选派时只考虑到年龄小，英语易学，而忽略了中文教育。为弥补这一缺陷，只好在留学事务所开办中文班，一般每两周学习一次。但幼童们多对中文不大感兴趣，教授颇难。个别的则逃课或编“理由”不来上课，被发现后即被杖责。长此以往，许多幼童视学中文为畏途。现存的33篇幼童所写的作文，大多是一些浅显的习作，如《有朋自远方来解》、《见贤思齐焉解》、《五谷熟而人民育解》等。如何中学、西学兼通，成了留美幼童教育的一大难题。
第三个问题是入教。基督教是美国文化的根基，教堂遍布全国。加之幼童为了学语言，都分住在美国友人的家里，每逢礼拜天，幼童很自然地就和家长一起进入教堂，唱圣歌、听演讲、祷告祈福，非常开心，想家的愁苦和各种烦恼一扫而光。所以，幼童都喜欢去教堂，也有的接受了洗礼。这就犯了大忌。出国前，清朝官员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绝对不能信教。到美国后，幼童却我行我素，皈依基督，令留学生监督非常恼火，先是将去教堂的幼童找来训斥，后又将入教者开除。于是那些信仰基督的幼童总是战战兢兢，转入地下活动。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中美文化冲突尤为突出。
第四个问题是道德礼仪。以基督文化支撑的美国，道德伦理的核心是爱，爱的内涵是相互平等，所以在人伦关系和等级尊卑等方面要较清廷自由随意。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说没有爱，但爱被融化于严格的礼仪和等级之中，在三纲五常的规范中显示所谓的“爱”。幼童到美国后，由于年龄小，不熟悉清廷的礼仪规范，在新大陆那种自由的空间中，很快被美国的道德文化所同化，淡化了等级尊卑，见官员厌恶作揖、叩头。那些监督对此却十分在意。特意规定幼童定时到留学事务所请安，向长官作揖、叩头，否则杖责；并令幼童每周要朝西向着清朝的方向拜谒皇上，颂扬皇帝的“圣恩”；还在幼童学中文的课堂上摆上孔子牌位，上课前拜叩，体认“圣人”的伟大。幼童对这些繁琐的礼仪极为反感，常常因为做得不好被责罚。前三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还比较随和，在任时间也不长，被责打的幼童还不太多。第四位吴子登，则脾气暴躁，官味儿十足，幼童稍不留意，就遭打骂，甚至开除。久而久之，幼童与吴子登形成严重的对立，甚至不少幼童干脆不到留学事务所向吴监督请安。吴也视幼童为眼中钉、肉中刺，连幼童喜欢体育活动，也遭吴子登破口大骂，严禁参加。
以上四个问题，除第二个问题是决策失误外，其他三个问题的出现，说到底是中美社会文化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差异所致。在“中体西用”政策的指导下，清廷对幼童的开放度仅限于科技文化，也就是“用”的层面；一旦触及到价值观、信仰、人伦这些“体”的问题，就要收网了。吴子登的看不惯，除脾气秉性古怪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幼童们在不断冲击清朝封建专制的本体。所以吴子登与国内的守旧派联合，群起上奏，诋毁幼童。指责幼童们无论学到多么好的科学技术，也难以效忠清廷，与其培养些“假洋鬼子”，不如及早将他们撤回。再加上清廷想让一些幼童到西点军校学军事遭美方拒绝，于是就在1881年将幼童全部撤回。容闳原先设想的百年内每年向美国派一大批留学生的宏伟计划成为泡影。
幼童撤回时，大部分都在中学或技校学习，不少人已进入高中，有三名已经迈进大学，成才在即。一旦中途撤回，不仅浪费了巨额钱财，而且中断了幼童的学业，遗憾终身。美国的许多校长包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都写信给清政府，希望收回成命；总统格兰德也亲自致信李鸿章，希望不要中途撤回；清廷的一些开明官员也上奏反对撤回。但清政府一意孤行，蛮横地责令幼童回国。幼童归国后，像罪犯一样被关在上海的一所学校，几天后随便分配工作了之。但幼童们毕竟掌握了一些先进文化，竞争力强盛。凭借他们自身的努力，在20世纪初年大都崭露头角，不少人成为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事业有成。其中最著名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中美文化交流融会的奠基者
一般情况下，异质文化的交流较之同质文化的沟通更具创新意义。因为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消除固有文化的惰性，焕发新的生机，犹如一潭死水重新找到了活水源头。中美两个大国，政治、经济、历史、习俗、价值观如此不同，交流的必要性和发展的互补性尤其重要。但是，在幼童赴美留学之前，中美互不了解，基本处于瞎子摸象、雾中看花的隔膜阶段。中国人何时知道有个美国以及美国人何时晓得有个中国，已难有确切的答案。有关资料显示，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道光皇帝还不清楚美国在世界上的确切位置，误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接壤。绝大多数中国人连美国的基本概念都没有，甚至没有统一的称谓，有“竿里干”、“米利干”、“米利坚”、“花旗”、“亚墨里驾花旗”等多种说法。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曾描述了美国的方位，评介了美国的一些社会文化，但较为缺少切中要害的实质论述，而且取材于二手资料，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不在少数。真正实地考察新大陆并进行文化交流者，更难窥见。
不过，殖民意识很强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意愿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探求。在18世纪初，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就曾来华探险。他们返美后，讲述在华的所见所闻，引发了许多美国人极大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商人巨子，急切想来中国发横财。于是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轮船自纽约启航赴华，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此次航行，大出美国人所料，竟获纯利近4万美元，利润高达25℅。美国新闻界争相报道，不少美国议员还建议重视和拓展对华贸易。于是，美国国会在1789年至1791年为保护对华贸易曾专门立法。与此同时，一些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考察风土人情，还写了几本介绍中国的书。但其内容仍属一知半解，主观臆测的成分很多，讲述《红楼梦》时居然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位“美女”。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视中国人为“长尾巴的天朝人”、“雨伞民族”、“未开化的猪眼人”，愚昧而不可救药。个别商人还重金从中国乡村购买小脚妇女，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获取巨额利润。可见，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对对方缺乏深刻准确的了解，遑论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
幼童的出国，结束了中美之间的隔阂，为中美文化沟通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们脚踏实地在美国生活，多者9年，少者6年，具体感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美国。而且，他们的出国，本身就带来了最真实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让美国人实实在在地对中国人有了真切的认识，改变了他们对华人的许多错误看法。从一些记述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对幼童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亲自教授幼童的巴脱拉(LouiseBartlett)小姐说：“他们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聪明能干，一般来说，只要我教会他们一种游戏，他们就会赢我，他们学英语非常快，除了初次见面时我们交谈有困难外，以后一点困难都没有了，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读书进步很快，老师也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美国的报纸评论说：“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的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曾与幼童同学的菲尔伯斯(Lyonphelps)教授在1939年回忆说：“在哈特福德的乡下学校以及中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孩子，每次回忆起往事，自己似乎也觉得奇怪，当我进西中时，我发觉学校里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可能一半是由于东方逗人可爱的性格，以及他们适应人的天才，我很自然地经常请他们做我的游伴。”由此不难看出，幼童们所展示的中国文化赢得了美国人的高度赞誉。
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文化移植，都必须以人为本。欧洲文化之所以在近代风靡全球，和他们积极向海外殖民关系很大。这是因为，任何文化最终都会积淀为一种价值观主导下的生存样态即日常行为习惯。每个留美幼童，不管其意识到与否，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形象结晶体。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幼童们在凝结中华文化的同时，还汲取了美国文化，成为兼具中西文化特质的一代新人。这就把文化交流中一般物的交流升华到了人的更高层次，为后来更深入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在留美幼童启航之前，中美之间除容闳外基本没有熟悉中美文化的人才，仅停留在偶尔的经济往来和图书交换上。例如，1867年春，美国国会向中国提供了50份官方文件，作为政府资料交换。1868年，美国向清廷赠送了豆类、蔬菜以及各种谷物的种子，并要求清政府交换。此后，美国政府又希望中国提供税收、户籍、人口等方面的资料。1869年清政府即回赠美国花种50种、五谷和蔬菜种子16种，中国书籍10种934卷，包括儒家经典、医药科技和文化典籍3类。
幼童留美这样的文化交流，则非这些星星点点的物的交换所能比。因为，一旦出现了文化交流的人才，就可以使中美文化交流持之以恒，并深入扩展。此外，有了幼童留美的破冰，后来的留学美国接连不断，形成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识精英，还产生了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竺可桢、梁思成、林徽因、冰心、冯友兰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大师。留美生这个由中美文化培植出来的新型知识群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对接中美文化的天然媒体。留美幼童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重大而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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