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战斗在修正主义法庭上zt

江青同志战斗在修正主义法庭上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曾写了一份长达34页的《我的抗议与更正》，历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回顾了在毛主席支持、赞许和具体领导下自己同刘少奇的斗争、同林彪的斗争、同邓小平的斗争。如果说这份《我的抗议与更正》还有想劝戒华国锋等人回心转意的良苦用心，那么随着狱中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当局的动荡，江青已看出华国锋等人的不可救药、以及邓小平等人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阴险恶毒。所以从1980年10月开庭以来，江青完全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去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姿态来迎战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法庭，而在1980年12月24日，法庭较量达到了斗争的高潮。

这一天，在所谓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时，江青不须反动当局指定的律师，决定自己给自己辩护；藐视法庭，说对她的起诉书是“满纸胡说八道”，自己要为真理斗争，所以首先宣读了《我的意见》（《我的一点看法》）。

在《我的意见》中，江青大义凛然地质问道：“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根本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你们的起诉书，整个地说，就是：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得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那么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最后，江青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诌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江青在法庭上留给世人的14句革命诗篇是：“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1980年12月24日的法庭斗争，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成了国内外新闻焦点。

有个国内作家这样写道：“ 1980年12月24日上午九点，江青精神抖擞地来到法庭。她今天特意穿上一件黑色的毛背心，外面穿着制服，就像当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心境一样。猛一看去，她身后的那两名押送她的法警倒好象成了她的警卫员。”“人们非常厌恶法庭公诉人江文喋喋不休的讲话，倒是十分期盼江青的发言。”“江青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从容不迫地、滔滔不绝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当江青讲道：“你们通过丑化我来丑化毛泽东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抬不起头来”时，“审判台上的法官们齐刷刷地听讲，好象在接受江青对他们，包括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的宣判。”江青义正词严地讲道：“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给‘你们’描绘了一幅必然灭亡的可怕远景，”不止引起审判长曾汉周的深思，也给邓小平等人极大震撼。无怪乎“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象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也！’”

国外媒体纷纷报道：充满火药味的法庭辩论，两“江”（指江青和公诉人江文）斗智，精彩纷呈，江青的“我的一点看法”成为政治宣言书。

日本报纸特别注意江青提出的多次质问，“这些质问使法官们目瞪口呆”。其中着意引用了江青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江青说起自己当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质问法庭：‘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那里去了？！’这可能是对邓颖超等人以老革命自居而看不起江青的反击。”同时认为，江青的质问也使邓小平他们十分难堪：“你们难道没有积极参加和拥护过文化大革命？你们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你们在‘九大’‘十大’没有举过手？你们的出尔反尔说明了什么？”

本来对外宣布是两次法庭辩论，由于邓小平的干预，实际上只给了江青一次辩解的机会，因为在1980年12月29日有意安排公诉人江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发言，把67岁的江青拖得筋疲力尽，并且，江青几次要求发言驳斥，都遭到拒绝，还把她面前的麦克风掐断。江青这才弄明白这几天为什么迟迟不开庭的原因，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么一份对付自己的东西。她眯起眼睛，仔细地打量审判台上的这位公诉人，听他的口气和使用的语言，她断定这个发言材料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有幕后人策划和指点，他不过是个木偶罢了。她对他嗤之以鼻。

以一人之力来抗拒有国家机器支持的法庭，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看得见的实际成效，但江青的铮铮铁骨，震撼法庭的革命呐喊：“你们敢让邓小平、华国锋来跟我对证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有人专门研究了江青一再要求让邓小平出庭与她对证的问题，结果发现，其中还真有奥秘。原来 1975年开展的评论《水浒》的讨论，姚文元写的文章刺痛了邓小平，但他装模装样地亲自找到江青，虚心假意地请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江青接过被邓小平用红铅笔划过的文章，着重看了他指给的一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都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成功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是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江青立即明白邓小平试探的目的，所以故作神秘地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有他的用意嘛。林彪和刘少奇，如果把林彪比作贪官，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有人现在就是只批林彪的极左，而不批他的极右。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他和刘少奇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你可是经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哟，必定会有分辨能力啊。”

听了江青的话，邓小平是从心里恨得直咬牙，但在表面上还是尽量地露出笑容，不怀好意地说道：“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我看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呀！”江青正色道：“周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邓小平赶紧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中央的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你不见怪吗？”江青冷冷地给了他一篇文章，说：“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找人研究这篇文章。他又专门把下面这段话划了出来：“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仁义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划着这些文字，心如刀搅，其中的字字句句都敲击着他的丑恶灵魂。邓小平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大阴谋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天就拿着这篇文章来到周恩来住院的 301医院，边指给周恩来看，边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指江青）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要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在病床上困难地摇了摇头，严肃地说：“你不要胡乱猜疑，评论《水浒》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都要紧跟。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接受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

邓小平还不死心，更加露骨地说：“我听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毛主席自从眼睛动了手术，视力虽有好转，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着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指江青）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挣扎着坐了起来，瘦削的脸色涨得有些发红，质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对江青同志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可以乱来？还有没有党性原则？”趁着周恩来停顿的间隙，邓小平又说：“据我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全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周恩来打断邓小平的话：“你越说越不象话了。江青紧跟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心中都很清楚，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代替别人，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撒在江青同志头上，这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要相信，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我还告戒你，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只当你发发牢骚，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邓小平把周恩来的严厉和紧张归咎于江青他们制造白色恐怖的结果，并没有当一回事，反而在底下更加变本加厉地编造和散布江青的谣言。对于这些，江青当时就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十五年后她一再要求和邓小平在法庭上对证。

1980年12月29日，邓小平导演的法庭辩论的闹剧落下帷幕，江青的法庭斗争也接近尾声。

江青显得异常平静。到了放风时间，她放下手中的书本，披了件衣服，来到监狱的院子里散步，边走边不由自主地唱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乃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江青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毛主席的话：“江青，你要经常唱《国际歌》。我们这些人是唱着这首歌干革命的，奋斗了整整一辈子。有的人唱着唱着，就不愿意唱了。你可是要坚持到底啊。”江青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没注意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原来监管人员看到江青这么沉着悠闲，还满怀激情地唱《国际歌》，心中又是不解又是替江青着急地说：“江青，你估计特别法庭会怎样判你呢？”

江青怔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很坦然也很有风度地笑了笑，说：“我嘛，已经把我的话讲了一些，他们不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来讲话的。这点，大家看得明白。我能有什么想法呢？怎么判，那是他们的事，无非不过一死么！我究竟怕不怕死，全国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嘛。”监管人员十分同情地说：“那你就不考虑一下后事？”江青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无产者，和毛泽东一样，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有半点私人财产，更没有谋一点私利，我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连子女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有一个亲生女儿，她是毛泽东的后代，她已经不是小孩子，她会懂得怎么办的。我们这一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我们都不会后悔的。”监管人员不胜伤感地说：“你就这样完了，真可惜。”江青笑了笑说：“看待一个人，一件事情，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历，要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前途。有些事情，过一个时期，也许就看得清楚了。譬如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敌我关系，不要紧，再过几年、十几年就看得清楚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话再放几年看，历史将完全要证明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在的许多事情，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明知有些人是靠不住的，可是毛主席、党中央还是要用，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党和人民对不起他们，而是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行了。至于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惜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是在斗争中生活，斗争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以前是斗争，现在也是斗争，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要斗争下去。”监管人员不敢再和江青继续说下去，生怕再引出什么是非来，当局对他们也是不放心的，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匆忙地向江青告辞了。

这几天邓小平是在烦躁中度过的。他一改过去“大智若愚”的做作，也无心和自己的子女欢度1981年的新年元旦，整天在看审判江青的电视录象，在考虑如何来处理江青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自从把华国锋整下去，大权在握，国内外都在看着自己，连个挡箭牌也没有了。就在元旦这天，邓小平顾不得休息，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一见面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人。她的问题定了，其他的人都好办了。你们的意见呢？”大家面面相观，谁也不出声，因为心里明白：这是定好了套子，让别人去跳，让审判人员承担历史责任。这些审判人员虽然奉命审判江青，但整天钻在法律条文里，增加了不少理性认识，他们已经不象邓小平那样完全出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而非将江青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狭隘报复心理，他们开始考虑国际国内影响。大家把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号称当时所谓中国第一大法官的江华。江华推脱不了，只得嗫嚅地说：“现在将她杀掉，对我们的影响和历史上的评价，将会很不利的。”邓小平听了很不高兴，场面一下子僵住了。胡闹邦赶紧笑着说：“小平同志从头至尾关心着这次审判，庭审的录象他看得最详细。审判是顺利的，但是怎样量刑比较合理，这也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为这件事已经考虑很久了，这几天，深夜的时候，他还无法入睡，就是在考虑是否判江青的死刑问题。其他的都好办，判多判少不会有大的反响，江青就不一样了……”赵ZY接口说：“对，华国锋就很摇摆，他在一个场合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回答说，不会对江青和其他的罪犯判死刑，他的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和我们研究；前不久，他对我又说，可以判江青死刑，他对江青突然增添了仇恨。”邓小平发话了：“你们听到了没有？许多的人来信来电，说不杀江青难平人民之愤。”并拿出一封信，“我刚刚收到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的一封信，我也不批了，你们拿去看看吧，是否有吸取的价值，你们自己决定。”

江华回来后，立即把这封信传达给每一位法官：“小平同志并中央：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一、不能为死者伸冤；二、不能平民愤；三、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四、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

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借屈武的信来给审判定调子。但是审判人员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判死刑，甚至要立即杀掉，他们代表了邓小平及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的心思。王光美亲自找到特别法庭的人员，鼻子一把泪一把说：“你们一定要为少奇同志报仇呀，少奇同志在阴间也会感激你们的。江青这个人可把我们害苦了！不杀掉江青，将来她会报复我们的，她可是个报复狂。”有的则不无胆怯地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毕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有的则大胆一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够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和江青有仇恨的大声疾呼要杀掉她，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也还有许多的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不少人为她鸣冤叫屈，现在就收到很多人民来信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所以我们不要在喊杀声中丧失原则，应该公正地作出判决”主持讨论的江华、曾汉周等人没法，只得把“球”又踢回邓小平。

邓小平找来彭真密谋。彭真献计：“不如判江青死缓。一是避免了立即杀掉的不可能；二是死刑就够江青受的了，叫她进行劳动改造，慢慢地让她体会专政的滋味，这是更好的报仇，受江青迫害的人们可以解气了；三是江青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由最高法院裁定或核准，再执行死刑。这样做完全符合法律程序。”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江青这个人，要想改造她也很难了，她是不会改过自新的。因为从根本上，她把我们就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待，她是看不起我们的。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彭真见邓小平同意了他的意见，需要赶紧转告江华他们，就没有和邓小平深入讨论下去。

事情远没有结束。当判江青死刑的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哗然。首先是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打来电话或电报，一致要求对江青网开一面，决不能判死刑。邓小平气愤地对胡闹邦、赵ZY说：“这些外国人，总是喜欢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主权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江青这个人，杀不杀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但是，国际上的重大动态信息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了邓小平的案桌：“许多妇女组织代表到我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孀，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性命是维护妇女参政问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任何人。……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在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在整个审判江青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外国人高举“江青是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江青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赦免江青”、“反对将江青判刑”、“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门前举行游示威，递交抗议信件。

外界的强烈反响，打破了邓小平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驾驭审判工作的如意算盘，最后邓小平玩了个花招：让政治局讨论通过；让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判决书上一个一个地签字画押。

1981年1月23日是个特别的日子，尽管特别法庭的成员意见分歧很大，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怕被说成同情、支持“四人帮”，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判处江青死缓，并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了判决书签字仪式，全体审判人员怀着各自的心思，排着队伍，依次签下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对历史负责，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当天晚上，邓小平找来自己的心腹胡闹邦、赵滓阳弹冠相庆。邓小平说：“这下好了，我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还是那句话，不判江青死刑不足以平民愤，现在虽然不立即执行，但是先让她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刀把是握在我们手中。”胡闹邦哈哈大笑道：“还是小平同志的意见高，就是高！这一手够我们学习了。”

1981年1月25日，这是个钉在中国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天，十分阴冷，北风刺骨，好象它不愿睁开眼睛，目睹人世间的不平，只把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让人们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早晨，江青像往常一样，起床后把睡觉时有些弄乱的头发梳理好，黑色的棉衣穿得整整齐齐，非常沉着冷静。今天监狱又换了新的监管人员，他们不放过对江青发起宣判前的最后一轮精神摧残的机会,故意嘲弄地说：“江青，你知道今天特别法庭会怎么处理你吗？”江青本不想搭理他们，不过现在心情很好，也希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尽管她知道这几个新来的是更加忠实的走狗，还是十分平静地说：“脑袋割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大不了就是一死。一个革命者早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可以告诉你们，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即1933年春，我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再说的具体点，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又一次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策划了反革命政变，将我逮捕的那天，我再次准备好了死。现在，我随时做好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准备，你们用不着试探和威胁我。”监管人员半是愕然半是气恼地追问一句：“你真的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江青理直气壮地回答。显然，受修正主义思想毒害的监管人员无法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胸怀。


但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却看清了审判江青的内幕，对江青充满了崇敬之情。零下15度的北京清晨，天还没有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早已挤满了数万名特意赶来的人民群众。大家议论纷纷：“别演戏了，我们已经猜到了，江青判的是死缓，你们是不敢杀她的。她把你们臭骂了一通，你们也不过就是那样嘛，你们理亏嘛。”“我们早早地赶来，就是为了见见江青呀，你们口口声声说公开审判，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毛主席的遗孀现在怎么样了？”“审判江青还怕群众看吗？怕群众就有不可告人的密谋！”“还是让我们进去听听吧！不然，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你们的审判的。”

但是，数千名警察将整个的审判区域围成两道严密的人墙。审判大厅及外面的建筑物，都布满了岗哨，显得特别阴森可怕，处处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气。包括外国记者，只要没有当局特意签发的旁听证，不要说进去，就是稍微靠近一点也不行。而得到旁听证的八百人，一定都是邓小平他们审查过十分可靠的，那也需要提前一个半小时进入，在指定位置上坐好，并且随时接受便衣警察穿梭般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