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指挥屡战屡败，李徳被刘亚楼骂得狗血淋头
核心提示: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2007年第10期 作者:朱鸿召
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同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该情报机构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领导层，都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但足，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并不知道“佐尔格小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视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国女佣。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并传言将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印报告莫斯科，请求自己所属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同志。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两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 “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作为秘密交通员之一的奥托·布劳恩，即稍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苏联军方情报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即牛兰，引者注)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苏联军方情报小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俄国人，所持护照也不是真实国籍证明。他们来到上海后，不仅在社会上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或职业作长期居住的掩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作掩护，那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
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补选了中央委员，并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夫妇在自己的住处被捕。6月22 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一租车行租车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 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书记。
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引者注)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全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2月，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远东局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以及无线电通讯和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先后有:
罗伯特，又称埃勒斯、“德国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离沪。作为远东局正式代表，主要负责政治部工作。其间，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间，主持远东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兰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远东局秘书身份负责组织科工作，远东局的具体负责人。曾操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米夫到上海后，他的权力被取缔。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工作后，才离开上海回苏联。
米夫(1901-1938)，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让留苏派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但他本人并没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参与远东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离沪回国，后来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处死。
阿瑟·尤尔特，又名艾佛尔托，1931年11月化名哈里·伯杰，持美国护照到上海，领导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问题发生争论，1934年7月回苏联。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鼓动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政治、军事和各种特殊技能，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终于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他们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指示意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鉴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加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苏联方面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便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几经磋商，斯大林最终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曾用名李特罗夫、华夫。李德是他进入中央苏区后才使用的名字。1900年9月，他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斯马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位教师，兄弟姐妹六人。6岁失忆，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读完小学课程，并获得奖学金，升入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应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服务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先后三次被捕，经组织营救越狱逃往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1929年春，他获准进入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接受过西方军事理论中从列兵到团指挥的基本专业训练。
他到中国的真实身份，是承担苏联军方情报工作。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场“钦差大臣”的悲喜剧，随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收回军事指挥权。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从瑞金到瓦窑堡、保安、延安，他在帮助建立红军大学，以及在军事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间，他刚到中央苏区不久，33岁，时常龙性大发，指望有随军女性陪夜，但苏区没有妓女。他想找个伴侣，“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他在瑞金的住处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李坚，物色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广东籍女同志。她是一位工农出身的低级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
1938年，李德与来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恋爱结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胳臂跌伤，中央同意李德同机返回苏联。李丽莲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
后来这两位女同志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其实，他在来中国以前就已经有过两次婚姻。这两次婚姻和在苏区的婚姻，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都只字未提。
离开中国后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后，等待李德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李德回忆录中所说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就是共产国际监委会组织的对他在中国期间工作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并召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刘亚楼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苏区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之苦，遵义会议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资格不够未能参加，现在正好有机会要把这个“洋顾问”瞎指挥的混账事全部抖落出来。
“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刘亚楼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从军事指挥到生活作风，从控诉到责问。“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训人，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很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针锋相对道:“你还想抵赖!你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连忙辩解:“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什么鸟顾问，只会找女人，在‘独立房子’里逞威风，上了战场竟是草包一个!”因为带着切肤之痛，刘亚楼的嗓门大了，火也旺了。
会场上的苏联同志听了不以为然，认为骂人不算路线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任弼时马上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由周站起来说，刘亚楼同志发言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话带了火气，请大家谅解。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 “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最初决策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
接下来的会议，主持人让苏联和德国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都发言，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恢复原名奥托·布劳恩，被分配在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参加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一度从事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并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出版社，转而将苏联的政治、文学读物翻译成德文。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迫于政治气候压力，他不情愿地回到东德，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其为“一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朋友”。
核心提示: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2007年第10期 作者:朱鸿召
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同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该情报机构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领导层，都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但足，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并不知道“佐尔格小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视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国女佣。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并传言将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印报告莫斯科，请求自己所属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同志。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两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 “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作为秘密交通员之一的奥托·布劳恩，即稍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苏联军方情报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即牛兰，引者注)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苏联军方情报小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俄国人，所持护照也不是真实国籍证明。他们来到上海后，不仅在社会上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或职业作长期居住的掩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作掩护，那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
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补选了中央委员，并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夫妇在自己的住处被捕。6月22 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一租车行租车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 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书记。
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引者注)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全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2月，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远东局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以及无线电通讯和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先后有:
罗伯特，又称埃勒斯、“德国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离沪。作为远东局正式代表，主要负责政治部工作。其间，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间，主持远东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兰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远东局秘书身份负责组织科工作，远东局的具体负责人。曾操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米夫到上海后，他的权力被取缔。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工作后，才离开上海回苏联。
米夫(1901-1938)，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让留苏派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但他本人并没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参与远东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离沪回国，后来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处死。
阿瑟·尤尔特，又名艾佛尔托，1931年11月化名哈里·伯杰，持美国护照到上海，领导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问题发生争论，1934年7月回苏联。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鼓动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政治、军事和各种特殊技能，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终于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他们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指示意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鉴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加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苏联方面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便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几经磋商，斯大林最终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曾用名李特罗夫、华夫。李德是他进入中央苏区后才使用的名字。1900年9月，他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斯马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位教师，兄弟姐妹六人。6岁失忆，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读完小学课程，并获得奖学金，升入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应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服务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先后三次被捕，经组织营救越狱逃往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1929年春，他获准进入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接受过西方军事理论中从列兵到团指挥的基本专业训练。
他到中国的真实身份，是承担苏联军方情报工作。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场“钦差大臣”的悲喜剧，随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收回军事指挥权。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从瑞金到瓦窑堡、保安、延安，他在帮助建立红军大学，以及在军事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间，他刚到中央苏区不久，33岁，时常龙性大发，指望有随军女性陪夜，但苏区没有妓女。他想找个伴侣，“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他在瑞金的住处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李坚，物色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广东籍女同志。她是一位工农出身的低级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
1938年，李德与来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恋爱结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胳臂跌伤，中央同意李德同机返回苏联。李丽莲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
后来这两位女同志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其实，他在来中国以前就已经有过两次婚姻。这两次婚姻和在苏区的婚姻，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都只字未提。
离开中国后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后，等待李德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李德回忆录中所说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就是共产国际监委会组织的对他在中国期间工作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依据材料是中共中央陆续送达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在中国写的检讨，并召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刘亚楼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苏区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亲历过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之苦，遵义会议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资格不够未能参加，现在正好有机会要把这个“洋顾问”瞎指挥的混账事全部抖落出来。
“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少军事?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还会什么?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刘亚楼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气愤，从军事指挥到生活作风，从控诉到责问。“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训人，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很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针锋相对道:“你还想抵赖!你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连忙辩解:“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什么鸟顾问，只会找女人，在‘独立房子’里逞威风，上了战场竟是草包一个!”因为带着切肤之痛，刘亚楼的嗓门大了，火也旺了。
会场上的苏联同志听了不以为然，认为骂人不算路线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任弼时马上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由周站起来说，刘亚楼同志发言比较激动，是因为他所在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话带了火气，请大家谅解。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 “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最初决策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会间休息时，佛罗林问李德为什么这么紧张。李德用德语回答:“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
接下来的会议，主持人让苏联和德国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也都发言，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做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但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他恢复原名奥托·布劳恩，被分配在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参加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著作翻译成俄文的工作。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一度从事对战俘的教育改造，并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出版社，转而将苏联的政治、文学读物翻译成德文。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迫于政治气候压力，他不情愿地回到东德，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向中共发难，并在《地平线》周刊上陆续刊载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1973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其为“一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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