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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远见卓识的文章震怒毛泽东
——纪念《当前形势怀感》作者杨伟名冤死四十周年

杨国选

核心提示

杨伟名等三位农村党员，以天下为己任，沉郁忧患，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深刻，确实让人大为震惊。“放开搞活”、“社会主义初级论”，无疑是最具时代代表性和治国前瞻性的理论，是治理“大跃进”给农村带来深重灾难的良策。而且完全符合16年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治国方略，然而，这剂“苦口良药”震怒了毛泽东，给杨伟名带来杀身之祸。

1962年，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以三个农民党员(另二人为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合署名的文章《当前形势怀感》（又名 “一叶知秋”，文章收录在《陕西农业合作简史》)问世，毛泽东十分震怒，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一叶知秋”，给他做了阶级定性。今天，我们在《“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之际，来缅怀和纪念这位惊动了中央、震怒了毛泽东的一介平民，重温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纵观20世纪50、60、70年代党内和民间万言书，以思想水平衡量，《当前形势怀感》无疑是最具时代代表性和治国前瞻性的作品，它是治理“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已经是急重难缓灾难的宏论与良策。 《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近万宇，共分13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繁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后记。 杨伟名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

文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一叶知秋”说：“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一叶知秋”提出了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应该说，“一叶知秋”这一论述，是直接针对当时国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整顿、巩固、提高”八字方针。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当时经济的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如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他直言不讳地说，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一叶知秋”——杨伟名，这位基层干部此时提出的宏论，完全符合20年后邓小平提出的“放开搞活”。 杨伟名的论述，不是信口开河之后的结论，而是他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他在文中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可能走好呢？”“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十年、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何等近似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该说，杨伟名这些所有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2年，显然，中国的领导人对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实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当然，退应有度，时政府“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原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遣返’，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病之标’。” 因此，他提出了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的自由市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和对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 的手段”，真正施行民主集中制。

应该说这是杨伟名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杨伟名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既形象又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 ‘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去’。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地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只有‘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只有这样，才更能不断地‘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源泉’，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 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了。实际上，杨伟名的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都非常客观而沉着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置农民意志而不顾，置中国国情而不顾，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以至祸国殃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遗憾的是，这剂“苦口良药”不仅没有人喝，反而给杨伟名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2年6月底，□□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部《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自然，□□部的两期《宣教动态》送到了中共中央高层，送到毛泽东的案上，毛泽东震怒了。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他说《当前形势怀感》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当然，毛泽东也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

8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行署副专员杭尚增、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文章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19日，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的更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分愤慨地给杨伟名等做了阶级定性，10月29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从此，一人之口，封万人之心，终酿悲剧。

杨伟名等三个党员被迫检查，遭受批判。尤其是杨伟名，从1962年向各级发出《当前形势怀感》，后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和阶级定性，省委作为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分子，到文化大革命，随时作为反面典型，遭批斗迫害，他确实不堪忍受那百般侮辱和折磨，1968年10月服毒自尽。卒年46岁。 杨伟名生于1922年，陕西户县人。幼时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他生在户县涝河畔，死后也埋在涝河畔，1979年，这位敢于为户县乃至中国农民呐喊的杨伟名得到平反昭雪。然而，杨伟名在天之灵，也许不甚瞑目，他生前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后求一掊黄土而不可得，他的坟墓也经被一家化学添加剂厂所覆盖，着实令人怅惘！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他似如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似如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我们在杨伟名含冤逝去40周年之际纪念他，户县也大胆破除以往以钱势、权势、名势命名图书馆者有之的惯例，而用一介平民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以向世人备案，也许是杨伟名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让杨伟名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