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聂荣臻1958年7月17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粟裕的发言
早先拜访粟裕一身边工作人员时，好几次打听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的材料，虽然见过很小的部分，但从不敢提出复制或抄录，生恐给老人家带来麻烦。
今日一位好友忽然来信，告诉我某处有人发了部分聂荣臻批判粟裕的内容，忙去瞧了一回。
十分感谢这位上传材料的“高人”，虽然他拿上来这些绝密材料，不过是用以支撑他的聂荣臻并未“过火”，粟裕获罪咎由自取的不经之论。
粟裕蒙冤36年，其艰难的平反过程不在其他，而在于是一桩“好人整好人”的案子，正如粟裕夫人所说：“粟裕的冤案不是毛泽东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即杨尚昆所说的“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彭、聂、陈）。如果是毛泽东或者林彪干的事，早就可以大白天下，粟裕也便不会郁郁而终，带着深深遗憾见马克思了。
正因为此，即便1994年12月中央军委公开给粟裕平反后，彭德怀的几个秘书犹自不服，在其《彭德怀全传》中将彭德怀整肃刘伯承、粟裕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粟裕当年获罪的不实之词仍然在广为传播，或多或少影响这位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有古名将风的战神形象。
因此，粟裕老部下、北京军区离休干部吕韧敏感叹说：“粟裕蒙冤数十载，不实之词漫天飞。以讹传讹久矣，形成思维定势，纠正起来极其困难(讹传愈久纠正愈难)。”
现将聂荣臻的发言发上来，奇文共欣赏，并体会一下当时林彪的说法：“打胜仗的挨批，打败仗的当英雄。”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附：粟裕因何得罪了聂荣臻？
（一）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1950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
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粟裕在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
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
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
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即认为粟裕背后向毛泽东告阴状，也就是聂荣臻说的：“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
早先拜访粟裕一身边工作人员时，好几次打听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的材料，虽然见过很小的部分，但从不敢提出复制或抄录，生恐给老人家带来麻烦。
今日一位好友忽然来信，告诉我某处有人发了部分聂荣臻批判粟裕的内容，忙去瞧了一回。
十分感谢这位上传材料的“高人”，虽然他拿上来这些绝密材料，不过是用以支撑他的聂荣臻并未“过火”，粟裕获罪咎由自取的不经之论。
粟裕蒙冤36年，其艰难的平反过程不在其他，而在于是一桩“好人整好人”的案子，正如粟裕夫人所说：“粟裕的冤案不是毛泽东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即杨尚昆所说的“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彭、聂、陈）。如果是毛泽东或者林彪干的事，早就可以大白天下，粟裕也便不会郁郁而终，带着深深遗憾见马克思了。
正因为此，即便1994年12月中央军委公开给粟裕平反后，彭德怀的几个秘书犹自不服，在其《彭德怀全传》中将彭德怀整肃刘伯承、粟裕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粟裕当年获罪的不实之词仍然在广为传播，或多或少影响这位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有古名将风的战神形象。
因此，粟裕老部下、北京军区离休干部吕韧敏感叹说：“粟裕蒙冤数十载，不实之词漫天飞。以讹传讹久矣，形成思维定势，纠正起来极其困难(讹传愈久纠正愈难)。”
现将聂荣臻的发言发上来，奇文共欣赏，并体会一下当时林彪的说法：“打胜仗的挨批，打败仗的当英雄。”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附：粟裕因何得罪了聂荣臻？
（一）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1950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
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粟裕在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
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
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
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即认为粟裕背后向毛泽东告阴状，也就是聂荣臻说的：“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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