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毛泽东 借李秀成抓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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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22日夜，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打，保护着幼天王从天京的倒蹋的城墙缺口中冲出。乱军之中又被冲散，只身一人逃到天京城东南面的荒山上。第二天天明，被在山上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李秀成随身带着许多珍宝，村民要他分一些作为不去举报的报酬，李秀成不肯，于是，他与村民之间发生了争执；虎落平阳被犬欺，两个小百姓居然把他拿下，解送清营请赏。28日，曾国藩从安庆来到金陵，审问后，令李秀成书写供词。李秀成在囚笼里写下3万多字的《李秀成自述》。1864年8月7日，李秀成在天京被杀。

后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自述》又展开了争论。一派意见是，《自述》被曾国藩篡改删削了，有的人干脆说《自述》是伪造的，李秀成这样忠勇的人民英雄，根本不会写什么《自述》，一定是保持气节、慷慨就义的，曾国藩改《自述》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战略和战斗中的失误。
另一派则认为《自述》应该是真的，曾国藩没有必要篡改和造假。
其实，关于《自述》的争论，还是文人们为了使学术为“人民服务”而搞起来的折腾。因为太平天国被定为“农民起义”，是革命运动，是历史的动力，所以，它的领袖（除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韦昌辉）都是人民英雄，人民英雄对敌人，是不会卑颜屈膝的。因此，李秀成还是作为革命英雄的形象占领着历史文化舞台。

再后来，1963年，一场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开过后，经济政策作了调整，农业生产正在恢复微弱的生机。这时，学术期刊《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作者戚本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评定《李秀成自述》是“一篇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首书”；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革命的叛徒”。

这时，中央文化部门正在排演一部话剧《李秀成》。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同时，中先部副部长周扬对《李秀成》一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赞扬李秀成忠勇。戚本禹的文章调子完全与周扬相反，评价十分悬殊。周扬是当时掌管意识形态，是文化部门的老大，正在主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样来配合“反修”，见到与他观点相反的文章，就指示中先部科学处，召集会议讨论戚本禹的文章。史学界的文人们，得到文艺界领导人的指示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是针对戚本禹进行批评的。

面对史学界的批评，又有ZX部领导挺李秀成的讲话，戚本禹感到压力大了，准备更改观点，作出检讨，应付过关。他检讨还没写完，好运就降临了，有贵人出现，文化部电影处处长、主席的生活秘书蓝萍同志，与他谈话说，“……主席看了，很满意你的文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戚本禹一阵狂喜，得到了最高方面的支持，多么光荣和幸福啊！不久，传出了十六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
有了巨大的关怀和鼓励，戚本禹抖擞精神，1964年3月写出续篇《怎样看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戚本禹后来因为“王、关、戚”一案被关进秦城，1979年他在一次询问中承认，他写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是影射彭德怀的，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书是反对主席的，这就是晚节不忠。要拥护一辈子、拥护到死才是保持晚节。他还说出了主席当年的指示：“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就在这个同时，中央高层正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瞿秋白是陈独秀以后的第二任领导人，他被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临死写下供词《多余的话》。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领公安部第13局，从1954年发现《多余的话》开始，调查了10年，对瞿秋白的被俘和被杀的经过，都做了慎密的审讯和调查，在1964年10月19日写出了《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报告中对瞿秋白尊称为“烈士”。但在11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两家先后将瞿秋白的图片文件资料从展品中拆下。看来，高层不认可这个经多年侦审调查得来的报告，不理会这份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报告》，而是把《多余的话》当作《李秀成自述》一样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投降书了。

戚本禹当年写李秀成来影射彭德怀，真有点使人摸不着头脑。彭德怀一生征战无数，从没有被敌人俘虏过，他的经历与李秀成截然不同，没有丝毫可比性，怎么会是影射他的呢？
仔细揣摩，原来，问题是在“要保持晚节，晚节不保，一笔勾销”这段指示上。彭德怀在庐山一通表现，就是对主上不忠，就是晚节不保，以往的功劳也应一笔勾销。更加重要的是，彭德怀一直对庐山会议给他的处理耿耿于怀，不服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奋笔写出8万字的《生平自述》，并上书中央，据理力争，抗议说他“里通外国”。
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彭德怀的行为定性为“右倾翻案”。并要在9月召开的8届10中全会上“又一次揭露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并说，“彭的罪恶实在是太大了”。
为了配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示意戚本禹在这时写这类文章，这就怎么想都不奇怪了。
可能戚本禹也想不到，写的这个关于“保持晚节”的文章，还有更大更深一层的意义。

其实，主席要下一盘大棋。他说过，“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要通过这一类文章，解决“党内叛徒”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国家主席要出事了，按标准，他早已没有保持“晚节”了。
要说刘主席，可从来都是紧跟主席的。尤其是延安整风，那时主席可没有多少拥护者，以后的革命战友们那时要么捉摸不定，要么人微言轻，挑不起大梁。而王明、博古他们，正如日中天，主席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在这时，刘主席力挽狂澜，力挺主席，写了不少雄文，奠定了“思想”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主席在中央的领袖地位。后来的土改、镇反、反高岗、批胡风、打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系列的运动，立场坚定、旗帜分明地支持主席。
可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这老刘竟然说出三年来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着实吓人一跳。还说什么彭德怀除了里通外国不允许的错误，在庐山说的不少是事实，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应该是允许的。说到兴起，还说“对‘三面红旗’（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我们现在不取消”，明显地是说，时机到了还是要取消的。
老刘这就是已经背叛了既定的方针路线，没有继续跟着干革命、继续保持晚节了。更加使人生气的是，有一大帮领导同志，与老刘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纷纷声讨起正确的路线来了。也许从这时起，主席就下决心，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了。

1963年，就是戚本禹发表评论李秀成文章，称李秀成是“认罪作父”的革命“叛徒”的时候，历史学家吕振羽被秘密拘捕。原来，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当时任中央北方局一把手的老刘，经中央批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举行了国共合作的谈判。吕振羽当时是老刘的手下，拘捕他的目的，就是要他曝出关于老刘与国民党勾结的猛料。吕振羽关押至1966年被正式逮捕，1979年平反释放，这期间，遭受审讯约800次（吕振羽：《少奇同志与南京谈判》），其中有700多次是审问关于国共南京谈判的事。意在胁迫吕振羽提供伪证，诬陷老刘借谈判之名“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充当“内奸”。
戚本禹当然不知就里，这个时候，当然不方便指名道姓地公开搞老刘的材料，只能是迂回曲折地从历史事件下手，搜寻所谓的“叛徒”一类的“证据”，一旦时机成熟，晒出猛料，置目标于死地。抓叛徒的灵感，也许就是戚本禹批判李秀成而得来，所以，戚本禹笔伐李秀成“为党立了一功”。

1965年12月，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面说文化部是封建帝王、才子佳人部，到处在轰轰烈烈批“封、资、修”，全国人民都蒙在鼔里，而目标早已经锁定。这时，主席与陈伯达等人谈话又再一次称赞戚本禹，说他“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的那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写的好”，“缺点是没有点名。”
点名，点谁的名？戚本禹做梦也想不到要他点的是老刘的名，只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在1966年5月发表了大块文章，指名道姓地诬陷市委书记邓拓是“叛徒”，直接导致了邓拓的含冤自杀。一直到了1967年3月，看来不直接说来不行了，不然，戚本禹这傻瓜不会清醒，在蓝萍同志的指点下，戚本禹写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经主席亲自审定后发表。
在此之前，1966年3月，经主席多次修改才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看到，抓“叛徒”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老战友们，晚节重要，别忘了紧跟。整肃老刘，使那些功高震主的人们懂得自律收敛。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名曰“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上面提了八问：要置老刘于死地。八问的开头，就说：“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言‘坚决反共’”？
这篇文章提出的就是文革前期耸人听闻的“六十一人叛变自首案”。

果然先声夺人，一箭封喉，这文章来势汹汹，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组织，掀起了“揪叛徒”的革命竞赛，谁家揪出来的“叛徒”多，谁家揪出的“叛徒”大，谁家就更忠更革命。一时间“老革命”们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国。因为对“叛徒”没有精确的定义，“老革命”们既是从与国民党斗争中走过来的，谁都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六十一人”的叛徒问题，本是被国民党抓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中共党员骨干分子，国民党的监狱管理松弛，拖沓散漫，这些人在监狱中居然成立党支部，开展组织活动。后来说他们与国民党作坚决斗争啦，大义凛然啦，都是溢美之词了，要是监狱方面将人分隔看管，戴上刑具，不给放风，看这些人怎么坚强怎么不屈。所以，本来国民党没拿他们当多大的事，老刘他们一去交涉，说些日本人就要打来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与其把这些人关着，不如把他们放出去也是打日本的一份力量嘛之类的话，国民党当局一想也对啊，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日本人才是死敌，于是同意放人。
释放出狱当然不是劫狱一样，打开大门任你跑，得在出狱的时候办理个出门手续吧。于是以薄一波为首的61名党员签字画押后获得释放，随即投入了反蒋抗日的革命斗争当中。老刘与国民党交涉释放这一批人，是得到当时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这一批人放出来也确实为党增加了骨干力量，许多人后来都当上了相当级别的负责干部。
现在要拿出狱签了“自首书”来说事，六十一人遭了殃不说，主要却是要整倒老刘.

红卫兵深揭猛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央却对准了主要目标，1967年3月，正式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伍豪同志任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我们只能佩服主席的领导艺术了。“集中兵力先歼敌一部”在政治上也用的鲜活鲜活的。老刘这时已经是笼中虎、网中鱼，只能听天由命了。虽然，他也曾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红卫兵力争自己的权利，可是，这部宪法，早已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员们糟蹋得一文不值，成了一张废纸。

老刘落得如此下场，应该有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比如，说那三分天灾吧，你就说成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不就得了，再说，开调查会是主席一贯的工作方法，你要另搞一套，要求大家下去“蹲点”。这就不对了嘛，蹲点与开会有本质的不同了嘛。蹲点，就要到现场，现场就有很多敏感的事情被发现；开会，指定几个信得过的来，按要求汇报一通，皆大欢喜，形势大好，这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嘛。
还说什么不下去蹲点的不能当中央委员，说这话大大的越过了底线，当不当中央委员不是你老刘说了能算的么！蓝萍同志听到这话，到主席那里哭了一鼻子：“人家赫鲁晓夫还等斯大林死了才作报告，可你都没有死，人家就作报告了……”
在那困难时期，饿死几个人也属正常。你却多次要求下面的干部如实上报死人的数字，多次斥责：“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就是不说实话！”，“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现在不揭，将来要揭；活着不揭，死了要揭！”这些话多么的伤感情啊，最使人无法容忍的，竟敢当面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
种种迹象都表明，老刘的“晚节”早就不保了，不是四五十年代的那个“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老刘啦。

“专案组”的内查外调紧张的审讯工作中，像吕振羽那样的拒不交待的死硬分子不多，多数人经不住“考验”，大都招供了老刘的犯罪事实。有了这些以口供组成的证据，1968年10月，8届扩大的12中全会，通过了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据此将老刘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专案组组长原是批上要枪毙老刘的，但主席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同意。认为留着一个活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民保持晚节；如果痛快死了，起不到改造反动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