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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光明磊落：瞿秋白“三个不得不”属实吗？

2008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简称《三个不得不》），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瞿秋白就义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歌颂他的品质，抗议蒋介石的残暴。在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把他的遗作编成《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已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鲁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瞿秋白并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的。该文作者却把矛头从蒋介石移开，转向革命烈士博古。

一

所谓“不得不走”，《三个不得不》的作者王彬彬认为是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中央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当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要他去中央苏区来电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秋白这时是兴奋的。瞿秋白到瑞金任职后，在教育、文艺、办报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分明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瞿秋白的关怀并委以重任。而该文作者却认为把瞿秋白调到苏区是加害于他，显然是是非不分。

再说，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1923年7月，瞿秋白与邓中夏等一起受党组织委派加入上海大学，培养革命骨干，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博古在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学生。博古和同学不仅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11月博古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驱可谓是博古的老师和革命领路人，博古对他
们十分尊敬。同时，博古对瞿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及教学经验、办学能力十分了解，这正是博古请瞿秋白赴苏区主管教育、办报、文艺的主要原因，哪里是要加害他呢？
二

《三个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之二是博古未让他随大军长征，把他留在中央苏区。所谓“扔下瞿秋白就有借刀杀人之意……”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之十，就中央苏区留人问题作了说明:“中央苏区撤退时，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认识不足，以至于各级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陈潭秋、宣传瞿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要负责的。”“我要声明的即这批人留下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博古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苏区还留下一套人马，组成中共中央分局，瞿秋白是其中负责人之一，是中央局负责宣传部门的领导；二是承担责任，这些留下的同志如果有牺牲，自己是有责任的；三是作了声明，把一批干部留下并非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困难和风险，都担负艰巨的任务。从大军长征看，要领导8万人马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可谓前途茫茫，凶吉难卜。从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来看，中央给他们的任务也很艰巨，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中央规定:他们首先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因此，中央留下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红军留下了一批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而且，“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当时留和走都是革命需要，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8万人。留下的干部除工作需要外，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瞿秋白和陈毅留下，除革命工作需要外，还有重病在身的原因。陈毅当时负了重伤，坐骨断了，身上还有许多碎骨，正住院治疗，不能随大军长征；瞿秋白则是身患肺病，发烧咯血；何叔衡年老体弱。他们都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都留下来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他们原准备在适当时机“潜入上海去治病的”。

瞿秋白留下后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担任《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平时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要求、报道战斗中的英勇事迹、鼓舞红军士气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瞿秋白领导下，报纸质量有很大提高。当时，红军秘密转移，报纸掩护尤为重要。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领导能力、文章水平，别人很难替代。瞿秋白留下后，《红色中华》报在他精心领导下，为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报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但不报道红军行动情况。他带病坚持每周出二至三期，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红色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瞿秋白、何叔衡不幸牺牲，延安整风时，有人责怪博古不该把他们留下，还有个别人认为博古有意留下他们让敌人杀害。《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的观点就是从那里搬来的。1937年春，朱德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的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来未走。”这也表明留和走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然而，好端端的一件事，怎么搁到博古身上，就成了他搞宗派主义的错误了呢？

历史证明:“红军长征时留下来不少领导干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留下后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不幸在斗争中被捕牺牲，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罪恶，怎么能栽到博古头上呢？

《三个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认为瞿秋白牺牲是由于博古有意未让他跟随大军长征。博古是这样的人吗？博古犯过错误，他忠实地教条地执行王明路线，即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外国人，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但博古“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不能因为博古历史上犯过错误，就什么都往他头上栽。
博古是一个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革命者，有高度党性和原则性的人。略举几个例子便可证明: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时博古才18岁，是苏州学联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召开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当时他身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表现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感情。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块银元。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在延安整风时讲述的大意）。博古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服从党的安排，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表明，他不考虑个人安危，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博古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他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博古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以党的利益为重，盛赞大渡河的胜利，表现了博古无私的品德、高度的原则性。

在重大事件面前，博古总是不计个人得失，始终站在党性立场上来处理问题的。1943年5月，正是延安整风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当时，蒋介石借整风和党内历史问题，大肆挑拨、蛊惑，甚至胡说中共也要解散等。博古当时处境并不好，党内上层整风，他是重点，但就在此时，他写了《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斗！》一文，登在《解放日报》上，文中历数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旗帜鲜明地说:“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更提高了这种团结，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造谣能伤害其毫发的。”博古就是这样正直无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不必再多举例，这些已足以说明博古不是一个在革命队伍中搞宗派或有意暗害人的人。

革命总是有牺牲的，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不幸被敌人杀害，令人痛心，但8万红军到陕北后只剩几千人，不也更令人叹惜吗？

三

《三个不得不》文章开头就下了论断:王明、博古扳倒瞿秋白夺取最高领导权，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这是主观臆断，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特别是《博古传》、《秦邦宪传》先后再版已有近20年，传中这些情况已交代十分清楚，还下这样的论断，是不负责任的。有关博古与米夫、王明的关系，博古早在延安整风时《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之三、六有说明:“米夫是孙大（即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我是学生，只有师生关系。听说米夫当时请一些人吃饭，但未被邀请过一次”，“回国后从未再见米夫一次”。与王明的关系，博古说:“与王明，在莫斯科和他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是同学关系。王明比博古大，不在一个年级，比博古早回国一年，博古1930年在一次游行活动中碰巧遇见了王明，才开始有了联系。有什么证据证明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呢？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进一步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错误的批判作调和妥协，增补了新的领导，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政治局常委职务。此时博古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共青团中央代表列席会议，怎么能把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到博古头上呢？博古后来被推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那是在8个月以后，是临危受命。怎么能说博古是扳倒瞿秋白上去的呢？

《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认为博古一直在打击瞿秋白，这是主观猜测。实际上，在上海博古领导的党组织一直在暗中对瞿秋白进行保护。当时，瞿秋白处境险恶，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特务四处搜寻他。每当风声吃紧时，博古就派人亲自接送。1932年瞿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时，是当时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亲自接出来转移到别处去的。1933年2月，情况紧急，又是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长黄文容亲自送到鲁迅家避难的。临时中央令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革命工作需要，也是因上海环境凶险，考虑他的安全；长征时，把他留下也是革命工作需要，并考虑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跋涉，等待适当时机再去上海治病。这怎么能说是博古要有意加害瞿秋白呢？前面说过瞿秋白是博古上海大学的老师、革命引路人，他们之间只有师生情谊，没有个人积怨，于公于私都找不出博古有意加害瞿秋白的理由。

四

瞿秋白是如何牺牲的？1935年1月，红军转移已两个多月，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已完成，中央苏区形势却越来越险恶。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等突围到上海就医，同时决定邓子恢到福建坚持游击战争。这两部分人2月初从瑞金附近移至闽西，准备经广东到香港，再赴上海。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附近休息吃饭时，被“义勇队”发现，突围时瞿秋白被俘。2月26日，被押送上杭，囚在监狱。3月9日，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编造经历，以求脱身。虽经敌人严刑逼供，并未暴露身份。4月，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被捕后供出了瞿秋白。4月25日左右，瞿秋白被解离上杭，5月9日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在叛徒郑大鹏指认下，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瞿秋白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忠贞不屈。他曾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就下令就地枪决。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对监刑官说:“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

从上述史实和分析中可以看出:瞿秋白被害，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而并非“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不得不死”。《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对瞿秋白离沪赴赣及未随大军长征的史实未作了解，对博古与瞿秋白的关系、博古的品德为人一无所知，抓住60多年前延安上层整风中，一些人毫无根据提出的、博古早已向中央澄清的问题，大做文章，集骂博古之大成，并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原因的矛头不是指向杀害瞿秋白的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为人光明磊落、对革命鞠躬尽瘁、最后以身殉职的革命先烈博古，这是十分荒谬的，是无中生有，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