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很多时候，也是胜利者画的。蒋中正就是一例。
很长一个时期，我心目中的蒋介石，来自于大学时期读的小说《金陵春梦》。书里的那个“郑三发子”，原籍河南许州，随母改嫁到浙江奉化，继父蒋肇聪。“中正”者，“宗郑”也，不忘故乡河南之意。后来，这个“拖油瓶”少年，成了上海滩的流氓，青红帮的打手，混迹青楼，无恶不作。
这么一个人，1949年的时候，被赶去台湾，实在是为民除害。
多年后，才发现，这部小说，纯粹是作者唐人（真实姓名叫严庆澍）杜撰的，是香港地下党奉命“妖魔化蒋介石”的作品。看来，文人若是为非作歹，也会危害匪浅，其祸国殃民的程度，或许不亚于政客。
最近几年，关于蒋介石的书籍越来越多。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会发现，蒋介石这个人，和我们以前认识的，完全不同。
首先，要归功于蒋介石的日记。自1915年，28岁时起，蒋开始写日记，每天至少一页，直到1972年，85岁的时候，“手肌萎缩，不能执笔”，方才停止，坚持了57年。其间，只有三年的日记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中。
信奉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蒋介石，以日记作为修身的工具，约束自己。因为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常常毫不留情地痛斥自己，也会毫不掩饰地责骂别人。
譬如，1919年10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到：“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是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这是蒋在读了道学家的著作后，按照朱熹“省、察、克、治”的标准检讨自己。
青年时期放浪形骸的蒋介石，到了中年，开始努力“不逾矩”。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蒋在全国的人气飙升。可是，在日记里，50岁的蒋却是豪气渐消，逐渐以圣贤的目标鞭策自己。这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到：“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可是，“修身”绝非易事，直到1939年2月23日，52岁时，他还在日记里责骂自己：“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尽净，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估计，当日的某个时候，蒋看到了美女，又动了邪念。
1948年底，国共决战的最后命运已见分晓。蒋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失败的阴影渐浓。在日记中，他总结自己大陆二十年的统治，给自己下断语说：“因循寡断，巧取自败”。八个字，简明而精辟，概括了他失去中国大陆的原因。
现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自2006年起，逐步公开，为我们了解蒋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时，在蒋去世近40年后，台湾的民主化渐渐成熟，海峡两岸的气氛日趋缓和。在两岸三地，很多的史料公诸于世，学者的研究逐步深入，这些，都在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中正。
研究蒋介石日记，最早的一本书，是黄仁宇写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0年代初，作者写这本书时，蒋的日记尚未公开，所以，书中引用日记，都是间接得来的。黄仁宇继续其“大历史”的观点，以蒋的日记为线索，把蒋放在中国现代史的宏观背景之上，进行考察。
就中国国内来说，研究蒋介石，特别是蒋氏日记，最为著名的，当推杨天石。据说，国内学者中，杨是第一个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氏日记的。
杨天石感叹：“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有这么长的日记，这是罕见而了不起的现象”。至于这些日记的真实性，杨毫不怀疑，他说，“读蒋介石的日记，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并非为了将来备忘或者出版，其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
杨天石出版了好几本关于蒋及其日记的书：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II，（华文出版社，2010年）。
杨天石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开拓性的。在这些著作中，杨天石希望，就一些历史问题，以特有的中国人的方式，给蒋介石一个“说法”。可是，因为他试图正面肯定蒋介石，试图重新定位蒋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和位置，虽为一流学者，杨也受到多方压力，甚至不得不发表一篇《严正声明》，为自己辩护。
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II，（华文出版社，2010年）《自序》中说：“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句话，用来说明杨本人的研究和他的几本书，再恰当不过了。
在多年研究后，杨天石总结出蒋介石的五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可以说，这是蒋失败的性格因素。其实，毛泽东也认为蒋很有阿Q精神，孤傲，自恋。
遗憾的是，杨天石的这几本书，多由已发表于各处的零散文章辑录而成。以杨所占有的资料，数十年的研究功底，写出一本关于蒋介石的权威著作，当为时不远。
在这方面，黄道炫和陈铁健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就很有深度。作者认为，毛泽东读史，蒋介石读经。读史是研究人，读经是琢磨心。读史侧重谋划韬略，读经则更重精神修养。
蒋介石是革命者，又是反革命者，既保守传统，又机会主义，是军事家，却不是战略家。他固执而灵活，刚硬而温情，坚毅又软弱。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反复体现在蒋一人身上。
如果说，杨天石的研究是开拓性的，是史实的陈述，是历史原貌的再现，那么，黄道炫的这本书，为我们了解蒋的内心世界，了解蒋的行为基础，提供了客观的学术分析。
最近几年，关于蒋介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为写作本文，我的案头就有二十多本关于蒋的书。其他的著作，例如，何虎生的《蒋介石传》，师永刚、张凡的《蒋介石：1887-1975》，阮大仁的《蒋中正日记揭秘》，均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各有特色。
在西方，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是陶涵（Jay Taylor）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2009)。陶涵是美国资深外交官，先后在台北和北京的美国使馆工作，负责政情分析，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了《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iwan)(2000)。
将陶涵的书，与国内近年出版的，包括研究蒋的权威杨天石的著作，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国内外学者做研究的方式还是很不同的。举例来说，国内的学者，有意无意间，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候，显得很拘谨，放不开。
其他的方面，如学术根底，学术风格，以及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每个学者也都不同。经常阅读中英文书籍的读者，会发现，中西学术的风格确有差距。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上，其他方面，也常可见到。
大师的作品不一定是长篇巨著，却一定要有思想，有见地，即使是一篇论文，也应如此。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石破天惊，开启了新文化运动。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于《国家利益》上的《历史的终结？》，以及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于《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都是文章，都开启了一种思潮。
这些年，在国内学术界，可算作“大师”水平的学术著作或论文，并不多见。一个人的学校教育，学术训练，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做学问的态度，都影响其学术水平，决定其是否能成为大师。
回过头来，再说国内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举例来说，杨天石就拒绝承认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因为蒋“一面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同时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谈判”。
蒋介石是否能称为“民族英雄”，应该从其一生的作为来判断，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得出结论。
再说，一边抗日，一边“多渠道地秘密谈判”，要看谈的内容是什么，是媾和？是投降？还是放弃主权？如果只知一味地抗战，不了解敌人，是蛮干，不是“知己知彼”？如何因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
客观地说，蒋介石对于“民族英雄”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至少在三个方面，蒋对于中国，对中华民族，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 以北伐统一了中国。
自1926年开始北伐，经过两年的努力，蒋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8年10月，蒋任国民政府主席，成立五院，开始训政时期，成立法制局，设立外交委员会，废止不平等条约，宣告关税自主。是年底，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宣布统一。
如果考虑到清末以来中国的状况，考虑到当时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军阀，蒋介石能将中国统一到那样一种状态，避免了出现四分五裂，或被列强瓜分的结局，功不可没。从1928年，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的十年，是“艰苦建国的十年”，西方则有人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魏德迈语）。
第二， 维护了中国领土的统一。
很多人知道，孙中山为获得日本的援助，向东京出让中国主权，也就是“卖国”。孙中山给出的条件，在很多方面，比袁世凯正在努力讨价还价的《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介石没有。即使是赴日向宋美龄提亲时，蒋介石也希望既要美人，又要江山。他“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目标是重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 – 日本的势力范围 – 交锋。蒋不为所动”。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外相给蒋电报，提出三点建议：中国对日关系优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政府，以及在北方边境共同剿共。蒋回复说，如果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则可协商在北方边境共同剿共的问题，同时，“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无论协议为何，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傀儡政府”。
无论是抗战爆发之前，还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无论是英美外国人士，还是国内有识之士，都发现，“蒋不准备在主权问题上妥协退让”。
即使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偏安一隅，也从未考虑过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把中国一分南北。蒋介石认为，中国领土的基本完整，比社稷江山重要。
第三， 领导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的作用和角色，众所周知。实际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一直是抗日的主力。
1971年，毛泽东就肯定了蒋介石以北伐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对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共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国军是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1943年，英美带头废除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签署新约。蒋携夫人参加的开罗会议，主张“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
战后，1945年，中国与列强共同对世界发表波茨坦宣言，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领导人之一。
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人们常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八年抗战取得胜利的时候。
杨天石在对蒋介石作了25年的研究以后，应该可以得出，蒋是“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
司马迁写《史记》时，将项羽的传记列为本纪，与其他历代最高统治者等同，他是唯一享有这一殊荣的未登基的帝王。
蒋中正也是。如果再出一个司马迁的话，一定也会把蒋中正的传记列为本纪。
黄道炫认为，蒋介石是两千年后过了江东的项羽。
有时候，历史是会重演的。
如果把二十世纪毛蒋领导的国共之争，与两千年前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做个比较，会发现，二者竟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项羽和蒋介石在性格上就有许多的相似，有时很单纯，傻的可爱，有时又很固执，倔强如牛。
项羽百战百胜，所向披靡，取得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可是，他不是战略家，加之性格刚烈，刚愎自用，注定了最终失败的下场。对蒋介石比较了解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蒋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
韩信说，项羽的失败，是因为其“遇强则霸的匹夫之勇，和遇弱则怜的妇人之仁”。这是项羽致命的性格弱点。蒋介石也常表现出这种“妇人之仁”。婚后不久，宋美龄就发现了蒋的“非丈夫气概”。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打老虎”，宋霭龄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因非法囤积商品，受到查处。宋美龄急电委员长求救，正在北京部署辽沈会战的蒋介石，放下一切，飞到上海，从中调处。傅作义因此说蒋“爱美人，胜过爱江山”。
刘邦和毛泽东则是典型的政治家，开国之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被季布追击之下，刘邦为了逃生，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当项羽以太公和吕雉作人质，要刘邦投降，并声言，“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时，刘邦的答复是，希望“幸分一杯羹”。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之际，在8月份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示，共产党的任务是，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毛泽东熟读史书，深谙帝王之道，无论是中国文化中的麻将理论，还是传统政治中的太极拳法，都运用自如，且深藏不露。
从性格上，蒋就注定了要败于毛。
项羽在鸿门宴中的表现，不能当机立断，因而坐失良机，蒋介石一生也出现多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未乘胜追击，消灭陕北的共产党。据陶涵书中记载，“事变”过后，“蒋介石恢复自由身，根本没想到要动武。如周恩来所预见的，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匪’，还开始每月拨款几十万给中共部队”。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讲究君子之风，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必败无疑。在争夺江山社稷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安徽”的史学大师唐德刚先生生前常常念叨，“自古帝王多无赖”，就是这个道理了。
蒋介石这种政治上的天真，不时地表现出来。日本投降后，山西军阀阎锡山开始录用日军官兵，协助反共。可是，蒋获悉后，电告“阎老西”说，这样做不合适，会给共产党提供宣传口舌，美国人也不会喜欢。蒋同时命令，所有投降的日本官兵都要尽快送回老家去。
每到关键时刻，蒋就止步不前，对此，史学家黄道炫很是惋惜。
黄道炫还认为，蒋介石“从事着被人称为天底下最肮脏事业的政治，却又追求着做圣贤”，要把二者兼于一身，这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这个人，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也不是三五本书写得明的。他有优点：坚毅有恒，忠心耿耿，知恩必报。更多的是缺点，所有这些缺点合在一起，使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打下江山，未及坐稳，又丢掉江山的人。
近来，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许多人开始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我倒觉得，应该读读陶涵的《蒋介石传》和《蒋经国传》。
特别是现在，应该深入地了解老蒋和小蒋。看看老蒋是如何丢了江山，小蒋又是如何保住社稷的。从老蒋丢掉江山吸取教训，从小蒋保住社稷学点经验。
蒋介石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后第一位成功统一全国的国家领导人，是行宪后第一至第五任中华民国总统，达27年。
可是，他为什么会丢掉江山呢？应该说，这是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许多的因素中，日本人的侵略，共产党的捣乱，美国人的瞎指挥，都应计算在内。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国民党的腐败。
八年抗战，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时和地利。抗战结束时，国共两党实力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党的军队由战前的5万人猛增至130万人（不包括220万地方武装），“解放区”面积达260万平方公里，拥有1亿多的人民。所以，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人的侵略，帮助中共取得了政权。（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阅读关于蒋介石的书，最让人纠结的，是他和美国人的关系。蒋与苏联，与中共，与日本，与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关系都较为单纯，较易理解。和美国人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虽然娶了一个“美国化”了的媳妇，很多时候，媳妇还可以从中说和，可是，更多的时候，老蒋与老美的沟通，简直是“鸡同鸭讲”。
蒋介石需要美元，也需要美援，再加上其他因素，蒋就有了一系列的美国“顾问”，从拉铁摩尔，到史迪威，到马歇尔，到“中国通”司徒雷登。这些人中，没有一人与蒋合作愉快。除了性格等因素外，文化是妨碍双方沟通的主要因素。
中国文化是麻将的文化，美国文化是桥牌的文化。老美用他们的桥牌规则，试图指导老蒋的麻将游戏，结果，两种游戏搅合在一起，最后，就成了一局其臭无比的象棋，必输无疑。
另外一个让蒋介石失去江山的因素，是腐败。
蒋介石本身是清白的，洁身自好的，同样被公认清廉的还有陈立夫，陈诚等人。据陶涵书，“蒋介石没从国家偷钱，没有私人小金库。为应付迁台前的开销，他向陈立夫主持的中国农民银行办贷款，借了一百万快速贬值中的金圆券（依当时汇率约为1万美元）”。
蒋经国也是。迁台前，他曾想把太太孩子送到香港或者英国，因没有钱，又不肯接受宋家援助，只好带去台湾。
蒋在掌权之初，对官员的腐败，就很头痛，大会小会一再抨击腐败现象。可是，蒋对此一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他认为，个人的忠诚更加重要；或许他认为，这个问题，和通货膨胀一样，可以慢慢消除。或许他认为，无官不贪，历朝历代，都是只反叛，不反贪的。
结果，腐败，使蒋介石本来就不稳固的江山轰然倒塌。
在这方面，小蒋比他爹聪明，也更像个“大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经国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在中共所面临的差不多：改革要亡党，不改革就要亡国。痛定思痛，小蒋选择了改革一途：解除党禁，报禁，开放大陆探亲，并在逝世前一年解除戒严令，开启台湾民主化之路。
因为蒋经国的改革，台湾才有今天这个样子。国民党也还在，并再次成为执政党。蒋经国的改革，保住了国民党，也保住了台湾。时至今日，一直获得人民很高的认同。历次民调显示，小蒋是台湾人民最为怀念和肯定的总统。
据傅高义（Ezra Vogel）所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记载，邓小平晚年时，数次托李光耀给蒋经国带话，希望两位老同学再见上一面，被蒋经国婉拒。在蒋经国宣布若干政治改革措施后，邓小平感受到了压力，曾自问，“大陆是否应该也像台湾一样开放？”
有人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说，活是人民群众干的。很多的时候，历史是政治家设计的：进程的快慢，到了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是掌握方向盘的政治家决定的，车上的老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
在历史转折关头，了解一下那些掌握着方向盘的政治家，是有用的。因为，历史虽不能假设，却有可能重演。
这也说明，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中正，有现实意义。
写于2013年1月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 第一一三七期(cm1301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