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西藏“共和国”zt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西藏“共和国”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从南方到北方的十几个省份，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中央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是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的。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并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成员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了有一个400多人的直属警卫营外，总部还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个营的队伍。格勒得沙革命军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同时，还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了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性的土地革命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的经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种粮食。为了防止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还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不许破坏藏族的经书、经堂，保护藏、回人民的寺庙，并准许开展宗教活动。

　　在党的培养下，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一起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照料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有兄弟同时参军的，有姐妹同时参军的，甚至还有全家一齐参军的。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的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地，藏民对红军的态度由恐惧转变为拥戴，他们纷纷找来，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中的一员。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九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同胞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放弃了抚边、两河口。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彻底解放。

　　赞成“兴番灭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师，做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波巴人民共和国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和副主席、政府机构各部部长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波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党和红军派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党代表，刘绍文担任顾问。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部、牧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波巴政府由波巴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区、乡、村寨的组织结构，规定了任期时间等事项。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制，不少政府机构和办事程序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它毕竟是在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诞生的，是西康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事业。

　　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成为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传为佳话。格达活佛为人简朴、公正，又喜欢帮助贫苦百姓，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的爱戴和崇拜。在朱德的教诲和点拨下，格达开始向往革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他更以自己的威望和才能，动员和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拥护和支援红军。他还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把红军医院搬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四方面军乃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波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何开展工作成为首要问题。在邵式平的主持下，红军开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前后培训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甘孜县是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在红四方面军党委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所以率先建立了中共甘孜县委和团县委，夏显章任县委书记，杨波林任团县委书记。此外，还在孔萨、拖坝、白利、普玉隆、绒坝岔5个区、乡建立了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团员。他们在实施波巴政府纲领，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甘孜县率先建立起一支由70多名藏族青年组成的骑兵大队，县波巴政府副主席达娃洛热任大队长。这支队伍担负起维持地方秩序、打击不法分子的重任。他们巡视在城乡各地，是一支精明强悍的地方武装。在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藏民骑兵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军的帮助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长征中的红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共和国中央政府遵照红军制定的严格纪律，把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作为工作重点，派出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辞劳苦，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宣传动员，虽然经常受到冷嘲热讽或者坏人暗算，但他们毫不气馁，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支援红军，他们跋山涉水，到远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达通玛牧区，筹集到100多头牦牛和不少畜产品。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食约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和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撤出康北藏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朱德曾亲自找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广大藏族同胞，坚持斗争，照顾好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在炉霍，徐向前亲自找县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在甘孜，仅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就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另外，县波巴政府还安排每户可靠群众家庭负责照顾和保护一名红军伤病员。在炉霍，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做出了4条决定：第一，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第二，群众愿收留红军的，要保证照顾好；第三，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第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都得到妥善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节衣缩食，保证红军的治疗和生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员和藏族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到新中国成立时，继续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还有64人。

“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

　　由于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不得不在康北根据地进行人员补充。在波巴政府的号召下，康北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丹巴县的巴度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就扩大红军200名。波巴政府动员藏族青壮年组成自卫军，然后一批又一批地将各级波巴政府指挥的自卫军等地方武装成建制地转入红军队伍。另外，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时，波巴中央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使红军得以顺利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他便是在康北根据地参加红军的。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就给牧主放羊，当长工，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农奴）生活，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后来，他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在甘孜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扎喜旺徐成为他们村子的民族代表，参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说：“愿意。”

　　后来，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说服下，起初对红军抱有疑虑、藏了起来的格达活佛回到了寺院，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在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个人就筹集到粮食4.6万斤，后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红军北上出发时，格达活佛动情地赋诗：“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愿佛主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他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十分关注红军北上后的情况，听到青海军阀马步芳等残杀许多红军的消息，便专为牺牲的红军念经。红军走后，他十分牵挂，陆续写了40多首诗，抒发对红军的思念之情。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格达被推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他接到去北京参加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时，心情异常兴奋，连夜告诉妹妹依喜拉姆：“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了。”1950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在即，毛泽东、朱德拟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盛会。格达活佛听到这一消息后说：“我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我现在顾不上”，“等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6月2日，格达活佛致电朱德转全国政协会议说：“谨以热忱祈祝大会成功。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余年即为帝国主义垂涎。当值全国即将全部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窃意西藏解决应以和平为主。”并再次表示，他愿去西藏劝和。许多领导同志和友人都为他此行的安全问题担心，格达活佛不畏艰险，毅然前往。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白利寺出发，启程西去。8月，在昌都，格达活佛不幸遭英国特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