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大卫自述：“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图)

韦大卫自述：“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图)


1956年1月7日，韦大卫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 ,举世震惊。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能化险为夷。有人说他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他是“传奇”。他说：“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两个朋友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我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举杯痛饮。看着人影绰绰，想着明天我的那个“计划”，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我反而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平静,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了。
就这样我们像往常一样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带着两个决定和我一起冒险的朋友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1月7日凌晨6点，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机坪，那里停着一驾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纳飞机，美国经典机型。安全、操作性能无与伦比。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飞的能力。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能选择从停机屏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飞条件比较恶劣。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我觉得自己可以操纵它，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我不敢说。
我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机。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我启动飞机检查没有问题后，把警卫打发到值班室喝咖啡、看报纸，随即示意躲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上飞机。
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地开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一开，开不着了。我一看，拧弯了，于是安排两个朋友又隐蔽了起来。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机库工作室，敲敲打打这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并没有注意到我。
修好钥匙，我再次登上飞机，这一次顺利启动。当时飞机马上就发动起来，马达声音很响。警卫员一看我这两个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飞机，就冲出来大声问“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理他，两个朋友一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一看不对，马上掏出枪来向我的飞机射击。
我先踩着刹车加足马力，一松开刹车飞机就滑了出去。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大。那个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虽然速度不够，但飞机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地面。
耳机里传来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他们很紧张，后来又来个女的通过无线电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会原谅你的。”我心想,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为什么还听你们的。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里的那头豹子，从小性格特别顽劣，天不怕地不怕。我从小就有飞行梦。我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参加过抗战，有两个是空战中牺牲的，有一个从德国学习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学，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我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后来被特务注意到了，准备抓我。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连夜就跑了。
我们跑到广州，没有亲戚，没有熟人。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治安情况很糟糕。国民党到处贴招生广告——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部队什么的都招。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员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我们没有地方去，以为到了台湾可以读书，有个立足之地，就报名参加了陆军骑兵学校考试。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稀里糊涂的对台湾不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想不到那么远。
1949年8月23日，我们到了黄埔港。当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的送人。指挥官指挥我们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两三千人吧。船开离黄埔港以后，船上水手都跟我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卖猪崽”到台湾去，就是“抓壮丁”。据说这个招兵的人每招一个年轻人，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没有跟着上船。
听说了真相，周围的人也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很气愤，觉得上当受骗了。我发誓要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去，要出这口气。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码头，我们看到很多兵包围着码头港口，机关枪都架好了，谁要反抗就开枪打谁。迫于时局，我只能暂时安顿下来。我和一同来台湾的两个同学被强行分开，我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军三百四十师，成为了一个二等弹药兵。
当时,在台湾虽然到处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返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军队里没有自由，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会怀疑你们密谋什么玩意儿，给人人心惶惶的感觉。有些被骗来的“猪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自杀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一个晚上上吊自杀了三十几个。那是集体感到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我听到这种自杀的消息，心里骂那帮人愚蠢，你们就是笨蛋嘛。都是长着腿的人，你不会跑啊。
有一年的中秋节，军队里的的同学们、他们的家长都邀请我到家里去过节，我没去。一个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个圆山，到那上面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点回去跟家人团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担心的是在母亲，特别想她。那时候拿着一瓶酒在山头上的时候，也没人能倾诉这个心里的事，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唱歌。《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专门要唱，才不管你这些规定。“层云的后面，便是我亲爱的故乡。海水茫茫、白云苍苍，白云苍苍、海水茫茫。回故乡，回故乡吧…”
我暗自盘算着逃亡的方式。从陆军军营逃出来以后，我考取了海军士官学校,伺机从海路逃回祖国大陆。后来我发现，从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海军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来别人不想回来。我那时候原来想弄个小艇，可我看一个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飞机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飞行,各科成绩优秀。毕业后，我进入了台北飞行社，当上了一名飞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桃园新竹空军基地四架一级战备的F一86喷气式战机得到警报，紧急起飞拦截。
根据他们的速度和距离，我判断他们再有八分钟就可以拦截到我。1月7日那天云很多很浓，又下着雨，拦截机一直在高空飞，我又飞得低，他们不敢飞那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我就从云中间穿出去,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那上头钻出去。
出去一看，美国第七舰队好几艘军舰，雷达在那转来转去在搜索,他们已获知消息了。原来计划从淡水河出海，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掉头了。我回来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为了避开雷达搜索，我贴着海面就飞出去了，浪花有时候都能打到我。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闪右避的飞行。时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来越清晰的祖国大陆海岸线。
我飞得比较高，从比较高的高度进了泉州。一进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来了。有的就在身边爆炸，有两发差不多就要击中我的飞机，把我的飞机给晃得很厉害。
我没办法，就又钻到云里去了。钻到云里去，高射炮看不见我了，就没办法打我了。后来我从云里下来以后他们又打。
为了向地面表明来意，我只好冒着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摆动机翼。在空军来讲，摇动机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难，或者我要投降，我没有敌意。但是祖国大陆的部队那时候不懂这个动作的含义，我一出去他就打。
后来我才得知，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已经接到一架台湾飞机侵入泉州的报告。根据这架飞机的行踪，他判断可能是一架起义飞机，随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内陆飞就停止射击，如果返回就坚决击落。我当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灵，一直往内陆飞。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队(在野外的那些解放军)没接到命令，他们的机关枪、步枪都纷纷开始向我射击。我的飞机中了四弹，没办法，只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树多，没有平地，更没有机场，地面武装打得那么厉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条大车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车道尽是烂泥，我知道这大车道落下去也挺危险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飞了回来，要是飞机给打下来不是太冤枉了吗？
野外的解放军趴在树林里在打我，我从他们头顶上擦着树梢就下来了。因为有烂泥，踩刹车没有用，飞机在烂泥上滑，滑到尽头的时候，距离一个桥越来越近，那桥飞机是过不去的。飞机激烈晃动着向桥头快速滑去，我们以为要机毁人亡了。但还差一点点距离就要撞上桥头的时候，飞机停下来了。
着陆后，我说下飞机吧，咱们别做出什么过激动作啊，叫我们举手，咱们就举手。
这时候枪炮还在响，我们三个人下了飞机。一下飞机，看到解放军在不远处匍匐前进，喊着“交枪不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举着手说“我们是起义回来的”。他们把我们围了起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后，解放军拿来了列宁服、解放鞋什么的让我们换上。我觉得挺土的。那解放鞋不就是胶鞋吗，我说我不要这种，我有皮鞋。后来有个干部还告了我一状，说韦大卫拒绝穿解放鞋，一群当地的农民渔民欢呼着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拥抱，我心里就很放心了——祖国大陆是欢迎我们的。
我们回来以后，受到了祖国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叶飞将军设宴接见。下午，我到了福州。第三天，我妹妹就打电话给我了。
我很佩服共产党,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听我说我是广西什么什么地方人,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亲，还有妹妹他们，在电话里，我听到了已经七年没有任何音信的家人的声音。
那年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我回来，可是我一看，好家伙，来了得有一二百人。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们都没生呢。家里人当时那狂欢啊，我祖父说我知道这小子，他有机会他一定要会回来的。我妈妈见我第一面就哭啊，她已经很老了。
驾机归祖国大陆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接见了我。这些热情的招待，是我当时在驾机起义之前无法想象得到的。驾机起义时，我连命有没有都还不知道，没敢想到了这里会是什么样。
周恩来总理接见我的次数最多，因为他经常到首都机场来送往迎来，有的时候我找他，有时候他找我。当时，我已是隶属空军的中国民航的航空驾驶员了，成了家，并有了两个女儿。有时候，周总理在首都机场等某个外宾但外宾没及时到，他就问韦大卫同志在不在。在，在，在，就把我找来。
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的时候，周总理找过我两次。第一次他送给我四卷《毛泽东选集》。他说你呀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运动了，到西安去吧，我给你安排到西安去学习。我说总理呀，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说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摇摇头就没说什么。第二次他又找我谈这个事情，我很感动，我说总理您那么忙，你还老惦记着我这事，我说好吧我去吧。周总理是担心我这的个性，怕我闯祸。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我离开了北京到西安“学习”。
几个月后,我得知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有历史问题，非常愤怒。我马上返回了北京，跟那些写我大字报的人斗上了，他们写大字报我也写。那帮人跟吴法宪、林彪他们都有关系的，他们说我是“731驾机叛国投敌案”首犯。
我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没有问题。但是，1968年3月14日，吴法宪大笔一挥，将我逮捕了。
我在东北一个看守所一关就是三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看守所传出的消息是：韦大卫已经疯了，在看守所里面还唱歌啊、骂人啊、打人啊什么的。
我知道，我要是嘴软点可以少吃点苦，但我是不会屈服的。有时候他们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以后，往牢房里边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说，小子，我只要养足精神我还跟你们斗。
我大喊大叫，我大声唱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唱草原上的歌曲。有时候看守来质问我为什么唱外国歌，我说哪个国歌我不可以唱，我说好听，我喜欢唱我就唱。唱了歌我心里能舒坦点、亮堂点。后来我争取到一个合法权利，就是每天唱一小时，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他们后来说，你别看韦大卫他不听管教，他唱歌唱得不错喔。那些打我的人，后来我出来以后，有些申请调走，有些是请了长期病假，有些是见了我就溜，有的见到我就敬礼。他们知道我是块硬骨头。
入狱后，我就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971年，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专案组”突然以组织名义宣布我“不够资格享受家庭幸福”，强迫我跟我爱人离婚。我说我饶不了你们，出去以后非得跟你们干。那个专案组的头儿说：“你放心，你一辈子也出不去了。”
多年前，我从戒备森严的台湾陆军军营里跑出来，一个人在甘蔗田里走了21天。多年前，国民党空军因为怀疑我有共产党嫌疑，几次要把我除掉。我没有想到天下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这一次，我再次想到了逃离。
1972年我被转到了北京丰台的一所监狱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越狱，我要到中央去申诉。
监狱是两层院子，戒备很森严。墙很高，而且有电网，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从上往下跳。上面有个瞭望塔，有十来米高。瞭望塔上面的看守，他拿冲锋枪在那里看。只要被看守发现逃跑，就会被开枪打死。
为了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便实施计划，我一改一向不服管教、顽固不化的性格，主动要求到监室外参加劳动。这样积极的表现，很快就得到狱方的批准。但是他们对我不放心，每次劳动派了一二十个看守在周围围着我。我根本没机会跑。我每天按时出工、收工，老实劳动。一个月后，狱方渐渐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个看守，就留三个看守看我。
1974年，十月底，经过几个月周密细致的筹划，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开始为越狱做最后的准备。我平时穿一件黑毛衣，里面藏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把毛衣穿在中山服外面。原来也不戴帽子，快要走了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肚子里。
10月30号上午，和往常一样，我在三个看守的押送下，离开监室到监区劳动。这一天，干部安排我检修暖气管道。几个小时后，我一直等待的机会突然出现了。
三个看守，两个在聊天在抽烟，其中有一个去拿工具。我一看，瞭望塔上面那个警卫下来了，他说是上厕所。机会稍纵即逝，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开始了行动。
我躲过两个看守，从后面绕过去，叮叮咚咚我就上了那瞭望塔。到瞭望塔，毫不犹豫的我就跳下来，落在那电网的两边，站上了以后我就一翻身，跳出监狱高墙，迅速冲进了一片玉米地。
那时候监狱里边电铃已经响了。“43号跑了，43号跑了！”抓捕小组紧急出动。
让抓捕小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临时改变了乘火车先逃往外地的计划，而是直接逃向了北京城区。他们决断错误往丰台车站追，而我逃到一个路口，扒上了一辆开往城区方向的卡车。
我把毛衣脱下来，帽子也戴上了。这算是简单的化妆吧，跟出来的时候样子不一样了。这化妆很成功，当时各地的派出所都接到命令说跑掉一个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头、没有帽子等等，这套打扮就对不上了。
卡车开得很快。进入北京，我辗转来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我再次胜利逃亡。平反之前，我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近七年。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那所监狱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的逃亡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说我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我是“传奇”。我只是不愿意听命于这个那个。我觉得我应该干、可以干，我就干。我一辈子历的这些险、过的这些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我这一辈子，我觉得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