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成”原型高呼向我开炮被俘 归国被指叛徒(图)
核心提示：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编者注：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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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2期 原题：《“王成”还活着》
那个高呼着“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步行机员蒋庆泉，战斗结束后出现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 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 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 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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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了呀---他们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核心提示：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编者注：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如果图片没有显示，可以点击图片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2期 原题：《“王成”还活着》
那个高呼着“向我的碉堡顶开炮”的步行机员蒋庆泉，战斗结束后出现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 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 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 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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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了呀---他们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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