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专访舒云（上）：找到林彪事件黑匣子 (图)

高伐林: 专访舒云（上）：找到林彪事件黑匣子

　　读舒云所写的三种、五厚册关于林彪的书，尤其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舒云认为，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高伐林


　　毛泽东的忌日“九·九”刚过去，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忌日“九一三”又到了。
　　“九一三”在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脑海中，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而当笔者对中国女军队作家舒云进行笔访，读到她的答复时，不免吃了一惊：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个字也没听过”；“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锲而不舍地努力，调查百余亲历者和知情者，采访笔记厚达数尺，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在发表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40万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后来几年，她又陆续出版了《林彪画传》、《林彪日记》（上下册，均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记得作家孔捷生写过一篇关于周恩来“道德神话”的文章，标题是《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最后的”？我想，他还是低估中共制造黑匣的产量了，二十世纪的黑匣子还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舒云所写和编的这三本书中，稍晚出版的《林彪画传》、《林彪日记》，我只是翻阅而未细读，细读的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泽东是否搞“马克思主义”姑且不论，他却是不择手段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看来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舒云对于笔者的有些问题，不便回答，请笔者和读者理解。我当然理解，不仅理解，而且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以下是我稍作整理的舒云答问。





舒云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



为什么祝林彪是“永远健康”？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舒云女士，你好！祝贺你上下两大厚册新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如何？那时对林彪有什么样的印象——见过他吗？
　　舒云：我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上小学。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武斗、大串连之类，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是这种儿童视角，可能使我对“文革”的认识与众不同。
　　“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却无缘见到林彪，也没有见过叶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对林彪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个人，加上我那时年龄小。那时也不是到处挂毛泽东像，但因为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对毛泽东印象还有一些。“文革”初期，到处挂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使我对穿着军装的林彪印象极深。不过我那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而祝林彪是“永远健康”？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身体不健康。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是他乘车环城一周，我也在家门口看，等了很久车队才来。车开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视眼，根本没看清飞驰而过的毛泽东和林彪（车上有没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国庆节，我们学生作为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我还有机会见到领袖。凌晨一两点我们从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点多，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林早就不见了，只远远看见城楼上有个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周恩来……
　　高：“九一三”事件时你在哪儿？听到文件传达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时你感觉如何？后来对林彪的看法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
　　舒云：我15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8岁到兰州空军当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经办好了调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手续，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我又不看报纸，所以林彪有些什么“罪行”我一无所知。
　　高：一无所知？当时中央要求“家喻户晓”，看来还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对林彪“罪行”一无所知是我的幸运

　　舒云：关于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极深。
　　一件是我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前，听说连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到团部开会，门口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那个年代保密观念非常强，可也不至于团部开个会门口还站岗吧？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住在一位叔叔家。显然他们是知道内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见一张字条，像他们家孩子写的，字体很幼稚，写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惊：红得发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这年国庆节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天安门聚会庆祝，而是改成了“游园”。虽然那时我还未成年，不会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再也不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和林彪了。可是，林彪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为什么如临大敌呢？当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苏联去。
　　对林彪的罪行我确实没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不关心政治。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学，没读一本书，就下乡了。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之后我到偏远的西北当兵，营房的后面就是大山。部队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个夜班，白天睡觉，每三天中有一个半天训练，或者种菜地。班里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又不让听广播，甚至没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时间。因为经常值夜班，轮到政治学习极少，或者说政治学习我没往心里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参加了，但我是“后门兵”，怕把我送回去，怎么有情绪关心与我没有更多关系的政治？总之，我虽然有一大堆问号，但并没有想搞清打倒谁，为什么打倒？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还是既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报纸那时倒是有一两张，只是我已经养成不看报纸的习惯了。所以对于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说林彪事件情况

　　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写林彪事件感兴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林彪是在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后，才慢慢做起来的，刚开始不敢想。
　　高：你当时读到或听到什么，触动了你，使你产生进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冲动？你在这些过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帅、将军们，对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聂帅传记组成立，老作家魏巍担任组长，我被调去当秘书，同时负责撰写作建国初期和“文革”这两章。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采访聂帅，必然要听老同志讲到林彪，听到一些老同志对《聂帅回忆录》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那样写林彪，这使我对林彪产生兴趣。这也是缘于少年时代对林彪由“神”变“鬼”的深刻记忆。我的第一本书《开国纪事》，专门写到开国大典时，林彪没有来北京参加庆祝，而是在前线指挥衡宝战役——这是唯一跨越开国大典的大战。这使我对林彪顿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书《天安门下的握手》，采访到林彪的部下苏静、谭云鹤和阎仲川（注1），战争年代他们都在林彪身边。尤其是苏静，平津战役期间，被林彪最先派进北平，代表他与傅作义那一方的代表谈判。我在书中写到：以林彪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说了傅很多罪行。这封信署名“林彪”，交给傅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让他回去后立即交给傅。但是这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是总部写来的。因为信没有封口，邓看后不敢交，由苏静请示林彪。林彪说这封信是严厉了些，暂时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军委来电催，要尽快交。傅的女儿和秘书谁也不敢把这封信当面给傅，最后悄悄放在傅的办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协议签字之后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气。傅的女儿说，如果在签字前看到，他不一定会签字。傅本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夺取张家口，给毛写过一封电报，说让毛为他执鞭（当马夫）引起的？
　　此书被台湾盗版，以《危城之鉴》的书名出版，说今日之台湾就是昨日的北平——看看中共怎样劝降傅作义吧！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
　　后来我在写有关罗瑞卿、杨勇等人的书时，也都有意采访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这些书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战争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这样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积累多了。
　　高：你是用什么名义调查，是用业余时间还是工作之便采访？
　　舒云：当然积累林彪材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只是想从历史、纪实、新闻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林彪事件，如实写出我的调查情况。
　　在写作“聂传”前，我已经开始业余读大学，那时我上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拿到了一张大学文凭，并曾经三次报考研究生。最后一次成功了，但要把我转到武汉某大学。我那时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所以就放弃了。进入聂帅传记组后，我深知自己的功底浅薄，又脱产读了一所大学。在上学的同时，我还在进行林彪事件的调查采访。
　　高：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作调查，在中国大陆，林彪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你的采访对象对谈出这些往事没有顾虑吗？你是怎样得到你的采访对象的信任呢？
　　舒云：采访对象谈解放前的林彪，没有顾虑，他们刚开始很少谈到“文革”中的林彪，或只说些皮毛。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写林彪的书，所以也不着急，慢慢地采访，谈多少算多少。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边调查采访，边发表一些文章。写了傅崇碧、余立金等几篇，这样，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也开始信任我，愿意谈出一些情况。后来又发表了《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噩梦九一三——九一三中的小人物》等文章。采访对象对我熟悉了，也就愿意说了。
　　但至今，仍有人不说。

为什么当局不作调查、鉴定？

　　高：你的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在调查写作中，谁对你的启发最大？
　　舒云：“九一三”事件，简单地说，就是一夜跑了两架飞机。但因为时间、空间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经历“九一三”事件。所以每个当事人都只是了解自己所在的一点，我就得找很多很多当事人，将他们了解的点滴情况集合起来，才能拼凑出完整的“九一三”事件。
　　我对王年一老师（注2）非常敬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公开在官方的会议上同情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使我非常震撼。
　　高：调查中谁的证言最有价值？
　　舒云：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说的都有价值，哪怕一句话，我也会如获至宝。
　　我会久久回想我的采访，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高：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舒云：19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有详细叙述——高注）
　　高：对谁的调查让你感到最遗憾呢？
　　舒云：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九一三”当事者我没有采访到，有的带着心里话就永远走了。
　　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心中都清楚，如果真想搞清“九一三”事件，就不应该这样毫无调查。比如，（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到底是自伤还是他伤？谁先开的枪？当时林立果急于跑，为什么要打李文普一枪？看来，是李文普说下车看看，林立果还没反应过来，李文普就下了车，然后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林立果一听枪响，本能地也打了一枪。
　　至于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萧某从后面向红旗车开的那两枪，可能在李、林两枪之前。
　　这些事情，现场那么多人，只要让大家都回忆一下，再对李文普的枪伤做个鉴定，就清楚了。可为什么不对李文普的枪伤作鉴定？为什么不对那天那辆大红旗作鉴定？
　　难道不需要真相吗？（未完待续）




19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



【舒云小档案】

　　舒云，女，安徽宿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写作，曾参加聂荣臻元帅传记组。擅长从历史、新闻的角度，用纪实的笔法来撰写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版过《罗瑞卿大将》、《百战将星杨勇》、《开国纪事》等十几本书。从1987年开始研究林彪事件，近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以调查九一三事件为主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以及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图片和十多万字文字的《林彪画传》，以及上下两厚册《林彪日记》（与李德合著，李德1928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45年参加革命，前总后政治部副秘书长。1959年12月至1964年10月任国防部长林彪办公室中校秘书）。




舒云著《林彪画传》。



注释：

　　1，苏静，曾在林彪手下担任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1949年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担任林彪的政务秘书。1949年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阎仲川，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文革”时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2，王年一（1932－2007），中共党史、文革史专家、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江苏扬州人，1949年4月参军，一直在军队工作。1960年大学本科毕业，担任党史正师职教员，1988年离休。
　　王年一1988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动乱的年代》，是中国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文革”的专著，还主编三本《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
　　王年一多次对林彪问题发言。他为舒云《林彪画传》作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推荐：“我十分敬重林彪。我向所有为林彪立传的人致敬。被颠倒的历史应该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