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红色高棉：人性的罪孽

反思红色高棉：人性的罪孽

他曾经是柬埔寨少有的知识分子，在学校里教授过数学、英语和高棉语。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参加过传教活动。他叫康克由，今年已经67岁，面貌清癯，戴着眼 镜。如果不是坐在被告席里，很少人会联想到他的另一个让人胆寒的名称：“杜赫同志”。最近，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CCC） 刚刚认定此人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对至少15000人遭到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如今他在暮年被判处35年监禁，但对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一场审判可以了结。时间闪回到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进了民主柬埔 寨首都金边。两名越南摄影记者走进原金边高级中学校区，试图寻找拍摄的主题。校区里有4栋三层楼的楼房以及一栋木结构住房。两位记者很快就震惊地发现，楼 房里躺着14具尸体。有些尸体被锁在铁床上面，奇怪地扭曲着，床下的血泊尚未干涸。没用什么工夫，越南人就证实了这是柬埔寨最大的政治监狱之一—“S- 21集中营”，其负责人正是“杜赫同志”。

“我不是人，我是畜生！”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武 装部队攻克了金边，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垮台，红色高棉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从而开始了一段让所有柬埔寨人感到恐怖的历史。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推行 的极端政策下，当时有近两百万人口的金边在3天时间里几乎被疏散成一座空城。波尔布特毫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将大量城市人口驱赶入农村，取消所有学校教 育，实行严厉的合作社制度，以达到完全实现公有制和彻底消灭贫富差距的目的。

金边陷落之后，红色高棉政权立刻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将前政权治下的柬埔寨人划分为“4月17日人”和“新生者”，在肉体或精神上予以摧残。血淋淋的迫害和 屠杀在全国蔓延，许多红色高棉政权的高级干部、高级军官也和他们从前的敌人分享了同样的命运。“杜赫”——康克由被红色高棉政权国防部长宋成任命为安全警 察部门负责人。1975年开始，他负责掌管位于金边的S-21保安办公室。在那里，他成为柬埔寨知名的“死亡天使”。

S-21保安办公室其实是一所死亡监狱，即后来所谓的“S-21集中营”。 在当时，那里每天平均至少关押着1500名“囚犯”。“囚犯”的来源从来就不是问题。柬埔寨档案中心发现的一份红色高棉档案当中写道：“内部敌人，在本地 区约占人口的10%，在本省约占30%。”这还仅仅是内部敌人而已，在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中，还有外部敌人，那些臆想中的、和克格勃、中情局等海外情报机 构有联系的敌人。对所有这些敌人，红色高棉的政策都是“彻底粉碎”。“S-21集中营”就像一台粉碎机，每天从事着各种拷打和屠杀的工作。 从后来找到的文件当中，可以看到康克由常常写下这样的笔记：“今天将17个人彻底粉碎了”，“粉碎117名，保留44名”……

酷刑、有计划的屠杀以及让人不寒而栗的“医学试验”，已经无须赘述。集中营里每天都用最大音量播放各种革命歌曲，用以掩盖酷刑受害者发出的惨叫。从 1975年到1979年年初，约有两万人被送到那里，绝大部分遇害，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红色高棉的高官。红色高棉的前新闻宣传部长符宁是死于“S-21集 中营”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死前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拷打，精神被彻底摧垮。在被处决前一天，符宁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行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而对于知识 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康克由也毫不手软。美国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他的调查性著作《地球的尽头》中这么描绘柬埔寨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的眼镜，就像 犹太人的黄星那样‘致命’。”

这样的恐怖时期持续了大约3年。“S-21集中营”的近两万罹难者，仅仅是柬埔寨所有受害者当中的一小部分。红色高棉对朗诺政权人士和自己内部进行持续的 大清洗，同时残酷地进行城市人口迁移，禁止宗教信仰，对知识分子和非高棉族人进行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最终导致约100万-300万人死亡。具体数据仍有争 议，但是这对总人口只有800万的柬埔寨来说，无疑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劫难。

对于“S-21集中营”来说，越南军队的突然入侵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来不及打扫现场、焚毁证据就匆忙撤退。越南军队进入金边的当天，集中营的刽子手们还 残害了14条生命，这就是两位越南摄影记者发现的恐怖场面。越南人在现场找到了7名幸存者，他们大多数是因为有绘画、摄影和技术工作方面的能力，才被集中 营管理者留为己用，免于一死。基于保安工作的要求，康克由建立了完整的死囚档案库，因此这座集中营留下的4000多份记录完整地保存下来，与监狱附近的万 人坑一起，成为大屠杀的铁证。当时康克由匆忙逃离出去，从此基本上断绝了与红色高棉的联系。在被捕前2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是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营里的数学 和英语教师。数学是他在留法预备学校里的专业，英语和泰语是他在逃难到泰国后自学的。学生们认为他是个出色的教师，就是脾气有点坏。回到柬埔寨之后，他移 居到柬泰边境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继续任教，直到他的妻子被人杀害。他被迫再次搬家，同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1999年，爱尔兰摄影记者尼克·邓洛普在柬埔 寨北部的Samlaut地区追踪到了康克由。在邓洛普的报道发表两周之后，这个时年57岁的教书匠兼传教士被柬埔寨当局逮捕。

审判为何迟迟不至

迄今为止，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大屠杀过去了30多年，目前却只有康克由一人被法庭判刑。连年战争以及政权更迭，是造成法律和正义徘徊在这个国家境外如此之久的直接原因。

越南将红色高棉逐出金边之后，很快发现自己以“入侵者”的身份在柬埔寨政局中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外，仍然飘扬着民主柬埔寨的旗帜。韩桑 林政权需要同时对红色高棉、亲西哈努克亲王的游击队以及宋双领导的“高棉民族解放阵线”三支武装力量作战。经国际社会的调停和艰苦的战斗，越南军队于 1989年撤出了柬埔寨。作为抵抗越南侵略的主力军之一，红色高棉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大敌当前，也没有人会考虑寻找大屠杀的责任方。直到1991年，包括 韩桑林在内的柬埔寨四方政治力量达成了《巴黎协定》，内战基本停息。

反思的时刻似乎到来了，但是在战后的权力分配当中，红色高棉决策失误，遭到了另外三方的孤立。1994年，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内战再次爆发。这一 次的内战中红色高棉全面失利，其重要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等人先后向政府军投降。原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因为私下与政府军接触，被波尔布特满门屠杀。这个 歇斯底里的暴行，瓦解了红色高棉最后的力量。1998年，波尔布特在一个小村庄里病死，宣告了一个极端政权的彻底覆灭。

在谁应该成为被告的问题上，柬埔寨和联合国的看法也不一致。柬埔寨政府一度宣称，只需要审判康克由和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参谋长塔莫（又名切春）。而联合国坚 持除审判上述两人之外，还要审判英萨利、农谢和乔森潘等幸存的领导人。这又带来了另一重麻烦：韩桑林政权曾经缺席判处英萨利死刑，后来出于政治需要，西哈 努克亲王赦免了英萨利。难道因为联合国的干预，柬埔寨国王的赦免令就要失效了吗？

此外，究竟应该审判哪个时期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也成为争论的重点。如果将整个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领导人全部进行一次甄别，那柬埔寨现有的领导人——包括首 相洪森、国会主席韩桑林以及参议院主席谢辛——这些原柬埔寨共产党党员将丧失政治地位，这也是当局无法接受设立联合国法庭的原因之一。

2001年，几乎所有幸存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接受采访或者撰写回忆录时，都一口咬定自己对大屠杀毫无责任。当年不可一世的康克由反而是目前唯一认罪的高官，尽管他在法庭上公开辩解说，当时自己的家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人质，一切都是身不由己。

2003年，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宣布成立，由各个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和培训相继展开。2004年，西哈努克亲王退位，新国王西哈莫尼登基，这个变动实际上 加快了特别法庭的运转。2007年，特别法庭开始运作，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相继被逮捕，但是外界公认的对大屠杀负有最直接责任的塔莫已于2006年病 死。如果不加紧审判，这些进入暮年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将无法出庭。2009年，由21名法官（其中有12名柬埔寨籍法官和9名国际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终 于正式开始审判工作。

对“敌人”的定义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全国总人口90%以上为佛教徒的国家，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暴戾？是什么原因让波尔布特这些留法知识分子丧失了基本的人性？是什么原因让 红色高棉这部血腥的杀人机器像上足了润滑油一样高速运转？同样的问题曾经在历史上不断地被重复，正如赫尔曼·沃克在《战争与回忆》当中所言：只要人类存 在，这些问题就会被问上1000年……波尔布特对“敌人”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理解为大屠杀的根源。“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者都要被清除。”他在一次红 色高棉领导人会议上说。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理念，贯穿了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甚至表现在他们执政的民主柬埔寨国歌当中：“鲜红的血，洒遍祖国柬埔寨的城镇 和原野。 那是善良的工农的血，那是我们革命战士的血，男人的血和女人的血。他们的血使我们充满怒火，也给了我们英勇战斗的勇气。四月十七，在革命旗帜下，他们的血 将我们解放，不再受奴役……”无论是审视人性，还是追寻“革命”对于一个社会的终极意义，法庭的审判都远远不够。即使是人性中颇可信赖的“良知”，也始终 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变量—二战期间，来自捷克的共产党员伏契克在自己的遗言中写道：“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啊！”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