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
汪澍白
广东旅游出版社最近推出《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以下简称《天道》）一书，颇为引人注目。此书封面虽印有权延赤作品自选集的字样，但封里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却注明为革命回忆录。翻看内容，上集4章记述周惠1978年复出的经过和他在内蒙古的功业，其中又穿插了他的身世和早年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些故事情节。下集9章记述了周惠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又加上了毛丨泽东身边卫士在某些具体情节上的补充。合上下两集13章，基本上是周惠的一本口述自传，经权延赤等记录并加工整理成书。
在此以前，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已于1988年共同推出李锐作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李锐曾经担任过毛丨泽东的兼职秘书。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庐山会议，并参与了文件起草和会议记录工作。后来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幸而保存了一些会议的原始记录，平丨反以后，他又作了一些补充调查，终于撰成《实录》一书，被海内学者奉为信史。
周惠是作为湖南省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他在庐山曾经有一只脚踏上了彭、黄、张、周那只船。40年来人事沧桑，当年的风云人物零落略尽。周惠是幸存者之一，现在他还能打起精神追述当年所见所闻所感，并托人笔录成书。这对于人们从多方面来研究波谲云诡的庐山会议，自然是难得的史料。
不过，《天道》与《实录》的写法不同。其一，此书尾语自称为一段长篇的夹叙夹议的散文纪事。议论横生，带有反思历史的意味。其二，循名以责实，天道是一顶大而无当的帽子，庐山会议是背景材料，周惠才是全书的主角。显示出浓郁的个人色彩，但却缺乏自我反思。
就历史反思来看，书中第131页写道：
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他认识到毛丨泽东不是神，也有错误，而且说不得，更不能容许有隔阂的人说；而毛丨泽东又功高如山，在全党享有极高权威，在他面前，整个中央委员会都不得不屈从。这种带有封建特色的政治结构，必将导致独裁，则全党只能寄希望于毛丨泽东的英明和正确。一旦他不英明不正确，则全党将在劫难逃，因为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挽救党和国家不走向歧路。
周惠通过他的切身经验，清醒地认识到个人迷信和独裁的危害，并公开发出从体制上进行结构改革的呼声，这是可贵的。此外，他还对毛丨泽东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施用权谋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见风转帆等消极现象，有所议论，这也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评议。其具体情节，此处不赘。
我想着重指出，反思历史与反思自我是互相联系的。反思历史达到一定的深度，必然要反省和批判自我。同时，也只有敢于反省和批判自我，才会真正提高反思历史的深度。巴金的《随感录》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因为他在反思历史时，时时处处严于解剖自已。周扬在文艺界长期执行左的路线，整倒过不少人，但晚年在反思历史时，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察与悔悟，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周惠这本口述自传的致命弱点，恰恰是过多的自我吹嘘，而缺乏最起码的抚躬责已。此书第3_3_6_页写道：在内蒙古，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他会独独漏掉了在湖南的功业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据我所知，他在湖南的确做了一些亏心事，最遭人非议的有两桩。
第一桩是1957年的反右。
周小舟是一个谦谦君子，言必有信。1956年中丨共八大以后，他对中央关于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在学术文化领域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一直是积极认真的。待到1957年5月中旬，毛丨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6月中，中丨共中央下达反击右派的指示，周小舟的思想就跟不上来。周惠却是得心应手，而且独到地把湖南反右的重点由党外推向党内，将矛头直指《新湖南报》编辑部。
原来《新湖南报》是中丨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李锐与朱九思分任该报社长与总编辑，报纸办得很出色。当时，周小舟是省委宣传部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报社看大样，同编辑部的人相处很好。两年以后，李、朱相继调离，由副社长邓钧洪与副总编辑苏辛涛主持工作。稍后，省委换班，周小舟受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惠为省委常务书记，并兼管报纸工作。周惠对邓钧洪说：省委的指示和文章要登头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周惠不仅要求自已的讲话和文章在版面上要特别突出，连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经验与技术，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邓钧洪对贯彻周惠的指示不积极，被调离。接着，周惠便将他在益阳地委书记任内看中的官健平安排到报社当总编辑，官到任以后，曲意奉承周惠的指示，让版面上塞满指示、布告以及农业技术经验的报道，把一张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招致广大读者不满，编辑记者也感到十分苦闷。编委为此于1956年展开了关于办报方针的讨论。周惠为了给官健平撑腰，先后安排书记处的李瑞山、胡继宗以及华丨国丨锋等领导人前来参加讨论。但李、胡持中立态度，华丨国丨锋一言未发，官健平在社内依然十分孤立。周小舟强调：真理越辩越明。主张把讨论继续下去。周惠却恨恨地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的问题，是一丨码事。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周惠认为机不可失，便动手拿新湖南报开刀。周小舟迫于形势，无力阻挡。他眼看编辑部那些熟识的朋友，即将划入敌人的阵营，感到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见《周小舟传》第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于是，他急电中央请假去青岛养病，并举周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接手以后，便责令官健平，将在1956年办报方针的争论和1957年整风鸣放中对自己的领导稍有不满者，一律打入另册。报社编辑记者145人，打出右派54人，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党员与领导骨干在右派中的比例又特高。编委10人，除主持反右的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以外，其余8人，无一幸免。就这样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
文革中揭批走资派，类多捕风捉影、诬蔑不实之词，但也不排除偶有歪打正着者。官健平即是一例。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依靠保护伞蒙混过关。到文革时，失去了保护伞，终于查明他早在三十年代就追随反丨共救国团，打杀过共丨产党人。抗战时期，接受特务训练，担任过国丨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又伪造历史，混入中丨共党内，窃据要津。他填的履历表，姓名、籍贯、年龄、工作经历，全都是假的，只有性别一栏，男性是真的。官健平的伪装剥开以后，新湖南报反右斗争的实质也就暴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左派打击右派，也不是所谓反右扩大化，而是一桩在人民民丨主专政的旗帜下，由国丨民党人整肃共丨产党人的离奇冤案。据史料记载，1957年9月8日下午3时，周惠在蓉园1号楼代表湖南省委向毛丨泽东汇报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丨主党派、高等院校。（见《1953-1975毛丨泽东回湖南纪实》第47-48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为什么当年敢于以制造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一案向中央主席邀功，今日在口述自传中却对此只字不提？
第二桩是1959年的反右倾。
庐山会议从反左转向反右时，毛丨泽东要狠狠打击的是彭德怀。对在庐山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的所谓湖南帮，包括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则极意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但经过多次劝说，只挖过来一个周惠。毛丨泽东最关切的周小舟，专送丘迟《与陈伯之书》给他读，望其迷途知返，不远而复。不料周小舟毫不动心。原来他早在1959年5月从湘西考察归来，亲眼见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给群丨众带来的深重苦难，便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决心向毛丨泽东披肝沥胆进忠言。（见杨第甫《吹尽狂沙》，第1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庐山进谏失败之后，他作好了成仁取义的准备，并一再向周惠托孤。
《天道》第49页描绘下山以后的周惠：
张平化接周小舟的班，他在职务上留任一年，这是稳定局势的需要。帐迟早还要算，但没有料到清算得如此厉害，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甚至被抓。当初下山，周小舟向他托孤，惹他放声大哭，痛哭一场。
这段话歪曲事实真丨相，亟待澄清。第一，湖南的反右倾搞得最为凶狠，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是实，但事情并不是发生在1960年周惠下台的时候，而是发生在1959_年庐山会议结束，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大抓反右倾的时候。第二，周小舟的确曾向周惠托孤，但他的回应却是以追穷寇的精神穷追狠斗周小舟。湖南的老人知情者甚多，此处且举邓钧洪与王宁的话作证。
据邓钧洪说：1959年周惠从庐山回来，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进驻报社，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开出一个嫌疑犯17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见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1989年第6期）挖墙脚的手法，自然是得之于庐山的口授心传。但其表演的姿态，却又活现出周惠个人所独具的特色。
周小舟落难以后，我还有幸与他作过一夕谈。1960年春，我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洞庭湖畔的国营千山红农场。1962年秋，我代表这个农场赴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趁机去梅花村拜望了当时已从浏阳大瑶公社上调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的周小舟及夫人王宁。（解放初期，王宁与我都在中丨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小舟说，1959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生对抗，他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王宁则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小舟忍无可忍，只好向中央派来的张磐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反映周惠的情况。于是，到1960年，周惠也被清算。这就是《天道》所说的走麦城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读《天道》一书，不免勾起对一些往事和故人的怀念，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特别是周小舟与周惠，同是昔日湖南省委的老领导，又同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但两人在狂风浊浪中的表现却大相径庭，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
汪澍白
广东旅游出版社最近推出《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以下简称《天道》）一书，颇为引人注目。此书封面虽印有权延赤作品自选集的字样，但封里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却注明为革命回忆录。翻看内容，上集4章记述周惠1978年复出的经过和他在内蒙古的功业，其中又穿插了他的身世和早年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些故事情节。下集9章记述了周惠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又加上了毛丨泽东身边卫士在某些具体情节上的补充。合上下两集13章，基本上是周惠的一本口述自传，经权延赤等记录并加工整理成书。
在此以前，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已于1988年共同推出李锐作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李锐曾经担任过毛丨泽东的兼职秘书。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庐山会议，并参与了文件起草和会议记录工作。后来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幸而保存了一些会议的原始记录，平丨反以后，他又作了一些补充调查，终于撰成《实录》一书，被海内学者奉为信史。
周惠是作为湖南省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他在庐山曾经有一只脚踏上了彭、黄、张、周那只船。40年来人事沧桑，当年的风云人物零落略尽。周惠是幸存者之一，现在他还能打起精神追述当年所见所闻所感，并托人笔录成书。这对于人们从多方面来研究波谲云诡的庐山会议，自然是难得的史料。
不过，《天道》与《实录》的写法不同。其一，此书尾语自称为一段长篇的夹叙夹议的散文纪事。议论横生，带有反思历史的意味。其二，循名以责实，天道是一顶大而无当的帽子，庐山会议是背景材料，周惠才是全书的主角。显示出浓郁的个人色彩，但却缺乏自我反思。
就历史反思来看，书中第131页写道：
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他认识到毛丨泽东不是神，也有错误，而且说不得，更不能容许有隔阂的人说；而毛丨泽东又功高如山，在全党享有极高权威，在他面前，整个中央委员会都不得不屈从。这种带有封建特色的政治结构，必将导致独裁，则全党只能寄希望于毛丨泽东的英明和正确。一旦他不英明不正确，则全党将在劫难逃，因为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挽救党和国家不走向歧路。
周惠通过他的切身经验，清醒地认识到个人迷信和独裁的危害，并公开发出从体制上进行结构改革的呼声，这是可贵的。此外，他还对毛丨泽东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施用权谋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见风转帆等消极现象，有所议论，这也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评议。其具体情节，此处不赘。
我想着重指出，反思历史与反思自我是互相联系的。反思历史达到一定的深度，必然要反省和批判自我。同时，也只有敢于反省和批判自我，才会真正提高反思历史的深度。巴金的《随感录》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因为他在反思历史时，时时处处严于解剖自已。周扬在文艺界长期执行左的路线，整倒过不少人，但晚年在反思历史时，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察与悔悟，也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周惠这本口述自传的致命弱点，恰恰是过多的自我吹嘘，而缺乏最起码的抚躬责已。此书第3_3_6_页写道：在内蒙古，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他会独独漏掉了在湖南的功业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据我所知，他在湖南的确做了一些亏心事，最遭人非议的有两桩。
第一桩是1957年的反右。
周小舟是一个谦谦君子，言必有信。1956年中丨共八大以后，他对中央关于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在学术文化领域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一直是积极认真的。待到1957年5月中旬，毛丨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6月中，中丨共中央下达反击右派的指示，周小舟的思想就跟不上来。周惠却是得心应手，而且独到地把湖南反右的重点由党外推向党内，将矛头直指《新湖南报》编辑部。
原来《新湖南报》是中丨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李锐与朱九思分任该报社长与总编辑，报纸办得很出色。当时，周小舟是省委宣传部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报社看大样，同编辑部的人相处很好。两年以后，李、朱相继调离，由副社长邓钧洪与副总编辑苏辛涛主持工作。稍后，省委换班，周小舟受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惠为省委常务书记，并兼管报纸工作。周惠对邓钧洪说：省委的指示和文章要登头版头条，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周惠不仅要求自已的讲话和文章在版面上要特别突出，连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经验与技术，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邓钧洪对贯彻周惠的指示不积极，被调离。接着，周惠便将他在益阳地委书记任内看中的官健平安排到报社当总编辑，官到任以后，曲意奉承周惠的指示，让版面上塞满指示、布告以及农业技术经验的报道，把一张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招致广大读者不满，编辑记者也感到十分苦闷。编委为此于1956年展开了关于办报方针的讨论。周惠为了给官健平撑腰，先后安排书记处的李瑞山、胡继宗以及华丨国丨锋等领导人前来参加讨论。但李、胡持中立态度，华丨国丨锋一言未发，官健平在社内依然十分孤立。周小舟强调：真理越辩越明。主张把讨论继续下去。周惠却恨恨地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的问题，是一丨码事。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周惠认为机不可失，便动手拿新湖南报开刀。周小舟迫于形势，无力阻挡。他眼看编辑部那些熟识的朋友，即将划入敌人的阵营，感到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见《周小舟传》第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于是，他急电中央请假去青岛养病，并举周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接手以后，便责令官健平，将在1956年办报方针的争论和1957年整风鸣放中对自己的领导稍有不满者，一律打入另册。报社编辑记者145人，打出右派54人，占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党员与领导骨干在右派中的比例又特高。编委10人，除主持反右的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以外，其余8人，无一幸免。就这样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
文革中揭批走资派，类多捕风捉影、诬蔑不实之词，但也不排除偶有歪打正着者。官健平即是一例。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依靠保护伞蒙混过关。到文革时，失去了保护伞，终于查明他早在三十年代就追随反丨共救国团，打杀过共丨产党人。抗战时期，接受特务训练，担任过国丨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又伪造历史，混入中丨共党内，窃据要津。他填的履历表，姓名、籍贯、年龄、工作经历，全都是假的，只有性别一栏，男性是真的。官健平的伪装剥开以后，新湖南报反右斗争的实质也就暴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左派打击右派，也不是所谓反右扩大化，而是一桩在人民民丨主专政的旗帜下，由国丨民党人整肃共丨产党人的离奇冤案。据史料记载，1957年9月8日下午3时，周惠在蓉园1号楼代表湖南省委向毛丨泽东汇报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丨主党派、高等院校。（见《1953-1975毛丨泽东回湖南纪实》第47-48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为什么当年敢于以制造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一案向中央主席邀功，今日在口述自传中却对此只字不提？
第二桩是1959年的反右倾。
庐山会议从反左转向反右时，毛丨泽东要狠狠打击的是彭德怀。对在庐山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的所谓湖南帮，包括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则极意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但经过多次劝说，只挖过来一个周惠。毛丨泽东最关切的周小舟，专送丘迟《与陈伯之书》给他读，望其迷途知返，不远而复。不料周小舟毫不动心。原来他早在1959年5月从湘西考察归来，亲眼见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给群丨众带来的深重苦难，便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决心向毛丨泽东披肝沥胆进忠言。（见杨第甫《吹尽狂沙》，第1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庐山进谏失败之后，他作好了成仁取义的准备，并一再向周惠托孤。
《天道》第49页描绘下山以后的周惠：
张平化接周小舟的班，他在职务上留任一年，这是稳定局势的需要。帐迟早还要算，但没有料到清算得如此厉害，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甚至被抓。当初下山，周小舟向他托孤，惹他放声大哭，痛哭一场。
这段话歪曲事实真丨相，亟待澄清。第一，湖南的反右倾搞得最为凶狠，株连二万多干部落马是实，但事情并不是发生在1960年周惠下台的时候，而是发生在1959_年庐山会议结束，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大抓反右倾的时候。第二，周小舟的确曾向周惠托孤，但他的回应却是以追穷寇的精神穷追狠斗周小舟。湖南的老人知情者甚多，此处且举邓钧洪与王宁的话作证。
据邓钧洪说：1959年周惠从庐山回来，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进驻报社，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开出一个嫌疑犯17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见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1989年第6期）挖墙脚的手法，自然是得之于庐山的口授心传。但其表演的姿态，却又活现出周惠个人所独具的特色。
周小舟落难以后，我还有幸与他作过一夕谈。1960年春，我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洞庭湖畔的国营千山红农场。1962年秋，我代表这个农场赴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趁机去梅花村拜望了当时已从浏阳大瑶公社上调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的周小舟及夫人王宁。（解放初期，王宁与我都在中丨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小舟说，1959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生对抗，他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王宁则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小舟忍无可忍，只好向中央派来的张磐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反映周惠的情况。于是，到1960年，周惠也被清算。这就是《天道》所说的走麦城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读《天道》一书，不免勾起对一些往事和故人的怀念，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特别是周小舟与周惠，同是昔日湖南省委的老领导，又同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但两人在狂风浊浪中的表现却大相径庭，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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