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年秋天我从上海北上，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医预系，五一年进协和，五四年参军，五六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五七年中了毛主席的阳谋，当了右派，在农村监督劳动一年后，送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医院继续在医务工作中监督劳动，六二年成了摘帽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因为是摘帽右派，被专政了一年多。虽然吃了些苦头，总算没把小命丢掉。六九年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高唱反帝反修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为了争夺黑龙江里一个小岛，真枪实弹，打起来了。北京城里挖开了防空洞地道，谁知道有多少人会相信这能防止原子弹的破坏， 我在农村上班对这些似乎没有太大感觉。七一年的春天开始了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员在中国大出风头，当年九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荒原，接着尼克松在七二年早春访华，成为头条新闻，联美反苏成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才知道，这都是因为尼克松采取了紧急措施，想办法通知中国，苏联有对华发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意图，并且示意给苏方如果苏联真对中国动手，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将会对苏联一百多个战略目标和城市进行核报复。尽管水门事件让尼克松在美国大多数人心目中，都是臭不可闻，但在中国共产党和老毛眼里他却是中国共产党大大的好朋友。所以尼克松下台后还请他再次访华，连她的女儿女婿都成了老毛的贵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的确太大了。这些内幕当然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虽然五人帮还在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但群众对政治运动的劲头已经减弱了，随着周总理的去世，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被镇压，老毛的去世，四人帮垮台，英明领袖华国锋上台，邓小平复出，接着中美互设办事处，七九年邓小平访美，发动惩越战争，到中美正式建交，互设大使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的国门总算打开了一角，老毛接见了旅美华人李振翩医生，报上说他是毛的老朋友，最近上网查询才知道，李医生原来是当年被毛叫到家里去给杨开慧接生的医生，真是够老交情了，此外毛还接见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旅美华人李振道，报上还连续登载了新华社记者的访美通讯报导，虽然其中对美帝的贬义词少了些，但有些旧模式还没放弃，例如说美国穷人吃猫狗罐头过日子，记者本人上厕所要交一毛钱才能有手纸供应等等，后来才知道这些报道都不是真实的。渐渐地回国探亲访友的人也多起来了。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突然我的大表姨吴楣叫我去北京饭店见她，她是我母亲的表妹，跟我们家是很熟的，在饭店楼下的大厅里面请我喝咖啡吃点心，里面虽然没什么顾客，但我仍怕不安全，怕桌子底下安装了窃听器，等出了门，走在长安大街上才敢随便说话，主要是弄清了我哥哥在美国的地址，并知道了我母亲，和兄弟的情况，原来解放前，在上海时，大表姨住在大西路，离我们在番禺路的家不远，她说我们家四九年搬离上海时，我父亲曾托她保管一些书信，后来她打开一看里面竟有宋子文给我父亲的亲笔信，劝他速离上海，她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烧掉了。她还问我知不知道最近有解放军空军驾机投奔台湾的事，这倒是新鲜事，从来报上登的都是台湾空军驾机起义来归祖国的。她是杭州美专毕业的，嫁了个德国人，解放后搬到天津，做进出口生意，贩卖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到欧洲。中间中断了不少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又回来，这下我总算又与哥哥开始通信，从五二年以后，我就与家里停止通信了，文化大革命中，怕红卫兵来抄家，把哥哥从美国寄来的照片都给烧掉了。现在我们的通信内容也只讲生活情况，不谈政治，对于在国内当右派吃苦头的事，当然只字不提，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且估计共产党对来往信件的检查一定也少不了，还是小心为是。哥哥来信说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见到我。通过一年多的通信，搞清楚在美国如想继续行医，必须有行医执照才行，首先要通过ECFMG（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考试，这样才有资格申请当住院医生，美国不承认外国的医生资历，不管你多大本事，到了美国也得从头当住院医师。很早就知道协和的脑外科专家关颂涛，到了美国也得从头去当住院大夫。当了住院医师后，再要经过一道FLEX 考试(联邦医学执照考试)，才能拿到行医执照。哥哥给我寄来一本ECFMG的小册子，说明考试内容包括医学的基础课，临床知识和英文考试，这些东西已经二十多年没接触了，得从头捡起来，只好上北京图书馆借了本薄薄的原版生化教科书先念起来，其他的学科都顾不及了。不久哥哥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李天培，朱大兴等人来访，我请他们传带口信，说我想到美国去，哥哥才开始找律师咨询，美国的移民政策主要是照顾家庭团聚，第一优先是夫妻团聚，第二是父母和未婚子女团聚，第三和已婚子女，第四才轮到兄弟姊妹的团聚，每年对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一定的名额指标。中美办事处成立后已经开始有人办理移民了，胆子大的人先申请，很容易通过，但名额用完，晚来的人就得排队等候，按兄弟关系申请要等好几年，而且美国的规定是，一旦申请移民就不允许来美国探亲，一直要等到被批准移民才能来美，谁也搞不清这要等多久，所以律师劝他先让我申请探亲，人到了以后再想办法。此外我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搞不清楚，申请移民万一不批准，将来是否又会成为被斗争的口实，推想申请探亲总比申请移民的罪过小一点吧，所以还是申请去探亲比较保险。于是哥哥用文言文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 让我呈交给各级长官，希望长官们高抬贵手，让我和两个孩子能出国探望我别离多年的母亲和兄弟，同时他也给美国大使馆写了经济担保书。经过我们公社医院，公社党委，县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逐级审批，好几个月后，居然被批准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到了手。然后我再想办法去要燕京，协和的成绩单，没有大学和医学院的成绩单就不能报考ECFMG考试。到北大生物系找到胡美浩同学，她很快就找到了我的成绩单。到协和去，在门诊大楼看到 汤小芙和朱元珏两位同学正在上英文课，她们都是党员，而且是神经科和内科的技术骨干，大概在准备出国进修吧，没敢打扰，自己往里走，碰巧看见不久前从青海调回来的王忠植同学，正在在给进修生讲课。我就站在门外听讲，他不时看看我，似乎有点好奇，完全认不得我了。等下课时，他过来问我有事吗？我心里直好笑，二十多年不见面，我看他好像变化不大，肯定是我自己的模样变化太大了。只好自报姓名，说明来意，他倒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着说没问题，这事正好归我们下一班的汤兰芳管。说着就带我去教务处找汤兰芳，但是还真不好办，文化大革命里，这些狗屁成绩档案都被销毁了。现在她只能给我开一张证明，说明学校已经没有我的成绩单了。好在我自己手里还有一张毕业证书。接着我就去找外科主任曾宪九，在他家里见到他，告诉他我的打算，请他给我写封介绍信。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当场就用打字机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对一个倒霉的学生，肯这样帮忙的老师，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少了。其实骨科主任王桂生对我也很好，曾经替我给卫生局谭壮局长求情，要求给我调动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冲锋陷阵，破四旧，打破了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以后，没有再被利用的价值了，于是这些人都被送到农村和边疆去战天斗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也减少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我的大孩子小熊， 高一那年我就把他转学到我们公社的红星中学，户口也转到我们医院。毕业后，就在医院附近的瀛东小队插队干活，这样他就免得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上山下乡了。七七年，他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开放高考，考上北大。他的自学能力比较好，初中的外语是学德文，高中根本没有外文课，英文完全是自学的。以他的考试成绩，本来任何系都可以被录取，考虑到我们的政治条件，爸爸是右派，外公是大右派，祖父当过台湾的经济部长，如果报考热门的专业，没法跟那些工农兵或高干子弟去竞争，就让他报了一个最艰苦，别人不敢报名的冷门专业，地质地理系。亲友里有人说他爸妈都是医生，应该去学医，有父母的帮助和指导，那多好呀，但我们都把医生当够了，不希望孩子再干这一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医生也不过是他们给人送礼的工具，动不动就被发配到边疆，到农村去服务。做得最好也不过是成为共产党大官的私人医生而已。到八零年时，他的系主任林超已经打算收他当研究生了，虽然我的母亲很想看到他，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长孙。考虑将来我们三个人到了美国，都要依靠我哥哥，给他的经济负担恐怕太沉重了，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是在外婆的庇护下长大的，我和湘谷都是上班族，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花的时间很少，他们是外婆最心爱的人，两个都带走怕外婆会受不了的。这时小虎上高三，马上要毕业，很不懂事，留在国内怕学坏了。所以最后决定只带小虎一个人走。
八零年五月三十号，湘谷的妈妈从商业部叫来了汽车，送我们去机场，路上说恐怕将来见不到了吧，我说不会的，我们会回来的。不过我想她心里是知道，我一时是不会回来的，我对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想不到竟是一语成籤，等我八三年回来接湘谷时，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湘谷的妈妈，胡子婴，早年就参加抗日反蒋活动，抗战时与章乃器离婚，因章有外遇，解放后她在上海工商联工作，她对共产党毛主席是彻底拥护的，是毛的大粉丝，对毛的一套理论和措施也是努力学习，积极贯彻的，当然也就会积极参加反右运动，她给章乃器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章乃器”。现在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对章乃器最致命的打击，实在有点言过其实，这篇文章我当时就仔细看过，因为作者是我的岳母，文章的攻击对象是我的岳父。里面说的都是事实，无非是章乃器和国民党广西军阀有些联系，这种事情在国共合作时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老毛，周恩来算起，有几个没有和国民党有过密切关系？实在是谈不上给章乃器扣上了什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充其量也不过是在贯彻共产党毛主席的意图而已，而且这篇文章肯定也是民建会，工商联党组审查通过的。 其实她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可惜她身体不好，没能活到八九年，如果她看到六四屠杀，她对共产党一定会大失所望的。她对年轻人很爱护，很愿意帮助，她看我比较消沉，就劝我凡事多看国家，国家好了，个人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可惜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何况国家也没搞好，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已经推到崩溃的边缘了。她自己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当走资派，靠边站，打扫卫生，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被人挤得摔一跤，右臂肱骨颈骨折，医院不给看，因为是走资派。几个星期后再去看，照了x-光才知道骨折了，医生说不要紧，慢慢会好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教育出来的医学水平。可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认为这也是对她的一种考验。
我和小虎的行李非常简单，两人兜里一共只有四十块美金，这是当时共产党允许兑换的最高限额，他们认为既然有人请你们出国探亲，一切都会有人替你付钞的。我们坐的是波音七零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航机。有二百多座位，好像只有七成满。起飞不久就有人到后面找地方睡觉去了，离我们不远处有两位年青人在大声聊天，一位在介绍他第一次随邓小平访美的见闻，当他们出席欢迎会时，看到停车场里排满了汽车，认为这是美方故意在造势，后来才发现美国就是汽车多。这个被共产党宣布为日薄西山，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其富裕的程度真是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想象，看来这位多半是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小干部吧。飞机先要绕道上海，然后在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停留几个小时，乘客都要下机但不能出机场，回来还是原机，但人多了些，天黑了也继续飞行。在晨曦下飞机降落在檀香山机场，再飞行不久就到洛杉矶，因为是向东飞行，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到美国时还是五月三十号。一路上我没睡着一分钟，只能合眼养神。出关就见到阔别三十二年的老母，两人抱头痛哭，来接的还有我弟弟和表妹。我们跟母亲都住在弟弟家，他家人口多，四个孩子，还都小，所以我和小虎晚上都得在客厅打地铺，过几天哥哥也从西雅图赶来相会，他在那边出差开会，所以没能来接我们。那边不久前刚有圣海伦火山大爆发，半个山顶崩掉了，他带回来一小瓶火山灰留作纪念。哥哥长我四岁，出生那年长江发大水，所以小名叫洪生，是我们的大哥，也是我们这一辈的权威人士，我们都叫他哥哥，其他弟妹都互相直称小名，四九年他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五零年到美国实习，以后又在加州理工大学和斯丹福大学得了博士衔，先后在IBM和贝尔实验室工作。六十年代因所研究的项目涉及军事，不得不入籍美国。我看他两鬓已经半白，面色也比较苍白，不过精神很好，兴致很高。哥哥的朋友老张请我们去玩迪士尼游乐园，母亲不敢坐过山车，只能在远处看着我们。在弟弟家住了不久，因母亲要和她大姐相聚，我们搭哥哥朋友徐兰的便车北上，到旧金山，住到刘云韶表弟家，见到刚从台湾过来的大姨，在这里看了金门大桥，游览了伯克利大学校园。然后我们才飞到东部，住在哥哥家里，这里叫Rumson, 是 新泽西州中部滨海的一个小镇，到附近的Sandy Hook, 隔海能看见纽约。我跟着母亲睡一间较大的房间，小虎和两位堂弟睡一间，有双人床。我开始温习功课，东西太多，毫无头绪，不知念什么好。这时哥哥打听到在Livingston, 有个San Barnabas医院，每年办两次补习班，专为外国医生补课，准备考ECFMG, 他替我报名交了费。记得好像有九个星期的课，等于把医学院的课程全部重点讲了一遍，而且有讲义，便于温习，帮助很大。在那里住在附近的民居，一间房间住七八个人，床铺紧挨着。记得同屋的一位菲律宾医生，后来没考上，到俄亥俄州的Toledo当抽血员去了，另一位台湾来的黄维国医生，是耳鼻喉科的，自己在淡江开医院，做院长。好像后来也没考中。但他还是移民过来，在北加州买了房子。我在食堂用餐总是挑最便宜的吃，从来没买过汤或饮料，我自己倒一杯冰水放点白糖，再加一片柠檬，就成了柠檬汁，这些都是不用花钱可以随便拿的。在食堂还看到带枪的警察，护送提款员从食堂收款员取款的场景。看来这里治安的确有些问题。在这里还结识一位上医六二年毕业的韩罗意大夫，常坐在一起听课，渐渐成了朋友。老韩比我小几岁，搞内科，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写过急症书，对血液病有研究，脑筋灵活，记性好，让我自愧不如。班上还有一批美国人，是一些在美国进不了医学院，跑到中美洲多明尼加国，去上专为美国人开办的医学院， 然后回来考ECFMG的，这也是一条美国人当医生的捷径。结业后我和老韩又一起在他三叔的宿舍里，温过几天书。考试结果我们两人都通过了业务部分，可是英文都不及格，幸好等补考英文时，我总算及格了。以我的探亲身份本来是不能找工作的。所以只能在家闲着，每天到附近Red Bank的 Riverview医院图书馆看看书或者当志愿者，在病房伺候病人，这样可以练练英文。小虎在Lincroft的社区大学开始上课，每天靠我嫂嫂接送。我也趁机开始练习开车，在嫂嫂的热心帮助下，拿到了驾照。哥哥的一位邻居，又是打网球的球友Mr. Sanderson，太太是附近Monmouth 医学中心的院长，哥哥托他们帮忙，上医院去过一次，他们说只要有工作许可证，就可以让我去麻醉科当住院大夫。外科太辛苦，怕我吃不消。但工作许可证谈何容易，所以实际上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时大表姨的好朋友汤公英阿姨通知，叫我到华盛顿去找她，她在华盛顿退伍军人医院生化科工作多年，已经退休了，与附近华盛顿医学中心的病理科主任说好了，先让我去当志愿者，跟着住院大夫一起学习。没干了几天，汤阿姨带我去参加一个美东华人医学年会，汤姨的丈夫，高景泰伯伯是会长，他们认得不少医界人士，或许有机会找到能帮忙的人。会上有几个人用英文发表论文报告，其中有上海医学院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的女儿，介绍针灸可产生一种类鸦片的大脑神经介质，认为这可以解释针灸的止痛作用。听说张昌绍教授在文革早期就被共产党斗争逼死。在会上汤阿姨介绍我认识了印地安那州Fort Wayne 的潘捷民大夫，他答应给我想办法，不久他就从Fort Wayne来电话，让我去面试。去Fort Wayne 那天要在滨州的匹茨堡转机，要等好几个钟头，正好我的协和同学孟宪钧在那里进修，我手中没几个钱，也不知道他那里有多远，不敢叫计程车去看他。只能在机场打电话与他聊天。当天就住在潘大夫家，第二天面试，科主任Schneider很客气，知道我在华盛顿医院病理科见习了几天，就找了个外科手术的新鲜标本，刚切下的一段结肠让我描写，录音。录音带交给秘书去听，秘书们说听得懂我的话，面试就算完成了。回到哥哥家以后，不到十天，潘大夫又来电话，说事情成功了。叫我去上班。就这样当上了病理科的住院大夫。这里是Saint Joe’s Hospital, 是个教会医院，主事的是几位修女，潘大夫是教徒，与修女的关系很好，所以事情才办得顺利。这下子我总算有收入了，虽然数目不大，年薪一万二，扣了税，房租，每月还有七八百元，当住院大夫可在食堂免费吃饭，一天三顿，我是连周末假日也去，省了不少钱。当了住院大夫，下一步就是去考FLEX. 得趁热打铁，因刚考过ECFMG, 那些东西还记得住，考试是在州首府印地安那泼利斯，考了两天，居然也通过了，这样行医执照也有了。其实我在这里当住院医生也是非法的，是凭了潘大夫的面子，医院才承担当了责任，好在这种事也没人来查。听说办移民还有一个途径，叫技术移民，可以申请是特殊技能人才，例如搞针灸，于是我就写信给红星公社的老同事中医吕大夫，请他证明我当过他的徒弟，学过针灸。而且去旧金山参加一次针灸考试，本以为背熟穴位，知道扎针的适应症就行了，谁知道竟考了不少中医理论的题目，事先毫无准备，一败涂地，白白花了我四百块报名费和来回的机票钱。事后他们来信通知说，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补习班，保证考取，但学费太贵，要一千二百元，我也不愿请长假去上课。只好断了这个念头。上班半年以后，韩大夫的英文考试也通过了，来信希望也能来这里工作，我和潘医生一说他就答应了。这样我们就有两位住院医师了。科里有四位病理学家，Schneider, 潘大夫，一位叫Sisira 的斯里兰卡大夫（也是这里培训出来的，潘大夫总叫他锡兰人），还有一位Casey, 是刚上任的，原来在北卡州工作，正在等候转换印州的行医执照，所以暂时不能正式工作，他最空闲，有时间跟我们聊天，带我们看片子。住院大夫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早上处理当天外科手术下来的标本，描叙，取样，交技术员切片，染色。从开始帮助做尸检到最后独立作尸检。这里有个化验员训练班，每天下午有课，我们也跟着上课，空余时间就自己看显微镜片子，看书。潘大夫对我们丝毫不像对待下级或学生，更像对待朋友那样。每天十点左右，看完了头一天做好的片子，潘大夫和Casey就会来叫我们，一起到楼下医生休息室去喝咖啡吃点心。Casey认为这很重要，当病理学家一定要与临床医生搞好私人关系，不然工作也做不好。他认为我们成天念书，看显微镜，对电视里的打棒球，和美国足球毫无兴趣，是不行的，和别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小虎在Lincroft 社区大学上了两年，转学到Fort Wayne 的普度大学分校，上电机系，以后又转到普度的本校。他也很争气，从二年级起就没再交过学费，自己还打工挣钱，买了汽车。毕业后在威斯康辛找到工作。后来被派到台湾工作了几年，又被派到上海，北京工作。
我母亲自六三年我父亲去世后，常来美国看望我哥哥和弟弟，有美国绿卡，但她不愿当美国公民，因为由我哥哥替我申请移民需要好几年，所以律师认为最快的办法是让我母亲先办成公民，然后由我母亲申请母子团聚的移民。凭绿卡转公民，必须三年内在美国连续居留多少个月份才行，我母亲虽然常来，但都是很快就回去，所以现在必须为我在美国连续住满两年。在台北她的亲戚朋友多得很，打麻将随时可找牌友，台湾银行给她很大的房子住，司机也是公家的，所以生活很是优裕，住在我哥哥这里真是度日如年。 到八二年底移民局通知，我可以领绿卡了，我母亲像得了大赦一样，马上回台湾去了。但是我的绿卡不能在美国办，必须到中国广州领事馆去办理，经过跟他们辩论总算答应可以改到北京办理，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在美国非法工作，所以必须出国办理才行，我当时有点不敢回去，因为当初是申请探亲，现在忽然变成移民了，不知道共产党会怎么说。另外湘谷申请探亲护照，首钢医院一直刁难，说她是技术骨干，不能放走，直到她给陈云副总理写信，才给办成，这样拖延了很久，到八三年十月我才向潘大夫请了两个星期假回到北京，可是到了大使馆一位中国女办事员非常严厉，说我来晚了，不能办理，叫我回去等候通知，态度蛮狠，有点假洋鬼子的意思，估计一定是位中国政府派来的党员办事员吧，等了一个多星期不见通知，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潘大夫续假，他打电话给印第安那州的国会议员Dan Coats 求救，Dan Coats 打电话给大使馆，大使馆很快就通知我去面谈，这次换了个洋人，也不用在站在窗口对话，而是请我坐在沙发上谈话，很客气，马上就办好了。而且湘谷的移民签证也是一次通过。看来还是洋鬼子好办事，只要掺了假洋鬼子事情就不好办了 。这次回国虽然有二十多天，但基本上没怎么出门，只是去看了姐姐和四姨，北京的市容变化也不大。回美国时是两个人，还和韩大夫合租一个公寓，后来韩太太也出来了，两家才分开。
八五年我们和小虎一起去新泽西州看望我母亲，她刚从台湾出来，第一次见到湘谷这个儿媳妇。接着小熊也来美国念博士，先到新泽西州拜见奶奶，母亲非常高兴，总算看到长孙了，这次回台湾就没再来美国了。八九年一月我们拿到公民身份马上就给小熊申请移民。所以他并不是那批六四事件的得益者。那年美国发放了成千上万的居留证给中国留学生。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选择了申请绿卡。
八五年我的住院医师期满结业，但我对去当病理学家并没有信心，觉得还是搞临床好些，在当住院大夫的最后几个月， 我已经开始在附近一家小医院急症室打工。他们愿意让我在附近一个小镇开业，以让我在急诊室工作的形式作为补贴。这样我就正式挂牌开业了。但是病人并不很多，而且多是低收入的病人，很多是不买保险的人，所以门诊的收入并不可靠，事后去向病家要账也很不容易。主要的收入是靠在急诊室工作，我同时在周围好几家医院打工。收入就多一些，但究竟心里不踏实，到八七年韩大夫在纽约州Willard的州立精神病院工作，来信邀我去他那里工作，工作稳定，福利好，年底我就转到他那里了。到九二年纽约州财政紧缩，打算关闭一批精神病院，Willard医院是其中之一，我的资历最浅，裁员首当其冲，正好不远的Elmira 监狱缺医生，因为同是州立机构，服务年限，福利都是统一的，可以带过去，所以我马上转过去，一直干到退休。
总之到美国来，是我一生最重大的决定，绝不后悔。这里当然不是天堂，吃饭靠自己的本事，生活谈不上富裕，就全国平均而言，应该算是中上水平吧。我在这里至少不用做二等公民，更不会受到无端的侮辱和肉体折磨。孩子们做得也不错，小熊早就是圣地亚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小虎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驻华主管。大孙子今年刚毕业，已经在Caterpillar ,一家大公司，找到工程师的工作，二孙子今年刚考进加州的好学校，伯克利大学。 这些就是我用脚投票的结果吧。可惜共产党不让大家有真正投票的机会。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来美三十二年了，回想往事，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些事，是不会忘记的，我能够来到美国，并生存下来，首先是美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能让我这个倒霉的中国人移民过来。要感谢我母亲和哥哥替我申请探亲，移民，并在经济上给我支持，我母亲为了我的移民，坚持在美国住满两年才回台湾。我哥哥帮我报名，让我上了准备ECFMG考试的补习班，不然光靠我自己是很难通过的。还得谢谢大表姨吴楣，帮我跟哥哥联系上，以后又请汤公英阿姨照顾我。更要感谢潘捷民大夫，收留我这个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去做他的住院医师。我的朋友韩罗意大夫，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介绍我去纽约州工作。总之，我的运气好，肯帮助我的人实在太多了。大概是时来运转吧，在国内倒够霉了，一出国运气就好了。其实讲得实在一点，大概是社会环境的不同吧，在中国经过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教育，中国人已经变得不再有恻隐之心，见到什么事，原想帮忙的，但考虑到万一帮了阶级敌人，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所以还是别帮忙保险，有的时候，不但不帮忙，而且还要给你踏上一脚，教你永世不得翻身。走出中国，不论到哪里也不会有中国那种可怕的政治气氛，和人与人的关系。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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